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伴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而来的是城乡文化发展水平愈加悬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有效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增强农村的活力，而且也有利于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新农村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贫困的原因不仅仅是自然資源的匮乏以及经济、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社区文化的贫困。不是这些地区没有或者不存在文化，只是它们的文化是一种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贫困文化”。这种代继的“贫困文化”造成农村长期贫困，要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首要任务是改造“贫困文化”。
　　本文主要关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无论是资金不足，还是体制缺陷，最终结果都是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公共文化的供给，政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都是无效供给或低效供给。
　　 二、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借鉴经济学中商品的理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可定义为目标人群是否享受到公共部门提供的其需要的公共服务并是否对该服务感到满意。根据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有效性的衡量可通过以下三点：一是公共服务是否得到正确并充足的提供;二是公共服务目标群体是否接收到;三是目标群体是否享受提供的服务并认为是有用的。根据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也可以将有效性的衡量分解为供给产品及供给制度的有效性。供给产品的有效性是指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是目标人群所需要的，通过提供此类公共服务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供给制度的有效性是保障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保障、监督一系列制度是否完善，是否能够能够保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有效性可量化为一个公式，即有效性=接受能力*供给内容*供给渠道。有效性是这三个自变量的乘积，任何一个因变量过低都会导致有效性最终结果的偏低。
　　（一）接受能力——农民方：作为目标群体，农民是否愿意并能够接受公共文化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包括农民是否知道并了解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以及是否愿意接受或参与该项公共文化。
　　（二）供给内容——政府方：首先，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文化，这是衡量公共文化供给有效性的先决条件。其次，公共文化的内容和种类是否符合农民的需要。再次，提供的公共文化数量是否足额、是否能够满足农民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三）供给渠道：目前供给方式主要是部门供给。一方面，村委会且很少有专业的文化工作人才，其能否将上级下达的文化供给工作做好。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基层，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作为最薄弱的一环很难受到重视。
　　 三、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困境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的供给像是一场博弈，政府想到的是政策导向，基层组织想到的是政绩，官员想到的是利益，而这场非合作式博弈的中心——农民，却没有博弈的筹码，因而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常常陷入困境。
　　（一）政治导向——政府政策的逻辑
　　我国政府在提供文化产品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所拥有的外部性。我建国起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即呈泛意识形态化，从国家政权建设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渐轻视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政府提供公共文化的初衷是管制而不是服务，其出发点不是农村需要而是政策导向。但这种政策性和目的性较强的公共文化已越来越不适应当今文化爆炸的时代，农民在接受多种思想碰撞之后对国家提供的内容乏味的说教式文化供给不再被动接受，而是选择性忽略。
　　（二）行政压力——基层组织的逻辑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基本由本地政府承担，另外压力型行政体制把经济发展作为最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种行政压力之下，农村公共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决定论”，城乡之间、富裕农村与贫困农村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大。但前文提到“贫困文化”是影响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这样的发展是事倍功半的，也是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背道而驰。
　　（三）利益导向——领导的逻辑
　　对于处于压力型行政体制下的各级领导而言，政绩是决定其官运的最重要因素。为了直观并实际地展现其政绩，领导更倾向于可视化行为。在利益导向下，领导的选择往往不是农民最需要的。
　　（四）自由选择——农民的逻辑
　　农民是这场博弈中最弱势的一方，由于没有博弈资本，农民只能用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不满。农民无法获得需要的公共文化，又无法参与公共文化供给的建议，就形成农民知道没用，基层政府也知道没用，但没有花到农民的钱这种心照不宣的沉默。但农民始终需要文化生活，农村私性文化不断发展，电视网络的普及也为其提供条件;另外，基督教、赌博等活动渐渐抬头，没有正确引导的公共文化活动慢慢走向歧途。（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