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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船山，民族观，研究术语，述评
[中图分类号]B2 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107-04
明清学者王船山，著述极为宏富，其学术思想对后人极具启发意义。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开始，历经三百年多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研究船山。由于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繁杂，因而在船山学研究史中的相关术语也复杂多变，随时代发展在语言表达的形式、意义、范畴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本文对涉及王船山民族观研究的关键术语进行收集和分析，试图体现时代发展变化对术语演变的影响。
一、王船山民族观研究术语演变表现
1、“尊王攘夷”观。清康熙年间至光绪中期(1692—1892年)，船山思想因洋务思潮被发现，洋务派汲取了船山的尊王攘夷观，又在新历史条件下避免其狭隘性，把“华夷大防”发展为“华洋并举”。
2、尊黄思想。辛亥革命前期，尊“黄”之风大盛。究其来源，归结于王船山的《黄书》。
1665年，王船山撰成《黄书》，别具心裁地将远古传说中的黄帝改造成为汉民族的独家种族始祖，并通过热情讴歌黄帝时代的辉煌政绩，对汉民族政权的由盛入衰进行了沉痛反思。他在《黄书·原极第一》中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尊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将人类与万物、汉族与外族、群体与朋党的严格区分视为天、地、人三极必须遵循的永恒准则。“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这样就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王船山认为一旦这道屏障遭到破坏，作为汉族的君长就应该像蚁王一样，统率自己的人民御敌自保。与此相适应，王船山提出了“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黄书·后序》的仁义观，并将汉民族的整体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君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第一》)的命题。这便是“尊黄”思想的源泉。
受船山思想影响，用“寻根”的方式，标榜“炎黄世胄”，以激发民族感情，是清末革命派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如用“黄帝纪元”刊行《黄帝魂》，不少革命者还纷纷以“黄”字自名。1903年秋，上海的革命者刊印王船山的《黄书》，并发表《黄帝纪年说》一文，其中云：“敌蹈隙，入主中原……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受。”同年《江苏》杂志、《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革命报刊分别刊登黄帝肖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元。1904年，刘光汉追踪《黄书》，发表《攘书》，旨在攘除清王朝，再造华夏。同年，黄菊人辑录《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王船山史说申义》等二十一篇反满文章，刊行《黄帝魂》一书。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上连载“黄史”，表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等历代汉族爱国英雄。
在1903-1905年间，在尊黄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不少革命者纷纷以“黄”字自名，如陈天华笔名思黄，秦力山笔名巩黄，黄菊人笔名黄藻，章士钊笔名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人……以“尊黄排满”“光复汉室”为表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形成一股强劲无比的潮流。一句话，清末革命派的尊“黄”思想和民族独立自强思想，明显带有《黄书》影响痕迹脚。
3、汉民族光复思想。在革命派阵营中，较早接受王船山民族光复思想的人是章太炎。据章氏自定年谱1897年条目云：“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
1902年，章氏在《馗书·原人篇》中承认“观于《黄书》，知吾民之出于轩辕”。同年，他又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写道：“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终，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这是革命派师承王船山的民族光复思想、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的早期文字记录。
4、尊黄排满社会思潮。王船山的民族光复思想因适应清末革命排满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广泛传播，并通过革命派的推波助澜，酿成为1903至1905年间尊黄排满的巨大社会思潮。
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革命排满宣传中的扛鼎之作，这些论著高擎革命排满、救亡图存的大旗，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为体，以中国的攘夷思想为用，熔民主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于一炉。在民族革命宣传中，以各自的表达方式，将《黄书》的尊黄攘夷思想、民族独立自强思想以及君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问之”的命题巧为改造，无限夸张，发挥到了极至。
由此发轫，革命派掀起了一股尊黄排满思潮。这股思潮既是中国近代由改良路线过渡到革命路线的政治产物，又可看成是革命路线压倒和取代改良路线的思想标志。它在唤醒、发动和争取广大民众投身反清民主革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04年前后，革命派人士凭借尊黄排满的思想巨潮，在国内迅速建立起了众多革命团体。这些组织均以推翻清廷，复兴中华为宗旨，如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光复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科学补习所提出“革命排满”；十人会提出“反抗清廷，恢复中原”等等。
5、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王船山俨然成了‘华夏民族的保护神，其思想被戴上“民族主义”的桂冠。
谭嗣同说：“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意：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使谭嗣同受到很大鼓舞，几乎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过来，成为他反清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
邓实在1907年6月出版的第三十期《国粹学报》上所撰《国粹无用辨》一文中指出：“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柳亚子在《中国灭亡小史》之《湘狱》中说：“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产地也。……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中说：“赴东方文化会，应日本人之招，讲湖南文化史略。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
更有代表性的是章太炎，他自称：“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夏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俩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章太炎将船山思想完全归结为民族主义，他认为：“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章太炎全集》第五册)
1905年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概括为民族f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建立民国)、民生(平均地权)三大主义，通称 旧三民主义。直至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学者对船山的民族主义也有所阐述。
梁启超在民国元年所写的文章《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明确提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梁氏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论辛亥革命之意义时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所以晚明遗老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年来未曾断绝。”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指出它在列强欺压时的意义。嵇文甫1935年指出王船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船山看来，华夷之别，在乎文野。熊十力说：“……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确不是狭隘的种界观念，却纯从文化上着眼，以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故痛心于五胡辽金元清底暴力摧残。他这种意思，要把他底全书融会得来，便见他字字是泪痕，然而近人表彰他底民族主义者，似都看做是狭隘的种族观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实不是这般小民族的鄙见。须知中夏民族原来没有狭隘自私的种界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合人道，而违背真理，阻碍进行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熊氏认为船山是重法治的，有民治思想、民族主义思想。蔡尚思则指出王船山具有以反对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
6、种族思想。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倡种族思想者莫过于王夫之。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王夫之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系，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昔者轩辕之帝也……建万国，树侯王，君其国，子其民”，但同时却“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而无夸大同”。在王夫之心目中，黄帝一系虽成为天下的共主，但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王氏所倡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革命派的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
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康有为也说：“夫我中国非可以国名也，不过黄帝相传之一族，所谓神明之裔者，凡我黄种皆是也。”而其成立保皇会之宗旨也写作“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这里已开始把黄帝与黄种扯上关系。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20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二、王船山民族观研究术语演变评述
从语言形式看，王船山民族观的研究术语经历了古语词向现代词的演变，其意义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不同是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想体系催生的产物。
1、尊王攘夷与尊黄攘夷、尊黄排满
中国传统思想里早有“夷夏之辨”观念，是起源于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它把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各邦国称为“华夏民族”，而把中原四周的民族称为“蛮夷”。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继承并阐发。他们认为，从占至今，“乱天下者无如夷狄”，夷狄不知政教，对汉族实行野蛮统治，汉族奋起反抗异族的野蛮统治是正义的行为。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在清王朝建立后的二百多年中，始终潜伏于汉族的社会各阶层意识里。
“尊王攘夷”的观点古已有之。春秋战国以来，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这则典故的原意是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来成为面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同义词。
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改尊王为尊黄，正是适应当时反清的需要。
王船山的尊黄思想萌发于满清亡明之际，清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之初，曾对汉族人民烧杀掳掠，采取过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圈地”“雉发”等极其野蛮的民族迫害暴行。满族贵族对汉族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即使在高喊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期间也未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历史上，反满兴汉、反清复明的思想就曾多次随民族危机或社会危机的爆发而显现。所以，排满革命思想是渊于士人“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并承袭了会党反清复明的社会意识。到20世纪初年，船山思想中浓烈的民族意识再次被革命志士发现与发挥。章士钊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梁启超则说：“船山学说到这时突然像电光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
王船山的尊黄思想固然偏激，但旨在号召广大汉族人民寻根认同，团结抗清。这在当时既符合中华民族内部反抗民族压迫、保护中原先进文化的整体利益，又有助于敦促清统治者收敛其民族压迫暴行，缓和民族矛盾。更为难得的是，王船山有感于明王朝的覆灭，他在《黄书》中始终以黄帝时代的政绩作为参照系，对历代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其中尤以对孤秦陋宋私欲误国的批判最为深刻。这不仅反映了王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匠心独运，也说明王船山的托古改制，已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气息。因而备受革命者推崇，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
2、民族主义和种族思想
“民族主义”与“民族”一样，是起源于西方的概念。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后来扩展到美洲乃至世界各地。其含义是指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在晚清思想界，虽然都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内涵却不尽相同。一是以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派知识分子以黄帝符号为中心、辅之以岳飞等反抗异族的民族英雄，建构一个反满的种族民族主义；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
[中图分类号]B2 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107-04
明清学者王船山，著述极为宏富，其学术思想对后人极具启发意义。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开始，历经三百年多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研究船山。由于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繁杂，因而在船山学研究史中的相关术语也复杂多变，随时代发展在语言表达的形式、意义、范畴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本文对涉及王船山民族观研究的关键术语进行收集和分析，试图体现时代发展变化对术语演变的影响。
一、王船山民族观研究术语演变表现
1、“尊王攘夷”观。清康熙年间至光绪中期(1692—1892年)，船山思想因洋务思潮被发现，洋务派汲取了船山的尊王攘夷观，又在新历史条件下避免其狭隘性，把“华夷大防”发展为“华洋并举”。
2、尊黄思想。辛亥革命前期，尊“黄”之风大盛。究其来源，归结于王船山的《黄书》。
1665年，王船山撰成《黄书》，别具心裁地将远古传说中的黄帝改造成为汉民族的独家种族始祖，并通过热情讴歌黄帝时代的辉煌政绩，对汉民族政权的由盛入衰进行了沉痛反思。他在《黄书·原极第一》中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尊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将人类与万物、汉族与外族、群体与朋党的严格区分视为天、地、人三极必须遵循的永恒准则。“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这样就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王船山认为一旦这道屏障遭到破坏，作为汉族的君长就应该像蚁王一样，统率自己的人民御敌自保。与此相适应，王船山提出了“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黄书·后序》的仁义观，并将汉民族的整体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君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第一》)的命题。这便是“尊黄”思想的源泉。
受船山思想影响，用“寻根”的方式，标榜“炎黄世胄”，以激发民族感情，是清末革命派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如用“黄帝纪元”刊行《黄帝魂》，不少革命者还纷纷以“黄”字自名。1903年秋，上海的革命者刊印王船山的《黄书》，并发表《黄帝纪年说》一文，其中云：“敌蹈隙，入主中原……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受。”同年《江苏》杂志、《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革命报刊分别刊登黄帝肖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元。1904年，刘光汉追踪《黄书》，发表《攘书》，旨在攘除清王朝，再造华夏。同年，黄菊人辑录《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王船山史说申义》等二十一篇反满文章，刊行《黄帝魂》一书。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上连载“黄史”，表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等历代汉族爱国英雄。
在1903-1905年间，在尊黄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不少革命者纷纷以“黄”字自名，如陈天华笔名思黄，秦力山笔名巩黄，黄菊人笔名黄藻，章士钊笔名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人……以“尊黄排满”“光复汉室”为表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形成一股强劲无比的潮流。一句话，清末革命派的尊“黄”思想和民族独立自强思想，明显带有《黄书》影响痕迹脚。
3、汉民族光复思想。在革命派阵营中，较早接受王船山民族光复思想的人是章太炎。据章氏自定年谱1897年条目云：“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
1902年，章氏在《馗书·原人篇》中承认“观于《黄书》，知吾民之出于轩辕”。同年，他又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写道：“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终，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这是革命派师承王船山的民族光复思想、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的早期文字记录。
4、尊黄排满社会思潮。王船山的民族光复思想因适应清末革命排满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广泛传播，并通过革命派的推波助澜，酿成为1903至1905年间尊黄排满的巨大社会思潮。
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革命排满宣传中的扛鼎之作，这些论著高擎革命排满、救亡图存的大旗，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为体，以中国的攘夷思想为用，熔民主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于一炉。在民族革命宣传中，以各自的表达方式，将《黄书》的尊黄攘夷思想、民族独立自强思想以及君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问之”的命题巧为改造，无限夸张，发挥到了极至。
由此发轫，革命派掀起了一股尊黄排满思潮。这股思潮既是中国近代由改良路线过渡到革命路线的政治产物，又可看成是革命路线压倒和取代改良路线的思想标志。它在唤醒、发动和争取广大民众投身反清民主革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04年前后，革命派人士凭借尊黄排满的思想巨潮，在国内迅速建立起了众多革命团体。这些组织均以推翻清廷，复兴中华为宗旨，如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光复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科学补习所提出“革命排满”；十人会提出“反抗清廷，恢复中原”等等。
5、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王船山俨然成了‘华夏民族的保护神，其思想被戴上“民族主义”的桂冠。
谭嗣同说：“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意：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使谭嗣同受到很大鼓舞，几乎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过来，成为他反清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
邓实在1907年6月出版的第三十期《国粹学报》上所撰《国粹无用辨》一文中指出：“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柳亚子在《中国灭亡小史》之《湘狱》中说：“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产地也。……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中说：“赴东方文化会，应日本人之招，讲湖南文化史略。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
更有代表性的是章太炎，他自称：“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夏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俩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章太炎将船山思想完全归结为民族主义，他认为：“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章太炎全集》第五册)
1905年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概括为民族f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建立民国)、民生(平均地权)三大主义，通称 旧三民主义。直至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学者对船山的民族主义也有所阐述。
梁启超在民国元年所写的文章《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明确提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梁氏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论辛亥革命之意义时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所以晚明遗老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年来未曾断绝。”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指出它在列强欺压时的意义。嵇文甫1935年指出王船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船山看来，华夷之别，在乎文野。熊十力说：“……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确不是狭隘的种界观念，却纯从文化上着眼，以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故痛心于五胡辽金元清底暴力摧残。他这种意思，要把他底全书融会得来，便见他字字是泪痕，然而近人表彰他底民族主义者，似都看做是狭隘的种族观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实不是这般小民族的鄙见。须知中夏民族原来没有狭隘自私的种界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合人道，而违背真理，阻碍进行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熊氏认为船山是重法治的，有民治思想、民族主义思想。蔡尚思则指出王船山具有以反对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
6、种族思想。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倡种族思想者莫过于王夫之。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王夫之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系，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昔者轩辕之帝也……建万国，树侯王，君其国，子其民”，但同时却“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而无夸大同”。在王夫之心目中，黄帝一系虽成为天下的共主，但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王氏所倡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革命派的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
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康有为也说：“夫我中国非可以国名也，不过黄帝相传之一族，所谓神明之裔者，凡我黄种皆是也。”而其成立保皇会之宗旨也写作“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这里已开始把黄帝与黄种扯上关系。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20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二、王船山民族观研究术语演变评述
从语言形式看，王船山民族观的研究术语经历了古语词向现代词的演变，其意义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不同是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想体系催生的产物。
1、尊王攘夷与尊黄攘夷、尊黄排满
中国传统思想里早有“夷夏之辨”观念，是起源于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它把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各邦国称为“华夏民族”，而把中原四周的民族称为“蛮夷”。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继承并阐发。他们认为，从占至今，“乱天下者无如夷狄”，夷狄不知政教，对汉族实行野蛮统治，汉族奋起反抗异族的野蛮统治是正义的行为。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在清王朝建立后的二百多年中，始终潜伏于汉族的社会各阶层意识里。
“尊王攘夷”的观点古已有之。春秋战国以来，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这则典故的原意是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来成为面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同义词。
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改尊王为尊黄，正是适应当时反清的需要。
王船山的尊黄思想萌发于满清亡明之际，清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之初，曾对汉族人民烧杀掳掠，采取过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圈地”“雉发”等极其野蛮的民族迫害暴行。满族贵族对汉族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即使在高喊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期间也未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历史上，反满兴汉、反清复明的思想就曾多次随民族危机或社会危机的爆发而显现。所以，排满革命思想是渊于士人“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并承袭了会党反清复明的社会意识。到20世纪初年，船山思想中浓烈的民族意识再次被革命志士发现与发挥。章士钊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梁启超则说：“船山学说到这时突然像电光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
王船山的尊黄思想固然偏激，但旨在号召广大汉族人民寻根认同，团结抗清。这在当时既符合中华民族内部反抗民族压迫、保护中原先进文化的整体利益，又有助于敦促清统治者收敛其民族压迫暴行，缓和民族矛盾。更为难得的是，王船山有感于明王朝的覆灭，他在《黄书》中始终以黄帝时代的政绩作为参照系，对历代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其中尤以对孤秦陋宋私欲误国的批判最为深刻。这不仅反映了王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匠心独运，也说明王船山的托古改制，已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气息。因而备受革命者推崇，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
2、民族主义和种族思想
“民族主义”与“民族”一样，是起源于西方的概念。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后来扩展到美洲乃至世界各地。其含义是指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在晚清思想界，虽然都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内涵却不尽相同。一是以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派知识分子以黄帝符号为中心、辅之以岳飞等反抗异族的民族英雄，建构一个反满的种族民族主义；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