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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肯通过中关村这扇窗口，向人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缩影，并重塑出一个时代的灵魂。他始终把人物放在其所在的历史时空中去写，绝不架空历史和现实，尽量还原出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中的人物群像，同时也展示与这个时代背景相对应的精神面貌。《中关村笔记》并不停留于人物或事件表象的再现，而是深挖其中的精神内涵，努力贴近历史的本质规律，这使得作品更具有了思想与精神的深度。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非虚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消费主义“是一种感性化的意识形态”，它以情感和表象为主要内容，因此更易让人沉溺于事物表象和主观臆想。加上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使得各种信息泛滥，生活本相常为堆积而成的信息表象所遮掩，人们习惯于沉迷于表象并消费表象。因此，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受表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影响，对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缺少深度挖掘与呈现，不少作品满足于杂乱玄惑的生活表象的再现，不懈或无力于生活本质的把握。但宁肯在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中却能拨云见日，在众多社会表象之中凝练出生活的内核，把握住历史的脉动，使作品散发出鲜活的时代气息，同时也赋予了非虚构非凡的艺术魅力，为当前非虚构和写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
一、“真实”而“陌生”的装置艺术
宁肯认为非虚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从事装置艺术，即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真实的材料，但组装后的整体却是陌生的。宁肯认为，装置艺术的“局部与整体不一致，整体体现了局部，但主旨体现了另外的东西，也就是艺术家主体的东西。”（《中关村笔记·手记八》）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特别是公众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写出其陌生感，陌生感表面上来自人物，实际上来自作者自己（《中关村笔记·手记八》），来自作者对真实的认识，即作者心中的真实。这种真实既可能是历史事件，也可能是沉埋于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情感或精神品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抒写作者认同的真实，便是对混沌无序的历史或现实事件进行选择和重组的创造性活动。重组不同于实录，它具有相当的“虚构”性。“虚构”正是《中关村笔记》审美生成的重要原因。宁肯说：“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于虚构，这一点，非虚构与装置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关村笔记·手记八》）也就是说，以写真实为目的的非虚构并非完全被动的再现，而是具有较强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写作活动。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在对真实的历史材料进行“组装”的过程中，主观性便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
安德森曾对新闻报道暗含的“虚构性”做过讨论，他认为报纸习惯于把看似毫无关系的不同新闻事件并列编排在一起，这并非随意的拼凑，而是通过想象把它们彼此关联起来。以真实为生命的报纸新闻，也可以通过主观想象对新闻事件进行关联拼装，从而呈现某种意识形态倾向。实际上，多数以纪实为特点的非虚构都需要通过主观想象使不同的真实事件之间产生关联，从而建构出作者自己心目中的真实世界，也恰恰是这样的主观性给作者留下了多种可能的创作方向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作为装置的艺术，非虚构文本同其他的装置艺术不同，其他装置艺术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造型方面，而非虚构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则表现在文学性方面，即集中表现在主观情感的介入、时空结构的处理、叙事技巧的应用和叙事张力等方面。
作为装置性艺术，如何使主观倾向更好地融入客观叙事之中而又不影响对历史真实性的呈现，则是非虚构写作必须面对且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问题。当前非虚构作品中，在进行现实或历史重构时，常易出现主观性破坏客观性或主观意愿强加于客观对象的现象。比如非虚构作品《梁庄》的作者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乡村农民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这种审视难以形成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作者也较难进入农民的内心世界，作品的真实性也因此打了折扣。一般而言，“‘非虚构’的作品中，大都盘踞着幽灵般的“看”的意识形态。”如果抱以“看”的姿态，较难免除旁观者的嫌疑，而未能深入历史现场的旁观者很难清晰地深层地了解到历史真相，因此其客观真实性也难免要打折扣。又比如在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作者在“看”打工者的同时，则对被“看”者进行了诗意化叙事，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抒情，而与打工仔的真实生活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其真实性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因而仅仅通过“看”的方式进行实录，很难抵达历史的真相。
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采用了“看”“听”“思”相结合而以“听”为主的叙事策略，从而避免了因“看”所带来的视角单一的局限性，也有效地避免了对历史真实性的削弱。因为“听”更多是心与心的交流，更能接近事物的内在真实，更能触摸到社会生活的内在肌理。寧肯在频繁走访中关村的过程中，以“听”为主，且“听”且“看”，然后便是“思”，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成为了一个记录者和沉思者。（《中关村笔记·序》）而沉思则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正如李德南所言，仅仅是再现而不通过思考来穿透重重幻想事物本质，也不通过文学手段进行审美创造以调动读者情感，则其影响力是有限且难持久的。更为重要的是，宁肯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看”“听”“思”始终带有文学气质。因而，当宁肯从小说转向非虚构写作时，他更懂得如何从文学虚构的视角去寻找和抓取真实。
宁肯说《中关村笔记》是对太史公的一次致敬，就笔者看来，《中关村笔记》与《史记》尽管都具有纪实性特点，但实际上两部作品有着不同的诉求：《史记》尽管有较强的文学性，但其仍然是以历史真实为根本特性的历史著作，其作者司马迁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文学家，他是借助了文学手法装饰历史文本，其骨子里是史学的;而《中关村笔记》却是一部非虚构著作，作者宁肯首先是一位小说家，然后才是一位历史记录者，他是借助历史的真实（“一种类似岩石般的东西”《中关村笔记·序》）来填充文学的虚构性空间，他骨子里是文学的。宁肯说自己“20年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浸透了，浑身都是敏感。”（《中关村笔记·序》）因此，即使宁肯采用了“一种如岩石般”坚实真切的历史题材，仍然难以摆脱深入骨髓和灵魂的文学习性，这种文学习性必然影响到《中关村笔记》的创作。正如丛治辰所说，宁肯对历史本质的敏感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表达的，而他获得历史本质的方式“根本就得自于文学的思考方式”，而且“惟有以小说家的勇气掘开现实表层，经过艰苦的精神劳动，才能发现现实的本质何在。”因此可以说，宁肯恰恰是以文学的思维方式来创作《中关村笔记》的，因而也赋予了作品浓郁的文学气质。《中关村笔记》中作者更多是去听人物的创业经历和内心诉求，再对“听”的内容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陈述。比如作者叙写柳传志的创业经历时，在转述的同时还直录了柳传志的谈话，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看”所带来的叙事弊端。 《中关村笔记》的主观性不仅体现在装置性的结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客观叙事中融入了相应的主观评介与抒情。主观介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穿插于叙事之中的抒情和评价，它们是零星地依附于叙事主体的，但却对陈述对象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评定或情感表达;二是每部分记事之后的“手记”，它们类似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作者通过“手记”的形式不但集中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倾向，与穿插于叙事主体部分的主观情感或评价形成呼应，还把更多的文本空间让渡给了客观叙写。这种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对现实或历史的介入姿态，同时也避免了客观记叙中过多的主观干扰，极大地保证了非虚构的客观真实性。
中关村是无数地名中的一个，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或许只是个概念或符号，对于那些到过中关村的人而言，中关村也不过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某处驿站或风景，而他们自己也无非中关村的匆匆过客。对于多数人而言，现实中的中关村只是含混无序的客观存在。而宁肯却能拨开中关村历史的层层迷雾，撩开遮挡历史真实的层层面纱，把握住历史的内核和律动的脉搏。他通过大量的走访，在繁复的历史表象之下寻找与时代精神和历史规律相契合的真实人物或事件进行书写，让中关村某些真实的历史重新复活。宁肯说：“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中关村笔记·序》）宁肯正是历史深井中的探矿者，同时也是时光隧道中的开窗人，宁肯通过中关村这扇窗口，向人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缩影，并重塑出一个时代的灵魂。
二、在历史重构中还原真实
非虚构的目的在于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但单纯的历史事件既不能形成故事，也不能形成有意味的历史文本，它们必须依赖作者的主观意图去结构那些零散的历史材料，才能获得意义，从而完成对历史的重构和真实的还原。非虚构对历史的重构，除了主观情思的介入外，结构方式也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在确定好非虚构的组装材料后，必须采用相应的结构方法或叙事策略。《中关村笔记》采用了时空交错、概述与细节、直接与间接、个体与群体、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等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赋予了作品内容上详略有序、节奏上张弛有度的审美品格。
在创作《中关村笔记》时，为了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宁肯借用了文学叙事的结构技巧。全书以“冯康”和“联想”为中心编织人物关系网络，但并不按时间顺序进行结构，而是打乱时空逻辑，让“冯康”和“联想”交错置放，这不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创新和叙事上的便捷，更是中关村新老两代人的交接与传承的隐喻式书写。在对具体人物进行叙写时，宁肯也不都依循时间顺序，他常把那些具有矛盾冲突性、戏剧性或总结性的事件置前，然后再对其前因后果进行补叙。比如在“分享与共享”一节中写滴滴创始人程维，作者从程维在国家行政学院的一场演讲开始，再引出滴滴与Uber之间的商战信息，但商战的过程与结果被悬置，转而叙述程维创办滴滴及其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后才交待滴滴与Uber商战过程与结果。可以说，宁肯对叙事时空的处理显得灵动自如，这或许得益于他对非虚构这种装置艺术的心领神会。
宁肯根据自己的创作动机、知识结构、叙写对象的具体特点等，灵活地使用概述与细节两种叙事方式，努力地把人物内在精神与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揭示出来。首先，对那些有利于表现人物品质的材料，更多地使用细节并赋予其相应的价值与意义。而细节所使用的材料也不是随意选取，而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确保细节的叙写最终都将指向预设的目标。如写王选和陈堃銶夫妻俩研发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时，用软件模拟的汉字成千上万，但作者选择了对“人”字的模拟进行详写，并把“人”字的特点与王选夫妇的发明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相结合，于是作者写道：“这个‘人’字的一撇甚至具有隐喻的意义，在我们的文明中第一次以如此科学的方式出现，而王选与陈堃銶身体力行地建构着这个‘人’，包括全部的内涵。”（《中关村笔记·千年之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个大写的“人”，它使得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不可思议地融合起来。于是汉字数字化带来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便清晰地呈现出来，而王选与陈堃銶在汉字信息技术方面的杰出贡献便不言而喻。作品中大量的細节描写既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筋骨，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血肉气息。
其次，在叙事中，作者采用避难就易的策略。他有意识地回避自己和多数读者均不熟悉的与科技相关的专业性描述，而更多去叙述促成人物走向成功的艰难曲折过程。比如“联想2"中写汉卡发明人倪光南时，重点写柳传志如何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以及汉卡对整个联想公司的重要作用，而对于汉卡的研发过程几乎不做具体描写，同时对汉卡的销售也只写最后的销售结果而略去销售过程。再次，由于人物创业遭遇的困境与克服困境的过程具有动态的历史感，而创业的结果则更多是静态的历史呈现，作者便采用了前者用细节后者用概述的叙事策略，这样便能更加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以此揭示人物的精神品质。比如柳传志居住在自行车棚的经历、困难时期的饕餮形象、虚荣的出行方式、调动工作、组建队伍以及创业时期两次被骗的经历等，都使用了细节描写。而对其成功后的辉煌事迹则采用了概述方式。写王选的创业过程同样采用细节描写的方式，比如写他的病痛，病痛中对事业的坚守，研发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难度与艰辛，研发过程的曲折与神奇等，而成功后骄人的成绩、荣誉、光环等内容，则采用了概述的方式。整个《中关村笔记》中恰当的详略设置自然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审美特性。
《中关村笔记》采用多个视角来写人物，不仅有直接叙写，还有从侧面反映人物品质的间接叙述。比如写冯康，除了直接描写以外，还写冯康弟子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等人，这实际上是从侧面以不同的视角写冯康，而不同的学生视角有利于展示出冯康的不同层面的贡献和可贵的精神品质。这样，通过多角度的立体叙述，便产生了叙事的叠加效果，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富有层次感，这有利于凸显人物的精神品质。 非虚构不能把所要叙写的人物或事件放在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真空中表现，而是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物理空间中，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叙写。作品中所呈现的时空深广度以及人物关系复杂程度与作者的历史视域、胸怀境界、社会认知程度都密切相关。宁肯试图把《中关村笔记》写成一本向太史公致敬的书，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把笔触伸向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空间，尽可能让所记录的人物或事件重返历史的现场。因而，宁肯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式记录众多的人物及相关事件。其中不仅写到中关村中叱咤风云的成功个体，如第一代中关村人冯康、陈春先、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等，第二代中关村人王志东、程维、吴甘沙、赵勇、鲍捷等;而且还写了与这些成功人物或有关或无关的普通大众，如与柳传志一起蹬三轮车创业的员工、车库咖啡里的追梦者们、为了生计奔波于中关村的小商小贩、中关村广大的基层群众等。这种点面结合的人物描写方式，要么展示了主体人物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关系，要么使群体人物成为主要叙写对象的活动背景，从而把个体与社会群体关联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历史真实。另外，作者在书写人物时采用了纵横结合的方式。《中关村笔记》不仅以纵向的时间为线索，写了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两代不同年龄的中观村人，而且还以纵向的社会分层为线索，叙写了成功的精英和寻梦的草根，草根如寻找出路的莫小翼、怀揣梦想的女孩安琦、山西卖牛肉的二宝、卖挖掘机的孟德等。而同一时代或相同生活环境的人物，则抓住他们的共性以形成横向的关联，比如第一代中关村人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勇敢地从固有的环境突围创业的共性成为人物关联的线索;又如新世纪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中关村人，不断创新、挑战自我、勇于创业的共性成为人物的关联线索。而在对人物的具体叙写过程中，点与面、纵与横是交错进行的，这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风貌，同时使作品具有相应的叙事节奏感，避免了叙事的单调。
宁肯始终把人物放在其所在的历史时空中去写，绝不架空历史和现实，他尽量还原出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中人物群像，同时也展示与这个时代背景相对应的精神面貌，比如通过尚在久的回忆，道出冯康在文革时几近自杀的遭遇，从而间接地表现了文革的历史状况;写陈春先和王宏德时，结合了文革之后改革初期的现状，写创业者们所遭遇的重重阻力，从而表现出改革之初的社会历史现状。这种由人到社会的延伸式叙写，拓展了叙事空间，为人物命运提供了更加真实的背景依据，使非虚构的真实性得到了强化。
三、在平实的叙述中融入传奇色彩
使用具有传奇色彩的叙事手段往往是增强非虚构文本故事性和吸引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但非虚构类写作与虚构类写作对传奇的要求不同，虚构类写作中传奇可以超越或规避现实、可以虚化或打乱时空，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是异物拼接、可以写神魔鬼怪、可以是离魂人冥、可以是死而复生，也可以是各种神秘怪诞的事件等等。也就是说，虚构性写作中可以使用任何形式或类型的传奇，可以夸大到甚至违背生活逻辑。但非虚构中的传奇以不违背日常生活逻辑为原则，也即必须遵循非虚构的真实性原则。因而非虚构写作在处理传奇与真实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传奇叙事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叙事功力。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始终把还原生活真实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使命，他用平實的笔触书写中关村的真人真事，娓娓道来却又充满了魅力，这种魅力源于他善于在平实的叙事中突生波澜，以及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传奇。
首先，在《中关村笔记》中，宁肯充分调动了各种矛盾冲突来制造某种叙事张力，从而形成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效果。作品中的冲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冲突来自于人物与生存环境之间，如陈春先、王洪德、柳传志等人的创业与固有的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作品也写到了人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比如四通公司创始人王洪德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他创办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在施工时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即遇到了一个大泥潭，如同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传说是海眼，具有邪门神奇的力量，一般人遇到此事早就放弃了，但王洪德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最终用了近百吨水泥填满了泥潭，完成工程后连美国人都为此惊叹不已。宁肯巧妙地抓住了传说中海眼的神秘不可征服性与王洪德不服输的倔强个性之间形成的冲突，从而使这段叙事具有了传奇意味，同时也充满了艺术的张力感。第二层冲突是人与人特别是商业竞争对手间的冲突。作者对那些决定企业成败和决定整个民族利益的重大的商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比如对联想集团市场拓展过程中和国外顶尖电脑公司（如IBM、康柏、惠普等）之间的商战叙事，便显得张力十足、精彩异常，富有传奇色彩。又如写“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商战，因二者势均力敌，因而也更是惊心动魄，但最终却握手言和。而写以程维为代表的滴滴打车与美国竞争对手Uber的商战，则狼烟四起，激烈异常。作者在写程维等人团结同心勇敢接受Uber外来挑战，机智地与对手应战的同时，既展现了程维等人的商战智慧，也彰显了一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这对读者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发。第三层冲突为人物内在的或企业内部的冲突，如王选、陈堃銶自身的疾病与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王洪德、陈春先等人面对固守现实安于平稳与甘冒风险开拓创新之间的冲突等;企业内部的冲突如联想高层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增强了作品的传奇色彩，还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相应的还原，并展示了中关村人敢于挑战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传奇经历不是作者生造出来的，而是人物自身固有的品质、思想和行动同社会主潮的交相汇合、激荡、冲撞而形成的。宁肯抓住那些影响人物事业或命运的关节点，凸显人物生命追求中所遭遇的主要障碍和挫折，既揭示人物的精神品质，也展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比如写柳传志的创业，多写其困厄受挫的经历：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14万元，蹬三轮车贩卖小商品，汉卡销售红火后遭物价局罚款100万，在另一次交易中再度被骗300万，向香港中银追要2万美元的利润等。作者把这些经历写得波澜起伏，传奇味十足，人们在其中看到的不仅是商场如战场的激烈与紧张，而且还看到了作为创业者柳传志等人的机智与坚韧等精神品质。 宁肯也善于发现和选择人物的某些异秉和超常行为来形成传奇。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的王选被誉为“当代毕异”，他因饥饿得了浮肿病，最后发展成一种医院难以确诊和医治的神秘怪病，别人都认为他快死了，但却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奇迹般活了下来。王选在病人膏育之时向以前北大的辅导员陈堃銶求爱，而陈堃銶最后竟然答应了这位行将就木者，并很快和他结婚，而这爱又拯救了濒临死亡的王选。更神奇的是王选在发低烧和没有计算机的状况下可以徒手对几百种编码方案进行筛选论证，最后五个科研单位都完成不了的事让一个瘫躺于床的王选完成了。无论是王选的患病经历、病中对计算机软件的着魔研究，还是陈堃銶与王选的婚恋，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在宁肯笔下更显得曲折摇曳，跌宕生姿，富有神秘性和传奇色彩;又如杀毒软件编写者王江民，属于小儿麻痹症患者，他同样以疾病之躯创造了奇迹。宁肯重点叙写病毒制造者与杀毒者之间的反复激战，而且把这个过程写得刀光剑影、杀气森森、惊心动魄，充满了武侠小说般的传奇韵味。这些人物的传奇性抒写，不仅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也在叙事之中展现了这些人物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
宁肯还对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进行关联，使事件之间形成某种神秘的联系，以此增加作品的传奇性。比如王洪德第一个项目施工过程中遇到了海眼，从北大的海眼引申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和文革时期红卫兵遭遇海眼的神秘事件，同类事件的关联既增强了作品的神秘色彩，也展示出王洪德的倔强性格。又比如写王辑志，其父语言学家王力希望他学计算机，但他却学了数学，王辑志本没想走父亲语言学之路，但后来因发明了汉字输人法，又阴差阳错地与其父殊途同归，回归到了语言学领域。类似关联性叙写不仅使无序的历史事件产生了逻辑联系并获得了某种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某种神秘色彩。但这种神秘性是日常生活逻辑范围之内的，并没有超越日常真实。可以说，这种关联手法属于典型的装置性艺术手段。
四、谱写历史演进的主旋律
装置艺术的材料不同，装置者便会采用不同的手法。换言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装置艺术的方法。因而组装的主观性必须受材料的客观性制约。同样，作为装置艺术的非虚构，必须借助语言符号，才能把历史的真实呈现出来。但语言符号所呈现的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真实面貌。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由于观察者外在的观察角度和内在的观察诉求不同（即内外视角不同），在经过自己组装后，便会有不同的“文本”形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适用于非虚构写作。比如写唐山大地震的纪实性作品很多，多数呈现的是灾难性场景，而钱钢《唐山大地震》却书写大地震前后的迹象、人们遭遇灾难的复杂心态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写作者的创作动机（内视角）从根本上决定了非虚构文本的最后生成形态。非虚构作品中，由于创作动机必然以个体生命经验的形式介入，因而创作者内视角的宽广度和高度决定了叙事视域的大小，最终将影响到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程度。
宁肯的创作视界是高远的，他始终站在民族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头浪尖，在对时代精神和历史的主旋律进行展示的同时，既保证了其叙事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一种主观精神。作品前三章选择了冯康、陈春先、吴甘沙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写，它们在整个结构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潜藏着作者的创作动机。数学家冯康代表着严谨勤奋的攻坚精神，陈春先则开创了中关村模式，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吴甘沙是21世纪的后起之秀，他身上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赶超精神与未来意识。这三种精神品质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相一致，同时也是作者创作动机的集中体现。因而前三章相当于整个作品的写作总纲。这种内外精神的一致形成了叙事的内在真实。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是这样的，它要通过真实的人物、事件传达出符合伦理道德或进步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还具有普遍性，与人类理想远景相符合，赋予人们积极的力量。非虚构不仅书写既定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同时也在这种客观历史抒写中表达出了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想象和期望，体现出历史的微言大义和进步的历史观，当然也要书写社会发展和人性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非虚构表现的是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融合。《中关村笔记》正是把强烈的主观抒情与客观叙写、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谱写出了历史演进的主旋律。
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融入了纪实与虚构两种书写元素，从而使文本具有了阅读的多端性并形成了复合艺术之美。一般认为非虚构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而虚构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样”。但《中关村笔记》既告诉我们中关村具有怎样的历史真实，同时也从这些真实的人物或事件中发掘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精神品质，以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样”。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笔记》是一部人物的精神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指向人物的精神品质，而这些人物的精神又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相贯通。
宁肯善于在其书写真实人物与日常事件中发现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或意义，并把这种价值与意义上升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比如作者既写王辑志研发中文打字机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还写出了王辑志成功背后的精神动力，即父亲王力的人格影响、精神鼓励与支持。王力留给儿子一首诗歌，其中的“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以及“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等诗句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便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比如，宁肯在作品中明确指出，王选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实际上传承了以毕异为代表的宋朝人的创造精神。作者还把中关村人蹬三轮车这种极为平凡的事件上升到了一种民族性格的高度，作者写道：“三轮车最随心，最像人的性格，特别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关村笔记·联想中国1》）这是一种朴实勤劳坚韧的民族品格，正是具有了这种品质，才有了中关村的快速崛起和享誉全球的声誉。
《中关村笔记》并不停留于人物或事件表象的再现，而是深挖其中的精神内涵，努力贴近历史的本质规律，这使得作品更具有了思想与精神的深度。也正是通过对人物的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的彰显，才使得《中关村笔记》真正触摸到了时代跃动的脉搏，形成对民族精神强有力的回应，宁肯也因此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向太史公的崇高敬礼。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非虚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消费主义“是一种感性化的意识形态”，它以情感和表象为主要内容，因此更易让人沉溺于事物表象和主观臆想。加上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使得各种信息泛滥，生活本相常为堆积而成的信息表象所遮掩，人们习惯于沉迷于表象并消费表象。因此，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受表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影响，对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缺少深度挖掘与呈现，不少作品满足于杂乱玄惑的生活表象的再现，不懈或无力于生活本质的把握。但宁肯在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中却能拨云见日，在众多社会表象之中凝练出生活的内核，把握住历史的脉动，使作品散发出鲜活的时代气息，同时也赋予了非虚构非凡的艺术魅力，为当前非虚构和写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
一、“真实”而“陌生”的装置艺术
宁肯认为非虚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从事装置艺术，即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真实的材料，但组装后的整体却是陌生的。宁肯认为，装置艺术的“局部与整体不一致，整体体现了局部，但主旨体现了另外的东西，也就是艺术家主体的东西。”（《中关村笔记·手记八》）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特别是公众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写出其陌生感，陌生感表面上来自人物，实际上来自作者自己（《中关村笔记·手记八》），来自作者对真实的认识，即作者心中的真实。这种真实既可能是历史事件，也可能是沉埋于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情感或精神品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抒写作者认同的真实，便是对混沌无序的历史或现实事件进行选择和重组的创造性活动。重组不同于实录，它具有相当的“虚构”性。“虚构”正是《中关村笔记》审美生成的重要原因。宁肯说：“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于虚构，这一点，非虚构与装置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关村笔记·手记八》）也就是说，以写真实为目的的非虚构并非完全被动的再现，而是具有较强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写作活动。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在对真实的历史材料进行“组装”的过程中，主观性便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
安德森曾对新闻报道暗含的“虚构性”做过讨论，他认为报纸习惯于把看似毫无关系的不同新闻事件并列编排在一起，这并非随意的拼凑，而是通过想象把它们彼此关联起来。以真实为生命的报纸新闻，也可以通过主观想象对新闻事件进行关联拼装，从而呈现某种意识形态倾向。实际上，多数以纪实为特点的非虚构都需要通过主观想象使不同的真实事件之间产生关联，从而建构出作者自己心目中的真实世界，也恰恰是这样的主观性给作者留下了多种可能的创作方向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作为装置的艺术，非虚构文本同其他的装置艺术不同，其他装置艺术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造型方面，而非虚构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则表现在文学性方面，即集中表现在主观情感的介入、时空结构的处理、叙事技巧的应用和叙事张力等方面。
作为装置性艺术，如何使主观倾向更好地融入客观叙事之中而又不影响对历史真实性的呈现，则是非虚构写作必须面对且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问题。当前非虚构作品中，在进行现实或历史重构时，常易出现主观性破坏客观性或主观意愿强加于客观对象的现象。比如非虚构作品《梁庄》的作者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乡村农民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这种审视难以形成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作者也较难进入农民的内心世界，作品的真实性也因此打了折扣。一般而言，“‘非虚构’的作品中，大都盘踞着幽灵般的“看”的意识形态。”如果抱以“看”的姿态，较难免除旁观者的嫌疑，而未能深入历史现场的旁观者很难清晰地深层地了解到历史真相，因此其客观真实性也难免要打折扣。又比如在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作者在“看”打工者的同时，则对被“看”者进行了诗意化叙事，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抒情，而与打工仔的真实生活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其真实性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因而仅仅通过“看”的方式进行实录，很难抵达历史的真相。
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采用了“看”“听”“思”相结合而以“听”为主的叙事策略，从而避免了因“看”所带来的视角单一的局限性，也有效地避免了对历史真实性的削弱。因为“听”更多是心与心的交流，更能接近事物的内在真实，更能触摸到社会生活的内在肌理。寧肯在频繁走访中关村的过程中，以“听”为主，且“听”且“看”，然后便是“思”，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成为了一个记录者和沉思者。（《中关村笔记·序》）而沉思则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正如李德南所言，仅仅是再现而不通过思考来穿透重重幻想事物本质，也不通过文学手段进行审美创造以调动读者情感，则其影响力是有限且难持久的。更为重要的是，宁肯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看”“听”“思”始终带有文学气质。因而，当宁肯从小说转向非虚构写作时，他更懂得如何从文学虚构的视角去寻找和抓取真实。
宁肯说《中关村笔记》是对太史公的一次致敬，就笔者看来，《中关村笔记》与《史记》尽管都具有纪实性特点，但实际上两部作品有着不同的诉求：《史记》尽管有较强的文学性，但其仍然是以历史真实为根本特性的历史著作，其作者司马迁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文学家，他是借助了文学手法装饰历史文本，其骨子里是史学的;而《中关村笔记》却是一部非虚构著作，作者宁肯首先是一位小说家，然后才是一位历史记录者，他是借助历史的真实（“一种类似岩石般的东西”《中关村笔记·序》）来填充文学的虚构性空间，他骨子里是文学的。宁肯说自己“20年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浸透了，浑身都是敏感。”（《中关村笔记·序》）因此，即使宁肯采用了“一种如岩石般”坚实真切的历史题材，仍然难以摆脱深入骨髓和灵魂的文学习性，这种文学习性必然影响到《中关村笔记》的创作。正如丛治辰所说，宁肯对历史本质的敏感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表达的，而他获得历史本质的方式“根本就得自于文学的思考方式”，而且“惟有以小说家的勇气掘开现实表层，经过艰苦的精神劳动，才能发现现实的本质何在。”因此可以说，宁肯恰恰是以文学的思维方式来创作《中关村笔记》的，因而也赋予了作品浓郁的文学气质。《中关村笔记》中作者更多是去听人物的创业经历和内心诉求，再对“听”的内容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陈述。比如作者叙写柳传志的创业经历时，在转述的同时还直录了柳传志的谈话，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看”所带来的叙事弊端。 《中关村笔记》的主观性不仅体现在装置性的结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客观叙事中融入了相应的主观评介与抒情。主观介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穿插于叙事之中的抒情和评价，它们是零星地依附于叙事主体的，但却对陈述对象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评定或情感表达;二是每部分记事之后的“手记”，它们类似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作者通过“手记”的形式不但集中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倾向，与穿插于叙事主体部分的主观情感或评价形成呼应，还把更多的文本空间让渡给了客观叙写。这种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对现实或历史的介入姿态，同时也避免了客观记叙中过多的主观干扰，极大地保证了非虚构的客观真实性。
中关村是无数地名中的一个，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或许只是个概念或符号，对于那些到过中关村的人而言，中关村也不过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某处驿站或风景，而他们自己也无非中关村的匆匆过客。对于多数人而言，现实中的中关村只是含混无序的客观存在。而宁肯却能拨开中关村历史的层层迷雾，撩开遮挡历史真实的层层面纱，把握住历史的内核和律动的脉搏。他通过大量的走访，在繁复的历史表象之下寻找与时代精神和历史规律相契合的真实人物或事件进行书写，让中关村某些真实的历史重新复活。宁肯说：“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中关村笔记·序》）宁肯正是历史深井中的探矿者，同时也是时光隧道中的开窗人，宁肯通过中关村这扇窗口，向人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缩影，并重塑出一个时代的灵魂。
二、在历史重构中还原真实
非虚构的目的在于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但单纯的历史事件既不能形成故事，也不能形成有意味的历史文本，它们必须依赖作者的主观意图去结构那些零散的历史材料，才能获得意义，从而完成对历史的重构和真实的还原。非虚构对历史的重构，除了主观情思的介入外，结构方式也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在确定好非虚构的组装材料后，必须采用相应的结构方法或叙事策略。《中关村笔记》采用了时空交错、概述与细节、直接与间接、个体与群体、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等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赋予了作品内容上详略有序、节奏上张弛有度的审美品格。
在创作《中关村笔记》时，为了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宁肯借用了文学叙事的结构技巧。全书以“冯康”和“联想”为中心编织人物关系网络，但并不按时间顺序进行结构，而是打乱时空逻辑，让“冯康”和“联想”交错置放，这不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创新和叙事上的便捷，更是中关村新老两代人的交接与传承的隐喻式书写。在对具体人物进行叙写时，宁肯也不都依循时间顺序，他常把那些具有矛盾冲突性、戏剧性或总结性的事件置前，然后再对其前因后果进行补叙。比如在“分享与共享”一节中写滴滴创始人程维，作者从程维在国家行政学院的一场演讲开始，再引出滴滴与Uber之间的商战信息，但商战的过程与结果被悬置，转而叙述程维创办滴滴及其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后才交待滴滴与Uber商战过程与结果。可以说，宁肯对叙事时空的处理显得灵动自如，这或许得益于他对非虚构这种装置艺术的心领神会。
宁肯根据自己的创作动机、知识结构、叙写对象的具体特点等，灵活地使用概述与细节两种叙事方式，努力地把人物内在精神与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揭示出来。首先，对那些有利于表现人物品质的材料，更多地使用细节并赋予其相应的价值与意义。而细节所使用的材料也不是随意选取，而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确保细节的叙写最终都将指向预设的目标。如写王选和陈堃銶夫妻俩研发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时，用软件模拟的汉字成千上万，但作者选择了对“人”字的模拟进行详写，并把“人”字的特点与王选夫妇的发明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相结合，于是作者写道：“这个‘人’字的一撇甚至具有隐喻的意义，在我们的文明中第一次以如此科学的方式出现，而王选与陈堃銶身体力行地建构着这个‘人’，包括全部的内涵。”（《中关村笔记·千年之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个大写的“人”，它使得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不可思议地融合起来。于是汉字数字化带来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便清晰地呈现出来，而王选与陈堃銶在汉字信息技术方面的杰出贡献便不言而喻。作品中大量的細节描写既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筋骨，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血肉气息。
其次，在叙事中，作者采用避难就易的策略。他有意识地回避自己和多数读者均不熟悉的与科技相关的专业性描述，而更多去叙述促成人物走向成功的艰难曲折过程。比如“联想2"中写汉卡发明人倪光南时，重点写柳传志如何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以及汉卡对整个联想公司的重要作用，而对于汉卡的研发过程几乎不做具体描写，同时对汉卡的销售也只写最后的销售结果而略去销售过程。再次，由于人物创业遭遇的困境与克服困境的过程具有动态的历史感，而创业的结果则更多是静态的历史呈现，作者便采用了前者用细节后者用概述的叙事策略，这样便能更加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以此揭示人物的精神品质。比如柳传志居住在自行车棚的经历、困难时期的饕餮形象、虚荣的出行方式、调动工作、组建队伍以及创业时期两次被骗的经历等，都使用了细节描写。而对其成功后的辉煌事迹则采用了概述方式。写王选的创业过程同样采用细节描写的方式，比如写他的病痛，病痛中对事业的坚守，研发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难度与艰辛，研发过程的曲折与神奇等，而成功后骄人的成绩、荣誉、光环等内容，则采用了概述的方式。整个《中关村笔记》中恰当的详略设置自然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审美特性。
《中关村笔记》采用多个视角来写人物，不仅有直接叙写，还有从侧面反映人物品质的间接叙述。比如写冯康，除了直接描写以外，还写冯康弟子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等人，这实际上是从侧面以不同的视角写冯康，而不同的学生视角有利于展示出冯康的不同层面的贡献和可贵的精神品质。这样，通过多角度的立体叙述，便产生了叙事的叠加效果，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富有层次感，这有利于凸显人物的精神品质。 非虚构不能把所要叙写的人物或事件放在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真空中表现，而是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物理空间中，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叙写。作品中所呈现的时空深广度以及人物关系复杂程度与作者的历史视域、胸怀境界、社会认知程度都密切相关。宁肯试图把《中关村笔记》写成一本向太史公致敬的书，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把笔触伸向更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空间，尽可能让所记录的人物或事件重返历史的现场。因而，宁肯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式记录众多的人物及相关事件。其中不仅写到中关村中叱咤风云的成功个体，如第一代中关村人冯康、陈春先、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等，第二代中关村人王志东、程维、吴甘沙、赵勇、鲍捷等;而且还写了与这些成功人物或有关或无关的普通大众，如与柳传志一起蹬三轮车创业的员工、车库咖啡里的追梦者们、为了生计奔波于中关村的小商小贩、中关村广大的基层群众等。这种点面结合的人物描写方式，要么展示了主体人物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关系，要么使群体人物成为主要叙写对象的活动背景，从而把个体与社会群体关联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历史真实。另外，作者在书写人物时采用了纵横结合的方式。《中关村笔记》不仅以纵向的时间为线索，写了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两代不同年龄的中观村人，而且还以纵向的社会分层为线索，叙写了成功的精英和寻梦的草根，草根如寻找出路的莫小翼、怀揣梦想的女孩安琦、山西卖牛肉的二宝、卖挖掘机的孟德等。而同一时代或相同生活环境的人物，则抓住他们的共性以形成横向的关联，比如第一代中关村人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勇敢地从固有的环境突围创业的共性成为人物关联的线索;又如新世纪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中关村人，不断创新、挑战自我、勇于创业的共性成为人物的关联线索。而在对人物的具体叙写过程中，点与面、纵与横是交错进行的，这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风貌，同时使作品具有相应的叙事节奏感，避免了叙事的单调。
宁肯始终把人物放在其所在的历史时空中去写，绝不架空历史和现实，他尽量还原出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中人物群像，同时也展示与这个时代背景相对应的精神面貌，比如通过尚在久的回忆，道出冯康在文革时几近自杀的遭遇，从而间接地表现了文革的历史状况;写陈春先和王宏德时，结合了文革之后改革初期的现状，写创业者们所遭遇的重重阻力，从而表现出改革之初的社会历史现状。这种由人到社会的延伸式叙写，拓展了叙事空间，为人物命运提供了更加真实的背景依据，使非虚构的真实性得到了强化。
三、在平实的叙述中融入传奇色彩
使用具有传奇色彩的叙事手段往往是增强非虚构文本故事性和吸引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但非虚构类写作与虚构类写作对传奇的要求不同，虚构类写作中传奇可以超越或规避现实、可以虚化或打乱时空，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是异物拼接、可以写神魔鬼怪、可以是离魂人冥、可以是死而复生，也可以是各种神秘怪诞的事件等等。也就是说，虚构性写作中可以使用任何形式或类型的传奇，可以夸大到甚至违背生活逻辑。但非虚构中的传奇以不违背日常生活逻辑为原则，也即必须遵循非虚构的真实性原则。因而非虚构写作在处理传奇与真实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传奇叙事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叙事功力。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始终把还原生活真实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使命，他用平實的笔触书写中关村的真人真事，娓娓道来却又充满了魅力，这种魅力源于他善于在平实的叙事中突生波澜，以及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传奇。
首先，在《中关村笔记》中，宁肯充分调动了各种矛盾冲突来制造某种叙事张力，从而形成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效果。作品中的冲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冲突来自于人物与生存环境之间，如陈春先、王洪德、柳传志等人的创业与固有的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作品也写到了人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比如四通公司创始人王洪德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他创办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在施工时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即遇到了一个大泥潭，如同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传说是海眼，具有邪门神奇的力量，一般人遇到此事早就放弃了，但王洪德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最终用了近百吨水泥填满了泥潭，完成工程后连美国人都为此惊叹不已。宁肯巧妙地抓住了传说中海眼的神秘不可征服性与王洪德不服输的倔强个性之间形成的冲突，从而使这段叙事具有了传奇意味，同时也充满了艺术的张力感。第二层冲突是人与人特别是商业竞争对手间的冲突。作者对那些决定企业成败和决定整个民族利益的重大的商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比如对联想集团市场拓展过程中和国外顶尖电脑公司（如IBM、康柏、惠普等）之间的商战叙事，便显得张力十足、精彩异常，富有传奇色彩。又如写“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商战，因二者势均力敌，因而也更是惊心动魄，但最终却握手言和。而写以程维为代表的滴滴打车与美国竞争对手Uber的商战，则狼烟四起，激烈异常。作者在写程维等人团结同心勇敢接受Uber外来挑战，机智地与对手应战的同时，既展现了程维等人的商战智慧，也彰显了一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这对读者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发。第三层冲突为人物内在的或企业内部的冲突，如王选、陈堃銶自身的疾病与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王洪德、陈春先等人面对固守现实安于平稳与甘冒风险开拓创新之间的冲突等;企业内部的冲突如联想高层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增强了作品的传奇色彩，还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相应的还原，并展示了中关村人敢于挑战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传奇经历不是作者生造出来的，而是人物自身固有的品质、思想和行动同社会主潮的交相汇合、激荡、冲撞而形成的。宁肯抓住那些影响人物事业或命运的关节点，凸显人物生命追求中所遭遇的主要障碍和挫折，既揭示人物的精神品质，也展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比如写柳传志的创业，多写其困厄受挫的经历：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14万元，蹬三轮车贩卖小商品，汉卡销售红火后遭物价局罚款100万，在另一次交易中再度被骗300万，向香港中银追要2万美元的利润等。作者把这些经历写得波澜起伏，传奇味十足，人们在其中看到的不仅是商场如战场的激烈与紧张，而且还看到了作为创业者柳传志等人的机智与坚韧等精神品质。 宁肯也善于发现和选择人物的某些异秉和超常行为来形成传奇。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的王选被誉为“当代毕异”，他因饥饿得了浮肿病，最后发展成一种医院难以确诊和医治的神秘怪病，别人都认为他快死了，但却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奇迹般活了下来。王选在病人膏育之时向以前北大的辅导员陈堃銶求爱，而陈堃銶最后竟然答应了这位行将就木者，并很快和他结婚，而这爱又拯救了濒临死亡的王选。更神奇的是王选在发低烧和没有计算机的状况下可以徒手对几百种编码方案进行筛选论证，最后五个科研单位都完成不了的事让一个瘫躺于床的王选完成了。无论是王选的患病经历、病中对计算机软件的着魔研究，还是陈堃銶与王选的婚恋，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在宁肯笔下更显得曲折摇曳，跌宕生姿，富有神秘性和传奇色彩;又如杀毒软件编写者王江民，属于小儿麻痹症患者，他同样以疾病之躯创造了奇迹。宁肯重点叙写病毒制造者与杀毒者之间的反复激战，而且把这个过程写得刀光剑影、杀气森森、惊心动魄，充满了武侠小说般的传奇韵味。这些人物的传奇性抒写，不仅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也在叙事之中展现了这些人物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
宁肯还对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进行关联，使事件之间形成某种神秘的联系，以此增加作品的传奇性。比如王洪德第一个项目施工过程中遇到了海眼，从北大的海眼引申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和文革时期红卫兵遭遇海眼的神秘事件，同类事件的关联既增强了作品的神秘色彩，也展示出王洪德的倔强性格。又比如写王辑志，其父语言学家王力希望他学计算机，但他却学了数学，王辑志本没想走父亲语言学之路，但后来因发明了汉字输人法，又阴差阳错地与其父殊途同归，回归到了语言学领域。类似关联性叙写不仅使无序的历史事件产生了逻辑联系并获得了某种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某种神秘色彩。但这种神秘性是日常生活逻辑范围之内的，并没有超越日常真实。可以说，这种关联手法属于典型的装置性艺术手段。
四、谱写历史演进的主旋律
装置艺术的材料不同，装置者便会采用不同的手法。换言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装置艺术的方法。因而组装的主观性必须受材料的客观性制约。同样，作为装置艺术的非虚构，必须借助语言符号，才能把历史的真实呈现出来。但语言符号所呈现的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真实面貌。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由于观察者外在的观察角度和内在的观察诉求不同（即内外视角不同），在经过自己组装后，便会有不同的“文本”形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适用于非虚构写作。比如写唐山大地震的纪实性作品很多，多数呈现的是灾难性场景，而钱钢《唐山大地震》却书写大地震前后的迹象、人们遭遇灾难的复杂心态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写作者的创作动机（内视角）从根本上决定了非虚构文本的最后生成形态。非虚构作品中，由于创作动机必然以个体生命经验的形式介入，因而创作者内视角的宽广度和高度决定了叙事视域的大小，最终将影响到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程度。
宁肯的创作视界是高远的，他始终站在民族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头浪尖，在对时代精神和历史的主旋律进行展示的同时，既保证了其叙事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一种主观精神。作品前三章选择了冯康、陈春先、吴甘沙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写，它们在整个结构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潜藏着作者的创作动机。数学家冯康代表着严谨勤奋的攻坚精神，陈春先则开创了中关村模式，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吴甘沙是21世纪的后起之秀，他身上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赶超精神与未来意识。这三种精神品质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相一致，同时也是作者创作动机的集中体现。因而前三章相当于整个作品的写作总纲。这种内外精神的一致形成了叙事的内在真实。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是这样的，它要通过真实的人物、事件传达出符合伦理道德或进步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还具有普遍性，与人类理想远景相符合，赋予人们积极的力量。非虚构不仅书写既定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同时也在这种客观历史抒写中表达出了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想象和期望，体现出历史的微言大义和进步的历史观，当然也要书写社会发展和人性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非虚构表现的是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融合。《中关村笔记》正是把强烈的主观抒情与客观叙写、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谱写出了历史演进的主旋律。
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融入了纪实与虚构两种书写元素，从而使文本具有了阅读的多端性并形成了复合艺术之美。一般认为非虚构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而虚构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样”。但《中关村笔记》既告诉我们中关村具有怎样的历史真实，同时也从这些真实的人物或事件中发掘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精神品质，以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样”。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笔记》是一部人物的精神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指向人物的精神品质，而这些人物的精神又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相贯通。
宁肯善于在其书写真实人物与日常事件中发现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或意义，并把这种价值与意义上升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比如作者既写王辑志研发中文打字机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还写出了王辑志成功背后的精神动力，即父亲王力的人格影响、精神鼓励与支持。王力留给儿子一首诗歌，其中的“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以及“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等诗句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便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比如，宁肯在作品中明确指出，王选发明汉字激光拍照系统，实际上传承了以毕异为代表的宋朝人的创造精神。作者还把中关村人蹬三轮车这种极为平凡的事件上升到了一种民族性格的高度，作者写道：“三轮车最随心，最像人的性格，特别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关村笔记·联想中国1》）这是一种朴实勤劳坚韧的民族品格，正是具有了这种品质，才有了中关村的快速崛起和享誉全球的声誉。
《中关村笔记》并不停留于人物或事件表象的再现，而是深挖其中的精神内涵，努力贴近历史的本质规律，这使得作品更具有了思想与精神的深度。也正是通过对人物的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的彰显，才使得《中关村笔记》真正触摸到了时代跃动的脉搏，形成对民族精神强有力的回应，宁肯也因此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向太史公的崇高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