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出生于郴州，成长于长沙。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曾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为近年来最受媒体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出版有包括长篇小说《遗弃》《空巢》，小说集《深圳人》《流动的房间》，随笔集《文学的祖国》《异域的迷宫》等在内的20多部文学作品。
　　冯科臣（以下简称冯）：薛老师，请向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自己好吗？
　　薛忆沩（以下简称薛）我生活中的重要事实已经在简历里写得非常清楚，就不需要在这里重复了。我从几乎没有书可读的儿童时代开始就痴迷阅读和文学，年过半百之后，到了这个几乎没有人读书的时代，我仍然痴迷阅读和文学。这种痴迷会陪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我的墓碑上可以写明我是一个“从一而终”地痴迷文学的人。我相信与文学无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冯：請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述，您创作的主题是什么？这种主题有什么客观原因？
　　薛：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浩劫”中，接着又用我们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潮流将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另一个极端。而在这两个极端里，个人与历史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的写作试图从这个角度发现人性的奥秘和生命的意义。
　　冯：您在长沙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在北京上大学，后来又到深圳工作（期间又在广州求学），最后，又移居到加拿大……生活场景的不断变换对您个人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在写作上又有什么反映？
　　薛：生活场景的不断变换对我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从长沙、北京移居到深圳和从国内移居到国外的这两次“大迁移”。1988年8月，《作家》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我已经在多家杂志社漫游两年多的中篇小说《睡星》，评论家都将这当成是我作为特殊的“景点”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景区的标志。以此为标志，今年正好是我“文学三十年”的纪念年份。这是充满戏剧性的三十年，它可以被笼统地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次文学生命”。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终结于1991年的年初。后来我在深圳定居下来。这是意义重大的移居。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生活为我随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圳也因此成为我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的迁移标志着我的第三次文学生命的开始。这其中出现了许多的奇迹。比如在2007年前后，也就是在“异域”生活了五年之后，我突然注意到自己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比如我突然感觉到大家通常认为不适合逻辑表达的汉语其实有表达逻辑的巨大潜力）。这种语感的突变不仅成为我随后十年创作的动力，还导致了我引起文学界极大关注的“重写”。一位评论家说，对自己几乎全部作品的“重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例。没有在异域孤独和沉静的生活，这个特例肯定不会存在。
　　冯：您是哪一年移居加拿大的？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在当地生活的情况。
　　薛：我从2002年2月起正式移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至今已经将近十七年了。最初的八年，我的主要身份是全日制的学生。最近这些年，我则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我的生活非常单调，但是从这单调的节奏里却可以听到“命运”的强音。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晰的认识。写作是我无法选择的“命运”。
　　冯：处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您有没有适应的困惑？
　　薛：在我看来，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只是表象。我聚焦的总是人的共性。这种聚焦方式当然也受益于阅读和文学。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引领我们穿透社会和文化的表象抵达普遍的人性。谁会从《安娜·卡列尼娜》里看到俄罗斯与自己的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呢？读者看到的往往是自己与小说人物心理活动或者人生际遇的近似甚至雷同。还有《百年孤独》让读者感到的是生命本质上的孤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孤独，与哥伦比亚的社会和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冯：回顾出国前后的状态，您有什么变化？您如何评价自己现在的文学状态？
　　薛：前面说过，我至今为止已经有过三次文学生命。我的前两次文学生命是在国内开始和结束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我的长篇小说《遗弃》从一部几乎无人知晓的作品变成了文学上的“奇观”（刘再复语）以及《出租车司机》《首战告捷》等短篇小说作品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因为“从一而终”地痴迷于阅读和文学，我出国前后的状况可以说没有特别的变化。但是从2012年开始，我的作品出版的速度和规模成为中国出版界引人注目的现象。2012年被媒体称为是中国出版界的“薛忆沩年”，因为我有五部作品同时在上海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而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我每年又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出版（其中的2016年又一次达到五部）。今年是我“文学三十年”的纪念年份，除了小说集《流动的房间》重版以外，我仍将有两部新作出版。这是不可思议的文学状态。我相信我简单的生活状态是这种文学状态的基础。
　　冯：作为生活在异域的写作者，故乡应该有特别的意义。请问您的写作和故乡意义上的中国有没有特定的关系或情结？
　　薛：我2002年离开深圳后，有整整三年时间没有回来过。2005年夏天回来之后，又有四年半的时间没有回来过。我相信，这两段在异域的“定居”为我后来在文学上的爆发积累了巨大的能量。但是，我的写作与中国有深刻的联系。“深圳人”系列作品根植于我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的生活经验，《白求恩的孩子们》根植于我70年代的中国经验，《空巢》更是根植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虽然全球化时代成为我近期创作的焦点，中国经验仍然是其中最根本的内容。可以说，我的写作就是我对自己所熟悉的中国的一种不可治愈的乡愁。
　　冯：您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前身），是纯粹的理工男。请问这种背景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薛：像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一样，我也经历了“弃理从文”的过程。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至今还对数学有很大的兴趣，还经常做数学题。理工科训练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很积极的影响。有人评价我的作品是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的结合，就是注意到了这种积极的影响。 　　冯：英美文学是您的学术背景之一。您在《文学的祖国》里谈论的也大多是西方的作家和作品，请问您如何看待西方文学对您的影响？
　　薛：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文学大量涌入，我们这一代中国写作者都深受其影响。这种历史的境遇也许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写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肯定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不同的写作者汲取营养的方式应该是不同的。对我而言，文学的思辨性和历史感应该是最主要的影响，还有对语言的敬意和苛求。
　　冯：有人称您是先锋小说家，您如何看待小说的形式？
　　薛：我對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形式上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形式只是小说美学的次要部分。小说美学的本质是对社会的批判，对平庸的批判。马丁·艾米斯说：“文学是反对陈词滥调的战争。”反对陈词滥调也正是我的文学追求。
　　冯：“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梦想。最近两年来，小说集《深圳人》英法文版和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版受到西方读者的热情关注，这可以说是这一梦想能够成真的证明。而从一些媒体报道里，我知道您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有密集的文学活动。您能谈谈自己“走出去”的感受吗？
　　薛：我刚刚参加悉尼国际作家节和奥克兰国际作家节回来。这两个文学节都是英语文学世界里的著名品牌。我在两个文学节里都有三场活动，全部的六场活动都很成功。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之内，我在蒙特利尔、纽约、魁北克城、多伦多和温哥华也各有一场活动，也都非常成功。看到活动之后等待签名的长队，我难免会滋长出“爱国主义”的情绪。我的西方读者里面不仅有普通的读者，还有著名的同行，这是令人安慰的状况。还有每到一座城市，我总是会去城市里最好的图书馆，也总是会在图书馆的电脑里查询我的作品。所有的系统都没有让我失望过。看到自己的作品已经早在自己之前进入了一座一座陌生的西方城市，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冯：您能够与西方读者直接交流，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缺乏的能力。我相信在您的那些活动里，一定会有不少感人的细节……
　　薛：是这样。每次的文学活动里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细节令人感动。4月9日晚上在多伦多公立图书馆的活动结束之后，一位举止优雅的老人（后来我知道他已经88岁）走过来告诉我说他熟悉《白求恩的孩子们》里面的每一个字。我感觉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他精读过很多遍。然后，他给我看他手里的英译本，里面的确是做满了标记。原来，他是加拿大盲人协会的义工。他不仅为当地的盲人做现场的阅读，还受协会之托将整部作品朗读出来，制成CD在加拿大全国数万的盲人群体里传诵。他说非常喜欢我的这部作品，他称我是他自己的作家，他说他的听众也非常喜欢我的这部作品。我激动不已。我用—句充满诗意的话感谢这位老人：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作品能够给无数失明的人带来光明。
　　冯：现在您每天一般如何分配时间，怎么安排生活、写作和工作？其他兴趣爱好有哪些，比如是否锻炼？请谈谈这方面情况。
　　薛：写作就是我的工作。而我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就不得不放弃“正常”的生活。我写过一篇《文学与剩饭》的文章，承认自己不仅已经十多年没有过过年了，而且多年来的年饭都是“剩饭”。冬季总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同胞们合家团聚的时候，我总是在文学的祖国里孤独地攀援。平常，我过的也是最简单的生活。阅读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最近一两年里，因为膝关节的问题，长跑也不太经常了。步行成为每天最基本的运动。
　　冯：写作上，能否给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提点建议？
　　薛：给自己定一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比如要写出从来没有人写出过的作品，同时永远盯住美学金字塔的顶尖，千万不要落入任何世俗的圈套，然后做不懈的努力，直到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写作是需要巨大的耐心和耐力的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