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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竞选时曾自称是“台湾之子”，连战则说江丙坤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一个赤贫农家子弟，依靠个人奋斗、才华和机遇，一步步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推手之一，并在晚年达到人生的最高峰——台湾海基会董事长。两岸的和平未来，将部分取决于他和陈云林的努力
8月4日下午，在去往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办公室的电梯里，我们看到了分众传媒的电子广告屏。
历史似乎在这里有某种暗示：在去往台湾负责大陆事务最高机构的路上，必须看中国大陆公司播放的台湾广告。
现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是否注意到这块广告屏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经过和他的对话，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晰判断——两岸之间先要三通，然后是全方面的经贸合作，最后是签订和平协议，实现海峡两岸的永久和平。
海基会董事长也许是这位76岁老人最后一次担任的公职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有50年的光阴都花在公职服务上。
他的判断依然清晰，谈话极富逻辑性，而且严谨、务实，能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位优秀的技术官员。
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他被属下开玩笑说是“江科长”，理由是这位部会首长事必躬亲，对细节要求极为严格，连桌上及书柜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他经常把公文装在一个有轮子的红色大行李箱里带回家批改，在车上、飞机上也照常工作，而且速度非常快，批示一份公文平均只需两分钟。
他儿子说：“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家里办公桌前批改公文的背影。”
在一般人的眼中，江是一个无趣、拘谨的人。住在公寓时，楼下的邻居上楼找他聊天，他会赶紧穿起衬衣、换上长裤、梳好头发，他的严谨反而让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的邻居觉得自己过于随意。
他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的部属对他的工作要求尽管有些抱怨，但对这位上司的高效和维护下属也心存感念。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接收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他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航程。
其实，江丙坤和陈水扁的经历特别相似，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的本省人，都是靠努力读书工作赢得了人生的成功。
陈水扁竞选时打出“台湾之子”的口号，连战则说江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陈水扁是三级佃户的儿子，而出生在南投的江丙坤，家里穷到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这样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的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床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每天花六个小时在路上的中学生活，他整整过了六年。
以后江丙坤通过了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庭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一样要去服兵役，但这个时候他也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不过这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又被分回老家南投，在地政科当科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江丙坤此时就负责南投老家乡亲们土地的具体测量与评价。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他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这时候他的母校开办了本科的夜间部，要读三年才能拿满学分，江丙坤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借调、进修等机会去台北听课，最终拿下了学位。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有句俚语说“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老闻名台湾政界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外贸息息相关。
可能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十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自己会因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谈判问题，大动肝火。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30岁才开始自己留学之路的江丙坤几次坚持不下去，想回台湾工作，并开始做准备。
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后，1990年6月在“东亚经济会议”第二次干部会议上以来宾身份致词时，他愤怒直言：“要改善不断扩大的和日本的双边经贸逆差，日本政府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我方派遣贸易访问团时，日方却总不发给我方团长签证，那么问题就无从改善！我想原因是在于日本对于XX的顾忌，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日本是患了XX狂犬病恐惧症。”言罢，向台下的台方团长辜振甫一鞠躬后就离席。
此言一出，震动了台湾和日本，连“总统”李登辉都出来发言配合江丙坤的言论。
不论是在南非当“商务参事”，还是回台后对外商贸谈判，在帮助台湾经济打拼时，江丙坤越来越感觉到没有入关对台湾这样一个外向经济为主的地区的重大影响，在他的任内，开始向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申请入会。
在今天看来，入关对于江丙坤和他的同事而言，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海峡两岸的对峙，台湾方面根本无法踏入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大门。
江丙坤成立了“专案小组”，在全球布局，通过神秘的中间人士“B先生”，与关贸总协定秘书长Duncan取得了联系。
随后的见面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1989年11月11日，江丙坤先去新西兰参加第七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会议结束，15日从新西兰飞抵东京，但不入关，直接自东京去汉城。
到达汉城后，立刻转机再回东京，此时这架飞机上还有“经济部长”陈履安（陈诚之子）和“国贸局局长”许柯生，在提前的刻意安排下，陈履安得以同Duncan并排而坐，江丙坤则与Duncan特别助理Hussain相邻而坐。就在汉城飞往东京的一个半小时内，台湾第一次发出了入关的正式要求。
之后经过漫长的谈判，2001年底，台湾和中国大陆一起在多哈加入WTO。
在多哈的部长会议期间，已经是WTO入关处处长的Hussain向台湾的“经济部部长”林信义说：“今天这个会议，应该来与会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PK Chiang（江丙坤）。”
江丙坤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不抽烟，应酬时才喝酒，不跳舞，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当年在日本为了把球打好，还专门请老师指导。江打球的风格就像他做人一样：一板一眼，认真打好每一杆。
他的球友，台湾“中国信托金控”辜濂松（辜振甫之侄）评价说：“PK球打得很好，可是我们俩一起打球的话，大都是他输球，我赢他钱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位清官，不愿意赢球，赢钱。我则是不愿意故意输球，否则他会看不起我。”
江丙坤的认真严谨和高效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口碑，陈水扁当“立委”时，称赞他是“‘中华民国’最负责认真的官员”。
正式接任“经济部长”两个月后，江累倒在“立法院”，成为第一个累倒在“立法院”的“阁员”。
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王金平分析说，前一天他和江丙坤去外地参加协调会，赶飞机回来后又连夜看公文，加上长期劳累，才导致累倒。
他的老长官萧万长对他的总结是：“江丙坤的态度诚恳，做事认真又细心，即使再繁琐的事情，他都会耐着性子，把事情有条不紊处理完成；即使是有委屈也不轻易发脾气。他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使他的人缘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敌人，所以政通人和，有助于政务的推动。”
2000年政党轮替前，江丙坤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是代表李登辉参加APEC领袖峰会。1998年，在吉隆坡的会场上，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步入会场时，他主动上前和江泽民握手，介绍自己：“我是江丙坤。”同为江姓的江泽民则问：“哪个江？是不是三点水的江？”江丙坤含笑回答：“当然是！”
美国副总统戈尔此时站在旁边，江丙坤转过身，用英文介绍：“是Yangtze River的River。”戈尔若有所思说：“哦！你们两位都是Mr.River。”
今天：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目光。尤其是他邀请对岸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这是海协、海基两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磋商，陈云林也是台湾历史上到访级别最高的对岸官员。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在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时，辜振甫听到汪道涵谈到三通，只能紧闭着嘴，半字都不能回应。
辜振甫作为大陆人熟知的台湾人物，和他是海基会董事长的身份密不可分，其实他还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商界大老。鹿港辜家从日据时代到民进党执政，长盛不衰，是台湾的五大家族之一。
在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后，江丙坤接受记者采访，怀念这位前任和前辈时，谦虚地说：“我追随辜老很久了，我大部分的工作跟日本分开不了，那他又是日本问题的专家，当你听到他讲日语，跟我们讲日语完全不一样，他是讲上流社会的日语，我们是讲普通一般公务人员很多这种阶层的一个日语。他对于事情的了解，看得很透彻，个性又很温和，所以他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启示，这个风范，是我们学不到的。”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
4月29日，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重提了一段3年前的往事，令紧张形势更为复杂：这位“立委”说，2005年3月，江丙坤访问大陆的时候，与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曾经签订了十点共识，结果被当时还是台联立委的赖幸媛痛骂是“台奸”，双方翻脸，几乎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而江的子弟兵、国民党的“立委”李嘉进也曾经表示，这件事让江丙坤足足气了半年。但是经历了无数人生风浪的江丙坤，最终选择不计前嫌。
赖幸媛是马英九任命的“陆委会主委”，按照海基会的章程，其业务授权和指导机关为“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
对这一现象，民进党大老、前“立委”林浊水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则有相当刻薄的判断：“最后，海基会本在谈判上要听命‘陆委会’节制，但江丙坤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掌控海基会，任何当‘陆委会主委’的国民党员在党内都是他下属，他大可当太上‘陆委会’，没想到却冒出一个不必听命于他的人当‘主委’，其愤怒可想而知，所以他说两会谈判前要先由‘国共平台’凝聚共识才行，也就是要以国共平台架空马、赖的大陆事务体制，让马成江政策的执行者。”
就在两会商谈在台举行前夕，还有大批深绿人士跑到江丙坤的南投老家，向江丙坤喊话：“不要卖台！”
两岸的是是非非，在国民党再次上台后迎来了一线曙光。11月初陈云林赴台访问，两岸之间将迎来再一次的互动高峰。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本文部分细节出自王纯瑞著《拼命三郎——江丙坤的台湾经验》，特此致谢。 ）
8月4日下午，在去往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办公室的电梯里，我们看到了分众传媒的电子广告屏。
历史似乎在这里有某种暗示：在去往台湾负责大陆事务最高机构的路上，必须看中国大陆公司播放的台湾广告。
现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是否注意到这块广告屏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经过和他的对话，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晰判断——两岸之间先要三通，然后是全方面的经贸合作，最后是签订和平协议，实现海峡两岸的永久和平。
海基会董事长也许是这位76岁老人最后一次担任的公职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有50年的光阴都花在公职服务上。
他的判断依然清晰，谈话极富逻辑性，而且严谨、务实，能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位优秀的技术官员。
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他被属下开玩笑说是“江科长”，理由是这位部会首长事必躬亲，对细节要求极为严格，连桌上及书柜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他经常把公文装在一个有轮子的红色大行李箱里带回家批改，在车上、飞机上也照常工作，而且速度非常快，批示一份公文平均只需两分钟。
他儿子说：“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家里办公桌前批改公文的背影。”
在一般人的眼中，江是一个无趣、拘谨的人。住在公寓时，楼下的邻居上楼找他聊天，他会赶紧穿起衬衣、换上长裤、梳好头发，他的严谨反而让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的邻居觉得自己过于随意。
他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的部属对他的工作要求尽管有些抱怨，但对这位上司的高效和维护下属也心存感念。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接收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他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航程。
其实，江丙坤和陈水扁的经历特别相似，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的本省人，都是靠努力读书工作赢得了人生的成功。
陈水扁竞选时打出“台湾之子”的口号，连战则说江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陈水扁是三级佃户的儿子，而出生在南投的江丙坤，家里穷到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这样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的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床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每天花六个小时在路上的中学生活，他整整过了六年。
以后江丙坤通过了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庭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一样要去服兵役，但这个时候他也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不过这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又被分回老家南投，在地政科当科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江丙坤此时就负责南投老家乡亲们土地的具体测量与评价。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他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这时候他的母校开办了本科的夜间部，要读三年才能拿满学分，江丙坤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借调、进修等机会去台北听课，最终拿下了学位。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有句俚语说“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老闻名台湾政界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外贸息息相关。
可能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十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自己会因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谈判问题，大动肝火。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30岁才开始自己留学之路的江丙坤几次坚持不下去，想回台湾工作，并开始做准备。
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后，1990年6月在“东亚经济会议”第二次干部会议上以来宾身份致词时，他愤怒直言：“要改善不断扩大的和日本的双边经贸逆差，日本政府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我方派遣贸易访问团时，日方却总不发给我方团长签证，那么问题就无从改善！我想原因是在于日本对于XX的顾忌，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日本是患了XX狂犬病恐惧症。”言罢，向台下的台方团长辜振甫一鞠躬后就离席。
此言一出，震动了台湾和日本，连“总统”李登辉都出来发言配合江丙坤的言论。
不论是在南非当“商务参事”，还是回台后对外商贸谈判，在帮助台湾经济打拼时，江丙坤越来越感觉到没有入关对台湾这样一个外向经济为主的地区的重大影响，在他的任内，开始向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申请入会。
在今天看来，入关对于江丙坤和他的同事而言，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海峡两岸的对峙，台湾方面根本无法踏入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大门。
江丙坤成立了“专案小组”，在全球布局，通过神秘的中间人士“B先生”，与关贸总协定秘书长Duncan取得了联系。
随后的见面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1989年11月11日，江丙坤先去新西兰参加第七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会议结束，15日从新西兰飞抵东京，但不入关，直接自东京去汉城。
到达汉城后，立刻转机再回东京，此时这架飞机上还有“经济部长”陈履安（陈诚之子）和“国贸局局长”许柯生，在提前的刻意安排下，陈履安得以同Duncan并排而坐，江丙坤则与Duncan特别助理Hussain相邻而坐。就在汉城飞往东京的一个半小时内，台湾第一次发出了入关的正式要求。
之后经过漫长的谈判，2001年底，台湾和中国大陆一起在多哈加入WTO。
在多哈的部长会议期间，已经是WTO入关处处长的Hussain向台湾的“经济部部长”林信义说：“今天这个会议，应该来与会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PK Chiang（江丙坤）。”
江丙坤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不抽烟，应酬时才喝酒，不跳舞，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当年在日本为了把球打好，还专门请老师指导。江打球的风格就像他做人一样：一板一眼，认真打好每一杆。
他的球友，台湾“中国信托金控”辜濂松（辜振甫之侄）评价说：“PK球打得很好，可是我们俩一起打球的话，大都是他输球，我赢他钱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位清官，不愿意赢球，赢钱。我则是不愿意故意输球，否则他会看不起我。”
江丙坤的认真严谨和高效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口碑，陈水扁当“立委”时，称赞他是“‘中华民国’最负责认真的官员”。
正式接任“经济部长”两个月后，江累倒在“立法院”，成为第一个累倒在“立法院”的“阁员”。
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王金平分析说，前一天他和江丙坤去外地参加协调会，赶飞机回来后又连夜看公文，加上长期劳累，才导致累倒。
他的老长官萧万长对他的总结是：“江丙坤的态度诚恳，做事认真又细心，即使再繁琐的事情，他都会耐着性子，把事情有条不紊处理完成；即使是有委屈也不轻易发脾气。他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使他的人缘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敌人，所以政通人和，有助于政务的推动。”
2000年政党轮替前，江丙坤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是代表李登辉参加APEC领袖峰会。1998年，在吉隆坡的会场上，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步入会场时，他主动上前和江泽民握手，介绍自己：“我是江丙坤。”同为江姓的江泽民则问：“哪个江？是不是三点水的江？”江丙坤含笑回答：“当然是！”
美国副总统戈尔此时站在旁边，江丙坤转过身，用英文介绍：“是Yangtze River的River。”戈尔若有所思说：“哦！你们两位都是Mr.River。”
今天：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目光。尤其是他邀请对岸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这是海协、海基两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磋商，陈云林也是台湾历史上到访级别最高的对岸官员。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在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时，辜振甫听到汪道涵谈到三通，只能紧闭着嘴，半字都不能回应。
辜振甫作为大陆人熟知的台湾人物，和他是海基会董事长的身份密不可分，其实他还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商界大老。鹿港辜家从日据时代到民进党执政，长盛不衰，是台湾的五大家族之一。
在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后，江丙坤接受记者采访，怀念这位前任和前辈时，谦虚地说：“我追随辜老很久了，我大部分的工作跟日本分开不了，那他又是日本问题的专家，当你听到他讲日语，跟我们讲日语完全不一样，他是讲上流社会的日语，我们是讲普通一般公务人员很多这种阶层的一个日语。他对于事情的了解，看得很透彻，个性又很温和，所以他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启示，这个风范，是我们学不到的。”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
4月29日，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重提了一段3年前的往事，令紧张形势更为复杂：这位“立委”说，2005年3月，江丙坤访问大陆的时候，与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曾经签订了十点共识，结果被当时还是台联立委的赖幸媛痛骂是“台奸”，双方翻脸，几乎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而江的子弟兵、国民党的“立委”李嘉进也曾经表示，这件事让江丙坤足足气了半年。但是经历了无数人生风浪的江丙坤，最终选择不计前嫌。
赖幸媛是马英九任命的“陆委会主委”，按照海基会的章程，其业务授权和指导机关为“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
对这一现象，民进党大老、前“立委”林浊水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则有相当刻薄的判断：“最后，海基会本在谈判上要听命‘陆委会’节制，但江丙坤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掌控海基会，任何当‘陆委会主委’的国民党员在党内都是他下属，他大可当太上‘陆委会’，没想到却冒出一个不必听命于他的人当‘主委’，其愤怒可想而知，所以他说两会谈判前要先由‘国共平台’凝聚共识才行，也就是要以国共平台架空马、赖的大陆事务体制，让马成江政策的执行者。”
就在两会商谈在台举行前夕，还有大批深绿人士跑到江丙坤的南投老家，向江丙坤喊话：“不要卖台！”
两岸的是是非非，在国民党再次上台后迎来了一线曙光。11月初陈云林赴台访问，两岸之间将迎来再一次的互动高峰。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本文部分细节出自王纯瑞著《拼命三郎——江丙坤的台湾经验》，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