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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些年头了，几个老牌的教会大学如燕大、圣约翰和金陵大学等，其校友要求复校的呼声时起时伏。但是，时过境迁，斯人已去，而今就是真有了新燕大，恐也未必能够再现老燕大的昔日风情。对于怀旧的老校友而言，即使是故园青草依旧萋萋，却也是物是人非，垂手东望，旧梦难圆。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拆解或撤并到如今，因为其创设的宗教渊源，再加上它被贴上的殖民主义和文化侵略等标签，教会大学曾长期以负面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那些为之付诸一生心血乃至生命的人物，要么是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要么也是被作为奚落的对象而为人所熟知，一般人也许知道司徒雷登，但多缘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因为研究环境的相对宽松，教会大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高等教育史中的贡献，才得以被陆陆续续地以各种研究文献或传记的形式展现出来。
对于历史，或许我们不可以假设，然而如果我们哪怕抱有一点点宽容、耐心和理智，回过头来看，因为“宗教”动机而滥觞的大学似乎很少就注定成为依附于宗教的机构。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到如今为世人所瞩目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很多大学都为宗教机构所创办，但是在随后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求知求真与虔信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更遑论还有世俗力量（政治与市场）无所不在的蔓延和介入，所有这些知名机构几乎都逐渐淡化甚至彻底褪掉了其宗教色彩。因此，即使在西方，有着宗教渊源的大学也并不必然是广纳信徒、开展福音传播的教化工具，而对于有着更为深厚的“入世”和“实用”传统的中国而言，可以想象，滥觞于晚清的近代教会大学即使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出自策略上的主动还是迫于形势的被动，它们世俗化的进程更为迅疾。不独于此，因为是“外来的和尚”，“经”念得再好，如果这教理不转换为其他可被接受的形式和内容，它也抵达不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故而，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世俗化与本土化进程，可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到院系调整之前，当时中国共有教会大学十三所。这十三所大学不仅是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而且也与新中国乃至当下众多知名大学之间都有着亲缘血脉关系，这是后话暂按下不提。在此，本文仅关注其中两个人物和两所大学：卜舫济与圣约翰大学、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略撷取关于这两个人物的些许史话，试图透过他们在或主动或被动的世俗化与本土化努力中所遇到的磕磕绊绊，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宗教、大学与政治间的紧张与互动关系，或许对于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某些困境也不无裨益。
卜舫济，二十二岁来华，二十四岁成为圣约翰大学事实上的校长。为了让中国人能够聆听福音，他学汉语、吃中国菜、蓄长发、穿长衫，甚至娶中国女子为妻，一生潜心于以个人的“中国化”而推动圣约翰大学的“基督化”和“美国化”。他执掌圣约翰五十三年，把上海和圣约翰大学视为平生寄托和归宿，也将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了中国，病逝并安葬于上海，最终实现了他“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的诺言。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十岁之前在杭州生活，喜中国习俗会地方方言，但儿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不佳。二十八岁在接受完整的美国教育后返华传教，四十三岁出任经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校长（后任校务长），平生致力于燕大的“中国化”，一九四九年在极不情愿之中带着驻华大使身份黯然离开中国，实际执校燕京近三十年，至死都期盼能够重返中国，在弥留之际写遗嘱望葬于燕京，但直到二零零八年，其夙愿才得以实现，骨灰迁华并安葬于杭州。
两个人物，都有着共同的中华情结，两所大学，最终命运也相同。但是，它们的世俗化和本土化演进逻辑、轨迹却有所不同。相对于司徒雷登，卜舫济可谓一生未改变其志向和心结：以美国化之圣约翰大学塑造中国精英，推动中国之国家基督教化。故而，他仿照母校哥伦比亚学院通识教育模式，提倡“广博之自由教育”；主张全英文教学，全盘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始终坚持神学的主导地位，重视日常生活管理的仪式化和刻板的规训等办学方略，使得圣约翰大学不仅以在华最为正统的宗教教育机构而著称，而且也是美国化色彩最为浓厚的机构。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圣约翰确实如日中天，甚至获得‘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这样的美誉”。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基督教化与美国化虽然多少地成就了卜舫济的圣约翰大学，但是，它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摆脱掉各种或隐或明的抵制。强制性的礼拜和读经，常常招致学生“虚与委蛇”的应对，以宗教立基的大学报考神科的学生竟然寥寥无几，到一九三零年几近于关闭，其影响甚至不及后来主动本土化的燕大。卜舫济的全英文授课初衷是以英语直达“光和真理”（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其名不副实虽不至于如圣约翰出身的林语堂所言：“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W.W.Yen（即颜惠庆），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造就洋行买办的。”然而，就事论事，英文好的确成为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在政界、实业界谋职以及获得赴美留学资格的金字招牌。圣约翰大学也的确出了不少名人，在培养外交家、商人、医生和律师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不过，它的毕业生优势尽显似乎更多表现在实用和谋生技能上。至于这一点，究竟是得益于卜舫济注重精神训练的“通识”和全英语教学，还是更深谙中国人偏好的他，实在迫于无奈而在办学策略上的灵活机动和因势利导所致？其中的缘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即作为最为保守的、一向倡导“宗教第一，教育第二”的在华教会大学，无论是出自被动还是主动，在进入成熟期和发展的巅峰期——那个一边是西风劲吹、一边是旧雨残云依在的特定境遇下，圣约翰已然是世俗化的机构。
把圣约翰打造成一个在华的纯粹美式独立教育机构，是卜舫济平生的另一夙愿。为了实现与美国大学的完全接轨，一九零五年底，圣约翰在美国成功注册获得大学身份。在美国注册，就卜舫济的理想预期而言，它会使得圣约翰成为时局纷乱的中华大地上的一块“飞地”，可以享有法外治权，让圣约翰既不卷入中国的政治，同时又不为政治所介入。这一策略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毫无疑问，它让圣约翰在军阀割据、政权频繁更迭的极为混乱时代，获得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机遇，因而才有了它自在美注册以来二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但是，这种法外治权对于当时软弱的政府可能奏效，而在民族主义洪流中却不堪一击。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卜舫济迫于圣公会上海教区的压力，对罢课中国师生采取了强制性的手段，以至于导致其校史上最著名的“六三事件”，部分中国师生出走，另立光华大学。三个月后复校，学生减少近半。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想不过问政治也不反感政治侵入的圣约翰，却被政治运动中的学生用脚投票而大伤元气。 “五卅惨案”也把一直在民间酝酿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推向了高潮，迫于社会各方压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洋政府正式出台《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因为北伐战争让圣约翰暂躲过了这一关。但是等到国内局势稍稳，随后于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出台了更严厉的《私立学校规程》，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中国人要占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不得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内宣教并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训练。卜舫济不得不对此做出了回应，然而迫于教区主教压力，在行动上则有意延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也未予立案。不过，此时未立案就意味着圣约翰为非法机构，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如一九三五年圣约翰大中学学生会呈给卜舫济的请愿书中所言：
近来以吾校延不立案，学校学生两受其辜，……学生毕业后因学校尚未立案，凡政府或其他机关所举办之各种职业考试，约翰学生皆不得参加，因此增加实业之恐慌。……已毕业同学，忠勤职守，历有多年，乃近因政府审查公务员资格，凡系圣约翰毕业之学生，非减薪即予停职，……国家主办之公费留学考试，约翰学生不准参加，即约翰学生欲自费留学，亦仅能领得游历执照。……学校以近年经费困绌，……精神及物质之援助渐少，而学校乃益陷入困境。……总之，学校一日不立案，同学即遭遇一日之困难。……同学等受学校教养，深知爱国之义，何忍自异于中国之国民。
意欲彻底孤立于政治与环境的极端之举，又适逢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卜舫济的圣约翰一度由盛而衰，即使在一九四七年完成所有向国民政府立案的手续之后，它也没有完全恢复其往日胜景。而此前一年，因为抗战而归美的卜舫济在苦苦煎熬了五年后终于返华，不足半年后又溘然而逝。他实现了把余生托付中国的愿望，然而，他的离去也似乎成了圣约翰最终命运的隐喻。一九四九年新政权接管上海，实际掌控圣约翰权力的卜舫济之子卜其吉，对于新政权还试图延续以往疏远政治的策略：“我们决心尽量开办下去，但我们亦决心不与共产党妥协。”但是，最终却是圣约翰被新政权接收、整顿和拆解，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彻底结束了它在华七十三年的办学历史。“保持中立”和“远离政治”曾成就了圣约翰，但是，恰恰也是因为它，又引发了社会不满和政治权力的介入。这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再生动不过的注脚：至少在这片土地上，大学无法与社会、政治绝缘。在这一点上，司徒雷登以及他的燕京似乎比卜舫济和他的圣约翰更为明智。
一九一九年，四十三岁的司徒雷登应北京基督教联合大学（当年更名为燕京大学）托事部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有着在华出生背景和儿时成长经历的司徒雷登，在走马上任后就形成了与卜舫济迥异的治校理念：“这所新大学必须要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切断同西方的特殊关系，抵御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对于如何融入中国社会，司徒雷登表现出与卜舫济的保守、刻板和犹疑大相径庭的激进、灵活和果敢。作为教会大学，他希望燕大能够持有一种宗教氛围，但是，绝不赞成单调的宣教行为，不强制师生参与任何宗教仪式活动，不对基督徒有特殊照顾。“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燕大都理应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无拘无束传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达则应当是私人的事情。”由这番表白，我们甚至可以揣测，在司徒雷登的内心深处，让燕大带有宗教的标签，恐怕也被多少地附带实用的色彩。因为没有教会的支持，燕大就无法获得更多来自美国的捐助。也正因为这种实用取向，他不断地受到来自中美宗教界保守派的攻讦。
在立案议题上，不同于卜舫济所表现出的犹疑不定，司徒雷登在南京政府出台《私立学校规程》后，就迅即在教育部注册并愿意全面接受监管。甚至，为给燕大获得更多的支持，他不仅与美国形形色色的有钱人打交道，还非常善于与中国人交往，与众多达官贵人交从甚密：“走遍了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全国各大区，几乎同政府所有高管都搭上了关系，也结识了教育、财政和工业界的诸多显赫人士……”在日军占领北京后，为了维持良好关系，让燕大存续下去，他甚至与日本官员、军官结识和逢场作戏。所以，相形于卜舫济的传教士形象，也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则是活脱脱的一个社会活动家。换言之，司徒雷登不仅从来不排斥政治，而且还把政治作为一种为燕大争取人脉和利益的资源、工具和手段。在这一点上，他的务实表现比进入二十世纪后的美国知名大学校长的公共关系专家角色，更胜一筹。
有意思的是，正好与二十年代圣约翰因为经济处境窘迫而由盛转衰的逆势相左，燕大因为司徒雷登四处逢源的人脉活络，不仅廉价地拿下了陕西督军陈树藩控制的燕园作为燕大的校区，而且从教会、政府、基金会、民间实业界各方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和捐助。到一九三七年，仅捐赠基金规模就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不止于此，他还在燕大与众多英美名校如哈佛（哈佛燕京学社）、普林斯顿和牛津等之间建立了稳定、亲密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到抗日战争爆发，燕大不仅在教会大学中一枝独秀，其盛名也不在北大和清华之下。
在治校方略上，司徒雷登更表现出他非凡的灵活变通能力。为让公众真正视燕大为“中国自己的大学”，他聘用华人来做燕大内部几乎所有院系的领导，大量聘用中国籍教员，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不同于圣约翰和早期清华学堂的内外有别，他还要求中外教员享受同等薪酬和待遇。
此外，对于国文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司徒雷登绝不同于卜舫济。林语堂曾不无嘲讽地谈起他在圣约翰的经历：“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林在未去清华前，对中国之历史和风俗仅仅半通。“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而司徒雷登的燕大国文系和历史系则全然是另一番光景：名师如云，如吴雷川、钱玄同、钱穆、周作人、沈士远、沈尹默、陈垣、顾颉刚、许地山等等，有燕京学社的支持以及浓厚研究氛围润泽，国学研究在燕大竟渐成风尚，一度为学人所瞩目，声名不下于清华。社会学系则尤专本土的实地调查与田野研究，关注社区、乡村问题研究，探索社区实验和乡村改造，开以西学方法体察中国习俗社会之先。 司徒雷登也从不排斥职业教育，他以为：“把美国四年制大学教育课程照搬到中国来是个错误，其中教会大学要负一部分责任。”基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应设置和重视职业课程，以推动“职业训练来适应社会需求”。譬如，他设立“运行新兴科学技术振兴中国古老陶瓷工业”的课程，接受地方资助建立“半年在校园学习，另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的工程专业。这种委实太过于“世俗化”的举措，不要说是当时教会大学所不敢想象的，就是世俗化的国立北大和清华恐也仅能望其项背。
司徒雷登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正式赴任燕京大学校长，颇为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天，“五四”风潮进入一个新的高峰点，京城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六月四日，数十名燕大学生被捕，司徒雷登利用高层关系致信徐世昌释放燕大学生，并且在六月九日接见了被捕学生。他在回忆这次面晤时写道：“我清晰表达了自己对爱国运动的由衷同情。在此后混乱不堪的年代中，每当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参加类似抗议时，他们心里都清楚我的立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心心相印。”所谓“心心相印”其实就是双方间的一种默契，他对学生运动或许并不赞赏，甚至对风潮“这种大规模心理效应的危险性深感恐惧”，对“中国学生爱起国来群情振奋，原本良好的动机很容易被政客狡猾地加以利用”也颇为担忧，但是，在立场上却始终站在自己的学生一边，甚至在一九二六年的反帝国主义“三一八”惨案中站在了美国政府对立面，为在“三一八”惨案中死去的燕大女生魏士毅（还有两位是北京女子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举办全校追悼会，支持学生自治会为烈士立碑，并断然拒绝日寇侵占北京后要拆除烈士碑的要求。
在近现代中外交流史上，司徒雷登是少见的知华、务实，在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层人物中又有广泛深厚人脉的人物，即使与他的政治信念相违，他也并不排斥与中共领导人间的来往。抗战时期，燕大地下组织活跃，与解放区间来往频繁，许多燕大毕业生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成为领导人物，譬如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司徒雷登对师生的政治倾向极少干预，反而非常宽容和理解，他回忆道：“后来我与很多人（加入中共的燕大毕业生）有联系，他们的表现也令我很安心。”甚至，在抗战初期，他还为燕大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许多帮助，庇护了不少有党员身份的师生，并保护了许多为根据地提供技术支持的人才，如先在燕大执教、后来成为延安根据地无线电先驱的英国友人林迈可夫妇。
但是，也正是因为司徒雷登的务实、灵活的风格和左右逢源的丰厚人脉资源，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卷入政治漩涡。对于燕大而言，他的这种卷入或许是益大于损，而对于其本人，则是损大于益。在民国陷于颓势、濒临崩溃的最后关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步入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而这也是他与燕大和中国诀别的最后时刻。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始终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与中共会谈、期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府合法性的司徒雷登，在美方压力下无奈离开中国。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学被新政府正式接管并转为公立大学，第二年院系调整中被拆解，北大迁入燕园。是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提交辞呈，与他的燕大命运一样，也从政坛中彻底退出。
卜舫济与司徒雷登，两位一个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一个有着“中国，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国家”之慨的传教士，在他们至死眷顾的圣约翰和燕大可谓苦心经营一生，因为特定环境使然，他们对中国学术、近现代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曾长期被淡忘。其实，论贡献，他们的大学未必逊色于蔡元培之北大和梅贻琦之清华。在梅贻琦执校之前，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于圣约翰执教，第二任校长周诒春、第五任校长曹云祥都毕业于圣约翰，早期清华教师中更是拥有大批圣约翰的校友。民国数得出来的几个著名外交家如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都出自圣约翰，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燕大教师和毕业生中，有五十六人入选“两院”院士和学部委员。院系调整之后，虽然两校已不复存在，但是，薪尽火传，如今京沪的众多大学虽难说是承接了其精神余脉，但至少在学术资源方面是其受惠者，如燕大之于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圣约翰之于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
约翰已是旧影，燕园尚存遗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学之于政治，是远是近，是疏是密，似乎都与大学的成败乃至生死攸关。两个知华的外国人——卜舫济和司徒雷登，对此好像明晓些许，各自拿捏分寸，把校务或视同家务或作为政务，也难说不是持守有道，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是，即使个人识时务也不乏应对政治之策，最终还是挽回不了注定的命运。如今，回望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们还似身在历史之中，如迷雾寻踪，无迹可寻。
（《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八七九——一九五二）》，徐以骅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卜舫济传记》，石建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常江译，海南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拆解或撤并到如今，因为其创设的宗教渊源，再加上它被贴上的殖民主义和文化侵略等标签，教会大学曾长期以负面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那些为之付诸一生心血乃至生命的人物，要么是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要么也是被作为奚落的对象而为人所熟知，一般人也许知道司徒雷登，但多缘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因为研究环境的相对宽松，教会大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高等教育史中的贡献，才得以被陆陆续续地以各种研究文献或传记的形式展现出来。
对于历史，或许我们不可以假设，然而如果我们哪怕抱有一点点宽容、耐心和理智，回过头来看，因为“宗教”动机而滥觞的大学似乎很少就注定成为依附于宗教的机构。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到如今为世人所瞩目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很多大学都为宗教机构所创办，但是在随后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求知求真与虔信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更遑论还有世俗力量（政治与市场）无所不在的蔓延和介入，所有这些知名机构几乎都逐渐淡化甚至彻底褪掉了其宗教色彩。因此，即使在西方，有着宗教渊源的大学也并不必然是广纳信徒、开展福音传播的教化工具，而对于有着更为深厚的“入世”和“实用”传统的中国而言，可以想象，滥觞于晚清的近代教会大学即使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出自策略上的主动还是迫于形势的被动，它们世俗化的进程更为迅疾。不独于此，因为是“外来的和尚”，“经”念得再好，如果这教理不转换为其他可被接受的形式和内容，它也抵达不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故而，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世俗化与本土化进程，可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到院系调整之前，当时中国共有教会大学十三所。这十三所大学不仅是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而且也与新中国乃至当下众多知名大学之间都有着亲缘血脉关系，这是后话暂按下不提。在此，本文仅关注其中两个人物和两所大学：卜舫济与圣约翰大学、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略撷取关于这两个人物的些许史话，试图透过他们在或主动或被动的世俗化与本土化努力中所遇到的磕磕绊绊，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宗教、大学与政治间的紧张与互动关系，或许对于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某些困境也不无裨益。
卜舫济，二十二岁来华，二十四岁成为圣约翰大学事实上的校长。为了让中国人能够聆听福音，他学汉语、吃中国菜、蓄长发、穿长衫，甚至娶中国女子为妻，一生潜心于以个人的“中国化”而推动圣约翰大学的“基督化”和“美国化”。他执掌圣约翰五十三年，把上海和圣约翰大学视为平生寄托和归宿，也将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了中国，病逝并安葬于上海，最终实现了他“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的诺言。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十岁之前在杭州生活，喜中国习俗会地方方言，但儿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不佳。二十八岁在接受完整的美国教育后返华传教，四十三岁出任经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校长（后任校务长），平生致力于燕大的“中国化”，一九四九年在极不情愿之中带着驻华大使身份黯然离开中国，实际执校燕京近三十年，至死都期盼能够重返中国，在弥留之际写遗嘱望葬于燕京，但直到二零零八年，其夙愿才得以实现，骨灰迁华并安葬于杭州。
两个人物，都有着共同的中华情结，两所大学，最终命运也相同。但是，它们的世俗化和本土化演进逻辑、轨迹却有所不同。相对于司徒雷登，卜舫济可谓一生未改变其志向和心结：以美国化之圣约翰大学塑造中国精英，推动中国之国家基督教化。故而，他仿照母校哥伦比亚学院通识教育模式，提倡“广博之自由教育”；主张全英文教学，全盘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始终坚持神学的主导地位，重视日常生活管理的仪式化和刻板的规训等办学方略，使得圣约翰大学不仅以在华最为正统的宗教教育机构而著称，而且也是美国化色彩最为浓厚的机构。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圣约翰确实如日中天，甚至获得‘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这样的美誉”。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基督教化与美国化虽然多少地成就了卜舫济的圣约翰大学，但是，它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摆脱掉各种或隐或明的抵制。强制性的礼拜和读经，常常招致学生“虚与委蛇”的应对，以宗教立基的大学报考神科的学生竟然寥寥无几，到一九三零年几近于关闭，其影响甚至不及后来主动本土化的燕大。卜舫济的全英文授课初衷是以英语直达“光和真理”（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其名不副实虽不至于如圣约翰出身的林语堂所言：“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W.W.Yen（即颜惠庆），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造就洋行买办的。”然而，就事论事，英文好的确成为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在政界、实业界谋职以及获得赴美留学资格的金字招牌。圣约翰大学也的确出了不少名人，在培养外交家、商人、医生和律师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不过，它的毕业生优势尽显似乎更多表现在实用和谋生技能上。至于这一点，究竟是得益于卜舫济注重精神训练的“通识”和全英语教学，还是更深谙中国人偏好的他，实在迫于无奈而在办学策略上的灵活机动和因势利导所致？其中的缘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即作为最为保守的、一向倡导“宗教第一，教育第二”的在华教会大学，无论是出自被动还是主动，在进入成熟期和发展的巅峰期——那个一边是西风劲吹、一边是旧雨残云依在的特定境遇下，圣约翰已然是世俗化的机构。
把圣约翰打造成一个在华的纯粹美式独立教育机构，是卜舫济平生的另一夙愿。为了实现与美国大学的完全接轨，一九零五年底，圣约翰在美国成功注册获得大学身份。在美国注册，就卜舫济的理想预期而言，它会使得圣约翰成为时局纷乱的中华大地上的一块“飞地”，可以享有法外治权，让圣约翰既不卷入中国的政治，同时又不为政治所介入。这一策略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毫无疑问，它让圣约翰在军阀割据、政权频繁更迭的极为混乱时代，获得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机遇，因而才有了它自在美注册以来二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但是，这种法外治权对于当时软弱的政府可能奏效，而在民族主义洪流中却不堪一击。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卜舫济迫于圣公会上海教区的压力，对罢课中国师生采取了强制性的手段，以至于导致其校史上最著名的“六三事件”，部分中国师生出走，另立光华大学。三个月后复校，学生减少近半。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想不过问政治也不反感政治侵入的圣约翰，却被政治运动中的学生用脚投票而大伤元气。 “五卅惨案”也把一直在民间酝酿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推向了高潮，迫于社会各方压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洋政府正式出台《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因为北伐战争让圣约翰暂躲过了这一关。但是等到国内局势稍稳，随后于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出台了更严厉的《私立学校规程》，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中国人要占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不得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内宣教并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训练。卜舫济不得不对此做出了回应，然而迫于教区主教压力，在行动上则有意延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也未予立案。不过，此时未立案就意味着圣约翰为非法机构，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如一九三五年圣约翰大中学学生会呈给卜舫济的请愿书中所言：
近来以吾校延不立案，学校学生两受其辜，……学生毕业后因学校尚未立案，凡政府或其他机关所举办之各种职业考试，约翰学生皆不得参加，因此增加实业之恐慌。……已毕业同学，忠勤职守，历有多年，乃近因政府审查公务员资格，凡系圣约翰毕业之学生，非减薪即予停职，……国家主办之公费留学考试，约翰学生不准参加，即约翰学生欲自费留学，亦仅能领得游历执照。……学校以近年经费困绌，……精神及物质之援助渐少，而学校乃益陷入困境。……总之，学校一日不立案，同学即遭遇一日之困难。……同学等受学校教养，深知爱国之义，何忍自异于中国之国民。
意欲彻底孤立于政治与环境的极端之举，又适逢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卜舫济的圣约翰一度由盛而衰，即使在一九四七年完成所有向国民政府立案的手续之后，它也没有完全恢复其往日胜景。而此前一年，因为抗战而归美的卜舫济在苦苦煎熬了五年后终于返华，不足半年后又溘然而逝。他实现了把余生托付中国的愿望，然而，他的离去也似乎成了圣约翰最终命运的隐喻。一九四九年新政权接管上海，实际掌控圣约翰权力的卜舫济之子卜其吉，对于新政权还试图延续以往疏远政治的策略：“我们决心尽量开办下去，但我们亦决心不与共产党妥协。”但是，最终却是圣约翰被新政权接收、整顿和拆解，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彻底结束了它在华七十三年的办学历史。“保持中立”和“远离政治”曾成就了圣约翰，但是，恰恰也是因为它，又引发了社会不满和政治权力的介入。这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再生动不过的注脚：至少在这片土地上，大学无法与社会、政治绝缘。在这一点上，司徒雷登以及他的燕京似乎比卜舫济和他的圣约翰更为明智。
一九一九年，四十三岁的司徒雷登应北京基督教联合大学（当年更名为燕京大学）托事部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有着在华出生背景和儿时成长经历的司徒雷登，在走马上任后就形成了与卜舫济迥异的治校理念：“这所新大学必须要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切断同西方的特殊关系，抵御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对于如何融入中国社会，司徒雷登表现出与卜舫济的保守、刻板和犹疑大相径庭的激进、灵活和果敢。作为教会大学，他希望燕大能够持有一种宗教氛围，但是，绝不赞成单调的宣教行为，不强制师生参与任何宗教仪式活动，不对基督徒有特殊照顾。“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燕大都理应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无拘无束传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达则应当是私人的事情。”由这番表白，我们甚至可以揣测，在司徒雷登的内心深处，让燕大带有宗教的标签，恐怕也被多少地附带实用的色彩。因为没有教会的支持，燕大就无法获得更多来自美国的捐助。也正因为这种实用取向，他不断地受到来自中美宗教界保守派的攻讦。
在立案议题上，不同于卜舫济所表现出的犹疑不定，司徒雷登在南京政府出台《私立学校规程》后，就迅即在教育部注册并愿意全面接受监管。甚至，为给燕大获得更多的支持，他不仅与美国形形色色的有钱人打交道，还非常善于与中国人交往，与众多达官贵人交从甚密：“走遍了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全国各大区，几乎同政府所有高管都搭上了关系，也结识了教育、财政和工业界的诸多显赫人士……”在日军占领北京后，为了维持良好关系，让燕大存续下去，他甚至与日本官员、军官结识和逢场作戏。所以，相形于卜舫济的传教士形象，也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则是活脱脱的一个社会活动家。换言之，司徒雷登不仅从来不排斥政治，而且还把政治作为一种为燕大争取人脉和利益的资源、工具和手段。在这一点上，他的务实表现比进入二十世纪后的美国知名大学校长的公共关系专家角色，更胜一筹。
有意思的是，正好与二十年代圣约翰因为经济处境窘迫而由盛转衰的逆势相左，燕大因为司徒雷登四处逢源的人脉活络，不仅廉价地拿下了陕西督军陈树藩控制的燕园作为燕大的校区，而且从教会、政府、基金会、民间实业界各方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和捐助。到一九三七年，仅捐赠基金规模就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不止于此，他还在燕大与众多英美名校如哈佛（哈佛燕京学社）、普林斯顿和牛津等之间建立了稳定、亲密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到抗日战争爆发，燕大不仅在教会大学中一枝独秀，其盛名也不在北大和清华之下。
在治校方略上，司徒雷登更表现出他非凡的灵活变通能力。为让公众真正视燕大为“中国自己的大学”，他聘用华人来做燕大内部几乎所有院系的领导，大量聘用中国籍教员，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不同于圣约翰和早期清华学堂的内外有别，他还要求中外教员享受同等薪酬和待遇。
此外，对于国文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司徒雷登绝不同于卜舫济。林语堂曾不无嘲讽地谈起他在圣约翰的经历：“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林在未去清华前，对中国之历史和风俗仅仅半通。“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而司徒雷登的燕大国文系和历史系则全然是另一番光景：名师如云，如吴雷川、钱玄同、钱穆、周作人、沈士远、沈尹默、陈垣、顾颉刚、许地山等等，有燕京学社的支持以及浓厚研究氛围润泽，国学研究在燕大竟渐成风尚，一度为学人所瞩目，声名不下于清华。社会学系则尤专本土的实地调查与田野研究，关注社区、乡村问题研究，探索社区实验和乡村改造，开以西学方法体察中国习俗社会之先。 司徒雷登也从不排斥职业教育，他以为：“把美国四年制大学教育课程照搬到中国来是个错误，其中教会大学要负一部分责任。”基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应设置和重视职业课程，以推动“职业训练来适应社会需求”。譬如，他设立“运行新兴科学技术振兴中国古老陶瓷工业”的课程，接受地方资助建立“半年在校园学习，另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的工程专业。这种委实太过于“世俗化”的举措，不要说是当时教会大学所不敢想象的，就是世俗化的国立北大和清华恐也仅能望其项背。
司徒雷登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正式赴任燕京大学校长，颇为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天，“五四”风潮进入一个新的高峰点，京城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六月四日，数十名燕大学生被捕，司徒雷登利用高层关系致信徐世昌释放燕大学生，并且在六月九日接见了被捕学生。他在回忆这次面晤时写道：“我清晰表达了自己对爱国运动的由衷同情。在此后混乱不堪的年代中，每当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参加类似抗议时，他们心里都清楚我的立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心心相印。”所谓“心心相印”其实就是双方间的一种默契，他对学生运动或许并不赞赏，甚至对风潮“这种大规模心理效应的危险性深感恐惧”，对“中国学生爱起国来群情振奋，原本良好的动机很容易被政客狡猾地加以利用”也颇为担忧，但是，在立场上却始终站在自己的学生一边，甚至在一九二六年的反帝国主义“三一八”惨案中站在了美国政府对立面，为在“三一八”惨案中死去的燕大女生魏士毅（还有两位是北京女子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举办全校追悼会，支持学生自治会为烈士立碑，并断然拒绝日寇侵占北京后要拆除烈士碑的要求。
在近现代中外交流史上，司徒雷登是少见的知华、务实，在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层人物中又有广泛深厚人脉的人物，即使与他的政治信念相违，他也并不排斥与中共领导人间的来往。抗战时期，燕大地下组织活跃，与解放区间来往频繁，许多燕大毕业生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成为领导人物，譬如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司徒雷登对师生的政治倾向极少干预，反而非常宽容和理解，他回忆道：“后来我与很多人（加入中共的燕大毕业生）有联系，他们的表现也令我很安心。”甚至，在抗战初期，他还为燕大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许多帮助，庇护了不少有党员身份的师生，并保护了许多为根据地提供技术支持的人才，如先在燕大执教、后来成为延安根据地无线电先驱的英国友人林迈可夫妇。
但是，也正是因为司徒雷登的务实、灵活的风格和左右逢源的丰厚人脉资源，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卷入政治漩涡。对于燕大而言，他的这种卷入或许是益大于损，而对于其本人，则是损大于益。在民国陷于颓势、濒临崩溃的最后关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步入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而这也是他与燕大和中国诀别的最后时刻。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始终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与中共会谈、期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府合法性的司徒雷登，在美方压力下无奈离开中国。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学被新政府正式接管并转为公立大学，第二年院系调整中被拆解，北大迁入燕园。是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提交辞呈，与他的燕大命运一样，也从政坛中彻底退出。
卜舫济与司徒雷登，两位一个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一个有着“中国，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国家”之慨的传教士，在他们至死眷顾的圣约翰和燕大可谓苦心经营一生，因为特定环境使然，他们对中国学术、近现代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曾长期被淡忘。其实，论贡献，他们的大学未必逊色于蔡元培之北大和梅贻琦之清华。在梅贻琦执校之前，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于圣约翰执教，第二任校长周诒春、第五任校长曹云祥都毕业于圣约翰，早期清华教师中更是拥有大批圣约翰的校友。民国数得出来的几个著名外交家如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都出自圣约翰，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燕大教师和毕业生中，有五十六人入选“两院”院士和学部委员。院系调整之后，虽然两校已不复存在，但是，薪尽火传，如今京沪的众多大学虽难说是承接了其精神余脉，但至少在学术资源方面是其受惠者，如燕大之于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圣约翰之于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
约翰已是旧影，燕园尚存遗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学之于政治，是远是近，是疏是密，似乎都与大学的成败乃至生死攸关。两个知华的外国人——卜舫济和司徒雷登，对此好像明晓些许，各自拿捏分寸，把校务或视同家务或作为政务，也难说不是持守有道，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是，即使个人识时务也不乏应对政治之策，最终还是挽回不了注定的命运。如今，回望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们还似身在历史之中，如迷雾寻踪，无迹可寻。
（《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八七九——一九五二）》，徐以骅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卜舫济传记》，石建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常江译，海南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