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来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大大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发展环境的变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培育和释放国内需求，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打造具有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力。
　　首先，中国有着4亿中等收入人群和10亿较低收入人群，这两个群体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我们应当看到，医疗、教育、汽车、住房等诸多领域有着大量需求尚未被满足，而这类需求不同于一般产品，是复杂需求，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这些领域目前存在很多政策限制。例如汽车，既为百姓带来出行的便利，同时也造成了拥堵和排放的压力。这就导致了一方面去年我国汽车消费经历了20年来第一次的负增长;而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大量的购车需求被限购，积累着供需矛盾。如何能够释放出这4亿人在小康社会中向往美好生活的各类需求，打通国内大循环？这需要政府更加积极地培育市场，加快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测算，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即可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倍增。对于较低收入人群，假定汽车、空调的需求同比例增长，加上城镇化带来的新增住房及旧房改造需求，我们预测中低收入倍增计划每年可以拉动1个百分点左右的GDP增长，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长期稳定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精准扶贫后，下一个攻坚战应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和增收，通过收入提升为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做好准备。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紧密地嵌入全球经济，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世界也不可能离得开中国。
　　在刚刚结束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确认将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德国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要比中国大得多，德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的水平（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比当年下降一半）。
　　新冠肺炎疫情后，在去全球化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德贸易占德国经济的比重反而更高，从去年的8%，上升到了10%以上。在过去，德国贸易很大程度依赖欧洲，但欧洲内部很多结构性问题长期无法调整到位，庞大的债务规模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经济复苏始终缺乏动力。2019年以来，欧洲制造业持续走弱，加之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摩擦频发，德国机械制造业订单比上一年减少9%。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德国必须在欧洲之外找到具有相当体量的稳定的大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双循环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合作，通过内循环帮助中国经济提升总量，通过外循环我们继续学习，提高发展质量，全球合作可能因此進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
　　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从世界经济占比的相对变化来看，都是人类经济发展历史的奇迹。总结提炼出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新知，既是对全球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又是为中国发展实践在理论上正名，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理论动力。
　　近些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撕裂严重，债务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反复，疫情应对糟糕。这本是经济学发展应该及时反思和总结的历史时机，但是西方一些国家没有抓住机会进行理论革新。因此在学理上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角度讲明白，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之后可能出现的理论战做好准备，是摆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那么，我们能否从中国改革开放中总结出一些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之前被忽视的经济学原理？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方面，为国际经济学同行带来启发。
　　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是中国经济最有心得的地方。传统的经济学往往把政府视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外生变量，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政府都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参与者，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必须要认真研究政府行为的激励，让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