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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西方或是在中国，田野考古都被认为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这是由于田野考古学试图在遗址中把握古代实物遗存的时间、空间及相互间的关联，从而使考古遗存成为科学考古的资料。
【关键词】：考古学;田野考古;思考
田野考古首先是从欧洲萌芽和产生的，起初，人们以寻找古典时代的精美的艺术品为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掀起“寻宝式”田野考古的热潮，但是，缺乏科学的操作方法。到了18世纪末，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后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发掘土丘遗址，提出层层叠压的骨架，下层比上层早的观点，已具有地层学的初步概念。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舍利曼按地层学原理发掘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田野考古学开始形成。20世纪上半叶，随着田野发掘科学方法日臻完善，一些探讨田野考古学的著作相继问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田野考古当中，进一步推动了田野考古学发展。
中国田野考古若从1921年发掘河南绳池仰韶村算起，至今已有近九十多年的历史。始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涌池县仰韶村的发掘。由我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则始于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不过，安特生和李济都是按水平地层发掘的，直到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安阳殷墟发掘，提出著名的安阳三叠层理论，使我国考古地层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40年代，蘇秉琦先生对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周秦墓进行类型学研究，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夏鼎先生首讲“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田野考古进行系统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逐步完善他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全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田野考古越来越注意同相关学科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内容已经深入到田野考古中的各个环节，为田野考古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田野考古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田野考古学又是考古学的基础，没有田野考古，考古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物资料往往是以一定的共存关系出现的，一个或一组遗存如果脱离了原始的共存关系，它的年代、性质、功能等问题将无从谈起，其学术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复原实物的原貌及其所处的共存关系，只能在田野考古阶段进行。如果田野考古不过关，实物资料及其共存关系一旦失去，即难以恢复，就会给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当今考古学发展方向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和广泛，然而，考古学与其他學科合作研究的平台仍为田野考古。如果田野考古出了问题，考古材料自身层位及共存关系定位不准确，相关研究也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和基础。
所谓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掘等手段获取实物资料以供复原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从广义上讲，田野考古应该包括野外考古调查、确定典型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包括简报）四个大环节。从狭义上讲，田野考古指运用特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确定典型遗址发掘的工作过程。
田野考古学是20世纪初提出来的。田野考古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考古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野外实地工作中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搜集遗存资料。这些遗存资料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复原古代人类活动戚戚相关的自然遗存，如动物骨骼、植物籽实、花粉、木炭和土样等。田野考古的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客观、翔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为立体地复原古代的人类社会历史提供广泛的、最为原始的信息。可以说，田野考古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考古学整体研究水平的优劣。田野考古的每个步骤和环节本身实际上都是具体的研究过程。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环节，田野考古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思潮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考古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观点，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这样的考古学定位，不乏合理之处，但也不够准确和完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宾福德即提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强调考古学要从历史学的阴影中走出来，提出中节理论，注重研究人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在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新考古学”。新考古学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经一些年轻考古工作者的介绍到中国之后，立即引些包括国内著名考古学家在内的不少学者见仁见智地热烈争论。田野考古伴随着科研目标层次的提高而需要更为进步的操作技术和方法。中国田野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些先进可行的技术和方法是完全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具体操作技术和方法的特殊性。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方法都适合于中国考古学实际，我们发展和深化中国田野考古学必须立足于中国考古的具体实践。对国外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不屑一顾和育目崇拜都是不可取的。
现代的田野考古学研究，更强调工作的主动性和课题意识。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正式发掘，无论是发掘史前聚落，还是清理历史时期的城址，考古学者在立项开展工作之前，都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和工作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学研究”项目就是现阶段田野考古研究值得借鉴的实践之一。他们以探讨自然环境与古代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为学术目的，采取考古学、地学、动植物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方法，进行大范围的田野普查和小规模的典型遗址发掘。在调查时注意观察遗址的剖面及周围的地貌，通过钻探、布采样小方等收集各种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确认遗址的位置。在发掘时特别设置50厘米X 50厘米的关键柱，按层位全部取样，通过水洗筛选获取贝类和其他动物骨骼。然后，对调查和发掘收集的全部标本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测量统计;对土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和抱粉分析。再从考古学、地学、动植物学的角度判定遗址的地理位置、时间框架、文化性质、布局特征、遗址周围的地貌变迁、遗址内所包含的动植物种属及生态特征等。通过细致的田野考古发掘和多角度的研究最后揭示出该地区当时的人类生存活动方式的演变过程，较成功地归纳出有地区性特征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模式。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方面，洲门日益清晰地认识到考古学既不是附属于历史学，也不从属于人类学，而应是一门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具有一系列独特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研究对象日趋广泛，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决定它必然与众多学科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以致于在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越来越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介入，呈现出浓厚的综合性学科的特色。因此，如果洲门现今一定要给考古学再作一个简短的定义，是否可以作如下的表述：考古学是一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基础，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学方法和相关学科的其他科学方法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以及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
参考文献：
[1]张忠培：《关于考占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占籍出版社，1994年
[2]严文明：《关于聚落考占的方法问题》，《中国聚落考占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
【关键词】：考古学;田野考古;思考
田野考古首先是从欧洲萌芽和产生的，起初，人们以寻找古典时代的精美的艺术品为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掀起“寻宝式”田野考古的热潮，但是，缺乏科学的操作方法。到了18世纪末，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后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发掘土丘遗址，提出层层叠压的骨架，下层比上层早的观点，已具有地层学的初步概念。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舍利曼按地层学原理发掘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田野考古学开始形成。20世纪上半叶，随着田野发掘科学方法日臻完善，一些探讨田野考古学的著作相继问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田野考古当中，进一步推动了田野考古学发展。
中国田野考古若从1921年发掘河南绳池仰韶村算起，至今已有近九十多年的历史。始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涌池县仰韶村的发掘。由我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则始于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不过，安特生和李济都是按水平地层发掘的，直到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安阳殷墟发掘，提出著名的安阳三叠层理论，使我国考古地层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40年代，蘇秉琦先生对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周秦墓进行类型学研究，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夏鼎先生首讲“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田野考古进行系统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逐步完善他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全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田野考古越来越注意同相关学科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内容已经深入到田野考古中的各个环节，为田野考古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田野考古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田野考古学又是考古学的基础，没有田野考古，考古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物资料往往是以一定的共存关系出现的，一个或一组遗存如果脱离了原始的共存关系，它的年代、性质、功能等问题将无从谈起，其学术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复原实物的原貌及其所处的共存关系，只能在田野考古阶段进行。如果田野考古不过关，实物资料及其共存关系一旦失去，即难以恢复，就会给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当今考古学发展方向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和广泛，然而，考古学与其他學科合作研究的平台仍为田野考古。如果田野考古出了问题，考古材料自身层位及共存关系定位不准确，相关研究也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和基础。
所谓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掘等手段获取实物资料以供复原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从广义上讲，田野考古应该包括野外考古调查、确定典型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包括简报）四个大环节。从狭义上讲，田野考古指运用特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确定典型遗址发掘的工作过程。
田野考古学是20世纪初提出来的。田野考古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考古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野外实地工作中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搜集遗存资料。这些遗存资料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复原古代人类活动戚戚相关的自然遗存，如动物骨骼、植物籽实、花粉、木炭和土样等。田野考古的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客观、翔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为立体地复原古代的人类社会历史提供广泛的、最为原始的信息。可以说，田野考古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考古学整体研究水平的优劣。田野考古的每个步骤和环节本身实际上都是具体的研究过程。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环节，田野考古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思潮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考古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观点，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这样的考古学定位，不乏合理之处，但也不够准确和完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宾福德即提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强调考古学要从历史学的阴影中走出来，提出中节理论，注重研究人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在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新考古学”。新考古学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经一些年轻考古工作者的介绍到中国之后，立即引些包括国内著名考古学家在内的不少学者见仁见智地热烈争论。田野考古伴随着科研目标层次的提高而需要更为进步的操作技术和方法。中国田野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些先进可行的技术和方法是完全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具体操作技术和方法的特殊性。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方法都适合于中国考古学实际，我们发展和深化中国田野考古学必须立足于中国考古的具体实践。对国外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不屑一顾和育目崇拜都是不可取的。
现代的田野考古学研究，更强调工作的主动性和课题意识。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正式发掘，无论是发掘史前聚落，还是清理历史时期的城址，考古学者在立项开展工作之前，都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和工作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学研究”项目就是现阶段田野考古研究值得借鉴的实践之一。他们以探讨自然环境与古代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为学术目的，采取考古学、地学、动植物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方法，进行大范围的田野普查和小规模的典型遗址发掘。在调查时注意观察遗址的剖面及周围的地貌，通过钻探、布采样小方等收集各种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确认遗址的位置。在发掘时特别设置50厘米X 50厘米的关键柱，按层位全部取样，通过水洗筛选获取贝类和其他动物骨骼。然后，对调查和发掘收集的全部标本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测量统计;对土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和抱粉分析。再从考古学、地学、动植物学的角度判定遗址的地理位置、时间框架、文化性质、布局特征、遗址周围的地貌变迁、遗址内所包含的动植物种属及生态特征等。通过细致的田野考古发掘和多角度的研究最后揭示出该地区当时的人类生存活动方式的演变过程，较成功地归纳出有地区性特征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模式。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方面，洲门日益清晰地认识到考古学既不是附属于历史学，也不从属于人类学，而应是一门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具有一系列独特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研究对象日趋广泛，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决定它必然与众多学科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以致于在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越来越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介入，呈现出浓厚的综合性学科的特色。因此，如果洲门现今一定要给考古学再作一个简短的定义，是否可以作如下的表述：考古学是一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基础，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学方法和相关学科的其他科学方法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以及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
参考文献：
[1]张忠培：《关于考占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占籍出版社，1994年
[2]严文明：《关于聚落考占的方法问题》，《中国聚落考占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