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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4年8月，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奉命先行突围西征，调动敌人派兵追堵，以减少对中央红军突围的压力。红六军走后，湘赣地区留下红一、二、三、四、五团共3000余人，坚持游击战。红四团在湖南遭到失败，在那里留守地方的部队遭到敌人的打击，伤亡惨重，整个湘赣地区的部队便以红三团为基础，将一、三、五团合并为一个团。这个团在湖南攸县与敌人遭遇，再度失利。至1935年7月举行棋盘山会议时，湘赣地区红军总兵力仅剩几百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湘赣临时省委决定将失散人员召集起来，整编为湘赣边游击支队，下辖一、二、三、四大队，对外称连。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兼支队政委、司令，段焕竞任支队参谋长兼一大队长，刘培善任支队副政委兼一大队政委。而宜萍游击队与支队原来的三大队合并为湘赣游击支队三大队。由于武功山一带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这里方圆数百里，林山林海，山道迂回曲折，山涧多，溶洞深，自然环境利于打游击；加上野果多，可补充给养。因而，湘赣游击支队把武功山作为坚持游击战的基地，湘赣游击支队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取得了许多次胜利。
坚持在武功山区的湘赣游击支队，虽然依靠群众，打了很多胜仗，但因遭到敌人的长期“清剿”和封锁，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对整个外界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无法执行中央的命令。这支队伍急切地想找到上级党组织，与此同时，上级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寻找失散在武功山的红军队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出现了联合抗战的局面。国共两党达成将坚持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湘赣游击支队三大队被列为收编的队伍。
（二）
1937年11月的一天，深秋的武功山雾气茫茫，相隔50米就看不清山道。午后，在武功九垅山支队部和一大队驻地的山下，由四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缓缓而来，轿后两个便衣护送。轿至山下，轿上下来一位绅士打扮的人，只见他长袍马褂，相貌轩昂，他将轿夫和一随行人员打发走后，仅带一随行，步行上山到处打探游击队的下落。山下哨兵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支队领导。支队领导心中犯疑：是上级党组织真的派人来联络，还是敌人耍的花招？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立即通知各大队作好应变的一切准备，尔后将两人带上山查问。
在草棚里，此人举止大方，谈笑自如，他向刘培善等自我介绍：“我是党代表陈毅，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代表党中央来传达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展开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签名是项英。支队领导均没见过陈毅，也没见过项英，即便见过，处于当时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也不敢轻易相信。尽管陈毅反复解释，支队领导仍不相信他，于是陈毅坚持要求见支队谭余保司令。
支队怎么会轻信呢？就在同年9月间，敌人曾冒充我方人员，寻找游击队和地下党，结果因麻痹大意受骗。10月，安福县东田村党组织成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被捕和杀害，三大队险遭敌人的围歼。多次血的教训引起游击支队的警觉。1937年10月，上级派出一位高级干部到棋盘山联络，因无身份证件，造成误会，结果来人被当成“奸细”而被误杀了。此后，支队领导了解到误杀的是赣南支队副支队长。这次教训也令支队领导不敢贸然认定来人就是“奸细”。何况陈毅有项英签名的介绍信，虽不能完全相信，但还是根据陈毅的请求，带他去见支队谭余保司令。
陈毅被带到铁镜山（湘赣省委所在地），首先接待他的是省委特派员颜福华（后叛变）、颜粗野，根本听不进陈毅的解说，认定他是“叛徒”、“说客”，进行捆绑吊审，强迫陈毅交代“叛变投敌”的经过。陈毅面不改色，据理反斥颜福华的鲁莽和无根据的怀疑。无奈，颜只得向谭司令汇报。
谭余保虽认识陈毅，但多年失去联系，现陈毅是怎样的人，也不清楚。加上谭余保对陈毅说的“国共合作”一时接受不了，因而也怀疑陈毅有问题，可是谭余保毕竟是位对党忠诚、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同志，因而在对待陈毅问题上格外慎重，惟恐无辜地伤害自己的同志。
一场误会的“审问”在武功山的九龙山开始。陈、谭时吵时和，时硬时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陈毅要求：“你不相信我，是由于当前时局造成，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建议，你可以派人去吉安新四军办事处查核，查清我的身份，再谈具体情况不迟。”
通过几天的辩论和推心置腹的交谈，谭余保从中明白了当前抗日斗争的形势，特别是陈毅性格豪爽，见解精辟，宽宏大度，无私无畏的气概，使谭司令敬佩和折服。加上派去吉安核查的同志弄清了陈毅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误会消除。谭余保深感委屈了陈毅，亲自为陈毅松绑、赔礼。陈毅亲切地说：“我理解和体谅你们的苦衷，对你们有如此高度的警惕性，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
陈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乔装上了武功山，最终取得了武功山游击队的信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支队，谭余保司令向陈毅汇报了武功山区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情况：他从主力红军长征后彭辉明司令的牺牲、陈洪时的叛变，讲到湘赣边临时省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从游击队在武功山吃树皮、草根，讲到敌人冒充我党领导人破坏和屠杀党员和革命群众。陈毅听后，高度赞扬了我武功山游击队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奋斗精神。尔后，陈毅分别向省委成员和游击战士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战士们听到收编的消息，一片雀跃，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37年11月中旬，战斗在湘赣边整整三年的游击队，在陈毅的带领下，告别了武功山、棋盘山，赶到莲花县垅上的神泉村集结会师。在垅上，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支队所辖的五个大队，除留下短枪队和部分干部随谭余保就地坚持斗争外，余下300多人及在垅上扩充的人员共500余人，编成新四军的一个营。
1938年2月中旬，这支从武功山下来的部队，从垅上出发，经永新、吉安、樟树到安庆。从此，在陈毅的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投入到更火热的战争中去了。
陈毅冒险乔装上武功山寻找红军的故事，虽时隔近70年，但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成为佳话。
34年8月，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奉命先行突围西征，调动敌人派兵追堵，以减少对中央红军突围的压力。红六军走后，湘赣地区留下红一、二、三、四、五团共3000余人，坚持游击战。红四团在湖南遭到失败，在那里留守地方的部队遭到敌人的打击，伤亡惨重，整个湘赣地区的部队便以红三团为基础，将一、三、五团合并为一个团。这个团在湖南攸县与敌人遭遇，再度失利。至1935年7月举行棋盘山会议时，湘赣地区红军总兵力仅剩几百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湘赣临时省委决定将失散人员召集起来，整编为湘赣边游击支队，下辖一、二、三、四大队，对外称连。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兼支队政委、司令，段焕竞任支队参谋长兼一大队长，刘培善任支队副政委兼一大队政委。而宜萍游击队与支队原来的三大队合并为湘赣游击支队三大队。由于武功山一带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这里方圆数百里，林山林海，山道迂回曲折，山涧多，溶洞深，自然环境利于打游击；加上野果多，可补充给养。因而，湘赣游击支队把武功山作为坚持游击战的基地，湘赣游击支队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取得了许多次胜利。
坚持在武功山区的湘赣游击支队，虽然依靠群众，打了很多胜仗，但因遭到敌人的长期“清剿”和封锁，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对整个外界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无法执行中央的命令。这支队伍急切地想找到上级党组织，与此同时，上级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寻找失散在武功山的红军队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出现了联合抗战的局面。国共两党达成将坚持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湘赣游击支队三大队被列为收编的队伍。
（二）
1937年11月的一天，深秋的武功山雾气茫茫，相隔50米就看不清山道。午后，在武功九垅山支队部和一大队驻地的山下，由四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缓缓而来，轿后两个便衣护送。轿至山下，轿上下来一位绅士打扮的人，只见他长袍马褂，相貌轩昂，他将轿夫和一随行人员打发走后，仅带一随行，步行上山到处打探游击队的下落。山下哨兵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支队领导。支队领导心中犯疑：是上级党组织真的派人来联络，还是敌人耍的花招？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立即通知各大队作好应变的一切准备，尔后将两人带上山查问。
在草棚里，此人举止大方，谈笑自如，他向刘培善等自我介绍：“我是党代表陈毅，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代表党中央来传达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展开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签名是项英。支队领导均没见过陈毅，也没见过项英，即便见过，处于当时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也不敢轻易相信。尽管陈毅反复解释，支队领导仍不相信他，于是陈毅坚持要求见支队谭余保司令。
支队怎么会轻信呢？就在同年9月间，敌人曾冒充我方人员，寻找游击队和地下党，结果因麻痹大意受骗。10月，安福县东田村党组织成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被捕和杀害，三大队险遭敌人的围歼。多次血的教训引起游击支队的警觉。1937年10月，上级派出一位高级干部到棋盘山联络，因无身份证件，造成误会，结果来人被当成“奸细”而被误杀了。此后，支队领导了解到误杀的是赣南支队副支队长。这次教训也令支队领导不敢贸然认定来人就是“奸细”。何况陈毅有项英签名的介绍信，虽不能完全相信，但还是根据陈毅的请求，带他去见支队谭余保司令。
陈毅被带到铁镜山（湘赣省委所在地），首先接待他的是省委特派员颜福华（后叛变）、颜粗野，根本听不进陈毅的解说，认定他是“叛徒”、“说客”，进行捆绑吊审，强迫陈毅交代“叛变投敌”的经过。陈毅面不改色，据理反斥颜福华的鲁莽和无根据的怀疑。无奈，颜只得向谭司令汇报。
谭余保虽认识陈毅，但多年失去联系，现陈毅是怎样的人，也不清楚。加上谭余保对陈毅说的“国共合作”一时接受不了，因而也怀疑陈毅有问题，可是谭余保毕竟是位对党忠诚、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同志，因而在对待陈毅问题上格外慎重，惟恐无辜地伤害自己的同志。
一场误会的“审问”在武功山的九龙山开始。陈、谭时吵时和，时硬时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陈毅要求：“你不相信我，是由于当前时局造成，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建议，你可以派人去吉安新四军办事处查核，查清我的身份，再谈具体情况不迟。”
通过几天的辩论和推心置腹的交谈，谭余保从中明白了当前抗日斗争的形势，特别是陈毅性格豪爽，见解精辟，宽宏大度，无私无畏的气概，使谭司令敬佩和折服。加上派去吉安核查的同志弄清了陈毅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误会消除。谭余保深感委屈了陈毅，亲自为陈毅松绑、赔礼。陈毅亲切地说：“我理解和体谅你们的苦衷，对你们有如此高度的警惕性，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
陈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乔装上了武功山，最终取得了武功山游击队的信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支队，谭余保司令向陈毅汇报了武功山区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情况：他从主力红军长征后彭辉明司令的牺牲、陈洪时的叛变，讲到湘赣边临时省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从游击队在武功山吃树皮、草根，讲到敌人冒充我党领导人破坏和屠杀党员和革命群众。陈毅听后，高度赞扬了我武功山游击队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奋斗精神。尔后，陈毅分别向省委成员和游击战士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战士们听到收编的消息，一片雀跃，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37年11月中旬，战斗在湘赣边整整三年的游击队，在陈毅的带领下，告别了武功山、棋盘山，赶到莲花县垅上的神泉村集结会师。在垅上，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支队所辖的五个大队，除留下短枪队和部分干部随谭余保就地坚持斗争外，余下300多人及在垅上扩充的人员共500余人，编成新四军的一个营。
1938年2月中旬，这支从武功山下来的部队，从垅上出发，经永新、吉安、樟树到安庆。从此，在陈毅的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投入到更火热的战争中去了。
陈毅冒险乔装上武功山寻找红军的故事，虽时隔近70年，但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成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