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人为个，二人为双，三人为众，四人为帮。
帮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帮”的力量远比“个”、“双”、“众” 的力量大。
一、浙江商帮
“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及求实精神”是浙江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江海铸就了“浙商”不畏风险、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他们善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兼有南北商人之长，重实利，口碑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通的处世之术，有人曾形容“浙江人是商界交际花，并且是攻于心计的交际花”。
浙江商圈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温州是“中国私营企业之都”。温州人有超前意识，务实肯干，愿意从小做起，以小商品做大市场，人们称，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善于识别和捕捉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机会，分析市场空隙，满足市场需求，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人勇于抛弃面子观念，不怕碰壁，不怕给脸色，温州购销大军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曾经以质量取胜挤走了韩国人，得到美国陆军部的订货，为美军生产全部的军用徽章和军服。
温州的经商模式具有“七长八短”的特点。
“七长”——温州模式的七大优势：一长，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二长，市场导向办企业。三长，营销布阵。四长，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五长，开始就能抱团做大，形成一批龙头苗头。六长，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七长，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
“八短”——温州模式的八处硬伤：一短，企业规模高速增长，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如今赚钱难了！二短，管理粗放落后——老板意志，缺少制度化管理。三短，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温州上市公司数量极少。四短，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创业元老归宿难题。五短，重量级人才短缺——兵多将少缺帅才。六短，学习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危机感。七短，小老板心态，鸡头主义，小富即安，甚至于玩物丧志。八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重视研究开发，只注重模仿。
二、上海商帮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是商家必争之地，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呈现出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文化：①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在近代形成全国有名的“海派”；②精明是上海人给人最深的印象；③公平合理观念也来自西方，成为“海派”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④常与西方打交道而西化洋气，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有包容意识。
总体来讲，南方商人（岭南、江浙）都精明，但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精明之至，上海商人都是“门槛精”、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外国人常说“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一家韩国报纸甚至公开声称“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但上海人始终摆脱不了给人“精明而小气，谨慎而胆小”的形象。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要注意：①不要企图“斩”上海人，挣钱不要有太大的企求，同时对上海商人也不必过于小心，知理的上海人不会提出非分之想。②上海商人做生意十分谨慎，注意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也常因某个小问题而拖时间，让你感到谈判很累，成功较难。但是一旦成功，他们从合同到执行都会让你得心应手。③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他们做生意一向求稳求安。因此，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总把法律、法规作“保护神”，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概念。所以，和上海人做生意还要注意：①必须遵纪守法，符合法规、行规及政府规定；②必须签合同，且必须清清楚楚，面面俱到；③谈判要正规、正式；④谈判要注意理性分析，多估计后果，并有合理的对策，感情在与上海人的谈判中难以发挥作用；⑤必须认真履行合同。
长期的商业化影响，使上海人建立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他们讲实惠，关心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但情感因素淡化，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把礼尚往来作为等价交换，体现出较强的功利色彩。所以与上海人做生意还讲究：①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②他们谈判只关心利润，生意对手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合作就行；③谈判时要注重仪表、注重形象；④请客送礼要把握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既不要轻易受礼，还礼也须谨慎。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很讲“礼”。
以前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阿拉是上海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以上海为自豪，称外地人为“乡下人”，给人以“欺生”的感觉。改革开放后，过于精明的上海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退守式的精明。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上海人则是“见了绿灯悠着走，见了红灯不敢走，指责别人绕着走”，终于让广东人比了下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曾经下降了。但只要放开手脚，仍然是“东方明珠”，他们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自信、自尊。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上海人的自负，在生意中就双方的焦点应尽量客观分析，并表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如今，上海人脱胎换骨，变得豁达，变得大度，“崇洋而不媚外”，还善于建立新的“海外关系”，开始重新塑造出中国经济中心的新形象。
三、广东商帮
在靠山临海的独立单元里，广东人形成了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独有心理特质：①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外倾性格；②急功近利、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观；③开拓创新与坚强性格；④感情丰富、爱憎分明；⑤生机勃勃而又任性急躁；⑥机灵敏感、行为可塑但不厚重；⑦较强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能力。
广东人天生是经商的好料，无人不商，全民皆商，一生只做两件事：挣钱与花钱。每天生活在钱眼里，也不愿意出来。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面子与一切。他们还学会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重利、重表象、重流行。“敢为天下先”成为广东人商业精神的核心内容。“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搞经济建设奉行“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只要有利的事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所以民间有“东北人打架胆大，经商胆小；广东人经商胆大，打架胆小”的俗语流传。“要发财，忙起来。”广东人的发达发在观念和时间上。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框架之内，随时准备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并且善于借鸡生蛋：广东提供舞台，技术有人带来，管理有人操作，市场有人开拓。
从区域上看，广东商帮又细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类。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具有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现代意识。但广府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总体还停留在低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五长五短”。
“五长”是指：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三长，勤奋刻苦，具有永不疲倦的黄牛精神。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
“五短”是指：一短，机制创新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二短，国际背景商务知识运营的专业度缺乏——从土狗到群狼的变革难。三短，资金营运的能力较差——从产品挣钱走向用钱挣钱升级。四短，对专业人才的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五短，企业愿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
潮汕人，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从黄光裕到李嘉诚，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2004年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十几年前以400元出外闯荡，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身家过百亿，他来自潮汕。
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住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潮汕人多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为荣，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巨商李嘉诚投巨资创建了设备一流的汕头大学。
客家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宋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客家人以梅州为集中地，是古代广东的外来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大多被环境所逼而背井离乡，散居外地，有的移居海外。客家人来自祖国各地，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其代表人物是以“诚信”著称的段永平。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决定了两个企业的兴和衰。段永平说：“我们在企业中强调‘本分’这个概念。‘信誉是本分’，中国很多企业把信誉作为手段，我还你钱是为了向你借更多的钱，而步步高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一个下属向我汇报，说他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欺骗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个员工得到的肯定不是表场。因为欺骗不但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严重的还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北京商帮
北京商人是从传统商人、政府官员中脱胎出来的。经商方式多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市场不大，生意场面却最多，热衷于做大买卖。
“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人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职业之分，常用政治眼光去分析评价一切，于是就有了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要问什么事情能干，广东人是除了不能干的全都去干，上海人是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是能干的还要看一看。这使政治意识成为北京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意识淡薄和迟钝。
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最幽默的一群，也是爱侃大山的一群，总觉得生意是侃出来的。老板聚会，上海人你谦我让、斯文备至，而北京人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与北京人做生意要注意：①要有耐心让他们侃；②要善于引导掌握主动；③当心没人侃。
如今，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主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新一代儒商。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颗石子，打到的可能就是个博士。北京活跃着一群策划家和一批“头脑”企业，还兴起一个新的行业——猎头业，就是挖人的企业，专门猎取金融、贸易、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五、福建商帮
“海者，闽人之田”，“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地瘠民贫的地理环境将福建人推向大海，大海也练就了他们的商人品格，培育了他们的商业精神。福建人爱经商，经商当老板成为第一职业选择。“不当老板不算好猛男”。《爱拼才会赢》唱出了勇于开拓、敢拼敢闯的精神。他们也善经商，东南亚华侨巨商多为福建人。
福建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冒险精神。比如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生意人相媲美：①天生爱做生意；②家家有海外关系，擅长打“侨”牌；③认准了要干的就一定要干；④石狮人姓“民”不姓“官”；⑤石狮跑全国、跑世界，敢于推销石狮产品、宣传石狮形象。石狮老板的来源：一是摆过摊的；二是坐过牢的；三是上过山的；四是出过洋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品格：重信义、和为贵、奉献社会、热爱祖国和家乡、崇尚节俭。
六、香港商帮
港派商人将中西文化成功地对接，形成很有时代特征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港商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竞争的压力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中国人骨子里的悠闲被冲洗掉，代之以匆匆的步履、满心的欲望和喧嚣的生活，让人感到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于是港人常言“揾食艰难”，进而“搏命”。“搏命”的含义一方面是说要勤奋，干活要卖力；另一方面是说要有胆识，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人而无胆，百无一观”。说“搏一下”这比“试一下”要来得重要，叫人整顿精神，全力以赴，多少还带点冒险精神。然而，“搏”除了“搏命”更有“搏乱”之意，就是趁机作乱，趁火打劫，利用天下大乱成就个人事业。所以香港人有守规则的商人，也有许多“痞子”式的商人。
在港商看来，挣钱是人生第一要义，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都商业化了。聚财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并未瓦解，只是更多地加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金钱至上，个人第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容不得“蠢人”的社会，人们都善于“捞世界”（创造世界），也善于“叹世界”（享受生活）。所以工作勤奋、挣钱拼命的港人生活绝对不沉重，港人都会放松自己，享受人生。
（责任编辑 陈艳）
帮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帮”的力量远比“个”、“双”、“众” 的力量大。
一、浙江商帮
“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及求实精神”是浙江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江海铸就了“浙商”不畏风险、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他们善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兼有南北商人之长，重实利，口碑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通的处世之术，有人曾形容“浙江人是商界交际花，并且是攻于心计的交际花”。
浙江商圈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温州是“中国私营企业之都”。温州人有超前意识，务实肯干，愿意从小做起，以小商品做大市场，人们称，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善于识别和捕捉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机会，分析市场空隙，满足市场需求，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人勇于抛弃面子观念，不怕碰壁，不怕给脸色，温州购销大军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曾经以质量取胜挤走了韩国人，得到美国陆军部的订货，为美军生产全部的军用徽章和军服。
温州的经商模式具有“七长八短”的特点。
“七长”——温州模式的七大优势：一长，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二长，市场导向办企业。三长，营销布阵。四长，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五长，开始就能抱团做大，形成一批龙头苗头。六长，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七长，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
“八短”——温州模式的八处硬伤：一短，企业规模高速增长，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如今赚钱难了！二短，管理粗放落后——老板意志，缺少制度化管理。三短，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温州上市公司数量极少。四短，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创业元老归宿难题。五短，重量级人才短缺——兵多将少缺帅才。六短，学习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危机感。七短，小老板心态，鸡头主义，小富即安，甚至于玩物丧志。八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重视研究开发，只注重模仿。
二、上海商帮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是商家必争之地，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呈现出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文化：①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在近代形成全国有名的“海派”；②精明是上海人给人最深的印象；③公平合理观念也来自西方，成为“海派”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④常与西方打交道而西化洋气，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有包容意识。
总体来讲，南方商人（岭南、江浙）都精明，但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精明之至，上海商人都是“门槛精”、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外国人常说“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一家韩国报纸甚至公开声称“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但上海人始终摆脱不了给人“精明而小气，谨慎而胆小”的形象。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要注意：①不要企图“斩”上海人，挣钱不要有太大的企求，同时对上海商人也不必过于小心，知理的上海人不会提出非分之想。②上海商人做生意十分谨慎，注意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也常因某个小问题而拖时间，让你感到谈判很累，成功较难。但是一旦成功，他们从合同到执行都会让你得心应手。③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他们做生意一向求稳求安。因此，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总把法律、法规作“保护神”，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概念。所以，和上海人做生意还要注意：①必须遵纪守法，符合法规、行规及政府规定；②必须签合同，且必须清清楚楚，面面俱到；③谈判要正规、正式；④谈判要注意理性分析，多估计后果，并有合理的对策，感情在与上海人的谈判中难以发挥作用；⑤必须认真履行合同。
长期的商业化影响，使上海人建立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他们讲实惠，关心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但情感因素淡化，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把礼尚往来作为等价交换，体现出较强的功利色彩。所以与上海人做生意还讲究：①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②他们谈判只关心利润，生意对手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合作就行；③谈判时要注重仪表、注重形象；④请客送礼要把握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既不要轻易受礼，还礼也须谨慎。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很讲“礼”。
以前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阿拉是上海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以上海为自豪，称外地人为“乡下人”，给人以“欺生”的感觉。改革开放后，过于精明的上海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退守式的精明。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上海人则是“见了绿灯悠着走，见了红灯不敢走，指责别人绕着走”，终于让广东人比了下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曾经下降了。但只要放开手脚，仍然是“东方明珠”，他们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自信、自尊。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上海人的自负，在生意中就双方的焦点应尽量客观分析，并表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如今，上海人脱胎换骨，变得豁达，变得大度，“崇洋而不媚外”，还善于建立新的“海外关系”，开始重新塑造出中国经济中心的新形象。
三、广东商帮
在靠山临海的独立单元里，广东人形成了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独有心理特质：①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外倾性格；②急功近利、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观；③开拓创新与坚强性格；④感情丰富、爱憎分明；⑤生机勃勃而又任性急躁；⑥机灵敏感、行为可塑但不厚重；⑦较强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能力。
广东人天生是经商的好料，无人不商，全民皆商，一生只做两件事：挣钱与花钱。每天生活在钱眼里，也不愿意出来。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面子与一切。他们还学会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重利、重表象、重流行。“敢为天下先”成为广东人商业精神的核心内容。“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搞经济建设奉行“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只要有利的事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所以民间有“东北人打架胆大，经商胆小；广东人经商胆大，打架胆小”的俗语流传。“要发财，忙起来。”广东人的发达发在观念和时间上。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框架之内，随时准备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并且善于借鸡生蛋：广东提供舞台，技术有人带来，管理有人操作，市场有人开拓。
从区域上看，广东商帮又细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类。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具有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现代意识。但广府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总体还停留在低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五长五短”。
“五长”是指：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三长，勤奋刻苦，具有永不疲倦的黄牛精神。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
“五短”是指：一短，机制创新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二短，国际背景商务知识运营的专业度缺乏——从土狗到群狼的变革难。三短，资金营运的能力较差——从产品挣钱走向用钱挣钱升级。四短，对专业人才的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五短，企业愿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
潮汕人，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从黄光裕到李嘉诚，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2004年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十几年前以400元出外闯荡，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身家过百亿，他来自潮汕。
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住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潮汕人多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为荣，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巨商李嘉诚投巨资创建了设备一流的汕头大学。
客家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宋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客家人以梅州为集中地，是古代广东的外来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大多被环境所逼而背井离乡，散居外地，有的移居海外。客家人来自祖国各地，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其代表人物是以“诚信”著称的段永平。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决定了两个企业的兴和衰。段永平说：“我们在企业中强调‘本分’这个概念。‘信誉是本分’，中国很多企业把信誉作为手段，我还你钱是为了向你借更多的钱，而步步高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一个下属向我汇报，说他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欺骗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个员工得到的肯定不是表场。因为欺骗不但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严重的还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北京商帮
北京商人是从传统商人、政府官员中脱胎出来的。经商方式多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市场不大，生意场面却最多，热衷于做大买卖。
“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人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职业之分，常用政治眼光去分析评价一切，于是就有了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要问什么事情能干，广东人是除了不能干的全都去干，上海人是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是能干的还要看一看。这使政治意识成为北京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意识淡薄和迟钝。
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最幽默的一群，也是爱侃大山的一群，总觉得生意是侃出来的。老板聚会，上海人你谦我让、斯文备至，而北京人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与北京人做生意要注意：①要有耐心让他们侃；②要善于引导掌握主动；③当心没人侃。
如今，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主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新一代儒商。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颗石子，打到的可能就是个博士。北京活跃着一群策划家和一批“头脑”企业，还兴起一个新的行业——猎头业，就是挖人的企业，专门猎取金融、贸易、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五、福建商帮
“海者，闽人之田”，“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地瘠民贫的地理环境将福建人推向大海，大海也练就了他们的商人品格，培育了他们的商业精神。福建人爱经商，经商当老板成为第一职业选择。“不当老板不算好猛男”。《爱拼才会赢》唱出了勇于开拓、敢拼敢闯的精神。他们也善经商，东南亚华侨巨商多为福建人。
福建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冒险精神。比如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生意人相媲美：①天生爱做生意；②家家有海外关系，擅长打“侨”牌；③认准了要干的就一定要干；④石狮人姓“民”不姓“官”；⑤石狮跑全国、跑世界，敢于推销石狮产品、宣传石狮形象。石狮老板的来源：一是摆过摊的；二是坐过牢的；三是上过山的；四是出过洋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品格：重信义、和为贵、奉献社会、热爱祖国和家乡、崇尚节俭。
六、香港商帮
港派商人将中西文化成功地对接，形成很有时代特征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港商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竞争的压力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中国人骨子里的悠闲被冲洗掉，代之以匆匆的步履、满心的欲望和喧嚣的生活，让人感到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于是港人常言“揾食艰难”，进而“搏命”。“搏命”的含义一方面是说要勤奋，干活要卖力；另一方面是说要有胆识，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人而无胆，百无一观”。说“搏一下”这比“试一下”要来得重要，叫人整顿精神，全力以赴，多少还带点冒险精神。然而，“搏”除了“搏命”更有“搏乱”之意，就是趁机作乱，趁火打劫，利用天下大乱成就个人事业。所以香港人有守规则的商人，也有许多“痞子”式的商人。
在港商看来，挣钱是人生第一要义，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都商业化了。聚财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并未瓦解，只是更多地加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金钱至上，个人第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容不得“蠢人”的社会，人们都善于“捞世界”（创造世界），也善于“叹世界”（享受生活）。所以工作勤奋、挣钱拼命的港人生活绝对不沉重，港人都会放松自己，享受人生。
（责任编辑 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