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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鄧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準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般展开,困扰多年的“逃港”问题终于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摘自《文史参考》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鄧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準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般展开,困扰多年的“逃港”问题终于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