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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陕北本土作家庞文梓的长篇小说《命运》中主人公冯凯盈的人物定位，认为冯凯盈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边缘化的人物形象，“路客”是村人对冯凯盈的称呼，能够贴切地表达冯凯盈的身份及认同。主人公的“边缘人”处境也是一个时代群像的代表，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庞文梓；命运；边缘人；路客；人物定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引言：
陕北本土作家庞文梓，在这部自传式的长篇小说《命运》中，以王家寨村、小城、大漠城为背景，从主人公冯凯盈从六十年代到2012年的人生经历，从十个成长阶段：少年、知音、受苦、出山、老师、母亲、逆境、小城、闲居、路客，描绘了主人公冯凯盈的成长之路。
书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我说过，我是个边缘人物，却常常处在核心位置上。”[1]这是主人公冯凯盈对自己的定位。以下，笔者将从四个方面阐述冯凯盈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问题。
一、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一：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路客”，是作品《命运》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主人公冯凯盈人生十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也以“路客”为名，可见作者对这个词的执念。那么，什么是路客？“路客”在陕北方言中是“过路客人”[2]的意思，冯凯盈在文章的结尾引用村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向读者陈述了他的身份认同，其实，正是村人的这句“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说出了冯凯盈一生的轨迹。
冯凯盈的成长背景不可谓不艰辛，母亲一生经历了常人三大最痛心之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父亲是个连“上门女婿”资格都没有的“招汉”。自己从小是王家寨唯一的冯姓后代，为此从小受尽欺辱。先说王家寨，冯凯盈打小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个词“单帮孤人”[3]，打小生长在王家寨的冯凯盈从来没有被接纳过，霸道的王保胜从来都没有公平地划过地界，嚣张跋扈的金锁敢当着众人的面挑衅，不讲理的邻居可以任性地使唤他母亲去帮他们腌大白菜……在生他养他的王家寨，冯凯盈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过客，都不被接纳。
再说冯家窑子村，这是父亲的老家，父亲是家中四兄弟的长子，因为是二婚，所以听了奶奶的话，去了王家寨做了“招汉”，从此后，父亲就不能算是冯家窑子村的人了，1947年招兵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外乡人，所以没有被征召的资格；小时候在王家寨受气的冯凯盈第一次随父亲回冯家窑子村时，本以为会被当家人一样接待，谁知道堂兄弟们都称呼他为“王家寨我大老的儿”[4]，又是一个划清界限的称呼。自此，冯凯盈知道，冯家窑子村不可能是自己的家乡。冯凯盈的自我身份认同出现了第一次迷茫，融不进的王家寨，回不去的冯家窑子村，他的自我就摇摆在这两个村庄的夹缝中，却哪边都不是正确答案。他就是村人口中的“路客”，是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二、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二：乡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冯凯盈成长和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年代。城市的加速发展与乡村的停滞并存，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现小人物的适应问题。在小农经济、小农意识中长大的农村娃，进城之路，谈何容易？表现在冯凯盈身上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闯不出去的城市。
首先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奥德修斯一样，有着英雄主义情结的冯凯盈，大半辈子也都在上演着一出“回归”的戏码。
冯凯盈的第一次回归，是在读书受挫之后。冯凯盈的读书生涯只能用坎坷来形容了，别人在读初中，他也在读初中，别人在读高中，他在补学，别人在读大学，他还在补学，别人在工作，他还在补学，别人都结婚了，他还在补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尊心强又脸皮薄的冯凯盈决定回乡当个农民。读书人眼中的农村干净而纯粹，那是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文人情怀。真正深入农村生活的冯凯盈看到了什么？“对上边的人毕恭毕敬，真心实意，无所要求”、“爱算小账，常想占小便宜”[5]，当他卖力地干完一天的农活，坐下来想读书的时候，会遭到众人的甚至是父母的讥笑。严重被小农意识束缚的农民，眼界狭隘，只能接受和自己一样的人，无法接受任何变革，读书的人是另类，不忍气吞声的人是另类，但凡和既有的乡村伦理相违背的行为都会被冠以另类的标签。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冯凯盈，他只能再次踏上离乡之路。
冯凯盈的第二次回归，是在当兵被退伍之后。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入伍的机会，入伍后训练项目门门优秀，又是新兵班的统领，又得班长的赏识，眼看着从戎之路顺风顺水，却不料因为耳朵的问题，在入伍36天之后被退伍回乡。这次回来，没有第一次回归时的懊恼，冯凯盈和农村环境的格格不入，被父母的谅解和思念冲淡了。拍拍身上的尘土，冯凯盈以戏校老师的身份，再次出发。
冯凯盈的第三次回归，是在戏校解散之后。几经辗转回到王家寨，村人从之前的刮目相看到这次的挖苦讥笑，就连小卖部的陈怀文都说出“人家要你作甚哩”[6]，回家后父亲的理解，邻居王保忠的照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打猎，这同样是乡村的“边缘”生活，这一切让日渐成熟的冯凯盈重新获得了力量，于是再次踏上闯荡城市的道路。
冯凯盈的最后一次回归的尝试，是在回乡埋葬父亲的时候。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想让她和自己一起感受一下祖先生长过的土地、母亲的骨肉融入进去的土地，起初好奇的小女儿尚同意再次回乡，而真到回乡的时候，小女儿已然忘却了这个约定。这个时候的冯凯盈终于知道，自己的下一代已经彻底城市化，而村人的一句“路客”所传达出来的只是他这一代人的身份。
四次出走，四次回归，返乡的欲望越来越淡，融入城市的事实越来越清晰。冯凯盈的下一代真正实现城市化了，而冯凯盈，这个新中国农村的奥德修斯，只能一直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时而闯出，时而回归，摇摆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最终，身在城市，身份认同在王家寨，这是一个时代的群像和写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做了一名“路客”。 三、事业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不屑一顾
冯凯盈最终在城市落脚了，但这条道路走得并不顺畅。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规则。
冯凯盈第一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县武装部工作半年之后。县上要清退一批临时工，常敬斌县长误以为冯凯盈是有后门的人，所以执意要清退他。在几经周折之后，冯凯盈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这一次，他凭着文人的清高劲儿，用自己的作品和执著保住了饭碗。
冯凯盈第二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办理农转非户口的时候。县上有几个户口农转非的指标，本该顺理成章办理手续的冯凯盈，却屡遭淘汰。在几经辗转之后，冯凯盈再次凭作品和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获得该指标。
第三次事业危机，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冯凯盈的“退身”计划，这一次，他放弃了武装部的正式工作，转而调入文化馆。将重心从事业转向家庭。也许是前两次危机太过耗费精力，也许是多年来在事业上的全力追赶太累，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压力，总之，冯凯盈选择了退出。
与此同时的，他再没有追求过爱情、闯荡这些鲜活的字眼。在两次事业危机中挺过来的冯凯盈，再不谋求升迁，也不留恋返乡了，过起了岁月静好的生活，上上班，写写作品。事业上升的规则是给领导送钱，然而从来只依靠作品的冯凯盈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因此当领导侧面暗示他送钱的时候，他耿直地回复“没买下房子，没钱”，这一次，冯凯盈做了事业上的“路客”，在经过两次关键路口之后，带着自己的正式工作、农转非的户口选择了隐居在文化馆。既然乡村回不去，城市居大不易，便选择退一步，做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对这一切不屑一顾。
四、爱情的边缘人：求而不得与不求
冯凯盈是什么样的人？联想他拿刺刀捅金锁的往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宁可不要命都决不受辱的一个人，他的爱情从来都没有面临过面包与爱情二选一的时代难题，他的爱情困境，恰恰是自己营造的。冯凯盈的爱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求而不得的爱情，第二种是不求的爱情。
第一种爱情，爱上女老师，爱上女同学，爱上女学生。每一次都有追求，但每一次都求而不得。作者把这样的感情循环叫做“命运”，其实所谓命运，说到底是作者一以贯之的一个心理习惯，仔细看来，在每段爱情的最初，冯凯盈都曾经付出并追“求”过：对周老师，冯凯盈半夜用手指头沾唾沫捅开了老师的窗户，每晚在周老师家大门外徘徊至天明，每次路过周老师家都会驻足观望，每回返乡都要刻意去周老师家绕一圈；对女同学白荟芹，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在一起，在杏树峁约会，打着借书的名号去约会白荟芹；对女学生王莹，冯凯盈曾动心过，“这面容，这愁绪，触动了我心底的情愫，引起了我的怜爱，不，是爱慕。”[7]曾“情不自禁地找借口和王莹聊一会儿”。
第二种爱情，是和田茵的爱情模式。在武装部上班之后，冯凯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田茵。几个月的相处时间，两人一起跳舞、一起去环城路散步、一起到体育场打羽毛球，以至在众人眼中，二人俨然一对情侣。然而，冯凯盈却从未将田茵视为正在相处的对象，于是，当田茵的妹妹田静出现的时候，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更喜欢田静；当田茵的追求者黄朋突然出现在田茵家的时候，他让出了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当陈月芳为他俩无疾而终的爱情表达遗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后悔。在这种爱情模式里头，冯凯盈完全没有少年时的血气方刚，当这些爱情到来的时候，他坐怀不乱，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既不追求，又何谈有所得。
于是，从求而不得到不求，冯凯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1994年的婚姻被主人公一笔带过，这最终的情感归宿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小结：
冯凯盈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诠释了一个“边缘人”的成长经历。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认同，终其一生被王家寨和冯家窑子村两不接纳。现实生活的卑微处境与性格上的桀骜不驯形成鲜明的对比，冯凯盈不相信“以德报怨”，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受邻居欺负的时候仍然在帮对方腌大白菜，可冯凯盈不是，他是“以直报怨”的，欺负他的金锁，他会让捅刀子的极端行为让对方知道“正当防卫”的正义性。面对爱情时又过分小心、谨慎、自卑，几乎从不主动出击，而是交由天命控制。从乡村走入城市，以前的习惯尚未脱离，新的习惯尚未形成，这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带给他的是日复一日的紧张感和失落感。最终在看似融入的城市生活中，又脱离了武装部的“中心”生活，转而投入文化馆的“边缘”生活。长篇小说《命运》中冯凯盈的一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类人的写照，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心”，却在挣扎中走向“边缘”，最终安于“边缘”生活。好在这批人的二代，我们姑且称之为“边缘人二代”，就像冯凯盈的小女儿一样，不需要承受父亲所承受过的“边缘”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之后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这也许是《命运》所传达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性吧。
注释：
[1]《命运》，原载《十月》2016年第3期，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第200页。
[2]同注1，第240页。
[3]同注1，第140页。
[4]同注1，第131页。“大老”，陕北佳县方言，指父亲的兄长，大伯。
[5]同注1，第143页。
[6]同注1，第186页。
[7]同注1，第158页。
关键词：庞文梓；命运；边缘人；路客；人物定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引言：
陕北本土作家庞文梓，在这部自传式的长篇小说《命运》中，以王家寨村、小城、大漠城为背景，从主人公冯凯盈从六十年代到2012年的人生经历，从十个成长阶段：少年、知音、受苦、出山、老师、母亲、逆境、小城、闲居、路客，描绘了主人公冯凯盈的成长之路。
书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我说过，我是个边缘人物，却常常处在核心位置上。”[1]这是主人公冯凯盈对自己的定位。以下，笔者将从四个方面阐述冯凯盈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问题。
一、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一：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路客”，是作品《命运》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主人公冯凯盈人生十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也以“路客”为名，可见作者对这个词的执念。那么，什么是路客？“路客”在陕北方言中是“过路客人”[2]的意思，冯凯盈在文章的结尾引用村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向读者陈述了他的身份认同，其实，正是村人的这句“冯凯盈是王家寨的路客”，说出了冯凯盈一生的轨迹。
冯凯盈的成长背景不可谓不艰辛，母亲一生经历了常人三大最痛心之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父亲是个连“上门女婿”资格都没有的“招汉”。自己从小是王家寨唯一的冯姓后代，为此从小受尽欺辱。先说王家寨，冯凯盈打小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个词“单帮孤人”[3]，打小生长在王家寨的冯凯盈从来没有被接纳过，霸道的王保胜从来都没有公平地划过地界，嚣张跋扈的金锁敢当着众人的面挑衅，不讲理的邻居可以任性地使唤他母亲去帮他们腌大白菜……在生他养他的王家寨，冯凯盈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过客，都不被接纳。
再说冯家窑子村，这是父亲的老家，父亲是家中四兄弟的长子，因为是二婚，所以听了奶奶的话，去了王家寨做了“招汉”，从此后，父亲就不能算是冯家窑子村的人了，1947年招兵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外乡人，所以没有被征召的资格；小时候在王家寨受气的冯凯盈第一次随父亲回冯家窑子村时，本以为会被当家人一样接待，谁知道堂兄弟们都称呼他为“王家寨我大老的儿”[4]，又是一个划清界限的称呼。自此，冯凯盈知道，冯家窑子村不可能是自己的家乡。冯凯盈的自我身份认同出现了第一次迷茫，融不进的王家寨，回不去的冯家窑子村，他的自我就摇摆在这两个村庄的夹缝中，却哪边都不是正确答案。他就是村人口中的“路客”，是两个村庄的边缘人。
二、迷茫的身份认同之二：乡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冯凯盈成长和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年代。城市的加速发展与乡村的停滞并存，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现小人物的适应问题。在小农经济、小农意识中长大的农村娃，进城之路，谈何容易？表现在冯凯盈身上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闯不出去的城市。
首先是无法回归的乡村。和奥德修斯一样，有着英雄主义情结的冯凯盈，大半辈子也都在上演着一出“回归”的戏码。
冯凯盈的第一次回归，是在读书受挫之后。冯凯盈的读书生涯只能用坎坷来形容了，别人在读初中，他也在读初中，别人在读高中，他在补学，别人在读大学，他还在补学，别人在工作，他还在补学，别人都结婚了，他还在补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尊心强又脸皮薄的冯凯盈决定回乡当个农民。读书人眼中的农村干净而纯粹，那是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文人情怀。真正深入农村生活的冯凯盈看到了什么？“对上边的人毕恭毕敬，真心实意，无所要求”、“爱算小账，常想占小便宜”[5]，当他卖力地干完一天的农活，坐下来想读书的时候，会遭到众人的甚至是父母的讥笑。严重被小农意识束缚的农民，眼界狭隘，只能接受和自己一样的人，无法接受任何变革，读书的人是另类，不忍气吞声的人是另类，但凡和既有的乡村伦理相违背的行为都会被冠以另类的标签。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冯凯盈，他只能再次踏上离乡之路。
冯凯盈的第二次回归，是在当兵被退伍之后。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入伍的机会，入伍后训练项目门门优秀，又是新兵班的统领，又得班长的赏识，眼看着从戎之路顺风顺水，却不料因为耳朵的问题，在入伍36天之后被退伍回乡。这次回来，没有第一次回归时的懊恼，冯凯盈和农村环境的格格不入，被父母的谅解和思念冲淡了。拍拍身上的尘土，冯凯盈以戏校老师的身份，再次出发。
冯凯盈的第三次回归，是在戏校解散之后。几经辗转回到王家寨，村人从之前的刮目相看到这次的挖苦讥笑，就连小卖部的陈怀文都说出“人家要你作甚哩”[6]，回家后父亲的理解，邻居王保忠的照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打猎，这同样是乡村的“边缘”生活，这一切让日渐成熟的冯凯盈重新获得了力量，于是再次踏上闯荡城市的道路。
冯凯盈的最后一次回归的尝试，是在回乡埋葬父亲的时候。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想让她和自己一起感受一下祖先生长过的土地、母亲的骨肉融入进去的土地，起初好奇的小女儿尚同意再次回乡，而真到回乡的时候，小女儿已然忘却了这个约定。这个时候的冯凯盈终于知道，自己的下一代已经彻底城市化，而村人的一句“路客”所传达出来的只是他这一代人的身份。
四次出走，四次回归，返乡的欲望越来越淡，融入城市的事实越来越清晰。冯凯盈的下一代真正实现城市化了，而冯凯盈，这个新中国农村的奥德修斯，只能一直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时而闯出，时而回归，摇摆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最终，身在城市，身份认同在王家寨，这是一个时代的群像和写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做了一名“路客”。 三、事业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不屑一顾
冯凯盈最终在城市落脚了，但这条道路走得并不顺畅。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规则。
冯凯盈第一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县武装部工作半年之后。县上要清退一批临时工，常敬斌县长误以为冯凯盈是有后门的人，所以执意要清退他。在几经周折之后，冯凯盈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这一次，他凭着文人的清高劲儿，用自己的作品和执著保住了饭碗。
冯凯盈第二次面临事业危机，是在办理农转非户口的时候。县上有几个户口农转非的指标，本该顺理成章办理手续的冯凯盈，却屡遭淘汰。在几经辗转之后，冯凯盈再次凭作品和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获得该指标。
第三次事业危机，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冯凯盈的“退身”计划，这一次，他放弃了武装部的正式工作，转而调入文化馆。将重心从事业转向家庭。也许是前两次危机太过耗费精力，也许是多年来在事业上的全力追赶太累，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压力，总之，冯凯盈选择了退出。
与此同时的，他再没有追求过爱情、闯荡这些鲜活的字眼。在两次事业危机中挺过来的冯凯盈，再不谋求升迁，也不留恋返乡了，过起了岁月静好的生活，上上班，写写作品。事业上升的规则是给领导送钱，然而从来只依靠作品的冯凯盈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因此当领导侧面暗示他送钱的时候，他耿直地回复“没买下房子，没钱”，这一次，冯凯盈做了事业上的“路客”，在经过两次关键路口之后，带着自己的正式工作、农转非的户口选择了隐居在文化馆。既然乡村回不去，城市居大不易，便选择退一步，做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既不愿屈尊逢迎，又对这一切不屑一顾。
四、爱情的边缘人：求而不得与不求
冯凯盈是什么样的人？联想他拿刺刀捅金锁的往事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宁可不要命都决不受辱的一个人，他的爱情从来都没有面临过面包与爱情二选一的时代难题，他的爱情困境，恰恰是自己营造的。冯凯盈的爱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求而不得的爱情，第二种是不求的爱情。
第一种爱情，爱上女老师，爱上女同学，爱上女学生。每一次都有追求，但每一次都求而不得。作者把这样的感情循环叫做“命运”，其实所谓命运，说到底是作者一以贯之的一个心理习惯，仔细看来，在每段爱情的最初，冯凯盈都曾经付出并追“求”过：对周老师，冯凯盈半夜用手指头沾唾沫捅开了老师的窗户，每晚在周老师家大门外徘徊至天明，每次路过周老师家都会驻足观望，每回返乡都要刻意去周老师家绕一圈；对女同学白荟芹，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在一起，在杏树峁约会，打着借书的名号去约会白荟芹；对女学生王莹，冯凯盈曾动心过，“这面容，这愁绪，触动了我心底的情愫，引起了我的怜爱，不，是爱慕。”[7]曾“情不自禁地找借口和王莹聊一会儿”。
第二种爱情，是和田茵的爱情模式。在武装部上班之后，冯凯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田茵。几个月的相处时间，两人一起跳舞、一起去环城路散步、一起到体育场打羽毛球，以至在众人眼中，二人俨然一对情侣。然而，冯凯盈却从未将田茵视为正在相处的对象，于是，当田茵的妹妹田静出现的时候，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更喜欢田静；当田茵的追求者黄朋突然出现在田茵家的时候，他让出了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当陈月芳为他俩无疾而终的爱情表达遗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后悔。在这种爱情模式里头，冯凯盈完全没有少年时的血气方刚，当这些爱情到来的时候，他坐怀不乱，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既不追求，又何谈有所得。
于是，从求而不得到不求，冯凯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1994年的婚姻被主人公一笔带过，这最终的情感归宿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小结：
冯凯盈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诠释了一个“边缘人”的成长经历。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认同，终其一生被王家寨和冯家窑子村两不接纳。现实生活的卑微处境与性格上的桀骜不驯形成鲜明的对比，冯凯盈不相信“以德报怨”，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受邻居欺负的时候仍然在帮对方腌大白菜，可冯凯盈不是，他是“以直报怨”的，欺负他的金锁，他会让捅刀子的极端行为让对方知道“正当防卫”的正义性。面对爱情时又过分小心、谨慎、自卑，几乎从不主动出击，而是交由天命控制。从乡村走入城市，以前的习惯尚未脱离，新的习惯尚未形成，这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带给他的是日复一日的紧张感和失落感。最终在看似融入的城市生活中，又脱离了武装部的“中心”生活，转而投入文化馆的“边缘”生活。长篇小说《命运》中冯凯盈的一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类人的写照，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心”，却在挣扎中走向“边缘”，最终安于“边缘”生活。好在这批人的二代，我们姑且称之为“边缘人二代”，就像冯凯盈的小女儿一样，不需要承受父亲所承受过的“边缘”心理，可以心安理得地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之后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这也许是《命运》所传达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性吧。
注释：
[1]《命运》，原载《十月》2016年第3期，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第200页。
[2]同注1，第240页。
[3]同注1，第140页。
[4]同注1，第131页。“大老”，陕北佳县方言，指父亲的兄长，大伯。
[5]同注1，第143页。
[6]同注1，第186页。
[7]同注1，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