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60年代初，曾希圣曾同时担任安徽、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极“左”风盛行之时，他毅然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大胆闯禁区，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全国以“责任田”的形式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
1961年1月8日，曾希圣正召集山东省几个副省长在开会。突然，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徽省委常委郑锐、张作荫来山东有急事汇报。曾希圣只好中断会议，把郑、张二位请进办公室。一见到曾希圣，郑锐便急忙汇报起来：“不得了呀，曾书记！目前全省到处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而且还在蔓延，问题相当严峻，我们坐火车过来，沿途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讨饭者……”
曾希圣紧锁着眉头，一脸严肃，听完郑、张的汇报后，他十分痛心地交代他俩：赶快去邻近的几个省借些粮食来，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减少非正常死亡。
安徽的问题让曾希圣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最后，他毅然决定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他写道：安徽面临严重困难，我应回安徽去，和江淮儿女同生死、共患难，走出困境，建设安徽。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61年2月6日，曾希圣在蚌埠紧急召集安徽全省各地、市委书记开会，他要将自己酝酿很久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设想提出来。
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中餐后，会议继续。曾希圣郑重其事地跟各位书记宣布：“各位书记，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项重大决策！我要在安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场一片沸腾。大多数地、市委书记很兴奋，觉得走这条路有前途。但也有人表示忧虑，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担心中央不同意。曾希圣决心已下，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人民渡过难关，我曾希圣就领着全省人民走这条道!”
就这样，“责任田”的试点，在合肥市的蜀山公社井凤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开始了。当地农民热情非常高。有群众的支持，曾希圣的决心更加坚定。不到半个月，他便召集秘书班子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随后提交省委常委讨论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责任田”。
对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事，毛泽东开始是很担心的，但考虑到全国农村的严重灾情，也只好同意曾希圣的做法。曾希圣为此兴奋不已。但1961年3月中旬，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不要大搞。”
曾希圣一下子陷入困境，通宵未眠。他倒不是怕挨毛泽东的批评，而是怕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就要退回去，农民群众又有可能回到饥饿与死亡线上去，那才是自己这个当官的罪过呀。
3月20日，他考虑再三，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包产到户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处，一再申明所有制没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是拥护的，也是当前挽救全省农村危局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希望得到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支持。
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通知曾希圣前往汇报。曾希圣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一次说服毛泽东的机会。在汇报中他着重提到了“责任田”的问题，说：“过去生产队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甚至比队长还急，农民都说‘责任田’好。”毛泽东听后回答道：“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毛泽东的指示让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再一次放开膀子大干起来。责任田在安徽省以最快的速度推广开来。由于“责任田”符合安徽农村实际情况，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安徽仅仅试行了一年，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加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由于农业的丰收，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城乡不仅没有饿、病、逃、荒、死的现象，而且大批外流人员也纷纷回家种“责任田”，农民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
1961年1月8日，曾希圣正召集山东省几个副省长在开会。突然，秘书进来报告，说安徽省委常委郑锐、张作荫来山东有急事汇报。曾希圣只好中断会议，把郑、张二位请进办公室。一见到曾希圣，郑锐便急忙汇报起来：“不得了呀，曾书记！目前全省到处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而且还在蔓延，问题相当严峻，我们坐火车过来，沿途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讨饭者……”
曾希圣紧锁着眉头，一脸严肃，听完郑、张的汇报后，他十分痛心地交代他俩：赶快去邻近的几个省借些粮食来，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减少非正常死亡。
安徽的问题让曾希圣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最后，他毅然决定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回安徽。他写道：安徽面临严重困难，我应回安徽去，和江淮儿女同生死、共患难，走出困境，建设安徽。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61年2月6日，曾希圣在蚌埠紧急召集安徽全省各地、市委书记开会，他要将自己酝酿很久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设想提出来。
中午的会议餐桌上，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望着桌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中餐后，会议继续。曾希圣郑重其事地跟各位书记宣布：“各位书记，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项重大决策！我要在安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场一片沸腾。大多数地、市委书记很兴奋，觉得走这条路有前途。但也有人表示忧虑，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担心中央不同意。曾希圣决心已下，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人民渡过难关，我曾希圣就领着全省人民走这条道!”
就这样，“责任田”的试点，在合肥市的蜀山公社井凤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开始了。当地农民热情非常高。有群众的支持，曾希圣的决心更加坚定。不到半个月，他便召集秘书班子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随后提交省委常委讨论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责任田”。
对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事，毛泽东开始是很担心的，但考虑到全国农村的严重灾情，也只好同意曾希圣的做法。曾希圣为此兴奋不已。但1961年3月中旬，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不要大搞。”
曾希圣一下子陷入困境，通宵未眠。他倒不是怕挨毛泽东的批评，而是怕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就要退回去，农民群众又有可能回到饥饿与死亡线上去，那才是自己这个当官的罪过呀。
3月20日，他考虑再三，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包产到户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处，一再申明所有制没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是拥护的，也是当前挽救全省农村危局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希望得到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支持。
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北京路过蚌埠，通知曾希圣前往汇报。曾希圣接到通知后，感到这是一次说服毛泽东的机会。在汇报中他着重提到了“责任田”的问题，说：“过去生产队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甚至比队长还急，农民都说‘责任田’好。”毛泽东听后回答道：“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毛泽东的指示让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再一次放开膀子大干起来。责任田在安徽省以最快的速度推广开来。由于“责任田”符合安徽农村实际情况，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安徽仅仅试行了一年，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加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由于农业的丰收，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城乡不仅没有饿、病、逃、荒、死的现象，而且大批外流人员也纷纷回家种“责任田”，农民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