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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乐焕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辽金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甚至在某些领域,比如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成分的识别等,均有开创之功。
傅乐焕早年的学术道路,与傅斯年的提携、指点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他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而失学,在族叔傅斯年的帮助下才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北京大学。
1937年大学毕业,傅乐焕与邓广铭、张政烺等几位同窗好友一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彼时,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
抗日战争期间,傅乐焕跟随史语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其间,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中断。1942年,傅乐焕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相关地名进行全面考察,对研究辽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及疆域和地理状况,有着较高学术价值。
《辽代四时捺钵考》可以说是傅乐焕的学术代表作,从此,他在辽金史以及相关的民族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迭出。
傅乐焕认为:“只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紧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渐恢复,一部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过程的‘中国通史’才能被编写出来。”他关于民族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之关系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其成熟的学术观,他的学术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这一观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乐焕奔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即把历史与民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1951年,傅乐焕选择返回祖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将考古学纳入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后,傅乐焕参与了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他还在中央民族学院为学生开设了《民族史概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课程,民族学、民族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资借鉴的资料和经验都非常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教学之余,傅乐焕还致力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契丹、满、达斡尔等族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撰著的论文有《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辽史丛考》等,同时,他还主持、编写《满族简史》,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
195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历史地图极其缺乏,新中国成立前虽出版过《中国历史地图》等,但都过于简略,准确性也不够高,历史上战争、迁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没有反映出来。
1957年,傅乐焕加入到历史地图绘制工作中。傅乐焕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时,对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對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负责辽吉黑三省地图各图幅资料的参订和制图,可谓最佳人选。
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研究、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历史地图集有图无说,对地图集又进行了文字说明,最终形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一书。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为书名正式出版。而此时,傅乐焕已去世二十余年。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傅乐焕被列入历史分组,成为古籍小组分组成员之一。他与翦伯赞、吴晗、范文澜、陈垣、翁独健及同窗好友张政烺、邓广铭等人一起,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傅乐焕早年的学术道路,与傅斯年的提携、指点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他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而失学,在族叔傅斯年的帮助下才完成中学学业,考入北京大学。
1937年大学毕业,傅乐焕与邓广铭、张政烺等几位同窗好友一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彼时,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
抗日战争期间,傅乐焕跟随史语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其间,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中断。1942年,傅乐焕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相关地名进行全面考察,对研究辽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及疆域和地理状况,有着较高学术价值。
《辽代四时捺钵考》可以说是傅乐焕的学术代表作,从此,他在辽金史以及相关的民族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迭出。
傅乐焕认为:“只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紧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渐恢复,一部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过程的‘中国通史’才能被编写出来。”他关于民族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之关系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其成熟的学术观,他的学术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这一观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乐焕奔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即把历史与民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1951年,傅乐焕选择返回祖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将考古学纳入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后,傅乐焕参与了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他还在中央民族学院为学生开设了《民族史概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课程,民族学、民族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资借鉴的资料和经验都非常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教学之余,傅乐焕还致力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契丹、满、达斡尔等族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撰著的论文有《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辽史丛考》等,同时,他还主持、编写《满族简史》,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
195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历史地图极其缺乏,新中国成立前虽出版过《中国历史地图》等,但都过于简略,准确性也不够高,历史上战争、迁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没有反映出来。
1957年,傅乐焕加入到历史地图绘制工作中。傅乐焕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时,对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對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负责辽吉黑三省地图各图幅资料的参订和制图,可谓最佳人选。
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研究、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历史地图集有图无说,对地图集又进行了文字说明,最终形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一书。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为书名正式出版。而此时,傅乐焕已去世二十余年。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傅乐焕被列入历史分组,成为古籍小组分组成员之一。他与翦伯赞、吴晗、范文澜、陈垣、翁独健及同窗好友张政烺、邓广铭等人一起,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