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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岁末，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举办了我国著名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先生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首发式暨座谈会。
黑格尔一生都在追求建立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这在他一八零零年就有了明确的意识。这个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的尝试和反复才逐步确立起来。不过后人在这个方面并非没有争议：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到底是由狭义的不包括《精神现象学》和其他著作在内的《哲学全书》来定，还是不以此为准而是扩大、涵盖其所有基本著作并以它们的总体关系来定？贺麟先生主张后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重要论文《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杨祖陶先生赞成、支持他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发挥和深化，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文《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其哲学体系的导言，处于第一环；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中坚，处于第二环，它包括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包括《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属于应用逻辑学，构成其哲学体系的第三环。这样黑格尔所有的基本著作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显然，对黑格尔体系的这种宏观的把握，比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全书》更加合理，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相一致，它虽然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观点接近，但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该方面的独立见解。如果从这个布局看，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就占有关键性的位置。
当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应当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论的，二是发生论的。前者基于共时的角度，后者基于历时的角度。然而这两者不可分，因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他的体系、结构也是变化的，人们要真正理解一个哲学家就必须要尽可能还原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耶拿逻辑》（《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的简称）是黑格尔一八零零年预告的将反思转化为体系的第一个努力和尝试。当我们说作为真正哲学家的黑格尔是从耶拿时期开始的，就和这个生前未刊的草稿有关。就黑格尔来讲，如果我们要领会他的整个哲学，处于其开端的《耶拿逻辑》是不可回避的；同样作为他的《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的《精神哲学》也是不可回避的，这一点就不用多讲了。
尽管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其他基本著作在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早已译成中文，可是唯独《精神哲学》和《耶拿逻辑》长期付诸阙如，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它们的艰深晦涩有关。而这种状况已由杨祖陶先生继承贺麟先生的遗愿于耄耋之年相继打破，这是我国学术界的幸事。如果说几年前，杨先生首译的《精神哲学》弥补了黑格尔《哲学全书》（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那么今天杨先生首译的《耶拿逻辑》又弥补了黑格尔逻辑学（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这两个“三缺一”的解决，使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面貌得以整体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它将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杨先生这两部译著出版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语学术界，杨先生对黑格尔《耶拿逻辑》的翻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开创性的。如果说他主导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功不可没，意义重大，但毕竟不是首译，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它已有了前人的四个译本作参照，而且有较多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讲，困难会小一些。而《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首译，几乎没有任何前人的依傍，而且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几乎为零，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这对于一个八十多岁、患有腰椎严重变形疾病的老人来说，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件译事如果没有对学术的赤诚和执著的爱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韧性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杨先生一向强调从事西方哲学的人要将教学、科研和翻译结合起来，他一生身体力行，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而且杨先生对学问无限的认真，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望尘莫及，我总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与德意志民族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传统相一致的东西。我曾有幸亲眼见过杨先生翻译的最初手稿以及贺麟先生当年送给他的盖有“自昭”（先生字自昭）印的黑格尔《耶拿逻辑》发黄的版本，这本书已经被杨先生翻散了页，这其中花的功夫非常人所能想象。
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从不马虎地对待学问呢？杨先生曾对我回忆起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到过《高僧传》这本书，认为高僧和名僧是有区别的，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不一定是名僧。一个做学问的人，最理想的当然是名和实能够统一起来，但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态势下），二者往往并不能真正统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可实大于名，也不要名大于实。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时心里确实感到挺震撼的，现在想来这不正是先生一辈子所笃行的吗！多年来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诲是：不求虚名，但求心安。“心安”二字饱含有多么深刻、丰富的意味啊！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对我讲，在中国，贺麟先生去世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老一辈的学者那就要算杨祖陶先生了。笔者深以为然。不过令我们这些弟子感到惊讶和感佩的是他的成果的一多半竟是在他七十岁退休以后拖着恙疾的身体完成的（在此之前，他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教书育人上），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修订版、《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主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合作翻译，独立翻译难度极大的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耶拿逻辑》，完成了一部长达四十五万字的学术自传《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达到了他学术人生的巅峰，所有这些著译连同他退休前的精品成果如《欧洲哲学史稿》（合著）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耶拿体系，一八零四——一八零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黑格尔著，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新出，23.00元）
黑格尔一生都在追求建立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这在他一八零零年就有了明确的意识。这个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的尝试和反复才逐步确立起来。不过后人在这个方面并非没有争议：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到底是由狭义的不包括《精神现象学》和其他著作在内的《哲学全书》来定，还是不以此为准而是扩大、涵盖其所有基本著作并以它们的总体关系来定？贺麟先生主张后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重要论文《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杨祖陶先生赞成、支持他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发挥和深化，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文《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其哲学体系的导言，处于第一环；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中坚，处于第二环，它包括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包括《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属于应用逻辑学，构成其哲学体系的第三环。这样黑格尔所有的基本著作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显然，对黑格尔体系的这种宏观的把握，比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全书》更加合理，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相一致，它虽然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观点接近，但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该方面的独立见解。如果从这个布局看，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就占有关键性的位置。
当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应当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论的，二是发生论的。前者基于共时的角度，后者基于历时的角度。然而这两者不可分，因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他的体系、结构也是变化的，人们要真正理解一个哲学家就必须要尽可能还原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耶拿逻辑》（《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的简称）是黑格尔一八零零年预告的将反思转化为体系的第一个努力和尝试。当我们说作为真正哲学家的黑格尔是从耶拿时期开始的，就和这个生前未刊的草稿有关。就黑格尔来讲，如果我们要领会他的整个哲学，处于其开端的《耶拿逻辑》是不可回避的；同样作为他的《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的《精神哲学》也是不可回避的，这一点就不用多讲了。
尽管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其他基本著作在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早已译成中文，可是唯独《精神哲学》和《耶拿逻辑》长期付诸阙如，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它们的艰深晦涩有关。而这种状况已由杨祖陶先生继承贺麟先生的遗愿于耄耋之年相继打破，这是我国学术界的幸事。如果说几年前，杨先生首译的《精神哲学》弥补了黑格尔《哲学全书》（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那么今天杨先生首译的《耶拿逻辑》又弥补了黑格尔逻辑学（耶拿逻辑、大逻辑和小逻辑）在中国长期“三缺一”的状况，这两个“三缺一”的解决，使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面貌得以整体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它将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杨先生这两部译著出版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语学术界，杨先生对黑格尔《耶拿逻辑》的翻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开创性的。如果说他主导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功不可没，意义重大，但毕竟不是首译，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它已有了前人的四个译本作参照，而且有较多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讲，困难会小一些。而《耶拿逻辑》和《精神哲学》一样是首译，几乎没有任何前人的依傍，而且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几乎为零，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这对于一个八十多岁、患有腰椎严重变形疾病的老人来说，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件译事如果没有对学术的赤诚和执著的爱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韧性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杨先生一向强调从事西方哲学的人要将教学、科研和翻译结合起来，他一生身体力行，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而且杨先生对学问无限的认真，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望尘莫及，我总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与德意志民族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传统相一致的东西。我曾有幸亲眼见过杨先生翻译的最初手稿以及贺麟先生当年送给他的盖有“自昭”（先生字自昭）印的黑格尔《耶拿逻辑》发黄的版本，这本书已经被杨先生翻散了页，这其中花的功夫非常人所能想象。
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从不马虎地对待学问呢？杨先生曾对我回忆起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到过《高僧传》这本书，认为高僧和名僧是有区别的，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不一定是名僧。一个做学问的人，最理想的当然是名和实能够统一起来，但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态势下），二者往往并不能真正统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可实大于名，也不要名大于实。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时心里确实感到挺震撼的，现在想来这不正是先生一辈子所笃行的吗！多年来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诲是：不求虚名，但求心安。“心安”二字饱含有多么深刻、丰富的意味啊！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对我讲，在中国，贺麟先生去世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老一辈的学者那就要算杨祖陶先生了。笔者深以为然。不过令我们这些弟子感到惊讶和感佩的是他的成果的一多半竟是在他七十岁退休以后拖着恙疾的身体完成的（在此之前，他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教书育人上），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修订版、《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主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合作翻译，独立翻译难度极大的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耶拿逻辑》，完成了一部长达四十五万字的学术自传《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达到了他学术人生的巅峰，所有这些著译连同他退休前的精品成果如《欧洲哲学史稿》（合著）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耶拿体系，一八零四——一八零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黑格尔著，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新出，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