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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是荷兰汉学家田海的著作，结合社会史和传播学来考察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作者以故事为切入点书写中国口头文化和边缘外来者的遭遇，其视野之广阔独特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国历史;讲故事;边缘人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一书是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田海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在短时期内激增造成社会恐怖并且长时间内在一定地域以口头形式传播的谣言、预言等属性的不同主题的故事进行考察，梳理故事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产生原因、传播方向、民众动员及社会影响。作者自云：“如果本书只说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一旦口头故事开始滋生传播，它们就具有了一种社会动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1]
在本文中，笔者将以书中内容为基础，结合个人思考，围绕所谓“不可思议的力量”提出一点拙见。
一、口耳相传：故事的记录与传播
（一）先说后写
口头与书写文化造就了中国故事。在古代，口头文化占据社会主流，文本传播文化的功能远小于记录历史的功能。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阶级社会里，少数精英阶层掌握了权力，进而掌握了书面语言。底层人物被迫在文字世界里保持沉默，他们的思想活动以口头的形式传播。
说在写前，大量的谣言先在社会底层被创造，依托于邻里和家族的社交关系传播，依托于商业交通运输跨越了地理范围，往往在很久以后才被读书人和官僚发觉。他们出于兴趣或职务将其记录下来，这才使一系列流言、谣言、谶言等出现在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中。由于制造故事的底层民众不具备文字书写的能力，肉食者后知后觉不能完全还原情景，加上故事本身在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故事一般很难确保完整。
（二）模式化叙事情节
作者指出，中国民间传说中老虎外婆一类的故事与西方童话世界中 “汉塞尔与格雷特尔”式的故事相似度极高。《虎媪传》与法国口语传统中的《小红帽》主要角色、情节设置、故事结局等方面有诸多类似。东西方的民间故事长时间以口头文化的形式传播，其中西方的民间故事在17世纪被正式记载下来。作者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既然词源学角度解释的“麻胡-yehu-老虎外婆”的流传过程是成立的，老虎外婆的故事起源于对公元4世纪时民众对麻胡的恐惧，那么极有可能西方的类似故事是由中国传播而来。[2]
然而，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实距离遥远的亚洲和欧洲伴随阿拉伯商人跨境贸易的往来有更进一步的直接的民间文化交流。笔者认为，口头故事是外在社会情境 “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产物。故事情节整体呈现模式化倾向是由人类共同的历史心性决定的。最早的出现老虎外婆类故事要素的轶事记载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正值宋元之际，中国经济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市民文化繁荣昌盛，普通人把身心投入感情生活，关注家庭和睦与亲子教育。缺乏社会经验的儿童自然成为家庭成员担忧的对象，他们向儿童讲述如何分辨坏人以及与坏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让孩子提高警惕性、增强独立性。老虎外婆式故事是基于过往历史事实的社会教育的需要。同理可得，欧洲亦是在思想解放之时诞生了变人生物的故事。
二、边缘外来者
作者爬梳搜罗史料，将民间故事和都市传说综合整理分为麻胡与老虎外婆、盗窃胎儿与器官、替罪的西方人、魔鸟与狐狸、妖妇与邪帝五种，分别论述了几类故事的前世今生。究竟是什么使得故事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跨越了时空地域的阻碍为人所津津乐道？
谣言承载了人们的文化记忆，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们的恐惧情绪也是真实的。与发生的故事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谣言，他们因谣言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把那些虚实参半的信息称为‘谣言’，会在相当程度上掩盖发现真相的可能。假如人们并不相信这些故事，谣言势必很难跨地域长时间传播。而一旦恐惧在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很快地这种情绪便会通过家庭、社会交往蔓延至集体。
纾解恐惧、防止恐惧情绪蔓延的主要方式即是寻找替罪羊，暴力对待社会地位低下、有常人难以理解之处的边缘人和外来人。暴力手段的彻底性描绘的美好图景令人着迷。在中国古代，人们选择报复的边缘外来者通常是丧失创造财富能力饱受社会歧视的老年妇女和具备神秘感流动性强的医生、和尚道士、商人、乞丐。边缘外来者毫无来由地被妖魔化，人们幻想边缘人是怪物的化身，加害于人以增强法力。他们的结局十分悲惨，若是发生人口失踪事件，被指控的边缘外来者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外，皇帝因为远离百姓日常生活常被边缘化。随着近代中外交流加强，传教士进入我国布道也引发了不少误会。
古代社会不缺乏看破谣言的智者，他们大多向百姓盲目的恐惧区服，从而消解恐慌。只有少数替罪羊能沉冤得雪。群情激愤之下官员了解于后，即使心里清楚被指控者无罪的事实，为了缓和紧张情绪还是被动地接受集体暴动，默认人们的复仇计划。谣言四起之际，朝廷中央也会设法随意抓捕处决几个犯罪嫌疑人，发布公文昭告天下祸乱已平息，确保社会秩序维持稳定。
三、结语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是世界上从社会史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开荒之作。作者从故事的聆听者出发，展现 “真实”危机下芸芸众生的反应模式，在何种社会环境下民众中开始散布故事，民众如何选择替罪羊，聚焦于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体转嫁危机，官员们如何处置做出过激举动的暴徒，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看待谣言。
该书的体系建构新奇有趣，然而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某些民间故事的共同特征。在分析第五章有关黑眚的民间传说时，作者将狐狸、鸟、马骝精等动物妖怪也纳入考查范围。五行中水为黑色，黑眚指水气引起的灾祸，表现为一团雾气、黑气或黑风对人体表面造成损伤。而狐狸等动物型妖怪虽然也是袭击人类，但是更为具象形象。[3]再如作者举例1885年《点石斋画报》的图说明扫帚是驱鬼法器，其实图上不是扫帚，是放在桌子下方隔板上的一把羽扇。
当然，瑕不掩瑜，该书毫无疑问为中国史研究的跨学科尝试和史料扩充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上海：中西书局，2017.
[2]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上海：中西书局，2017.
[3]刘倩.从讲故事到集体行动——以《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为中心[J].民间文化论坛，2017（5）.
作者简介：
李帆（1999-），女，江蘇南京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关键词：中国历史;讲故事;边缘人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一书是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田海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在短时期内激增造成社会恐怖并且长时间内在一定地域以口头形式传播的谣言、预言等属性的不同主题的故事进行考察，梳理故事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产生原因、传播方向、民众动员及社会影响。作者自云：“如果本书只说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一旦口头故事开始滋生传播，它们就具有了一种社会动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1]
在本文中，笔者将以书中内容为基础，结合个人思考，围绕所谓“不可思议的力量”提出一点拙见。
一、口耳相传：故事的记录与传播
（一）先说后写
口头与书写文化造就了中国故事。在古代，口头文化占据社会主流，文本传播文化的功能远小于记录历史的功能。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阶级社会里，少数精英阶层掌握了权力，进而掌握了书面语言。底层人物被迫在文字世界里保持沉默，他们的思想活动以口头的形式传播。
说在写前，大量的谣言先在社会底层被创造，依托于邻里和家族的社交关系传播，依托于商业交通运输跨越了地理范围，往往在很久以后才被读书人和官僚发觉。他们出于兴趣或职务将其记录下来，这才使一系列流言、谣言、谶言等出现在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中。由于制造故事的底层民众不具备文字书写的能力，肉食者后知后觉不能完全还原情景，加上故事本身在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故事一般很难确保完整。
（二）模式化叙事情节
作者指出，中国民间传说中老虎外婆一类的故事与西方童话世界中 “汉塞尔与格雷特尔”式的故事相似度极高。《虎媪传》与法国口语传统中的《小红帽》主要角色、情节设置、故事结局等方面有诸多类似。东西方的民间故事长时间以口头文化的形式传播，其中西方的民间故事在17世纪被正式记载下来。作者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既然词源学角度解释的“麻胡-yehu-老虎外婆”的流传过程是成立的，老虎外婆的故事起源于对公元4世纪时民众对麻胡的恐惧，那么极有可能西方的类似故事是由中国传播而来。[2]
然而，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实距离遥远的亚洲和欧洲伴随阿拉伯商人跨境贸易的往来有更进一步的直接的民间文化交流。笔者认为，口头故事是外在社会情境 “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产物。故事情节整体呈现模式化倾向是由人类共同的历史心性决定的。最早的出现老虎外婆类故事要素的轶事记载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正值宋元之际，中国经济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市民文化繁荣昌盛，普通人把身心投入感情生活，关注家庭和睦与亲子教育。缺乏社会经验的儿童自然成为家庭成员担忧的对象，他们向儿童讲述如何分辨坏人以及与坏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让孩子提高警惕性、增强独立性。老虎外婆式故事是基于过往历史事实的社会教育的需要。同理可得，欧洲亦是在思想解放之时诞生了变人生物的故事。
二、边缘外来者
作者爬梳搜罗史料，将民间故事和都市传说综合整理分为麻胡与老虎外婆、盗窃胎儿与器官、替罪的西方人、魔鸟与狐狸、妖妇与邪帝五种，分别论述了几类故事的前世今生。究竟是什么使得故事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跨越了时空地域的阻碍为人所津津乐道？
谣言承载了人们的文化记忆，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们的恐惧情绪也是真实的。与发生的故事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谣言，他们因谣言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把那些虚实参半的信息称为‘谣言’，会在相当程度上掩盖发现真相的可能。假如人们并不相信这些故事，谣言势必很难跨地域长时间传播。而一旦恐惧在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很快地这种情绪便会通过家庭、社会交往蔓延至集体。
纾解恐惧、防止恐惧情绪蔓延的主要方式即是寻找替罪羊，暴力对待社会地位低下、有常人难以理解之处的边缘人和外来人。暴力手段的彻底性描绘的美好图景令人着迷。在中国古代，人们选择报复的边缘外来者通常是丧失创造财富能力饱受社会歧视的老年妇女和具备神秘感流动性强的医生、和尚道士、商人、乞丐。边缘外来者毫无来由地被妖魔化，人们幻想边缘人是怪物的化身，加害于人以增强法力。他们的结局十分悲惨，若是发生人口失踪事件，被指控的边缘外来者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外，皇帝因为远离百姓日常生活常被边缘化。随着近代中外交流加强，传教士进入我国布道也引发了不少误会。
古代社会不缺乏看破谣言的智者，他们大多向百姓盲目的恐惧区服，从而消解恐慌。只有少数替罪羊能沉冤得雪。群情激愤之下官员了解于后，即使心里清楚被指控者无罪的事实，为了缓和紧张情绪还是被动地接受集体暴动，默认人们的复仇计划。谣言四起之际，朝廷中央也会设法随意抓捕处决几个犯罪嫌疑人，发布公文昭告天下祸乱已平息，确保社会秩序维持稳定。
三、结语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是世界上从社会史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开荒之作。作者从故事的聆听者出发，展现 “真实”危机下芸芸众生的反应模式，在何种社会环境下民众中开始散布故事，民众如何选择替罪羊，聚焦于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体转嫁危机，官员们如何处置做出过激举动的暴徒，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看待谣言。
该书的体系建构新奇有趣，然而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某些民间故事的共同特征。在分析第五章有关黑眚的民间传说时，作者将狐狸、鸟、马骝精等动物妖怪也纳入考查范围。五行中水为黑色，黑眚指水气引起的灾祸，表现为一团雾气、黑气或黑风对人体表面造成损伤。而狐狸等动物型妖怪虽然也是袭击人类，但是更为具象形象。[3]再如作者举例1885年《点石斋画报》的图说明扫帚是驱鬼法器，其实图上不是扫帚，是放在桌子下方隔板上的一把羽扇。
当然，瑕不掩瑜，该书毫无疑问为中国史研究的跨学科尝试和史料扩充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上海：中西书局，2017.
[2]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上海：中西书局，2017.
[3]刘倩.从讲故事到集体行动——以《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为中心[J].民间文化论坛，2017（5）.
作者简介：
李帆（1999-），女，江蘇南京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