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美国的5个城市、巴西的一些城市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等很多国家居住过,但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些特殊之处。这里的城市崛起得如此之快,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
　　印度虽然也在经历高速发展,但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糟糕。他们的铁路系统可以用恐怖来形容。25年前,当我在孟买的时候,坐火车的印度人有的坐在车顶,有的扒着车窗。这主要是印度的等级制度还有保留,印度和中国有着极其迥异的情况和背景,所以印度和中国的城市没有可比性。
　　新加坡的设计规划做得很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只有600万人。当世界银行早期对新加坡的道路进行研究时,我们都觉得他们做得很成功,而当讨论他们的模式是否可以在其他地区复制时,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执法力度,而这和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关。
　　作为一个成熟的欧洲城市,伦敦可以和好的模式对接,北京、上海等城市也觉得自己能够学到好的发展模式,这其中忽视了很多背景问题。新加坡和伦敦都有专门的机构支持法规的实施,但中国没有。以城市中的污染为例。中国可以说有全球最好的立法体系,强于美国和欧洲,但最大的问题是强制执行能力不够,这是让整个大城市平稳运行的最大阻碍。
　　举两个例子,政府要求企业配置污染治理设备,但是公司的管理者希望降低能耗。他们怎么做的呢?当监管部门到来的时候,他们打开污染治理设备,监管人员一走,他们就把机器停下来了。人们总是在一个有序的城市中才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但我住的北京海淀区,年轻人不看交通信号灯。
　　在上海,我看到一位女士在滴水的水龙头下放了一个盆盛水,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说这很好,但她的初衷是这样接水可以让她不用付水费。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公共交通上,我上周去慕田峪长城,在路上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开着闪亮的白色轿车,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山路上疾驰而过,这是我从没看到过的。
　　如何能使城市变得更美好?首先就是为其做系统性的规划,再有则是强有力的执行能力,让人们都能遵守制定的法规。前者的重点是如何设计建筑的位置,在商业园区的附近设立居住地,之间用便捷的公共运输系统连接,不在中心地区而是在外围建住房,这样可以解决房价问题。中国的城市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确实这样做了,但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因为那些住到外围的人还在遭受着高房价、交通堵塞等问题。
　　中国目前的汽车保有量递增速度很快,美国的汽车保有量也非常高,但这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汽车也不再是解决公共交通的主要媒介。在过去,经济主要是靠原油拉动,所以汽车会很多,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拉动力来促进经济。
　　北京从1994年开始修环路,从二环直至六环,这确实增加了道路,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为人们提供价格合理的出行交通工具。住在城区的人们正确的出行交通工具选择是,近距离出行时选择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地铁,如果是远途的旅行则选择出租车,总之不要使用私家车。
　　在建立起完善的公共运输系统之后,还要在住宅区附近建立起一些辅助的基础设施,创建起适合人们居住的社区。要把人们日常生活涉及到的居住、工作、上学、邮局等等设施聚集起来。
　　近年来,中国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了很多好的实例。西安在进行城市公共运输项目时,考虑到了历史古迹的保留问题,他们要做的是在保留遗迹的同时提升城市的交通效率。世界银行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有很好的设计规划,当地政府的执行能力也很强。另外,扬州的女市长王燕文在城市规划建设上也做得很好,她很清楚扬州的情况,也能很好地聆听顾问的意见。这些经验大多来自新加坡。所以扬州的规划建设是由好的领导、好的顾问以及好的规划团队完成的。
　　大城市在规模上与这些小城市不同,问题也不尽相同。我20多年前到过巴西的圣保罗,它的规模很大,但是一团糟。贫民窟由市中心开始向外蔓延,人们要想从家到超市甚至需要搭乘直升机,可以想象那里的公共运输系统有多么糟糕。
　　芝加哥正在做可持续城市建设,在公共场所建很多花园。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同,前者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且居住多是以独栋别墅为主。这很美好,但问题是,这种模式和中国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居住在塔楼里,独栋别墅的居住模式还很少,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城市可从芝加哥学到的东西不多。
　　柏林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问题,柏林墙两边的世界曾经是不同的。有意思的是,有人用柏林墙与香港和深圳的边界相比较,我认为深圳一侧的城市规划、建筑水平等等都比香港要好。香港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外界认为的那么好。过去从香港的摩天大楼看深圳,看到的是小渔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城市规划人员到深圳工作,现在换成深圳用过去香港看他们的眼光看香港了。我甚至觉得,深圳应该阻止香港的一些不太好的城市规划方案进入深圳。
　　但香港的交通规划很出色。我觉得在香港生活并不需要私家车。那里的公共运输系统非常完善。在香港开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新加坡也是如此,新加坡人拿到驾照要花费很大一笔钱,他们平时基本不开车。
　　巴西的巴西利亚主要是根据工业和经济利益建设而成的,我关注的居民生活区才是反映人民生活的地方,但是他们却在主体建设之外。我在1980年代去过巴西利亚,我不喜欢那个城市。我不认为中国的城市应该向巴西利亚学习,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工厂,为了组装汽车、飞机而建。那里完善的公共运输系统不是为了便利人民的生活而建,政府没有把重点放在如何向人民提供价格合理的住房上。对于外来者,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它并不怎么样。
　　约翰·柯尼(John M. Courtney),是世界银行城市规划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