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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在大都就义距今已经700多年了，但人们对文天祥的纪念却经久不衰，历代对文天祥的敬仰和赞誉几乎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在元代，当时的统治者也允许他的塑像和牌位奉入学宫，至于明清两代对他的称颂更是不断。现在更给他加上了“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的桂冠。文天祥的光辉形象已经深深的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
南宋理宗（赵均）端平三年丙申（1236）五月初二日，文天祥诞生于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出生前夕，祖父文时用梦见他“腾紫云而上”，乃“命名云孙”，成人后朋友们为他起字天祥。
文天祥从小就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七岁以前，文天祥及其兄弟都在家塾读书。开始，父亲文仪还聘请国子监的老师来家塾上课，后家庭经济匮乏，教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文仪的肩上了。文仪管教孩子甚严。文天祥兄弟白天听课，晚上温习，直到完全理解了课文内容，才能休息。书中的格言警语，都要随手抄下，满贴书斋墙壁。正课之余，文天祥还极其爱读忠臣传。这促使他的爱国思想得以滋生和发展。他后来成为一代民族英雄，同幼小时候的这种培育是分不开的。
文天祥十八岁时参加乡校考试，名列前茅，便进入邑校（庐陵县学校）读书。在庐陵读书期间，文天样在庐陵学宫看到了被人祭祀的几位本朝乡贤的画像，他们是：支持政治改苹而屡遭贬默的欧阳修，被金兵所虏而至死不屈的杨邦义，力主抗金而请诛秦桧等民族败类的胡锉。他深为这几位名臣志士的事绩所感动，慷慨发誓：“设不俎豆其间，非夫也！”这表明他对民族危机有了深刻认识，愿为民族献身有了坚强的决心。
二十岁时，文天祥在白鸳洲书院读书。文天祥入读白鹭书院的时候，正值欧阳守道做山长。欧阳守道字公权，晚年号翼斋，吉州人，家境贫困，自学成才，是淳裕元年进士。《宋元学案》中把他列为朱熹的再传门人。天祥称颂他“学通经史，有本有根”，“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与欧阳守道近一年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文天祥在评议时政的同时开阔了眼界，在经史方面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训练。同时欧阳守道的学术风格，正直不阿的处世态度，为文天祥人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年，他和弟弟文璧同时考中了吉州贡士，有了考进士的资格，父亲文仪从陆路亲自送他俩赴京师临安（杭州）应试。文天祥在临安参加礼部考试中选，集英殿对策大快人心，考官王应麟称赞文天祥的策论“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理宗亲自把文天祥提拔为第一名，而弟弟文璧却落榜了。也是在文天祥二十岁这一年，文天祥的父亲病逝了。
二十四岁，文天祥再次陪弟弟进京参加考试，这一次弟弟考中了进士，而京中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忽必烈代塔察儿领军东路，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九月，忽必烈从黄州（今湖北黄冈）突破长江天险，围逼鄂州。而进攻云南经由广西、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台部，也与忽必烈会合。军警传到临安，朝廷大为震动。丁大全因隐瞒军情，被罢宰相。同年十二月，由于蒙古内部政局的变化（七月，蒙哥病死于合川，阿里不哥想夺取汗位），忽必烈领军北撤。这时，握有重兵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掩杀，反而暗中与之达成以江为界、每岁向蒙古输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屈辱和议；而南宋朝野上下却一片欢腾。文天祥上疏《己未上皇帝书》，主张“乞斩董禾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还主张“一简文法以立事”，即废除繁文褥节，建立战时体制；“仿方镇以建守”，即以几个州建立方镇，加强地方武装；“就团结以抽兵”，即每二十家抽兵一名，增加兵员；“破资格以用人”，即破格选用英豪，充任将帅，这些当时都没有被采纳。
文天祥做官经常得罪权贵，三十五岁这一年他任崇政殿说书、学士院权直、玉碟所检讨官，贾似道假意还乡，皇帝令黄庭坚作文挽留，按旧例，这类诏书都要先表彰贾似道一番，还要先把稿子送给他修改，再交皇帝颁发。而文天祥却一反从前的惯例，两篇诏书，没有一句夸耀之词，只说：“大臣以安危为重，苟利于国，皇恤其身。”并责问，“胡为以疾，而欲告休？”而且他把稿子直接送交皇帝，不给贾似道过目。对此，贾似道非常不满，他指使他人重新起草，有意给文天祥难堪。文天祥认清了贾似道专权误国，不愿与他为伍，请求免职去奉祠禄。贾似道假意慰留，未准辞官。不久之后，贾似道就找出文天祥的毛病，文天祥回乡归隐。次年冬至，朝廷委任文天祥为湖南运判，但还没有等文天祥表态，“台臣陈坚”就“表寝新命”了。这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大都），建立了新王朝——元朝，他成为这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即元世祖。
文天祥办案也是雷厉风行的，三十八岁的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湖南提刑，他一到任理事，就把贪赃枉法的官吏侯必隆脊杖五十，刺配充军，释放轻犯；将重犯发配荆湖、四川、淮海各地效劳，戴罪立功。同年夏天，文天祥到长沙拜渴了湖南安抚大使江万里，江万里论及国事时，深有所感地对文天祥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同年冬，文天祥为了侍奉祖母和母亲，向朝廷要求調回江西任职。朝廷任命他出知赣州。
德祐元年初，四十岁的文天祥先后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和太皇太后的诏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他捧诏痛哭，三天后，传檄诸路，招兵屯粮。很短时间，他便组织了三万义兵，“尽以家资为军费”。两个月的时间，元军就攻陷建康，临安戒严，四月，文天祥领兵下吉州，八月到達临安驻兵西湖。在临安期间，文天祥无数次与主和派发生争执。之后几年，文天祥的领兵一路南下。景炎元年，文天祥到南剑州聚兵抗元，成立督府，一时人才济济，又露出一线中兴希望。尽管处处遭到陈宜中、张世杰等人的掣肘，仍打了不少胜仗，收复了一些被元军占领的失地。景炎三年，文天祥四十三岁，在惠州一代指挥作战，十二月十五日，文天祥得报，一面报告厓山行朝，一面移军海丰，准备进军南岭坚守。二十日，文天祥行军到海丰北方的五坡岭，正吃午饭，突遭陈兹所引元军袭击，碎不及战，遂被俘虏。文天祥即服冰片二两，想自尽殉国。但只头晕目眩，竟不得死。 祥兴二年正月初二，张弘范击溃了文天祥全部督府军之后，率水陆两路元军直逼厓山，要一举倾覆南宋海上行朝，文天祥被囚于海船中同行，四天后，元朝水兵从潮阳出发，又九天，元军到达厓山。二月初六，张弘范率水兵向厓山发动总攻，张世杰有大小船舰一千余艘，兵将二十余万，与元军相比，兵力略占优势。但由于元军南北夹击，宋军大船以粗绳连结，能守难攻，终致失败。陆秀夫见败局已定，先令全家蹈海自杀，然后他背负幼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宋朝官兵自杀的也不计其数。张世杰虽然突出重围，来到螺岛，但台风骤至，船舰倾覆，溺水而死。南宋终被元朝灭亡了。
文天祥四十五岁时突然得到三年前散失的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她们母女三人都在大都，也是过着囚犯一般的生活，文天祥心痛万分，但决不因儿女私情而动摇心志。他叮嘱“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他没有同女儿见面，并且告诉他“今生”已矣，只望“来生”了。
文天祥丹心一片，可谓英雄人物。一方面，时势造英雄，自古英雄皆出自愿。另一方面，强逼他人去做英雄，亦非真英雄，历史上也根本就没有“逼上梁山式”的英雄人物。就文天祥而言，1279年秋天，胞弟文璧、季弟文璋二人同在惠州降元。于是，这样一种“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的鲜明对比，屡为后人道论。明代人就认为，“为人子弟者，有贤父兄而弗克世济其美，必贻笑当时，遗臭百世。”乾隆皇帝亦愤然写道：“黄冠如愿转难评，莫若从容就义精。子不知终弟受职，应难地下见其兄。”但具体考察文天祥对此事的态度和心境，倒又可以得见英雄更为丰富的“千古丹心”。1281年春节，文天祥在写给继子文升的家信中说：“吾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闻季万（文璧）至》又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三仁”，典出《论语》卷九《微子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何晏注曰，“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给小弟文璋写信亦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诗、信中所言，此时自己一人尽忠报国，兄弟两人守孝保家，皆各得其志，不相上下，不仅毫无高低贵贱之别，而且足配“殷有三仁”之美誉。可见，文天祥基于当下时政和社会风气，并没有强求自己一家老少皆随自己，一道去做那個时代的“英雄家庭”。二弟是投元还是继续抗元，这都是他们个人自主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文天祥这样去理解亲人的处境，正好反映了“千古丹心”的宏识与开放——尊重他人，客观对待多元性的生命抉择，而不私于一己之见，强他人入瓮，让其不自愿地全部做成时代的牺牲品。
四十七岁，忽必烈将文天祥召入殿中，文天祥长揖不拜。旁边的人强行使他拜跪，甚至用铁马鞭抽打他的膝盖，文天祥依然岿然不动。忽必烈派人给文天祥传话说，“你来大都这么长时间了，要是能改变心意为我朝做官，我把中书省的位置给你。”文天祥回答说：“我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不是我的愿望。”忽必烈又派人问：“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文天祥坚定回答：“愿与一死，足矣！”第二天，大臣们集体上奏，让忽必烈遂了文天祥的心愿，也免生后患。元朝的监斩官率领着士兵和乐队来到兵马司监狱，金鼓齐鸣。文天祥听了高兴地说：“吾事了矣！”在走向柴市的路上，文天祥面不改色。到了刑场，文天祥问旁边的人：“哪边是南方？”于是南向再拜曰，“臣报国至此矣！”
文天祥終于走完了他悲壮的一生。观文天祥的一生，他正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他不仅以大量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信服的儒学之基本价值。文天祥的人格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他坚贞不屈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民族不屈于外族的精神象征。
南宋理宗（赵均）端平三年丙申（1236）五月初二日，文天祥诞生于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出生前夕，祖父文时用梦见他“腾紫云而上”，乃“命名云孙”，成人后朋友们为他起字天祥。
文天祥从小就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七岁以前，文天祥及其兄弟都在家塾读书。开始，父亲文仪还聘请国子监的老师来家塾上课，后家庭经济匮乏，教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文仪的肩上了。文仪管教孩子甚严。文天祥兄弟白天听课，晚上温习，直到完全理解了课文内容，才能休息。书中的格言警语，都要随手抄下，满贴书斋墙壁。正课之余，文天祥还极其爱读忠臣传。这促使他的爱国思想得以滋生和发展。他后来成为一代民族英雄，同幼小时候的这种培育是分不开的。
文天祥十八岁时参加乡校考试，名列前茅，便进入邑校（庐陵县学校）读书。在庐陵读书期间，文天样在庐陵学宫看到了被人祭祀的几位本朝乡贤的画像，他们是：支持政治改苹而屡遭贬默的欧阳修，被金兵所虏而至死不屈的杨邦义，力主抗金而请诛秦桧等民族败类的胡锉。他深为这几位名臣志士的事绩所感动，慷慨发誓：“设不俎豆其间，非夫也！”这表明他对民族危机有了深刻认识，愿为民族献身有了坚强的决心。
二十岁时，文天祥在白鸳洲书院读书。文天祥入读白鹭书院的时候，正值欧阳守道做山长。欧阳守道字公权，晚年号翼斋，吉州人，家境贫困，自学成才，是淳裕元年进士。《宋元学案》中把他列为朱熹的再传门人。天祥称颂他“学通经史，有本有根”，“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与欧阳守道近一年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文天祥在评议时政的同时开阔了眼界，在经史方面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训练。同时欧阳守道的学术风格，正直不阿的处世态度，为文天祥人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年，他和弟弟文璧同时考中了吉州贡士，有了考进士的资格，父亲文仪从陆路亲自送他俩赴京师临安（杭州）应试。文天祥在临安参加礼部考试中选，集英殿对策大快人心，考官王应麟称赞文天祥的策论“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理宗亲自把文天祥提拔为第一名，而弟弟文璧却落榜了。也是在文天祥二十岁这一年，文天祥的父亲病逝了。
二十四岁，文天祥再次陪弟弟进京参加考试，这一次弟弟考中了进士，而京中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忽必烈代塔察儿领军东路，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九月，忽必烈从黄州（今湖北黄冈）突破长江天险，围逼鄂州。而进攻云南经由广西、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台部，也与忽必烈会合。军警传到临安，朝廷大为震动。丁大全因隐瞒军情，被罢宰相。同年十二月，由于蒙古内部政局的变化（七月，蒙哥病死于合川，阿里不哥想夺取汗位），忽必烈领军北撤。这时，握有重兵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掩杀，反而暗中与之达成以江为界、每岁向蒙古输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屈辱和议；而南宋朝野上下却一片欢腾。文天祥上疏《己未上皇帝书》，主张“乞斩董禾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还主张“一简文法以立事”，即废除繁文褥节，建立战时体制；“仿方镇以建守”，即以几个州建立方镇，加强地方武装；“就团结以抽兵”，即每二十家抽兵一名，增加兵员；“破资格以用人”，即破格选用英豪，充任将帅，这些当时都没有被采纳。
文天祥做官经常得罪权贵，三十五岁这一年他任崇政殿说书、学士院权直、玉碟所检讨官，贾似道假意还乡，皇帝令黄庭坚作文挽留，按旧例，这类诏书都要先表彰贾似道一番，还要先把稿子送给他修改，再交皇帝颁发。而文天祥却一反从前的惯例，两篇诏书，没有一句夸耀之词，只说：“大臣以安危为重，苟利于国，皇恤其身。”并责问，“胡为以疾，而欲告休？”而且他把稿子直接送交皇帝，不给贾似道过目。对此，贾似道非常不满，他指使他人重新起草，有意给文天祥难堪。文天祥认清了贾似道专权误国，不愿与他为伍，请求免职去奉祠禄。贾似道假意慰留，未准辞官。不久之后，贾似道就找出文天祥的毛病，文天祥回乡归隐。次年冬至，朝廷委任文天祥为湖南运判，但还没有等文天祥表态，“台臣陈坚”就“表寝新命”了。这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大都），建立了新王朝——元朝，他成为这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即元世祖。
文天祥办案也是雷厉风行的，三十八岁的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湖南提刑，他一到任理事，就把贪赃枉法的官吏侯必隆脊杖五十，刺配充军，释放轻犯；将重犯发配荆湖、四川、淮海各地效劳，戴罪立功。同年夏天，文天祥到长沙拜渴了湖南安抚大使江万里，江万里论及国事时，深有所感地对文天祥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同年冬，文天祥为了侍奉祖母和母亲，向朝廷要求調回江西任职。朝廷任命他出知赣州。
德祐元年初，四十岁的文天祥先后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和太皇太后的诏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他捧诏痛哭，三天后，传檄诸路，招兵屯粮。很短时间，他便组织了三万义兵，“尽以家资为军费”。两个月的时间，元军就攻陷建康，临安戒严，四月，文天祥领兵下吉州，八月到達临安驻兵西湖。在临安期间，文天祥无数次与主和派发生争执。之后几年，文天祥的领兵一路南下。景炎元年，文天祥到南剑州聚兵抗元，成立督府，一时人才济济，又露出一线中兴希望。尽管处处遭到陈宜中、张世杰等人的掣肘，仍打了不少胜仗，收复了一些被元军占领的失地。景炎三年，文天祥四十三岁，在惠州一代指挥作战，十二月十五日，文天祥得报，一面报告厓山行朝，一面移军海丰，准备进军南岭坚守。二十日，文天祥行军到海丰北方的五坡岭，正吃午饭，突遭陈兹所引元军袭击，碎不及战，遂被俘虏。文天祥即服冰片二两，想自尽殉国。但只头晕目眩，竟不得死。 祥兴二年正月初二，张弘范击溃了文天祥全部督府军之后，率水陆两路元军直逼厓山，要一举倾覆南宋海上行朝，文天祥被囚于海船中同行，四天后，元朝水兵从潮阳出发，又九天，元军到达厓山。二月初六，张弘范率水兵向厓山发动总攻，张世杰有大小船舰一千余艘，兵将二十余万，与元军相比，兵力略占优势。但由于元军南北夹击，宋军大船以粗绳连结，能守难攻，终致失败。陆秀夫见败局已定，先令全家蹈海自杀，然后他背负幼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宋朝官兵自杀的也不计其数。张世杰虽然突出重围，来到螺岛，但台风骤至，船舰倾覆，溺水而死。南宋终被元朝灭亡了。
文天祥四十五岁时突然得到三年前散失的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她们母女三人都在大都，也是过着囚犯一般的生活，文天祥心痛万分，但决不因儿女私情而动摇心志。他叮嘱“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他没有同女儿见面，并且告诉他“今生”已矣，只望“来生”了。
文天祥丹心一片，可谓英雄人物。一方面，时势造英雄，自古英雄皆出自愿。另一方面，强逼他人去做英雄，亦非真英雄，历史上也根本就没有“逼上梁山式”的英雄人物。就文天祥而言，1279年秋天，胞弟文璧、季弟文璋二人同在惠州降元。于是，这样一种“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的鲜明对比，屡为后人道论。明代人就认为，“为人子弟者，有贤父兄而弗克世济其美，必贻笑当时，遗臭百世。”乾隆皇帝亦愤然写道：“黄冠如愿转难评，莫若从容就义精。子不知终弟受职，应难地下见其兄。”但具体考察文天祥对此事的态度和心境，倒又可以得见英雄更为丰富的“千古丹心”。1281年春节，文天祥在写给继子文升的家信中说：“吾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闻季万（文璧）至》又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三仁”，典出《论语》卷九《微子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何晏注曰，“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给小弟文璋写信亦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诗、信中所言，此时自己一人尽忠报国，兄弟两人守孝保家，皆各得其志，不相上下，不仅毫无高低贵贱之别，而且足配“殷有三仁”之美誉。可见，文天祥基于当下时政和社会风气，并没有强求自己一家老少皆随自己，一道去做那個时代的“英雄家庭”。二弟是投元还是继续抗元，这都是他们个人自主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文天祥这样去理解亲人的处境，正好反映了“千古丹心”的宏识与开放——尊重他人，客观对待多元性的生命抉择，而不私于一己之见，强他人入瓮，让其不自愿地全部做成时代的牺牲品。
四十七岁，忽必烈将文天祥召入殿中，文天祥长揖不拜。旁边的人强行使他拜跪，甚至用铁马鞭抽打他的膝盖，文天祥依然岿然不动。忽必烈派人给文天祥传话说，“你来大都这么长时间了，要是能改变心意为我朝做官，我把中书省的位置给你。”文天祥回答说：“我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不是我的愿望。”忽必烈又派人问：“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文天祥坚定回答：“愿与一死，足矣！”第二天，大臣们集体上奏，让忽必烈遂了文天祥的心愿，也免生后患。元朝的监斩官率领着士兵和乐队来到兵马司监狱，金鼓齐鸣。文天祥听了高兴地说：“吾事了矣！”在走向柴市的路上，文天祥面不改色。到了刑场，文天祥问旁边的人：“哪边是南方？”于是南向再拜曰，“臣报国至此矣！”
文天祥終于走完了他悲壮的一生。观文天祥的一生，他正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他不仅以大量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信服的儒学之基本价值。文天祥的人格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他坚贞不屈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民族不屈于外族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