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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
这要从政府自身管理的痛点和难点说起。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中，最大的问题是出现了权力和利益的交织。我国政府的门槛偏太高，管理的事项太多，审批面太宽。这些问题造成什么结果？一是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极大空间。二是给企业、民众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办事设置了诸多门槛，带来很多不便。三是在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存在扯皮推诿，使协调变得异常困难。四是阻碍了市场营商环境的改善，影响了政府的形象。这几年国务院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改善营商环境，固然有中美贸易战的倒逼，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到今天必须改善环境。
丽水政府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深刻变革。为什么这么说？一是抓住了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矛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2013年、2018年这两届政府一直抓的工作重点。总理说简政放权要壮士断腕、要伤筋动骨，简政放权是一场革命。这说明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二是简政放权的主要矛盾不在于社会，不在于市场，主要矛盾在政府。丽水改革恰恰就在最难的内部这块上敢于动刀子，解决简政放权最主要矛盾方面。这项改革为实施“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战略扫清政府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这场变革已经引发了政府内部的业务重组、流程再造、部门协同等多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四是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改变了传统政府管理的整体运作格局，为建设人民满意高效、廉洁、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抓手
从1999年到2020年的20余年，我见证了中国政府信息化转型的过程，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成就：一是政府由碎片化转向了整体化。二是政府由封闭转向了开放。三是政府部门协调转向整体协同。四是政府由手工作业转向智能智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数字化转型很完整了，就当下来看，中国数字化转型最主要的障碍和矛盾仍然在党政机关内部而不是在外部。而党政机关内部的主要冲突在于“三难”，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这“三难”直接影响了另外的“三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举个例子，现在全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老百姓和企业在政府办事的异地办理，而苏州工业园正在探索在国外也可以办理园区的一些事情。当然，如果没有机关内部的痛点和堵点被打通，是实现不了“三跨”的。从这一点来讲，丽水实践的价值在于打通了堵点，在机关内部，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党的机关、群团机关，还有提供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一体化的联动改革。一定意义上讲，此项改革也为下一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丽水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从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概括，至少有几点经验：
一是通过“五化改革”为提高政府运行的整体协同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抓手。即清单化定责、场景化改造、标准化规范、数字化协同、专业化推进。通过“五化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政府运行中的内部扯皮推诿、协同难的痛点、难点，打通了堵点。
二是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政府职能配置，重构政府内部的业务模型，实现党政群联动。具体体现在：重构重塑部门关系，重塑业务环节，集成共享数据，党群政府联动。
三是在落实中央有关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方面有重要突破，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和重复性，避免改革流于形式。当年李强同志任浙江省省长时，推动了浙江的简政放权改革，当时有一个专家团队提供智力支持，我有幸参与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浙江省政府各个部门一共报上来14000多项权力，通过对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几上几下的审核后，最后仅保留了4000多项权力。当时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增加了一张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清单。并在全国最早把浙江省市县三级网络打通，构建起一张全省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网。这也为浙江后来创造“最多跑一次”经验奠定了基础。
四是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2019年5月31日上线，这一年多运行下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已经和32个省、自治区联网了。地方构建了省市县三级平台，一直延伸到乡镇、社区，五级联网，联通了50个部委，现在有300多万个事项在中央一体化政务平台上运行。它的主要支撑是“七个统一”。“七个统一”中最核心的是“五个统一”，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印章、统一电子证照、统一服务事项、统一数据交换平台，这是支撑一体化政务平台的五个支柱。丽水经验提供的完善政府内部整体协同的创新，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
三、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未来完善的路径
一是要进一步扫清观念障碍，破除传统的政府运行以及内部管理模式的束缚，要敢为人先。丽水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是敢为人先了。
二是要在数据治理上下大功夫。部門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说到底是政务数据的共享问题。政务数据的共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数据往哪里归集？怎么共享？数据主权怎么确定？怎么保护数据的运行安全？怎么让数据惠及老百姓惠及社会？这是非常大的文章，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息息相关。
三是要在法治、制度层面有进一步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数字化时代的问题就是法治建设严重滞后。所以，这项改革首先在制度层面上要有创新，用法治化的形式加以规范，不要因为一个领导人的变动，一个领导人喜好的改变，就让它时过境迁。这是我们需要在制度方面认真思考的课题。
这要从政府自身管理的痛点和难点说起。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中，最大的问题是出现了权力和利益的交织。我国政府的门槛偏太高，管理的事项太多，审批面太宽。这些问题造成什么结果？一是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极大空间。二是给企业、民众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办事设置了诸多门槛，带来很多不便。三是在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存在扯皮推诿，使协调变得异常困难。四是阻碍了市场营商环境的改善，影响了政府的形象。这几年国务院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改善营商环境，固然有中美贸易战的倒逼，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到今天必须改善环境。
丽水政府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深刻变革。为什么这么说？一是抓住了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矛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2013年、2018年这两届政府一直抓的工作重点。总理说简政放权要壮士断腕、要伤筋动骨，简政放权是一场革命。这说明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二是简政放权的主要矛盾不在于社会，不在于市场，主要矛盾在政府。丽水改革恰恰就在最难的内部这块上敢于动刀子，解决简政放权最主要矛盾方面。这项改革为实施“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战略扫清政府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这场变革已经引发了政府内部的业务重组、流程再造、部门协同等多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四是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改变了传统政府管理的整体运作格局，为建设人民满意高效、廉洁、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抓手
从1999年到2020年的20余年，我见证了中国政府信息化转型的过程，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成就：一是政府由碎片化转向了整体化。二是政府由封闭转向了开放。三是政府部门协调转向整体协同。四是政府由手工作业转向智能智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数字化转型很完整了，就当下来看，中国数字化转型最主要的障碍和矛盾仍然在党政机关内部而不是在外部。而党政机关内部的主要冲突在于“三难”，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这“三难”直接影响了另外的“三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举个例子，现在全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老百姓和企业在政府办事的异地办理，而苏州工业园正在探索在国外也可以办理园区的一些事情。当然，如果没有机关内部的痛点和堵点被打通，是实现不了“三跨”的。从这一点来讲，丽水实践的价值在于打通了堵点，在机关内部，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党的机关、群团机关，还有提供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一体化的联动改革。一定意义上讲，此项改革也为下一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丽水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从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概括，至少有几点经验：
一是通过“五化改革”为提高政府运行的整体协同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抓手。即清单化定责、场景化改造、标准化规范、数字化协同、专业化推进。通过“五化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政府运行中的内部扯皮推诿、协同难的痛点、难点，打通了堵点。
二是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政府职能配置，重构政府内部的业务模型，实现党政群联动。具体体现在：重构重塑部门关系，重塑业务环节，集成共享数据，党群政府联动。
三是在落实中央有关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方面有重要突破，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和重复性，避免改革流于形式。当年李强同志任浙江省省长时，推动了浙江的简政放权改革，当时有一个专家团队提供智力支持，我有幸参与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浙江省政府各个部门一共报上来14000多项权力，通过对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几上几下的审核后，最后仅保留了4000多项权力。当时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增加了一张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清单。并在全国最早把浙江省市县三级网络打通，构建起一张全省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网。这也为浙江后来创造“最多跑一次”经验奠定了基础。
四是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2019年5月31日上线，这一年多运行下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已经和32个省、自治区联网了。地方构建了省市县三级平台，一直延伸到乡镇、社区，五级联网，联通了50个部委，现在有300多万个事项在中央一体化政务平台上运行。它的主要支撑是“七个统一”。“七个统一”中最核心的是“五个统一”，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印章、统一电子证照、统一服务事项、统一数据交换平台，这是支撑一体化政务平台的五个支柱。丽水经验提供的完善政府内部整体协同的创新，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
三、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未来完善的路径
一是要进一步扫清观念障碍，破除传统的政府运行以及内部管理模式的束缚，要敢为人先。丽水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是敢为人先了。
二是要在数据治理上下大功夫。部門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说到底是政务数据的共享问题。政务数据的共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数据往哪里归集？怎么共享？数据主权怎么确定？怎么保护数据的运行安全？怎么让数据惠及老百姓惠及社会？这是非常大的文章，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息息相关。
三是要在法治、制度层面有进一步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数字化时代的问题就是法治建设严重滞后。所以，这项改革首先在制度层面上要有创新，用法治化的形式加以规范，不要因为一个领导人的变动，一个领导人喜好的改变，就让它时过境迁。这是我们需要在制度方面认真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