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贪官脑门上又沒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法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采访中,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演技派 天生的表演大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说,贪官是典型的“两面人”,其基本特点是:谈起理论头头是道,行动完全不对号;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大庭广众下是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私下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官场历来是精英聚集的“洼地”。“现在能当官并走上高位的,多数也还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实绩之人,工作一般都有‘两下子’。”该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工作上的光彩往往遮盖了其私下的龌龊和肮脏,而他们的工作能力、业绩政绩也被转化成了贪污胆量和危害能量。”
譬如,海南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一度以“百年一遇好书记”闻名;去年落马的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其“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的言论作派,也给人以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的印象。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重庆司法局长文强等人,更是曾经的打黑英雄。
这样的“能人贪官”,工作有一套,腐败也有一套,极具迷惑性。况且很多贪官还善于作秀,让人眼花缭乱,堪称表演大师。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有意思的是,这3人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却一任比一任更腐败。先是曾锦城“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是张昆桐响亮地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继二人被判刑之后上任的石发亮,更是信誓旦旦,而他的腐败数额又远超过前两任。
台上表演廉政秀,热血沸腾;背后干尽腐败事,让人齿冷。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近期因涉腐被逮捕的前足协掌门人南勇就是个中典型。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上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言犹在耳,他却旋即深陷腐败窝案。对此,中国足协一官员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悲哀,真的很悲哀!”
此外,还有装清贫的、扮寒酸的、做慈善的,诸如此类的种种秀,就像《镜花缘》里两面国的人用来遮饰另一张脸的“浩然巾”,掩人耳目,蒙骗世人。
邵道生说:“这种‘两面人’特点极具技巧和欺骗性,是贪官长期混迹于官场而不暴露的保护色和障眼法。”
技术流 腐败手段的“升级”
由于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的风险越来越高,腐败分子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腐败手段也日趋“升级换代”。一名反贪局的办案干警告诉记者,如今一些腐败分子犯罪手段非常狡诈、隐蔽,就如反谍剧中的手段,而且日趋智能化、国际化、高科技化。
现在的行贿受贿,往往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某贪官的收钱方式堪称“经典”。和老板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到了后人不下车,老板直接把一摞一摞的现金放进他的车后备箱,然后双方各自离开,整个过程一言不发,就像特务“接头”。
牌桌上收钱,也已成为腐败分子的通用手法。官场牌局,十之八九与腐败有关。某省近年查处的多件腐败案件中,很多都涉及这一情节。牌桌上,贪官们往往都是无往不胜,只赢不输,输赢金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当年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打牌就“赢”了80多万元。这种将正常休闲娱乐异化为腐败的手段,挂羊皮卖狗肉,事后认定受贿也比较困难。
此外还有雅贿、色贿、腐败期权等等,腐败新花样不断出现,而制度法规一时跟不上,腐败与反腐败赛跑,腐败跑在了前头,在客观上延长了贪官的潜伏期。如特定关系人受贿问题、超低价买房收干股等问题,前几年都不太注意,问题严重后才被纳入反腐视野。
“不仅是新型腐败对办案工作提出挑战,现在腐败分子对付‘反腐败’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一名纪委干部说。他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对方是一个市的检察长,长期从事政法工作,“保护工作做得极好”。查了几次,都因未查获确切的证据,无功而返。直到一次抓了他行贿的现行,才最终突破此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办案期间,此人每交代出一个问题,就会给办案人员下“指示”:“你们赶紧去外调啊。”
一名办案多年的反贪干警说,一些政法系统腐败分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而一些专业领域的犯罪手法异常复杂。一次他们查一个驻境外公司(国企)的案件,结果对方抱出来的账本全是英文,其中涉及非常专业的商业用语和专业术语。他们专门请了两个专业会计人员,边查账边翻英文词典,费了一个半月才把账弄清楚。
“腐败水平的提高逼着办案人员能力的提升。一个好的办案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是心理学家,阅历丰富,懂人性,否则案子就难以突破。”该办案人员深有感慨地说。
集团化 形成“腐败生态网”
邵道生研究员认为,大贪的背后,大都有一张深不可测的腐败网络,寻找靠山和“保护伞”,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甚至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
上述那位反贪干警也说,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上下勾结、犬牙交错的网络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腐败分子以此来“高效”地腐败和顽抗反腐败。
一些位居一把手的腐败分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网罗一帮“小兄弟”,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在关键部门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甚至“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在其势力范围进行“逆淘汰”,千方百计地去扼制反腐败力量。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建立从上到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构筑一个“党内有党、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圈中有圈”的“腐败生态网”(邵道生语)。
一名资深纪委办案人员说,腐败圈子化、集团化以后,相较以往单个腐败的一击即中,现在的腐败团体会在更多环节阻击干扰调查工作,增大办案的阻力和难度。这也无疑是巨贪们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分子往往还擅长投机钻营,寻求庇护。原河北巨鹿县县委书记刘欣年创造了一个“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即“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极具代表性。原四川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对此也深有“体会”:“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
如此“上下一勾连,相互一影响,彼此一包庇”,逢事有人关照,升官有人提携、出事有人摆平,一般的小风小浪,很难掀翻腐败分子的大船。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多年屹立不倒,甚至在群众的举报下边腐边升,就是因为关系网没破、保护伞未倒。去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此人的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因牵涉另一腐败案就已暴露,但他不但不倒,还带“病”升官。如今谜底揭晓:原来他得到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以及更高层的扶持,而此前王因受贿已被判无期。
当然,腐败集团化现象的另一个效应就是一损俱损。这就像《三国演义》里曹操摆的连环船阵,一旦火真的烧起来了,就会全军覆没。如吉林长春原市委副书记田忠腐败案发后,为求立功自保,检举了其老上司、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君的问题。而米凤君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贪官。知情者称,近十年来米虽多次被发现经济问题,但均“有惊无险”。民间称其为“米老鼠”,意指贪欲十足。有消息称,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还不停地向有关领导行贿。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有的则是唯政绩论,重“才”轻德,将发展硬道理异化为“发展就是一切道理”,经济上“一俊遮百丑”,所以要保要重用。
前不久,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就公开驳斥,所谓查办案件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是片面、错误的。这从一个侧面上表明,在少数地方和领导的思维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疑虑,因此而养痈遗患,贻害无穷。(感谢邵道生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演技派 天生的表演大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说,贪官是典型的“两面人”,其基本特点是:谈起理论头头是道,行动完全不对号;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大庭广众下是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私下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官场历来是精英聚集的“洼地”。“现在能当官并走上高位的,多数也还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实绩之人,工作一般都有‘两下子’。”该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工作上的光彩往往遮盖了其私下的龌龊和肮脏,而他们的工作能力、业绩政绩也被转化成了贪污胆量和危害能量。”
譬如,海南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一度以“百年一遇好书记”闻名;去年落马的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其“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的言论作派,也给人以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的印象。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重庆司法局长文强等人,更是曾经的打黑英雄。
这样的“能人贪官”,工作有一套,腐败也有一套,极具迷惑性。况且很多贪官还善于作秀,让人眼花缭乱,堪称表演大师。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有意思的是,这3人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却一任比一任更腐败。先是曾锦城“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是张昆桐响亮地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继二人被判刑之后上任的石发亮,更是信誓旦旦,而他的腐败数额又远超过前两任。
台上表演廉政秀,热血沸腾;背后干尽腐败事,让人齿冷。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近期因涉腐被逮捕的前足协掌门人南勇就是个中典型。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上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言犹在耳,他却旋即深陷腐败窝案。对此,中国足协一官员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悲哀,真的很悲哀!”
此外,还有装清贫的、扮寒酸的、做慈善的,诸如此类的种种秀,就像《镜花缘》里两面国的人用来遮饰另一张脸的“浩然巾”,掩人耳目,蒙骗世人。
邵道生说:“这种‘两面人’特点极具技巧和欺骗性,是贪官长期混迹于官场而不暴露的保护色和障眼法。”
技术流 腐败手段的“升级”
由于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的风险越来越高,腐败分子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腐败手段也日趋“升级换代”。一名反贪局的办案干警告诉记者,如今一些腐败分子犯罪手段非常狡诈、隐蔽,就如反谍剧中的手段,而且日趋智能化、国际化、高科技化。
现在的行贿受贿,往往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某贪官的收钱方式堪称“经典”。和老板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到了后人不下车,老板直接把一摞一摞的现金放进他的车后备箱,然后双方各自离开,整个过程一言不发,就像特务“接头”。
牌桌上收钱,也已成为腐败分子的通用手法。官场牌局,十之八九与腐败有关。某省近年查处的多件腐败案件中,很多都涉及这一情节。牌桌上,贪官们往往都是无往不胜,只赢不输,输赢金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当年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打牌就“赢”了80多万元。这种将正常休闲娱乐异化为腐败的手段,挂羊皮卖狗肉,事后认定受贿也比较困难。
此外还有雅贿、色贿、腐败期权等等,腐败新花样不断出现,而制度法规一时跟不上,腐败与反腐败赛跑,腐败跑在了前头,在客观上延长了贪官的潜伏期。如特定关系人受贿问题、超低价买房收干股等问题,前几年都不太注意,问题严重后才被纳入反腐视野。
“不仅是新型腐败对办案工作提出挑战,现在腐败分子对付‘反腐败’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一名纪委干部说。他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对方是一个市的检察长,长期从事政法工作,“保护工作做得极好”。查了几次,都因未查获确切的证据,无功而返。直到一次抓了他行贿的现行,才最终突破此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办案期间,此人每交代出一个问题,就会给办案人员下“指示”:“你们赶紧去外调啊。”
一名办案多年的反贪干警说,一些政法系统腐败分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而一些专业领域的犯罪手法异常复杂。一次他们查一个驻境外公司(国企)的案件,结果对方抱出来的账本全是英文,其中涉及非常专业的商业用语和专业术语。他们专门请了两个专业会计人员,边查账边翻英文词典,费了一个半月才把账弄清楚。
“腐败水平的提高逼着办案人员能力的提升。一个好的办案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是心理学家,阅历丰富,懂人性,否则案子就难以突破。”该办案人员深有感慨地说。
集团化 形成“腐败生态网”
邵道生研究员认为,大贪的背后,大都有一张深不可测的腐败网络,寻找靠山和“保护伞”,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甚至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
上述那位反贪干警也说,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上下勾结、犬牙交错的网络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腐败分子以此来“高效”地腐败和顽抗反腐败。
一些位居一把手的腐败分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网罗一帮“小兄弟”,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在关键部门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甚至“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在其势力范围进行“逆淘汰”,千方百计地去扼制反腐败力量。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建立从上到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构筑一个“党内有党、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圈中有圈”的“腐败生态网”(邵道生语)。
一名资深纪委办案人员说,腐败圈子化、集团化以后,相较以往单个腐败的一击即中,现在的腐败团体会在更多环节阻击干扰调查工作,增大办案的阻力和难度。这也无疑是巨贪们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分子往往还擅长投机钻营,寻求庇护。原河北巨鹿县县委书记刘欣年创造了一个“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即“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极具代表性。原四川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对此也深有“体会”:“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
如此“上下一勾连,相互一影响,彼此一包庇”,逢事有人关照,升官有人提携、出事有人摆平,一般的小风小浪,很难掀翻腐败分子的大船。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多年屹立不倒,甚至在群众的举报下边腐边升,就是因为关系网没破、保护伞未倒。去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此人的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因牵涉另一腐败案就已暴露,但他不但不倒,还带“病”升官。如今谜底揭晓:原来他得到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以及更高层的扶持,而此前王因受贿已被判无期。
当然,腐败集团化现象的另一个效应就是一损俱损。这就像《三国演义》里曹操摆的连环船阵,一旦火真的烧起来了,就会全军覆没。如吉林长春原市委副书记田忠腐败案发后,为求立功自保,检举了其老上司、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君的问题。而米凤君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贪官。知情者称,近十年来米虽多次被发现经济问题,但均“有惊无险”。民间称其为“米老鼠”,意指贪欲十足。有消息称,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还不停地向有关领导行贿。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有的则是唯政绩论,重“才”轻德,将发展硬道理异化为“发展就是一切道理”,经济上“一俊遮百丑”,所以要保要重用。
前不久,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就公开驳斥,所谓查办案件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是片面、错误的。这从一个侧面上表明,在少数地方和领导的思维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疑虑,因此而养痈遗患,贻害无穷。(感谢邵道生先生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