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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明宗，男，1922年生，五华县人。国立中山大学毕业，1938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小学、师范学校教师、校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政治部宣教科长、党支部书记：中共东江地委东江通讯社副社长、政策研究室农村组长；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新中医》、《武林》杂志主编、名誉主编；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会理事等职。1983年12月离休。近日，李明宗老人不顾年事已高，提笔追述他于1948年8月由香港到九连山游击区至1949年10月东江全面解放的这段难忘的经历。现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1948年进香港《华商报》前，我在广东惠州师范学校教书。秘密组织读书会，教育动员学生去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学生被捕，我因而暴露。校长正要上报国民党专员公署逮捕我时，我急离学校去香港，见到李汉兴（曾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当时是中共香港市委副书记，我的中大同学）。他对我说，“梁哥（梁威林）早已决定要你去九连山游击区工作。”他话锋一转，“现在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线，因被国民党封锁不能去。”接着他又说，他与在《华商报》工作的陈景文商量，让我先去《华商报》工作，等待通知。于是我改名李叶，到《华商报》经理部负责海外发行工作。8月10日，《华商报》经理杨奇通知，我可以去东江游击区了。我即交待报社的工作，按照通知约定的时间、地点、暗号，在一间茶楼与吴坚见面，商量奔赴九连山游击区的事情。
留在江南支队做民运工作
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我化装为商人，在九龙大埔登船，偷渡去沙头角。夜间步行，翻越梧桐山，到达江南游击区根据地坪山，见到江南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宣同志。我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要经惠紫边的安墩游击根据地，正好尹林平同志要率部队东上去安墩，刘宣同志即安排我随尹林平同志带的部队去。我与支队政治部保卫科同志一起行军宿营。科长周权，听到我是香港《华商报》来的，热情照料。晚上夜行军更加关心备至，怕我掉队。绕过国民党驻军的淡水镇，过稔（山）、平（山）公路时，打伏击战、消灭敌人一个排。经过多祝镇时、佯攻多祝，迫使敌人不敢出来。我们部队顺利登上一个大山，山上住着少数民族畬族几家人。稍事休息后，继续下山，再走几十里路，到达江南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墩游击根据地黄石磜村。见到江南支队王鲁明政委、才安定住下来。尹林平同志也住在支队司令部。
安墩，是惠阳、紫金边的山区，属惠阳县管辖（现属惠东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距县城惠州一百多公里。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统治薄弱。土地革命时，这个地区的高潭，曾成立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时，这里又是东江纵队活动的根据地；解放战争后，又开辟为江南支队的游击根据地。1948年3月，江南支队司令部在安墩鹞子岭村成立。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滇桂黔边纵队联合发表成立宣言，就是在安墩。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住在安墩的黄沙村。纵队司令员尹林平，政治部主任左洪涛都住在这里。
我在江南支队司令部住了十多天，因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中断，不能走，闲着没事干。我要求王鲁明政委给我分配点工作做，他派我去苏丹的民运队。我由香港初到游击区，所见所闻，一切都感到新鲜，曾写通讯报导去香港，其中就写了苏丹。我在支队司令部初次见到苏丹。据同志们说，她原是香港回来参加部队的女学生，共产党员，初在连队当排文化教员，后在连队当指导员，曾参加沙鱼涌、山子下、红花岭的战斗，后调到司令部直接领导的民运队当队长。我看到她身穿列宁装，腰挂左轮手枪，飒爽英姿，印象很深。现在派我去苏丹的民运队，我很高兴地去了。队员中有何汝（以后是省委党校教授）、陆明、文风（现已故）、何燕（解放初在省政府工作，后去了加拿大）等。我年纪较大，她们都尊称我“大哥”。以后熟了，给我一个绰号叫TV宋，说我戴着眼镜像宋子文。我和她们一起在司令部附近的合水坝、黄石磜、富地坑、鹞子岭、佐坑等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我和她们一起工作，有说有笑，毫无顾忌。回想1947年7月，“东纵”北撤后，东江后东特委留下坚持斗争的副书记钟俊贤，由香港扮作医药行商，到广州找到我，传达政治形势，说要作“十年黑暗”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要尽量利用社会关系掩护，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游击区，大声说话、愉快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我们的天”。形势变得这么快，实在难以意料。
1948年10月10日，国民党广东保安十三团1000多人，向安墩地区进袭。当敌人进袭，支队领导机关转移去三家村时，我和民运队的何汝、陆明、文风、何燕等转移去富地坑附近的深山密林的山窝里掩蔽。第二天派人去熟悉的群众家里，炒米送来吃。当打听到敌人过境后，我们才从山窝里出来，碰见王鲁明、尹林平先后带着警卫员来。向我们了解情况后，指示我们仍留在当地继续做群众工作。后我带几个民运队员去高潭，搞征粮和减租减息工作。我这时收到辗转寄来的家信，知道父亲病逝。我在游击区，不能回去奔丧。我是独子，极感哀痛。在高潭工作一个月，集中总结后，我调回司令部。
12月，纵队政治部成立政治大队，将200多人集中培训，学习形势、政策、群众路线。队长朱超，政委李福海和学员一起生活学习。这时，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梁威林老领导由九连山来安墩，参加粤赣湘边区党委会议，我意外见到他。这次见到，特别高兴。我亲切地叫声梁哥！紧紧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对我说，“你回来很好，九连山支队政治部等待你去”。我从香港回来是八月秋天，未带冬衣。在江南地区停留三个月，已是寒冷冬天。梁哥看到我仍穿着单衣，即将他穿着的皮夹克脱下给我穿。受到老领导的关心爱护，我顿时热遍全身，激动流泪。
政治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区党委领导尹林平、黄松坚、梁威林、左洪涛、黄文俞等都来参加，并讲话。学习将结束时，我还参加了1949年1月1日在安墩大草坪举行的隆重庆祝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大会。一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抬着猪羊，热烈庆祝。政治大队学员演出话剧、歌舞，与军民同庆。 到九连山游击区战斗
政治大队学习结束，学员分配去江南、江北、九连山、北江等地区工作，留下几十人在政治部成立文工团。我与陈麟、傅明、林密、李岗、毛海云、陶牧、张琮、王干等二十多人，分配去九连山东二支队，纵队派武装护送我们。夜行军翻越崎岖的乌禽嶂，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属九连游击区的紫金古竹镇蓼坑村。休息后，夜渡东江。我写了一首诗，描述当时的情景，后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渡过东江，是九连游击区的河源回龙镇，有武工队护送，可以白天行军，很快到达东二支领导机关所在地的上莞镇，见到魏南金、钟俊贤、郑群、黄中强等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和以前东江后东特委的许多老同志。我高兴地说：“回到家了”。我留在政治部宣教科工作，陈麟、傅明、林密、李岗、毛海云、陶牧、王干、张琮等分配去和平、连平及《粤赣报》工作。
九连山绵亘六百里、跨越粤赣边。纵横八个县，峰峦起伏，山高林密，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是革命战争的根据地。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留下大队级干部曾志云、王彪、林镜秋和连排级武装骨干58人在九连山掩蔽，吃野芋头、挖竹笋、啃野果，顽强坚持，还经常遭受敌人的搜捕、追袭。1946年冬，九连山恢复武装斗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严尚民进九连山青州，将东纵留下掩蔽的武装骨干与中共后东特委留下掩蔽的武装及地方党员、知识青年集中以来，成立了以严尚民为书记，魏南金、钟俊贤为常委， 曾志云为委员的中共九连工委会，领导和平、连平、龙川、五华、河源、紫金、新丰和兴宁、揭西一部分及赣南的虔南、定南、龙南等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47年10月，东纵北撤山东的郑群、黄中强、张华基等人，被派回九连山地区。1948年8月，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魏南金为政委，钟俊贤为司令员、郑群为副司令员、黄中强为政治部主任。中共九连工委改组为中共九连地委、钟俊贤为书记、郑群为常委、黄中强、骆维强等为委员。严尚民上调纵队，仍驻九连地区领导工作。梁威林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回九连地区。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支队一连取得白马、太湖、鹤塘、骆湖、大人山五次战斗“五战五捷”的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扫荡，九连地区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的新局面。特别是大人山战斗，严尚民、郑群指挥东二支三、四团主力在东江边的大人山，打伏击战，击溃保十三团护航运送物资的两个加强营、俘敌100多人，缴获大炮、机枪等大批物资。对曾天节震动很大。1949年1月1日纵队成立后，九连地区粤赣边支队改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郑群、政委钟俊贤、政治部主任黄中强。
我在东二支队政治部宣教科工作时，科长余进文（曾任过中共五华县委书记），我初任宣教股长。后来他外调，我接任科长，兼政治部党支部书记。初到几天，政治部抽调连队干部三十多人，举办教导队训练班，学习形势、政策、群众路线，派我主持。我在纵队政治部政治大队刚学习了这些内容，对我主持教导队训练班很有帮助，顺利完成任务。淮海战役后，四月二十日，百万大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首都南京，向南方、西南各省进军。我兴奋地写了“百万雄师渡长江”长诗，由政治部作为宣传教育资料印发给连队干部战士学习。
为配合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东二支队五华籍干部钟俊贤、郑群、钟雄亚、钟应时、魏麟基、张日和、李明宗、郭汉邦、钟忠、郭明、李顿、何奇、邓其玉、钟恕等二十多人，由我执笔写了《告五华人民书》联名发出，号召五华全县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支持解放五华的斗争。
保十三团团长曾天节，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被派回五华与古大存一起领导五华的土地革命，于1927年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1928年调离五华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曾任少将参议。抗战初期，见到古大存，有“回老家”（共产党）的念头。1948年，广东省长宋子文，新成立美式装备的保安团，进剿游击区。曾天节被任命为保十三团团长，在河源蓝口驻防。这时，同他曾在五华搞革命，也有“回老家”思想的国民党少将兵监魏鉴贤，由湖南来广州和他密商，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回老家”的时机已到，一起秘密去香港找共产党。通过《华商报》的陈景文见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准备起义。大人山战斗后，东二支政治部与曾天节同乡同学的联络科长钟雄亚，写信给曾天节，劝告他认清形势，率部起义。此信由俘来的曾天节亲戚，遣返保十三团面见亲交。自此以后，曾天节与东二支和纵队的代表秘密直接联系，并主动给东二支炮弹，帮助他们取得新的“五战五捷”的胜利。经过多次秘密会商，终于商定具体的起义时间、地点，于1949年5月14日由吴奇伟领衔，曾天节、李洁之、魏汉新等联名发出宣言，在老隆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的行动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曾天节率保十三团与东二支部队配合，在纵队参谋长严尚民统一指挥下，围点打援。起义部队围攻驻老隆的广东保安第四师师部；郑群率东二支主力，击溃由和平来援救的保四师副师长兼保五团团长列应佳亲率的二个加强营1000多人，其残部500多人在东水投诚，为我部收编。接着郑群率东二支主力和起义部队一个营，阻击由河源前来驰援的正规军196师一个加强团的进攻，保卫了解放的老隆。保四师副师长彭健龙看到援军无望，率师部七百多人投降。
接收五华县城
在围攻老隆第四师师部的炮火声中，我带着文工团在老隆街头写标语，向群众宣传。驻五华的保四师十团一营营长张润进与曾天节联系在五华县城起义，通过曾天节要求纵队派共产党员代表到五华县城接收。当时张日和、魏麟基在五华南部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冰坎，筹组五华县人民政府，因曾天节起义影响，未正式成立。纵队和支队领导在老隆，交通不便，来不及和他们联系。纵队参谋长严尚民找我谈话，派我代表纵队去五华接收。即写一信给我带给张日和、魏麟基，曾天节写一信给张润进。
我即紧急登程，带了警卫员张学文，由老隆去五华县城。途中碰见戴汉寰带武工队在公路上打税，还不知道县城国民党保安营起义，五华县城已解放。我即告诉他，我现在就是奉命去接收，请他派人紧急将严尚民参谋长的信连夜赶送给张日和、魏麟基。我与警卫员到了华城，以纵队代表身份住进起义的张润进营部。张润进看了曾天节给他的信，对我热情欢迎，向我汇报起义情况。我和他商量召开五华各界人士座谈会，由他发通知，包括起义的张润进营长、张桂开营长、钟凯警察局长、五华县参议长张际清和知名士绅、曾任过县长的钟问陶，教育界代表钟国楼、钟轩孙、吉竹楼及工、商、农代表三十多人。我在会上讲话，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全面溃败，全国即将解放；讲了我党我军对城镇工商业、对起义人员和旧政权人员，开明士绅和教育界的政策，希望各界人士协助做好接收工作，稳定民心、维持城乡社会秩序、防止坏人造谣破坏。我在会上征求各界对接收工作的意见。还宣布，五华县人民政府县长魏麟基、副县长张日和将率部队进城。为表示对魏张二县长的欢迎，即席决定，推出代表筹备成立欢迎魏、张县长进城的委员会。原五华县长杨競华在保安营起义时，潜逃去兴宁，被劝告回华城，也参加了座谈会，将原五华县政府的大印呈交给我。我与张日和、魏麟基电话联系，告诉他们我到了五华城，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欢迎他们进城的筹备委员会，催他们早日带部队进城。他们表示，带部队进城要服装整齐，做衣服要一个星期才能进城。 5月25日，魏麟基、张日和带部队分两路来华城，在西林坝会合进城。我与张润进率领五华各界人士及学校师生几百人，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欢迎魏、张县长。进城后，在中山公园举行欢迎大会。5月26日，在原五华县政府旧址，正式挂牌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开始办公视事。旧政权宣告灭亡。5月27日，粤赣湘边纵队副政委、区党委副书记梁威林到五华视察。决定行政方面，魏麟基任县长、张日和任副县长；县委方面，张日和任书记、魏麟基任副书记，郭汉邦任第二副书记。
我原来任务是先到华城接收，协助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后回东二支政治部工作。但与魏、张两县长商量县政府的机构人事时，他们一定要我再留一段时间，在县政府挂主任秘书职，协助工作。梁威林也同意我再留一段时间，以后回东二支政治部工作。我在五华协助举办行政训练班，培训区乡干部；主持召开五华县首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为会议主席团主席，中、小学校长、学生选派代表为主席团委员。魏麟基、张日和县长到会讲话。会议开了三天，讨论解放后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课程。决定取消公民课，改为政治课；加强班主任工作，密切联系家长、社会人士，办好学校。
我在五华整整一个月。离开五华前我回锡坑长塘老家看望母亲和妻子欧阳佳，住了一晚。我离开香港时欧阳佳留在香港，因怀孕，由李文铸专程陪送回我老家。她在村中小学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生了女儿李英，我未见过。她仍留在家中照顾女孩，8月才到老隆参加东二支城镇工作队。
我回到老隆东二支政治部。支队决定在老隆戏院举行三团庆功表彰大会。我代表政治部主持大会，纵队副司令员黄松坚讲话，支队司令员郑群表彰三团先进连、模范连，颁发奖旗。各县初解放，成立共青团、妇联需要干部，地委决定举办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班，派我任训练班主任，梁瑜为党支部书记、叶彬、崔嘉凌、郑平为干事。各县派来青年妇女干部共二百多人参加学习。经培训后，派回各县工作，留下几十人成立城镇工作队，属支队政治部领导。
7月，蒋军残部胡琏兵团一万多人，从赣南、闽西南下逃窜，侵袭兴梅地区。刚于五月份解放的各县县城，重陷敌手。此时，我随支队政治部由老隆转移去和平林寨，与纵队政治部共同召开纪念“七一”的干部群众大会。胡琏兵团南逃汕头去台湾后，支队政治部迁回老隆。为迎接南下解放大军入粤、进军广州，地委决定支队成立支前司令部，出版《支前报》，派我兼任总编辑。
7月，粤赣湘边区东江人民行政委员会成立，主任谭天度。支队政治部主任黄中强调任九连地区行政督导处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张华基接任。政治部原有四个科，这时组织科长钟应时，联络科长钟雄亚，保卫科长李顿，均已调去其他单位。只有我宣教科长与张华基主任主持机关工作。河源县城解放，张华基和我与 张惠民团长率部队进城，政治部在河源一段时间。
10月，东江全面解放，原东江江南、江北、九连三个地委合并，在惠州成立中共东江地委，梁威林为首任书记，王鲁明、钟俊贤为副书记。东江地委成立东江通讯社，代表地委发布东江地区各县的新闻、通讯。地委宣传部长卓杨兼任社长，我为副社长。
这是我于1948年8月由香港到九连游击区至1949年10月东江全面解放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8年进香港《华商报》前，我在广东惠州师范学校教书。秘密组织读书会，教育动员学生去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学生被捕，我因而暴露。校长正要上报国民党专员公署逮捕我时，我急离学校去香港，见到李汉兴（曾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当时是中共香港市委副书记，我的中大同学）。他对我说，“梁哥（梁威林）早已决定要你去九连山游击区工作。”他话锋一转，“现在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线，因被国民党封锁不能去。”接着他又说，他与在《华商报》工作的陈景文商量，让我先去《华商报》工作，等待通知。于是我改名李叶，到《华商报》经理部负责海外发行工作。8月10日，《华商报》经理杨奇通知，我可以去东江游击区了。我即交待报社的工作，按照通知约定的时间、地点、暗号，在一间茶楼与吴坚见面，商量奔赴九连山游击区的事情。
留在江南支队做民运工作
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我化装为商人，在九龙大埔登船，偷渡去沙头角。夜间步行，翻越梧桐山，到达江南游击区根据地坪山，见到江南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宣同志。我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要经惠紫边的安墩游击根据地，正好尹林平同志要率部队东上去安墩，刘宣同志即安排我随尹林平同志带的部队去。我与支队政治部保卫科同志一起行军宿营。科长周权，听到我是香港《华商报》来的，热情照料。晚上夜行军更加关心备至，怕我掉队。绕过国民党驻军的淡水镇，过稔（山）、平（山）公路时，打伏击战、消灭敌人一个排。经过多祝镇时、佯攻多祝，迫使敌人不敢出来。我们部队顺利登上一个大山，山上住着少数民族畬族几家人。稍事休息后，继续下山，再走几十里路，到达江南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墩游击根据地黄石磜村。见到江南支队王鲁明政委、才安定住下来。尹林平同志也住在支队司令部。
安墩，是惠阳、紫金边的山区，属惠阳县管辖（现属惠东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距县城惠州一百多公里。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统治薄弱。土地革命时，这个地区的高潭，曾成立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时，这里又是东江纵队活动的根据地；解放战争后，又开辟为江南支队的游击根据地。1948年3月，江南支队司令部在安墩鹞子岭村成立。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滇桂黔边纵队联合发表成立宣言，就是在安墩。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住在安墩的黄沙村。纵队司令员尹林平，政治部主任左洪涛都住在这里。
我在江南支队司令部住了十多天，因去九连山游击区的地下交通中断，不能走，闲着没事干。我要求王鲁明政委给我分配点工作做，他派我去苏丹的民运队。我由香港初到游击区，所见所闻，一切都感到新鲜，曾写通讯报导去香港，其中就写了苏丹。我在支队司令部初次见到苏丹。据同志们说，她原是香港回来参加部队的女学生，共产党员，初在连队当排文化教员，后在连队当指导员，曾参加沙鱼涌、山子下、红花岭的战斗，后调到司令部直接领导的民运队当队长。我看到她身穿列宁装，腰挂左轮手枪，飒爽英姿，印象很深。现在派我去苏丹的民运队，我很高兴地去了。队员中有何汝（以后是省委党校教授）、陆明、文风（现已故）、何燕（解放初在省政府工作，后去了加拿大）等。我年纪较大，她们都尊称我“大哥”。以后熟了，给我一个绰号叫TV宋，说我戴着眼镜像宋子文。我和她们一起在司令部附近的合水坝、黄石磜、富地坑、鹞子岭、佐坑等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我和她们一起工作，有说有笑，毫无顾忌。回想1947年7月，“东纵”北撤后，东江后东特委留下坚持斗争的副书记钟俊贤，由香港扮作医药行商，到广州找到我，传达政治形势，说要作“十年黑暗”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要尽量利用社会关系掩护，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游击区，大声说话、愉快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我们的天”。形势变得这么快，实在难以意料。
1948年10月10日，国民党广东保安十三团1000多人，向安墩地区进袭。当敌人进袭，支队领导机关转移去三家村时，我和民运队的何汝、陆明、文风、何燕等转移去富地坑附近的深山密林的山窝里掩蔽。第二天派人去熟悉的群众家里，炒米送来吃。当打听到敌人过境后，我们才从山窝里出来，碰见王鲁明、尹林平先后带着警卫员来。向我们了解情况后，指示我们仍留在当地继续做群众工作。后我带几个民运队员去高潭，搞征粮和减租减息工作。我这时收到辗转寄来的家信，知道父亲病逝。我在游击区，不能回去奔丧。我是独子，极感哀痛。在高潭工作一个月，集中总结后，我调回司令部。
12月，纵队政治部成立政治大队，将200多人集中培训，学习形势、政策、群众路线。队长朱超，政委李福海和学员一起生活学习。这时，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梁威林老领导由九连山来安墩，参加粤赣湘边区党委会议，我意外见到他。这次见到，特别高兴。我亲切地叫声梁哥！紧紧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对我说，“你回来很好，九连山支队政治部等待你去”。我从香港回来是八月秋天，未带冬衣。在江南地区停留三个月，已是寒冷冬天。梁哥看到我仍穿着单衣，即将他穿着的皮夹克脱下给我穿。受到老领导的关心爱护，我顿时热遍全身，激动流泪。
政治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区党委领导尹林平、黄松坚、梁威林、左洪涛、黄文俞等都来参加，并讲话。学习将结束时，我还参加了1949年1月1日在安墩大草坪举行的隆重庆祝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大会。一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抬着猪羊，热烈庆祝。政治大队学员演出话剧、歌舞，与军民同庆。 到九连山游击区战斗
政治大队学习结束，学员分配去江南、江北、九连山、北江等地区工作，留下几十人在政治部成立文工团。我与陈麟、傅明、林密、李岗、毛海云、陶牧、张琮、王干等二十多人，分配去九连山东二支队，纵队派武装护送我们。夜行军翻越崎岖的乌禽嶂，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属九连游击区的紫金古竹镇蓼坑村。休息后，夜渡东江。我写了一首诗，描述当时的情景，后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渡过东江，是九连游击区的河源回龙镇，有武工队护送，可以白天行军，很快到达东二支领导机关所在地的上莞镇，见到魏南金、钟俊贤、郑群、黄中强等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和以前东江后东特委的许多老同志。我高兴地说：“回到家了”。我留在政治部宣教科工作，陈麟、傅明、林密、李岗、毛海云、陶牧、王干、张琮等分配去和平、连平及《粤赣报》工作。
九连山绵亘六百里、跨越粤赣边。纵横八个县，峰峦起伏，山高林密，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是革命战争的根据地。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留下大队级干部曾志云、王彪、林镜秋和连排级武装骨干58人在九连山掩蔽，吃野芋头、挖竹笋、啃野果，顽强坚持，还经常遭受敌人的搜捕、追袭。1946年冬，九连山恢复武装斗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严尚民进九连山青州，将东纵留下掩蔽的武装骨干与中共后东特委留下掩蔽的武装及地方党员、知识青年集中以来，成立了以严尚民为书记，魏南金、钟俊贤为常委， 曾志云为委员的中共九连工委会，领导和平、连平、龙川、五华、河源、紫金、新丰和兴宁、揭西一部分及赣南的虔南、定南、龙南等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47年10月，东纵北撤山东的郑群、黄中强、张华基等人，被派回九连山地区。1948年8月，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魏南金为政委，钟俊贤为司令员、郑群为副司令员、黄中强为政治部主任。中共九连工委改组为中共九连地委、钟俊贤为书记、郑群为常委、黄中强、骆维强等为委员。严尚民上调纵队，仍驻九连地区领导工作。梁威林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回九连地区。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支队一连取得白马、太湖、鹤塘、骆湖、大人山五次战斗“五战五捷”的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扫荡，九连地区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的新局面。特别是大人山战斗，严尚民、郑群指挥东二支三、四团主力在东江边的大人山，打伏击战，击溃保十三团护航运送物资的两个加强营、俘敌100多人，缴获大炮、机枪等大批物资。对曾天节震动很大。1949年1月1日纵队成立后，九连地区粤赣边支队改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郑群、政委钟俊贤、政治部主任黄中强。
我在东二支队政治部宣教科工作时，科长余进文（曾任过中共五华县委书记），我初任宣教股长。后来他外调，我接任科长，兼政治部党支部书记。初到几天，政治部抽调连队干部三十多人，举办教导队训练班，学习形势、政策、群众路线，派我主持。我在纵队政治部政治大队刚学习了这些内容，对我主持教导队训练班很有帮助，顺利完成任务。淮海战役后，四月二十日，百万大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首都南京，向南方、西南各省进军。我兴奋地写了“百万雄师渡长江”长诗，由政治部作为宣传教育资料印发给连队干部战士学习。
为配合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东二支队五华籍干部钟俊贤、郑群、钟雄亚、钟应时、魏麟基、张日和、李明宗、郭汉邦、钟忠、郭明、李顿、何奇、邓其玉、钟恕等二十多人，由我执笔写了《告五华人民书》联名发出，号召五华全县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支持解放五华的斗争。
保十三团团长曾天节，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被派回五华与古大存一起领导五华的土地革命，于1927年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1928年调离五华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曾任少将参议。抗战初期，见到古大存，有“回老家”（共产党）的念头。1948年，广东省长宋子文，新成立美式装备的保安团，进剿游击区。曾天节被任命为保十三团团长，在河源蓝口驻防。这时，同他曾在五华搞革命，也有“回老家”思想的国民党少将兵监魏鉴贤，由湖南来广州和他密商，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回老家”的时机已到，一起秘密去香港找共产党。通过《华商报》的陈景文见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准备起义。大人山战斗后，东二支政治部与曾天节同乡同学的联络科长钟雄亚，写信给曾天节，劝告他认清形势，率部起义。此信由俘来的曾天节亲戚，遣返保十三团面见亲交。自此以后，曾天节与东二支和纵队的代表秘密直接联系，并主动给东二支炮弹，帮助他们取得新的“五战五捷”的胜利。经过多次秘密会商，终于商定具体的起义时间、地点，于1949年5月14日由吴奇伟领衔，曾天节、李洁之、魏汉新等联名发出宣言，在老隆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的行动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曾天节率保十三团与东二支部队配合，在纵队参谋长严尚民统一指挥下，围点打援。起义部队围攻驻老隆的广东保安第四师师部；郑群率东二支主力，击溃由和平来援救的保四师副师长兼保五团团长列应佳亲率的二个加强营1000多人，其残部500多人在东水投诚，为我部收编。接着郑群率东二支主力和起义部队一个营，阻击由河源前来驰援的正规军196师一个加强团的进攻，保卫了解放的老隆。保四师副师长彭健龙看到援军无望，率师部七百多人投降。
接收五华县城
在围攻老隆第四师师部的炮火声中，我带着文工团在老隆街头写标语，向群众宣传。驻五华的保四师十团一营营长张润进与曾天节联系在五华县城起义，通过曾天节要求纵队派共产党员代表到五华县城接收。当时张日和、魏麟基在五华南部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冰坎，筹组五华县人民政府，因曾天节起义影响，未正式成立。纵队和支队领导在老隆，交通不便，来不及和他们联系。纵队参谋长严尚民找我谈话，派我代表纵队去五华接收。即写一信给我带给张日和、魏麟基，曾天节写一信给张润进。
我即紧急登程，带了警卫员张学文，由老隆去五华县城。途中碰见戴汉寰带武工队在公路上打税，还不知道县城国民党保安营起义，五华县城已解放。我即告诉他，我现在就是奉命去接收，请他派人紧急将严尚民参谋长的信连夜赶送给张日和、魏麟基。我与警卫员到了华城，以纵队代表身份住进起义的张润进营部。张润进看了曾天节给他的信，对我热情欢迎，向我汇报起义情况。我和他商量召开五华各界人士座谈会，由他发通知，包括起义的张润进营长、张桂开营长、钟凯警察局长、五华县参议长张际清和知名士绅、曾任过县长的钟问陶，教育界代表钟国楼、钟轩孙、吉竹楼及工、商、农代表三十多人。我在会上讲话，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全面溃败，全国即将解放；讲了我党我军对城镇工商业、对起义人员和旧政权人员，开明士绅和教育界的政策，希望各界人士协助做好接收工作，稳定民心、维持城乡社会秩序、防止坏人造谣破坏。我在会上征求各界对接收工作的意见。还宣布，五华县人民政府县长魏麟基、副县长张日和将率部队进城。为表示对魏张二县长的欢迎，即席决定，推出代表筹备成立欢迎魏、张县长进城的委员会。原五华县长杨競华在保安营起义时，潜逃去兴宁，被劝告回华城，也参加了座谈会，将原五华县政府的大印呈交给我。我与张日和、魏麟基电话联系，告诉他们我到了五华城，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欢迎他们进城的筹备委员会，催他们早日带部队进城。他们表示，带部队进城要服装整齐，做衣服要一个星期才能进城。 5月25日，魏麟基、张日和带部队分两路来华城，在西林坝会合进城。我与张润进率领五华各界人士及学校师生几百人，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欢迎魏、张县长。进城后，在中山公园举行欢迎大会。5月26日，在原五华县政府旧址，正式挂牌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开始办公视事。旧政权宣告灭亡。5月27日，粤赣湘边纵队副政委、区党委副书记梁威林到五华视察。决定行政方面，魏麟基任县长、张日和任副县长；县委方面，张日和任书记、魏麟基任副书记，郭汉邦任第二副书记。
我原来任务是先到华城接收，协助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后回东二支政治部工作。但与魏、张两县长商量县政府的机构人事时，他们一定要我再留一段时间，在县政府挂主任秘书职，协助工作。梁威林也同意我再留一段时间，以后回东二支政治部工作。我在五华协助举办行政训练班，培训区乡干部；主持召开五华县首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为会议主席团主席，中、小学校长、学生选派代表为主席团委员。魏麟基、张日和县长到会讲话。会议开了三天，讨论解放后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课程。决定取消公民课，改为政治课；加强班主任工作，密切联系家长、社会人士，办好学校。
我在五华整整一个月。离开五华前我回锡坑长塘老家看望母亲和妻子欧阳佳，住了一晚。我离开香港时欧阳佳留在香港，因怀孕，由李文铸专程陪送回我老家。她在村中小学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生了女儿李英，我未见过。她仍留在家中照顾女孩，8月才到老隆参加东二支城镇工作队。
我回到老隆东二支政治部。支队决定在老隆戏院举行三团庆功表彰大会。我代表政治部主持大会，纵队副司令员黄松坚讲话，支队司令员郑群表彰三团先进连、模范连，颁发奖旗。各县初解放，成立共青团、妇联需要干部，地委决定举办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班，派我任训练班主任，梁瑜为党支部书记、叶彬、崔嘉凌、郑平为干事。各县派来青年妇女干部共二百多人参加学习。经培训后，派回各县工作，留下几十人成立城镇工作队，属支队政治部领导。
7月，蒋军残部胡琏兵团一万多人，从赣南、闽西南下逃窜，侵袭兴梅地区。刚于五月份解放的各县县城，重陷敌手。此时，我随支队政治部由老隆转移去和平林寨，与纵队政治部共同召开纪念“七一”的干部群众大会。胡琏兵团南逃汕头去台湾后，支队政治部迁回老隆。为迎接南下解放大军入粤、进军广州，地委决定支队成立支前司令部，出版《支前报》，派我兼任总编辑。
7月，粤赣湘边区东江人民行政委员会成立，主任谭天度。支队政治部主任黄中强调任九连地区行政督导处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张华基接任。政治部原有四个科，这时组织科长钟应时，联络科长钟雄亚，保卫科长李顿，均已调去其他单位。只有我宣教科长与张华基主任主持机关工作。河源县城解放，张华基和我与 张惠民团长率部队进城，政治部在河源一段时间。
10月，东江全面解放，原东江江南、江北、九连三个地委合并，在惠州成立中共东江地委，梁威林为首任书记，王鲁明、钟俊贤为副书记。东江地委成立东江通讯社，代表地委发布东江地区各县的新闻、通讯。地委宣传部长卓杨兼任社长，我为副社长。
这是我于1948年8月由香港到九连游击区至1949年10月东江全面解放的一段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