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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堤处身当时画坛中心，却创作量少，这暗示了一种谨慎沉潜的作画态度，因此每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沉淀后的创作。美国Art in America杂志艺术评论家这样写道：“丘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自由的宣言，赞扬着她的生活，她的发现。”
1998年在北京、纽约、温哥华三地举办的“三代女画家作品展”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女画家丘堤的文字：“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油画家，大多数人直到今天才看到她的作品，了解到她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大家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作品得益于1989年丘堤的女儿搬家时整理旧日杂物，在一个尘封多年的箱子里意外地发现了母亲早年的几幅作品。这才使我们对于这位女画家的认识从报刊资料的零星介绍又进了一步。
1906年，丘堤出生于福建霞浦城关一个商贾之家，原名邱碧珍。1913年，幼年的丘堤就读于官立高等小学堂国民部，小学毕业后考入福州女子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她受革命思潮及家庭影响，对当局的许多清规戒律极力反对，与进步同学成立了女师学生自治会，并带头剪去了发髻。她的短发曾使全校师生侧目而视，但随即便出现了追随者，很快旧式发式一扫而空。1923年丘堤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利用假期与同学游寿、郑啸琴等回家乡开办妇女工读补习班，教育广大妇女群众与封建制度进行斗争。此后，碧珍改名为丘堤，取意抵制一切腐朽势力的一道高岸。
丘堤天资聪颖、能文善绘，并自觉追求新文化、新思想；在霞浦被誉为“闽东四才女”之一。1925年7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并成为该校改制后西洋画系第二届学生。1928年上海美专毕业后，丘堤与同样也毕业于美专的二哥秉贤前去日本东京考察美术，当时日本西画界已经是新派画家的天下，与中国国内西画界的情况很不同。从丘堤在日本所作的作品来看，她当时接受的是流行于日本的印象派及后印象派风格。
丘堤有着良好的写实功力，但她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创新，具有很强的前卫意识。她的作品沉静、抒情，而在这些画面背后却是她反抗陈腐，反抗保守的一生。她喜绘静物：野菊花、仙人球、康乃馨、山茶、夹竹桃、月季……这些温馨而令人舒爽的形象都被画家赋予了永久的生命，作品《幽色在野》展示了她在西方油画的三度空间与造型上的深入研究，同时体现了她在抽象性绘画上的探索及努力。柔黄色调的野菊花映衬在淡蓝色的背景之中，充分表现了植物的天真与童趣，画面清新可爱如少女般明媚。在色彩上她掌握了更细腻的19世纪后期法国绘画和印象主义的观察方法，使画面显得更为生动而富有活力。
遗憾的是画家在日期间的资料几乎查证不到。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另一方面则源于艺术家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痛恨，回国后有关日本的一切情况她都绝口不提并拒绝再讲一句日语。1930年从日本回国后，丘堤再次进入上海艺专，这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1932年，画家庞薰琹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举办个展，就在个展开幕式上，丘堤认识了庞薰琹，从此她将自己的一生与另一位杰出的画坛巨匠、设计家、教育家——庞薰琹教授结合在了一起。
同年8月，她开始作为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西洋画组的研究员从事绘画创作，但她并没有像其他早期中国油画家那样走上学院派的写实主义道路，而是取道现代主义。丘堤的油画虽然沉静、抒情，但这些画面背后是向传统绘画主流进行挑战，其静物画具有清新的装饰风格。1933年10月10日，决澜社第二次画展在上海世界社礼堂开幕，这时的丘堤已成为决澜社的正式成员。决澜社是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美术社团，社团的画家吸收西方绘画理念，混杂各类艺术趣味，有后期印象派、达达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丘堤参展的作品《瓶花》获得了“决澜社奖”，这是决澜社四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颁奖。丘堤极少绘画动物，最多的是风景、静物及为家人而画的少量肖像。她的作品签名有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在画面角落的“堤”字，另有英文签名“Schudy”，一般签有英文的大多为留日期间所作，且比署中文的创作年代早。
在和庞薰琹婚后不久，一双儿女相继出世。在这几年中，夫妻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刚组成的小家庭更是不停地搬家。“七七事变”后，丘堤同大多数文化人士一样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在那段艰难时期，二人为生活而奔波，但仍坚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油画创作。抗日战争后期，丘堤念念不忘的是重返上海。1945年夏天，抗战虽已结束，但他们仍继续迁徙在上海、杭州、广州之间。在杭州和庐山，她和庞薰琹画了许多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画。直至1948年下半年，丘堤和庞薰琹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
1949年秋天，丘堤夫妇随江丰、刘开渠、莫朴等人前往杭州，在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之后，庞薰琹出任绘画系主任、在新的学院领导组织下，教师全都投入思想改造、下乡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创作反映城市新气象的美术作品。丘堤在这一阶段也深入浙江农村，画了一些以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劳动为题材的油画。
从1952年开始，丘堤和丈夫庞薰琹将全部精力专注于工艺美术教育。一年后，她和庞薰琹从杭州搬到北京，庞薰琹遵照周总理指示，做了大量工作抢救濒临危机的民间艺术。同时庞薰琹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负责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丘堤这次一并“随爱人调动”，她的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兴趣发生了转变，由此也进入了“工艺美术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一名“工艺美术工作者”，曾与画家郁风等一同进行服装设计工作，为著名的“采茶扑蝶”所设计的服装还得到过嘉奖。在北京的5年也是丘堤生命的最后时光。
1958年4月8日丘堤的心脏在北京协和医院停止了跳动，这位西画先驱过早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丘堤作为西画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前辈，生前乃至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其名望被丈夫的光环所盖，另一方面，也与其存世作品过少不无关系。她的创作量少而精，美国权威学者迈克·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提及她一生创作油画只有20幅。丘堤处身当时画坛中心，却创作量少，这暗示了一种谨慎沉潜的作画态度，因此每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沉淀后的创作。美国Art in America杂志艺术评论家这样写道：“丘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自由的宣言，赞扬着她的生活，她的发现。”
1998年在北京、纽约、温哥华三地举办的“三代女画家作品展”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女画家丘堤的文字：“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油画家，大多数人直到今天才看到她的作品，了解到她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大家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作品得益于1989年丘堤的女儿搬家时整理旧日杂物，在一个尘封多年的箱子里意外地发现了母亲早年的几幅作品。这才使我们对于这位女画家的认识从报刊资料的零星介绍又进了一步。
1906年，丘堤出生于福建霞浦城关一个商贾之家，原名邱碧珍。1913年，幼年的丘堤就读于官立高等小学堂国民部，小学毕业后考入福州女子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她受革命思潮及家庭影响，对当局的许多清规戒律极力反对，与进步同学成立了女师学生自治会，并带头剪去了发髻。她的短发曾使全校师生侧目而视，但随即便出现了追随者，很快旧式发式一扫而空。1923年丘堤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利用假期与同学游寿、郑啸琴等回家乡开办妇女工读补习班，教育广大妇女群众与封建制度进行斗争。此后，碧珍改名为丘堤，取意抵制一切腐朽势力的一道高岸。
丘堤天资聪颖、能文善绘，并自觉追求新文化、新思想；在霞浦被誉为“闽东四才女”之一。1925年7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并成为该校改制后西洋画系第二届学生。1928年上海美专毕业后，丘堤与同样也毕业于美专的二哥秉贤前去日本东京考察美术，当时日本西画界已经是新派画家的天下，与中国国内西画界的情况很不同。从丘堤在日本所作的作品来看，她当时接受的是流行于日本的印象派及后印象派风格。
丘堤有着良好的写实功力，但她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创新，具有很强的前卫意识。她的作品沉静、抒情，而在这些画面背后却是她反抗陈腐，反抗保守的一生。她喜绘静物：野菊花、仙人球、康乃馨、山茶、夹竹桃、月季……这些温馨而令人舒爽的形象都被画家赋予了永久的生命，作品《幽色在野》展示了她在西方油画的三度空间与造型上的深入研究，同时体现了她在抽象性绘画上的探索及努力。柔黄色调的野菊花映衬在淡蓝色的背景之中，充分表现了植物的天真与童趣，画面清新可爱如少女般明媚。在色彩上她掌握了更细腻的19世纪后期法国绘画和印象主义的观察方法，使画面显得更为生动而富有活力。
遗憾的是画家在日期间的资料几乎查证不到。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另一方面则源于艺术家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痛恨，回国后有关日本的一切情况她都绝口不提并拒绝再讲一句日语。1930年从日本回国后，丘堤再次进入上海艺专，这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1932年，画家庞薰琹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举办个展，就在个展开幕式上，丘堤认识了庞薰琹，从此她将自己的一生与另一位杰出的画坛巨匠、设计家、教育家——庞薰琹教授结合在了一起。
同年8月，她开始作为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西洋画组的研究员从事绘画创作，但她并没有像其他早期中国油画家那样走上学院派的写实主义道路，而是取道现代主义。丘堤的油画虽然沉静、抒情，但这些画面背后是向传统绘画主流进行挑战，其静物画具有清新的装饰风格。1933年10月10日，决澜社第二次画展在上海世界社礼堂开幕，这时的丘堤已成为决澜社的正式成员。决澜社是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美术社团，社团的画家吸收西方绘画理念，混杂各类艺术趣味，有后期印象派、达达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丘堤参展的作品《瓶花》获得了“决澜社奖”，这是决澜社四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颁奖。丘堤极少绘画动物，最多的是风景、静物及为家人而画的少量肖像。她的作品签名有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在画面角落的“堤”字，另有英文签名“Schudy”，一般签有英文的大多为留日期间所作，且比署中文的创作年代早。
在和庞薰琹婚后不久，一双儿女相继出世。在这几年中，夫妻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刚组成的小家庭更是不停地搬家。“七七事变”后，丘堤同大多数文化人士一样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在那段艰难时期，二人为生活而奔波，但仍坚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油画创作。抗日战争后期，丘堤念念不忘的是重返上海。1945年夏天，抗战虽已结束，但他们仍继续迁徙在上海、杭州、广州之间。在杭州和庐山，她和庞薰琹画了许多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画。直至1948年下半年，丘堤和庞薰琹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
1949年秋天，丘堤夫妇随江丰、刘开渠、莫朴等人前往杭州，在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之后，庞薰琹出任绘画系主任、在新的学院领导组织下，教师全都投入思想改造、下乡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创作反映城市新气象的美术作品。丘堤在这一阶段也深入浙江农村，画了一些以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劳动为题材的油画。
从1952年开始，丘堤和丈夫庞薰琹将全部精力专注于工艺美术教育。一年后，她和庞薰琹从杭州搬到北京，庞薰琹遵照周总理指示，做了大量工作抢救濒临危机的民间艺术。同时庞薰琹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负责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丘堤这次一并“随爱人调动”，她的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兴趣发生了转变，由此也进入了“工艺美术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一名“工艺美术工作者”，曾与画家郁风等一同进行服装设计工作，为著名的“采茶扑蝶”所设计的服装还得到过嘉奖。在北京的5年也是丘堤生命的最后时光。
1958年4月8日丘堤的心脏在北京协和医院停止了跳动，这位西画先驱过早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丘堤作为西画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前辈，生前乃至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其名望被丈夫的光环所盖，另一方面，也与其存世作品过少不无关系。她的创作量少而精，美国权威学者迈克·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提及她一生创作油画只有20幅。丘堤处身当时画坛中心，却创作量少，这暗示了一种谨慎沉潜的作画态度，因此每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沉淀后的创作。美国Art in America杂志艺术评论家这样写道：“丘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自由的宣言，赞扬着她的生活，她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