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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李爱德和他的伙伴重走长征路的徒步考察之旅源自一个偶然的念头。
但是，真正从一个念头转变成具体行动，其艰难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正是那无法历数的艰难困苦，帮助他深刻贴近红军长征这段历史。
“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这是李爱德重走长征路的初衷。
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Ed Jocelyn）先后三次踏上重走长征路的旅途。
第一次，他和自己的英国同伴马普安花了三百八十四天时间走完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从江西于都徒步走到陕北吴起，沿途采访老红军和当地老百姓，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第二次，和中国同伴杨肖花了三百三十八天走完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这条鲜为人知的路让他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了解。
第三次是重走红六军团所走过的高原路。
李爱德用“长1”、“长2”、“长6”指代自己所走过的这三条长征路。他的壮举，使他成为最痴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外国人。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
李爱德和马普安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准备了两年，在路上行走了一年。
为了这次被称为“一生中最大的赌注”的历史考察式的徒步之旅，他们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有三年时间都在忙活这件事。
对于一个热衷于用脚来挖掘历史的年轻学者来说，长征的确是一条“伟大的远征级徒步线路”。这个念头一经诞生就无法摆脱，有点疯狂，也让他们兴奋不已。
2000年“五一”节，李爱德和马普安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
想象着六十五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途中与敌人奋战，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李爱德196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5岁时随家人迁至英国曼彻斯特。马普安1966年出生于南非开普顿，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
1987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英国柯彻斯特大学相识时，对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仍一无所知，惟一的概念就是老师提到中国时曾说：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
对于长征，他们更是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问我们长征（LONG MARCH）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李爱德说。
在大学里，他们开始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他们开始听说长征。马普安说，“报纸上，LONG MARCH是非常有名的标题，也知道这是一个毛泽东走路的故事。但总是只有两句话，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他就不知道了。”
渐渐的，“长征”这个词对于他们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
十年以后，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但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仍是一头雾水。而马普安也是一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97年，马普安在中国读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真正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三年后，他把这本书借给李爱德看。他们第一次聊起了长征。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这个提议起初被当作玩笑，并没有考虑是否真要实施。但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李爱德说，“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路线。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神话。那些参加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世。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
投下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真正迈出长征的第一步，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2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李爱德和马普安跨过赣南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迈出了长征考察之旅的第一步。
于都河，是当年参加红军的曾少东与母亲告别的地方。
2001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北京拜访了已经成为将军的曾少东，这位老将军在自己装修简朴的四合院接待了两位外国年轻人。
曾少东告诉他们，自己1934年5月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孩子。“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
1934年10月16日，86000名红军战士背井离乡，离开江西的家开始长征。“我的妈妈在于都河等我回来。”曾少东说，“许多人家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一年后，曾少东到了中国大西北，只有几千人活着到了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被杀戮，被活活饿死；看到有人从山崖上跌下来，有人掉进河里；看着同志们被沼泽一点点吞噬，被野蛮部落的人杀害，误食不明植物和污水而中毒，或者因为体力耗尽而慢慢地死去。他曾饥不择食，甚至在先头部队战友们的粪便中寻找未消化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当我们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那些死去的战士被后边跟上的战士掩埋起来。有些人病得太重了，只能停下来等死。”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告诉幸存者们，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样的成就将会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是英雄之师。
在结束访谈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问曾少东：“我们想重走长征路，你认为能成功吗？” “不可能。”曾少东说，“太难了，你们不可能走完长征。”
但是，他们还是开始准备了，辞去工作，一边恶补中文，一边强化体能训练，设计“行军”路线。他们买了一台海事卫星电话，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并准备了净水器、药品、干粮和帐篷等，接种了各种防疫疫苗，还事先联系好了SOS急救中心。
他们将出发日期选在10月16日，这是当年红一方面军出发远征的日子。
“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六十八年前的红军更乐观。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前面的路会是怎样：雪山的坚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二万五千里。”李爱德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出发时的心情。
行军路上的窘迫和收获
两个大学时代的好友就这样开始了人生路上的一次探险，一走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在每天平均步行40公里、身体极度疲劳的状态下，沿途的优美风景根本无暇欣赏，萦绕在他们脑子里的经常是“离下一个目的地还有多远”和“晚饭吃些什么”这样最基本的生存念头。
“每天最困难的就是起床，太累了。起床前都会想，今天前面有什么？可能3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路根本不明确，要一边走一边问。吃什么、晚上住哪，都不知道。如果冬天，就更难受，我们睡觉一件衣服不脱，还要再加衣服，把帽子、手套都戴上，可还是冷。每天都要说服自己起床赶路，上路了以后，就必须继续走，要不然赶不到目的地……”
最艰难的时候，马普安记录了心中的困惑：“……不管是错还是对，我们都要重走长征，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些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
他们为自己制定了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绝不搭车。他们统计了一下，沿途问他们为何不坐公共汽车者达3268人。
过雪山草地时，藏族牧民领着他们逃离了噬人的沼泽；在第一百九十九天徒步涉过贵州紫云的坝洋河时，李爱德困在湍急漩涡中被当地四位村民救起；有几十天他们都在深山老林中跋涉，竟忘记了平路该怎么行走。终于走到平地上时，马普安拄着拐杖差点栽了个跟斗。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行军，模仿红军把生字写在前者的背上记忆汉字。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却还是措手不及。后来马普安得了慢性胃病，瘦得皮包骨头，不得不中途返回北京治疗了三周。
困扰他们的问题始终存在，比如“找路”“问路”“和当地人沟通”，被地方官员审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问题他们一一记录在日记中。
和中国农民在路上相处的一年，他们逐渐习惯了自己引起的“看老外”的现象，习惯了“问路”的不确定性，也学会了对当地人的说法充耳不闻。“昨天我们在不同地方遇到的人都坚持说‘腊子口肯定没有住的地方’。结果到了腊子口，我们甚至可以在40块钱的旅馆和200块钱的休假别墅之间作选择。”
从草地尽头的若尔盖开始，他们就在不停地盘算到达的日期。爱德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自己到了吴起，通常会梦见他们到晚了，错过了欢迎派对。
2003年11月3日，李爱德和马普安终于到达吴起县城。横跨县城的桥上和周围聚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孩子。他们伸手跟人们握手，人群一下子涌过来，把他们包围在中间。
他们被人群簇拥着来到吴起县县长跟前。“在其他任何时刻，我们也不可能比现在更高兴、更胡子拉碴、更气味难闻了。”两个在中国西部行走了三百八十四天，已经两个礼拜没刮胡子，五天没洗漱过的英国小伙儿就这样被如潮的学生卷过了新长征终点线。
真正走完长征全程，抵达终点时，李爱德才真正体会到曾少东那句“不可能，重走长征太难了”。
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一年的特殊旅程，给他们带来一些后遗症。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适应城市的节奏。关注他们的媒体更多了，自然带来一些困扰，但也给他们的历史考察带来便利之处。
“越来越多的老红军知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就成了李爱德和马普安那两年的生活状态。
很多记者都会问李爱德一句话：那三百八十四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放弃，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呢？我们不是红军战士，没有生死攸关的理由再继续走下去。然而，我每次都要与放弃的念头进行斗争，自己说服自己，我们的动力来自不能欺骗自己的决心。”
马普安说，重走长征路并不是要亲身重历当时的一切，而是想去理解红军走长征的感受。老红军陈政办对他说，在长征中有成千上万的长征者，他们职位不同、部队不同、参加长征的时间也不同。一个典型的长征者通常要携带“枪弹和行李，二三十斤，行李不重，就一公斤”。
马普安和李爱德通常要携带摄像机和拐棍，外加一个五六十斤重的背包。这让他觉得自己像红三方面军里面那些不走运的厨师。老红军薛德明告诉他们：“部队里有人做饭，一个连有个大锅，炊事员背着有50斤，铁的。当时我背一支步枪、手榴弹，有时三个有时两个。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吃不到。”
杨劲老红军告诉他们：“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重走长征路之后，马普安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重走长征之旅，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们看到长征沿途的村庄，衣食住需求基本上可以满足，每个地方都可以限量用电。年轻人不论个头还是营养都比父辈好得多，更不用说和爷爷一辈的人比了。学校校舍通常比较新，几乎人人都念完了初中。孩子们常充当我们的翻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而他们的父辈还用当地土话交流。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帮他们的父母打理生意，他们会算账，能够处理小卖部和饭馆之间的现金交易。” 旅途中，两个人轮流扮演教官的角色。这个角色对每个人都具有挑战性。“有时我看见他可怜兮兮地蜷缩在背包上，但不得不让他起来继续走。即使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我们还是站起来，去面对新长征的下一步。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仅有一次，我在曲靖生病的时候就几乎被击垮了。那种感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想再体验。”马普安回忆道。
用双脚探寻历史
重走长征路即将结束时，路透社电视台制片人Elke Rohme曾问李爱德：“你会再走长征吗？”李爱德说：“不，决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毫不怀疑。
可仅仅两年后，他再次踏上了被称为“新长征2”的徒步之旅，这次他的搭档是中国伙伴杨肖。
在李爱德看来，“新长征2”并不是再次重走长征路，而是走完整的长征路。“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著名行程只是长征故事的一半，其实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险与磨难丝毫不会比红一方面军所经历的逊色。”
1935年11月19日，留在湖南的红二、红六军团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他们选择的行军路线比红一方面军要更靠西一些，部队直指云南丽江，翻越了玉龙雪山，穿越了川藏接壤的高原。在长征的过程中，由贺龙和肖克领导的红二和红六军团合并成了红二方面军，最终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会师。
2005年11月19日，李爱德和自己的中国同伴杨肖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线路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堡乡进发。
这条线路是七十年来首次有人重走。李爱德和杨肖的“新长征2”徒步历史考察历时三百三十八天、历程5500公里；途经6个省区，穿越了3个高原、4个藏区；高原路段超过全程的一半。翻越了至少15个季节性雪山的垭口，这些垭口的海拔高度都超过了4000米。在高原草地上（其中包括高原湿地）的行程长达三十二天，在野外露营超过了一百个夜晚。
2006年10月22日，他们的旅程完成之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完成他们自己长征的七十周年纪念日。
两次新长征路线不同，初衷却是一致的：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一路上，李爱德尽可能多地寻访老红军和见证过红军长征的当地村民及其后人。“我们希望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通战士的想法，从而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参加革命。”
李爱德曾看到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大意是讲长征并不伟大，只是毛泽东为了宣传编造的一个谎言。他十分愤怒。“我接触过许多老红军，以及他们的家属，当他们说到那段往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而不会笑，这不可能也是为了宣传吧。”
2007年7月3日，李爱德和杨肖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出发，第三次踏上长征路，沿着红军第六军团于1936年的长征路线徒步探险。当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是在香格里拉分头北上后在甘孜会合，他们沿着这条高原长征路，两个月内徒步800公里，一路上拜访所有与长征有关联的人，寻找相关红军的后人和资料，记录和拍下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这次考察又命名为“新长征6”。这次他们的队员又增加了两名。
2011年，李爱德入选“泊客中国”盛典的嘉宾，成为因长征情结而闻名的老外。颁奖词中写道：李爱德三次踏上不可复制的长征路，他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贴近，去踏寻那段曾经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道，也是一次走进历史的重合之旅。
如今，李爱德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征通”，就连他的妈妈也成了半个“长征通”。李爱德的妈妈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的重走计划，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于是给妈妈买了很多关于长征的书和中国地图，还经常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到哪里了。每到一地，爱德的妈妈就在地图上画上圈儿，几年下来，她对长征沿途那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都了然于胸了。
李爱德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探寻着这段历史，不知不觉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新长征记录。回首长征徒步考察之旅，他们不无自豪。
这是他们一起完成的一个杰作。
但是，真正从一个念头转变成具体行动，其艰难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正是那无法历数的艰难困苦，帮助他深刻贴近红军长征这段历史。
“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这是李爱德重走长征路的初衷。
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Ed Jocelyn）先后三次踏上重走长征路的旅途。
第一次，他和自己的英国同伴马普安花了三百八十四天时间走完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从江西于都徒步走到陕北吴起，沿途采访老红军和当地老百姓，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第二次，和中国同伴杨肖花了三百三十八天走完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这条鲜为人知的路让他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了解。
第三次是重走红六军团所走过的高原路。
李爱德用“长1”、“长2”、“长6”指代自己所走过的这三条长征路。他的壮举，使他成为最痴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外国人。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
李爱德和马普安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准备了两年，在路上行走了一年。
为了这次被称为“一生中最大的赌注”的历史考察式的徒步之旅，他们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有三年时间都在忙活这件事。
对于一个热衷于用脚来挖掘历史的年轻学者来说，长征的确是一条“伟大的远征级徒步线路”。这个念头一经诞生就无法摆脱，有点疯狂，也让他们兴奋不已。
2000年“五一”节，李爱德和马普安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
想象着六十五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途中与敌人奋战，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李爱德196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5岁时随家人迁至英国曼彻斯特。马普安1966年出生于南非开普顿，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
1987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英国柯彻斯特大学相识时，对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仍一无所知，惟一的概念就是老师提到中国时曾说：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
对于长征，他们更是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问我们长征（LONG MARCH）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李爱德说。
在大学里，他们开始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他们开始听说长征。马普安说，“报纸上，LONG MARCH是非常有名的标题，也知道这是一个毛泽东走路的故事。但总是只有两句话，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他就不知道了。”
渐渐的，“长征”这个词对于他们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
十年以后，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但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仍是一头雾水。而马普安也是一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97年，马普安在中国读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真正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三年后，他把这本书借给李爱德看。他们第一次聊起了长征。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这个提议起初被当作玩笑，并没有考虑是否真要实施。但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李爱德说，“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路线。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神话。那些参加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世。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
投下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真正迈出长征的第一步，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2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李爱德和马普安跨过赣南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迈出了长征考察之旅的第一步。
于都河，是当年参加红军的曾少东与母亲告别的地方。
2001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北京拜访了已经成为将军的曾少东，这位老将军在自己装修简朴的四合院接待了两位外国年轻人。
曾少东告诉他们，自己1934年5月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孩子。“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
1934年10月16日，86000名红军战士背井离乡，离开江西的家开始长征。“我的妈妈在于都河等我回来。”曾少东说，“许多人家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一年后，曾少东到了中国大西北，只有几千人活着到了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被杀戮，被活活饿死；看到有人从山崖上跌下来，有人掉进河里；看着同志们被沼泽一点点吞噬，被野蛮部落的人杀害，误食不明植物和污水而中毒，或者因为体力耗尽而慢慢地死去。他曾饥不择食，甚至在先头部队战友们的粪便中寻找未消化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当我们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那些死去的战士被后边跟上的战士掩埋起来。有些人病得太重了，只能停下来等死。”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告诉幸存者们，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样的成就将会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是英雄之师。
在结束访谈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问曾少东：“我们想重走长征路，你认为能成功吗？” “不可能。”曾少东说，“太难了，你们不可能走完长征。”
但是，他们还是开始准备了，辞去工作，一边恶补中文，一边强化体能训练，设计“行军”路线。他们买了一台海事卫星电话，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并准备了净水器、药品、干粮和帐篷等，接种了各种防疫疫苗，还事先联系好了SOS急救中心。
他们将出发日期选在10月16日，这是当年红一方面军出发远征的日子。
“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六十八年前的红军更乐观。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前面的路会是怎样：雪山的坚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二万五千里。”李爱德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出发时的心情。
行军路上的窘迫和收获
两个大学时代的好友就这样开始了人生路上的一次探险，一走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在每天平均步行40公里、身体极度疲劳的状态下，沿途的优美风景根本无暇欣赏，萦绕在他们脑子里的经常是“离下一个目的地还有多远”和“晚饭吃些什么”这样最基本的生存念头。
“每天最困难的就是起床，太累了。起床前都会想，今天前面有什么？可能3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路根本不明确，要一边走一边问。吃什么、晚上住哪，都不知道。如果冬天，就更难受，我们睡觉一件衣服不脱，还要再加衣服，把帽子、手套都戴上，可还是冷。每天都要说服自己起床赶路，上路了以后，就必须继续走，要不然赶不到目的地……”
最艰难的时候，马普安记录了心中的困惑：“……不管是错还是对，我们都要重走长征，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些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
他们为自己制定了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绝不搭车。他们统计了一下，沿途问他们为何不坐公共汽车者达3268人。
过雪山草地时，藏族牧民领着他们逃离了噬人的沼泽；在第一百九十九天徒步涉过贵州紫云的坝洋河时，李爱德困在湍急漩涡中被当地四位村民救起；有几十天他们都在深山老林中跋涉，竟忘记了平路该怎么行走。终于走到平地上时，马普安拄着拐杖差点栽了个跟斗。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行军，模仿红军把生字写在前者的背上记忆汉字。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却还是措手不及。后来马普安得了慢性胃病，瘦得皮包骨头，不得不中途返回北京治疗了三周。
困扰他们的问题始终存在，比如“找路”“问路”“和当地人沟通”，被地方官员审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问题他们一一记录在日记中。
和中国农民在路上相处的一年，他们逐渐习惯了自己引起的“看老外”的现象，习惯了“问路”的不确定性，也学会了对当地人的说法充耳不闻。“昨天我们在不同地方遇到的人都坚持说‘腊子口肯定没有住的地方’。结果到了腊子口，我们甚至可以在40块钱的旅馆和200块钱的休假别墅之间作选择。”
从草地尽头的若尔盖开始，他们就在不停地盘算到达的日期。爱德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自己到了吴起，通常会梦见他们到晚了，错过了欢迎派对。
2003年11月3日，李爱德和马普安终于到达吴起县城。横跨县城的桥上和周围聚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孩子。他们伸手跟人们握手，人群一下子涌过来，把他们包围在中间。
他们被人群簇拥着来到吴起县县长跟前。“在其他任何时刻，我们也不可能比现在更高兴、更胡子拉碴、更气味难闻了。”两个在中国西部行走了三百八十四天，已经两个礼拜没刮胡子，五天没洗漱过的英国小伙儿就这样被如潮的学生卷过了新长征终点线。
真正走完长征全程，抵达终点时，李爱德才真正体会到曾少东那句“不可能，重走长征太难了”。
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一年的特殊旅程，给他们带来一些后遗症。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适应城市的节奏。关注他们的媒体更多了，自然带来一些困扰，但也给他们的历史考察带来便利之处。
“越来越多的老红军知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就成了李爱德和马普安那两年的生活状态。
很多记者都会问李爱德一句话：那三百八十四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放弃，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呢？我们不是红军战士，没有生死攸关的理由再继续走下去。然而，我每次都要与放弃的念头进行斗争，自己说服自己，我们的动力来自不能欺骗自己的决心。”
马普安说，重走长征路并不是要亲身重历当时的一切，而是想去理解红军走长征的感受。老红军陈政办对他说，在长征中有成千上万的长征者，他们职位不同、部队不同、参加长征的时间也不同。一个典型的长征者通常要携带“枪弹和行李，二三十斤，行李不重，就一公斤”。
马普安和李爱德通常要携带摄像机和拐棍，外加一个五六十斤重的背包。这让他觉得自己像红三方面军里面那些不走运的厨师。老红军薛德明告诉他们：“部队里有人做饭，一个连有个大锅，炊事员背着有50斤，铁的。当时我背一支步枪、手榴弹，有时三个有时两个。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吃不到。”
杨劲老红军告诉他们：“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重走长征路之后，马普安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重走长征之旅，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们看到长征沿途的村庄，衣食住需求基本上可以满足，每个地方都可以限量用电。年轻人不论个头还是营养都比父辈好得多，更不用说和爷爷一辈的人比了。学校校舍通常比较新，几乎人人都念完了初中。孩子们常充当我们的翻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而他们的父辈还用当地土话交流。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帮他们的父母打理生意，他们会算账，能够处理小卖部和饭馆之间的现金交易。” 旅途中，两个人轮流扮演教官的角色。这个角色对每个人都具有挑战性。“有时我看见他可怜兮兮地蜷缩在背包上，但不得不让他起来继续走。即使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我们还是站起来，去面对新长征的下一步。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仅有一次，我在曲靖生病的时候就几乎被击垮了。那种感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想再体验。”马普安回忆道。
用双脚探寻历史
重走长征路即将结束时，路透社电视台制片人Elke Rohme曾问李爱德：“你会再走长征吗？”李爱德说：“不，决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毫不怀疑。
可仅仅两年后，他再次踏上了被称为“新长征2”的徒步之旅，这次他的搭档是中国伙伴杨肖。
在李爱德看来，“新长征2”并不是再次重走长征路，而是走完整的长征路。“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著名行程只是长征故事的一半，其实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险与磨难丝毫不会比红一方面军所经历的逊色。”
1935年11月19日，留在湖南的红二、红六军团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他们选择的行军路线比红一方面军要更靠西一些，部队直指云南丽江，翻越了玉龙雪山，穿越了川藏接壤的高原。在长征的过程中，由贺龙和肖克领导的红二和红六军团合并成了红二方面军，最终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会师。
2005年11月19日，李爱德和自己的中国同伴杨肖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线路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堡乡进发。
这条线路是七十年来首次有人重走。李爱德和杨肖的“新长征2”徒步历史考察历时三百三十八天、历程5500公里；途经6个省区，穿越了3个高原、4个藏区；高原路段超过全程的一半。翻越了至少15个季节性雪山的垭口，这些垭口的海拔高度都超过了4000米。在高原草地上（其中包括高原湿地）的行程长达三十二天，在野外露营超过了一百个夜晚。
2006年10月22日，他们的旅程完成之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完成他们自己长征的七十周年纪念日。
两次新长征路线不同，初衷却是一致的：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一路上，李爱德尽可能多地寻访老红军和见证过红军长征的当地村民及其后人。“我们希望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通战士的想法，从而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参加革命。”
李爱德曾看到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大意是讲长征并不伟大，只是毛泽东为了宣传编造的一个谎言。他十分愤怒。“我接触过许多老红军，以及他们的家属，当他们说到那段往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而不会笑，这不可能也是为了宣传吧。”
2007年7月3日，李爱德和杨肖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出发，第三次踏上长征路，沿着红军第六军团于1936年的长征路线徒步探险。当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是在香格里拉分头北上后在甘孜会合，他们沿着这条高原长征路，两个月内徒步800公里，一路上拜访所有与长征有关联的人，寻找相关红军的后人和资料，记录和拍下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这次考察又命名为“新长征6”。这次他们的队员又增加了两名。
2011年，李爱德入选“泊客中国”盛典的嘉宾，成为因长征情结而闻名的老外。颁奖词中写道：李爱德三次踏上不可复制的长征路，他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贴近，去踏寻那段曾经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道，也是一次走进历史的重合之旅。
如今，李爱德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征通”，就连他的妈妈也成了半个“长征通”。李爱德的妈妈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的重走计划，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于是给妈妈买了很多关于长征的书和中国地图，还经常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到哪里了。每到一地，爱德的妈妈就在地图上画上圈儿，几年下来，她对长征沿途那些鲜为人知的名字都了然于胸了。
李爱德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探寻着这段历史，不知不觉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新长征记录。回首长征徒步考察之旅，他们不无自豪。
这是他们一起完成的一个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