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法语，成毛泽东翻译
　　 1929年12月29日，何振梁出生在无锡，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母亲是无锡前洲人。1938年何家搬到上海法租界，他转到离家较近的中法学校就读。好学的何振梁在中法学校念书时，曾跳过3次班，在中法学校7年的学习为他日后的法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后，他经过继续深造又精通了英语等多国语言。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何振梁被相中。就这样，他从上海到了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年轻的何振梁以其娴熟的外语，不仅光荣地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翻译，还受到毛主席的关注。有一次翻译结束后，毛主席特地同他身边这位年轻的翻译亲切交谈。毛主席说：“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何振梁立即回答：“报告主席，我叫何振梁。”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高兴地说：“呵，振作精神，很好！”
　　 “阴差阳错”走上体育之路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体育事业的何振梁，最初对于组织安排他到国家体委工作，“很不情愿”。多年之后，何振梁用“阴差阳错”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
　　 1952年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部反华势力阻挠，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大部分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但这毕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当时的何振梁未曾料想，此次芬兰之行竟成为后来他一生结缘体育事业的开始。
　　 两次申奥，两次落泪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领路人与导师，何振梁亲历了中国奥运事业的每一次辉煌与遗憾，也将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普及视作毕生追求而无悔耕耘。
　　 1991年3月，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当年12月，派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赴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递交了申请书。
　　 1993年，蒙特卡洛的心碎之夜。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以2票之差无缘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而何振梁正是当年北京申奥团的陈述人之一。当时北京申奥团的所有发言，由何振梁亲自用法语和英语交替串联。“1981年，当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庄严宣誓——我愿意竭尽全力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时候，我心中升起一个愿望，就是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在我的祖国——中国举行……”
　　 何振梁富有感情的演讲感动了很多人，在兵败蒙特卡洛之后，何振梁曾躲到房间里号啕大哭。虽然北京在1993年与奥运会主办权失之交臂，但此次申奥为日后的成功申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北京第二次申奥，何振梁仍然积极地参与其中。2001年7月13日，那个被载入史册的夜晚，当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时，会场中一片沸腾，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欣喜得大声狂呼。而何振梁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与身边来自中国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相拥而泣。
　　 为了申奥成功，何振梁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全身心地投入。由于时常要进行环球飞行，他甚至提前写好了“遗嘱”以防万一。何振梁并不愿意把那称之为“遗嘱”，他说，“那是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让文化在体育交流中升华
　　 人们常说，奥运会是和平年代里的战争，何振梁却将其视作一个范例、一种启示。他认为，在充斥着恃强凌弱与各类纷争的当今世界，奥运会向世界所展示的其实是：人与人、国与国如何在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前提下公平竞争，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也自然成为了处理一切奥运相关事务时的基本原则。奥运期间的文化节，以及开、闭幕式就是最鲜活的案例，开幕式上的礼仪程序和文体表演，以特有的崇高与壮美，感动着世界，生动地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
　　 过去的奥运会大多在欧洲或北美的发达国家举行，西方文化才是其最初的文化基础。随着奥运会在汉城、东京等亚洲城市的举办，国际奥委会逐渐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与意义。在文化冲突与碰撞频繁的当下，奥运会应该提供更多交流与展示的平台。在何振梁看来，这种形式的展示不仅能减少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交流时的障碍，还有可能创造更高层次的世界文化。欧洲文明强调竞争，中国古老的体育文化看重的则是修身养性与自我提高，唯有互相学习方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而这或许也正是奥运会之于世界的另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