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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尔特圭(Jose Carlos Mariategui)写道：“当然，我们不希望在拉美模仿或者复制马克思主义。它必然是一种英勇的创造。我们必须使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现实、语言结合起来。这是一项跨时代的任务。”他的警告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个时代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强制模仿苏联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和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
我们不知道切·格瓦拉是否知晓何塞·卡洛斯的著作。他可能读过，因为他的战友希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曾把何塞·卡洛斯的书借给他。无论如何，他的很多政治思想和实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可以说针对的就是东欧诸国出现的缺乏独立性的模仿苏联模式所导致的僵局。
切·格瓦拉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尝试“勇敢地创造”一些新东西，寻找——终断或者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在很多方面强烈反对对“现实的”官僚主义的夸张模仿。
从1959年到1967年，切·格瓦拉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摒弃了自己当初对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认识。在1965年写给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古巴出版的苏联版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手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尾巴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苏联朋友的缺点是使你无法思考：党已经替你作了而你只需要消化它”。
在1963年以后的著作里，他更加明确地拒绝“模仿和复制”而是寻找替代模式，试图构建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更加彻底的、平等的、更加友爱的、与共产主义道德更加一致的道路。
未尽的事业
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逝世，中断了其思想发展的进程。他的成果并不是封闭的，或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完美答案的系统。在许多问题上，例如计划、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等方面，他的见解还不完善。
他探索跨越特殊经济条件下新道路的动力来自于这样的信念：除非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种文明的，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一种与卑鄙的个人主义、无限制的利己主义、竞争、资本主义文明特有的与所有人为敌的战争、“人吃人”的世界等完全相对立的社会模式，否则它就是无意义的并且在经济上无法取得成功。
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形成反差的是，切·格瓦拉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与某些价值取向是不可分割的，而不是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所认为的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在1963年7月记者让·丹尼尔(Jean Daniel)对他进行的一次著名的采访中，切·格瓦拉已经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我对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同时也在离心离德……如果共产主义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可能只是一种分配方式而不再是一种革命的道德规范。”
如果社会主义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与资本主义作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斗争并战胜它，使用资本主义的武器——商品形式、竞争、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将注定要失败。不能说切·格瓦拉预见了苏联的解体，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所直觉，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系统不容许差异，不体现新价值，尝试模仿对手，没有抱负而只想“赶上和超越”帝国主义大都市的生产，它就没有未来。
在切·格瓦拉看来，社会主义代表了建设一个建立在平等、团结、集体主义、革命利他主义、自由讨论和群众参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新社会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工作。以下三件具体的举措表现了格瓦拉寻找一条新道路的心愿：探讨经济管理的新方法，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问题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明显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其他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虽然有些纰漏和矛盾，也多多少少有所发展。他一直在关注并在政治实践中注意这些问题。
新人类
在1965年2月著名的“阿尔及尔演讲”中，格瓦拉号召那些声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束私下与西方剥削国家的串通，要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种串通表现为强加在其国家和人民身上的不平等交易关系。切·格瓦拉认为，社会主义“如果意识上不转变为对人类新的友好关爱的态度就不能存在，不只是在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应扩大到世界上所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
他在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分析了适应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对那些声称可以“用自己的拜物主义征服资本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的腐朽工具的帮助下实现白日梦……建设物质基础和塑造新人类都是建成共产主义所必须的。”
格瓦拉的经济设计——以计划对抗市场力量、预算经济系统、集体的或者“道德的”激励——都试图找到一种模式以建设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就与苏联的模式不尽相同。应该补充的是，格瓦拉并没有成功地形成关于斯大林官僚系统本质的清晰的理论。我认为，他错误地认为苏联经验的问题和局限的起源是新经济政策而不是斯大林暴政。
讨论的自由
在1963—1964年的经济讨论中，值得一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是这个讨论本身，即公众表达异议是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正常状态，或者说革命中民主多元论的合法化。这个问题只在经济讨论中隐含着。格瓦拉从没有确切地、系统地发展它，也确实没有将其与民主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计划。但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场合确实以令人赞许的态度接受了革命阵营中的自由讨论并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他对古巴托派主义者的行动中可以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尽管他对托派的见解毫不认同(他在许多场合都严厉地批评过他们)，但在1961年同北美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泽特林(Maurice Zeitlin)的讨论中，格瓦拉公然批评了古巴警察针对托派不断革命的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是个“错误”，“不应该这么做”。
几年后，在1965年离开古巴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计划释放古巴托派领导人罗伯特·阿科斯塔(Roberto Acosta)，并给他临别赠言：“阿科斯塔，你不能用打击来扼杀想法。”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一份给工业领域同志的报告中对苏联人攻击他是托派分子的回复：“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谁有能力用争论来摧毁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让它表达出来……用暴力摧毁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只能禁锢思想的发展。托洛茨基有很多有价值的想法，尽管在我看来，他的基本观点和后来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毫不意外，格瓦拉对言论自由最明确的维护和对斯大林专制主义最直接的批评表现在艺术领域。在他著名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他公然抨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强加的单一的艺术形式，是“官员所理解的艺术”。他强调这种方法“会终结真正的艺术，是对艺术的束缚，就像 给刚出生的婴儿穿上一件紧身衣”。
社会主义民主
尽管切·格瓦拉从来没有想过要详尽地完成民主在社会主义变革中作用的理论——这可能是其工作中主要的漏洞——但他反驳了在20世纪给社会主义带来很大伤害的专制和独裁主义观念。1966年，他对一本斯大林经济政策手册作出如下批评：“斯大林最大的历史罪行是贬低了共产主义教育和创立了权力不受约束的‘邪教’。”
他思考的主要的局限性就在于对民主和计划的关系认识不足。他认为坚持计划和反对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忘记了关键的政治问题：谁作计划?谁决定经济计划的主要方案?谁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次序?
没有真正的民主——即没有(a)政治多元化，(b)重要问题的自由讨论，(c)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各种不同讨论中的经济模式和政策——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专制需要”的体制(昔日的苏联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与政权的性质是不可分割的。争论与革命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古巴人过去30年来的经验说明，尽管古巴想要避免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差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但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有消极的结果。格瓦拉拒绝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尽管主张反对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还远远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民主版本。
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他承认革命国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在群众中引起消极的反应，并迫使国家作出更正(他举的例子是1961—1962年在党的领导下，对阿尼巴尔·斯卡兰特的宗派主义政策)。但是，他强调，“很明显，这不是一种明智的保险的能够继承的机制。我们需要一种跟民众联系更紧密的机制……”当初，他可能满足于领导人与民众间的模糊的“辩证的团结”。但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承认，问题远远不是对有效控制民主有决心就行：“这种革命的制度化还没有达到。我们正在寻找新的东西……”
未出版的著作
我们知道，在格瓦拉生命的暮年，他已经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拒绝“模仿和复制”“现实社会主义”。但是他晚年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对1963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手册的批判，还没有出版。
这些著作只是2006年在古巴出版过，写于他在刚果的行动失败以后，去玻利维亚之前，1965年到1966年在坦桑尼亚和布拉格的这段时间。尽管苏联解体后一些古巴研究者被允许查阅它们并带走一些笔记，但这些著作始终是“隐形的”。直到现在，这些著作才能在古巴与同期的其他未知文件一起发表。
为什么格瓦拉的著作不能早些发表呢?这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隐藏它们可能有些恶意的外交原因。但是1991年之后，这些著作还有什么“危险”呢?谁决定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谁最终为它们的出版打开了绿灯呢?
无论如何，至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明他的思考是独立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对最终替代方案的探索。如前文讨论的一样，格瓦拉认为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把人民从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但问题是谁作计划呢?
在1963—1964年的讨论中，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在写于1965年到1966年的关键性笔记中，可以看到他的深刻见解。下面一段话尤其重要，它显示了格瓦拉在其最终政治考虑中，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民主理念：“与民众按照人民利益和意识设计经济这一计划的概念相矛盾的是，我们提供了一种只有经济因素才能决定共同命运的安慰剂。这是一种机械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众必须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决定哪些生产份额属于积累和消费。经济技术运作必须在有限信息和群众意识的条件下确保其实施。”
可以把这些笔记看作格瓦拉在对苏联模式作激烈抉择的重要阶段的心路。1967年10月，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帮凶刺客的子弹，中断了他“英勇创造”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共产主义的工作。
[责任编辑：文慧]
我们不知道切·格瓦拉是否知晓何塞·卡洛斯的著作。他可能读过，因为他的战友希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曾把何塞·卡洛斯的书借给他。无论如何，他的很多政治思想和实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可以说针对的就是东欧诸国出现的缺乏独立性的模仿苏联模式所导致的僵局。
切·格瓦拉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尝试“勇敢地创造”一些新东西，寻找——终断或者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在很多方面强烈反对对“现实的”官僚主义的夸张模仿。
从1959年到1967年，切·格瓦拉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摒弃了自己当初对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认识。在1965年写给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古巴出版的苏联版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手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尾巴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苏联朋友的缺点是使你无法思考：党已经替你作了而你只需要消化它”。
在1963年以后的著作里，他更加明确地拒绝“模仿和复制”而是寻找替代模式，试图构建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更加彻底的、平等的、更加友爱的、与共产主义道德更加一致的道路。
未尽的事业
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逝世，中断了其思想发展的进程。他的成果并不是封闭的，或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完美答案的系统。在许多问题上，例如计划、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等方面，他的见解还不完善。
他探索跨越特殊经济条件下新道路的动力来自于这样的信念：除非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种文明的，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一种与卑鄙的个人主义、无限制的利己主义、竞争、资本主义文明特有的与所有人为敌的战争、“人吃人”的世界等完全相对立的社会模式，否则它就是无意义的并且在经济上无法取得成功。
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形成反差的是，切·格瓦拉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与某些价值取向是不可分割的，而不是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所认为的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在1963年7月记者让·丹尼尔(Jean Daniel)对他进行的一次著名的采访中，切·格瓦拉已经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我对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同时也在离心离德……如果共产主义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它可能只是一种分配方式而不再是一种革命的道德规范。”
如果社会主义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与资本主义作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斗争并战胜它，使用资本主义的武器——商品形式、竞争、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将注定要失败。不能说切·格瓦拉预见了苏联的解体，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所直觉，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系统不容许差异，不体现新价值，尝试模仿对手，没有抱负而只想“赶上和超越”帝国主义大都市的生产，它就没有未来。
在切·格瓦拉看来，社会主义代表了建设一个建立在平等、团结、集体主义、革命利他主义、自由讨论和群众参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新社会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工作。以下三件具体的举措表现了格瓦拉寻找一条新道路的心愿：探讨经济管理的新方法，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问题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明显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其他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虽然有些纰漏和矛盾，也多多少少有所发展。他一直在关注并在政治实践中注意这些问题。
新人类
在1965年2月著名的“阿尔及尔演讲”中，格瓦拉号召那些声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束私下与西方剥削国家的串通，要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种串通表现为强加在其国家和人民身上的不平等交易关系。切·格瓦拉认为，社会主义“如果意识上不转变为对人类新的友好关爱的态度就不能存在，不只是在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应扩大到世界上所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
他在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分析了适应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对那些声称可以“用自己的拜物主义征服资本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的腐朽工具的帮助下实现白日梦……建设物质基础和塑造新人类都是建成共产主义所必须的。”
格瓦拉的经济设计——以计划对抗市场力量、预算经济系统、集体的或者“道德的”激励——都试图找到一种模式以建设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就与苏联的模式不尽相同。应该补充的是，格瓦拉并没有成功地形成关于斯大林官僚系统本质的清晰的理论。我认为，他错误地认为苏联经验的问题和局限的起源是新经济政策而不是斯大林暴政。
讨论的自由
在1963—1964年的经济讨论中，值得一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是这个讨论本身，即公众表达异议是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正常状态，或者说革命中民主多元论的合法化。这个问题只在经济讨论中隐含着。格瓦拉从没有确切地、系统地发展它，也确实没有将其与民主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计划。但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场合确实以令人赞许的态度接受了革命阵营中的自由讨论并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他对古巴托派主义者的行动中可以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尽管他对托派的见解毫不认同(他在许多场合都严厉地批评过他们)，但在1961年同北美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泽特林(Maurice Zeitlin)的讨论中，格瓦拉公然批评了古巴警察针对托派不断革命的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是个“错误”，“不应该这么做”。
几年后，在1965年离开古巴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计划释放古巴托派领导人罗伯特·阿科斯塔(Roberto Acosta)，并给他临别赠言：“阿科斯塔，你不能用打击来扼杀想法。”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一份给工业领域同志的报告中对苏联人攻击他是托派分子的回复：“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谁有能力用争论来摧毁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让它表达出来……用暴力摧毁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只能禁锢思想的发展。托洛茨基有很多有价值的想法，尽管在我看来，他的基本观点和后来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毫不意外，格瓦拉对言论自由最明确的维护和对斯大林专制主义最直接的批评表现在艺术领域。在他著名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他公然抨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强加的单一的艺术形式，是“官员所理解的艺术”。他强调这种方法“会终结真正的艺术，是对艺术的束缚，就像 给刚出生的婴儿穿上一件紧身衣”。
社会主义民主
尽管切·格瓦拉从来没有想过要详尽地完成民主在社会主义变革中作用的理论——这可能是其工作中主要的漏洞——但他反驳了在20世纪给社会主义带来很大伤害的专制和独裁主义观念。1966年，他对一本斯大林经济政策手册作出如下批评：“斯大林最大的历史罪行是贬低了共产主义教育和创立了权力不受约束的‘邪教’。”
他思考的主要的局限性就在于对民主和计划的关系认识不足。他认为坚持计划和反对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忘记了关键的政治问题：谁作计划?谁决定经济计划的主要方案?谁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次序?
没有真正的民主——即没有(a)政治多元化，(b)重要问题的自由讨论，(c)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各种不同讨论中的经济模式和政策——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专制需要”的体制(昔日的苏联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与政权的性质是不可分割的。争论与革命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有关。古巴人过去30年来的经验说明，尽管古巴想要避免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差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但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有消极的结果。格瓦拉拒绝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尽管主张反对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还远远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民主版本。
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他承认革命国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在群众中引起消极的反应，并迫使国家作出更正(他举的例子是1961—1962年在党的领导下，对阿尼巴尔·斯卡兰特的宗派主义政策)。但是，他强调，“很明显，这不是一种明智的保险的能够继承的机制。我们需要一种跟民众联系更紧密的机制……”当初，他可能满足于领导人与民众间的模糊的“辩证的团结”。但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承认，问题远远不是对有效控制民主有决心就行：“这种革命的制度化还没有达到。我们正在寻找新的东西……”
未出版的著作
我们知道，在格瓦拉生命的暮年，他已经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拒绝“模仿和复制”“现实社会主义”。但是他晚年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对1963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手册的批判，还没有出版。
这些著作只是2006年在古巴出版过，写于他在刚果的行动失败以后，去玻利维亚之前，1965年到1966年在坦桑尼亚和布拉格的这段时间。尽管苏联解体后一些古巴研究者被允许查阅它们并带走一些笔记，但这些著作始终是“隐形的”。直到现在，这些著作才能在古巴与同期的其他未知文件一起发表。
为什么格瓦拉的著作不能早些发表呢?这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隐藏它们可能有些恶意的外交原因。但是1991年之后，这些著作还有什么“危险”呢?谁决定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谁最终为它们的出版打开了绿灯呢?
无论如何，至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明他的思考是独立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对最终替代方案的探索。如前文讨论的一样，格瓦拉认为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把人民从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但问题是谁作计划呢?
在1963—1964年的讨论中，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在写于1965年到1966年的关键性笔记中，可以看到他的深刻见解。下面一段话尤其重要，它显示了格瓦拉在其最终政治考虑中，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民主理念：“与民众按照人民利益和意识设计经济这一计划的概念相矛盾的是，我们提供了一种只有经济因素才能决定共同命运的安慰剂。这是一种机械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众必须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决定哪些生产份额属于积累和消费。经济技术运作必须在有限信息和群众意识的条件下确保其实施。”
可以把这些笔记看作格瓦拉在对苏联模式作激烈抉择的重要阶段的心路。1967年10月，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帮凶刺客的子弹，中断了他“英勇创造”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共产主义的工作。
[责任编辑：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