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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侦探波洛在叙利亚圆满地处理了一起案件后，准备在回伦敦途中，顺便游览一下伊斯坦布尔，逛逛举世闻名的索非亚大教堂，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可是，来自伦敦的一纸电报却把他催上了东方快车，因为另一案件在等着他。波洛很恼火，短暂的休假没开始就结束了。
举世闻名的东方快车是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往法国的加菜，途经多个国家，乘客来自多个国家。恰巧，波洛的朋友比利时人鲍克也在车上，他是东方快车公司的董事。
当列车行驶到南斯拉夫的文科夫戚和布罗特之间时，大雪封路，列车受阻。就在停车的那个深夜，一名美国乘客雷切特在包厢内被害。鲍克很焦急，为避免拖延时间、增加麻烦，他想在南斯拉夫警察到来之前就破案。波洛只好临危受命，他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东方快车的舒适、领略沿途异国的景致，就马不停蹄地忙起来。
十二处刀口
在希腊大夫康斯坦丁的陪同下，波洛走向雷切特的包厢，列车员过来为他们打开房门。
列车员心有余悸地说，雷切特被发现时，门是从里面锁上的，链条也是挂上的，车窗开着，外面的雪地里并没有留下明显的足迹。
波洛面无表情，他把注意力移向铺位上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那血迹斑斑的睡服满是大大小小的刀口。
“我得看看伤口的性质，你瞧。”康斯坦丁解释说。
波洛点点头。康斯坦丁俯身贴近尸体观察了好一阵，最后，他带着稍感痛苦的表情，伸直身子。
“这买卖可不轻松，”波洛说，“那家伙得站在这儿，一刀又一刀地朝他身上刺。到底有多少处伤口？”
“我认为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实际上只是划破一点皮。另一方面，至少有三处可能是致命的。”
二度刺杀
康斯坦丁的话语，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大夫。那希腊人正站在那儿，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盯着尸体。
“有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奇怪，是吗？”他有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这儿有什么弄得你大伤脑筋了吧？”
“你说得对。”
“是什么呀？”
“你瞧这两处伤口——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点着，“它们都很深，每—处都被刺断了血管，然而，口子却没有裂开，应该出血而没有出血。”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刺这几刀时，人已经死了——死了一些时候了。可是这无疑是荒谬的。”
“看来是如此，”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估计自己还没有很好完成任务，再回来彻底地核实一下。可这显然是荒谬的！还有别的什么吗？”
两人作案？
“哦，还有一点点。”
“还有？”
“你瞧这伤口——在右臂根——靠近右肩。拿我的钢笔试试，你能不能刺这么一刀？”
波洛举起自己的一只手。
“对，”他说，“我懂了。这用右手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得在相反的方向刺。可是，假如这一刀是用左手刺……”
“正是这样，波洛先生。这一刀几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刺的。”
“这么说，我们的凶手是惯用左手的了？不，这还很难说，不是吗？”
“你说得对，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恰恰明显地像是用的右手。”
“两个人，我们又回到两个人上面来了。”波洛喃喃地说。
他突然问道：“电灯原来是开着的吗？”
“这就很难说了。你知道，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列车员都要关灯。”
“开关会告诉我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的开关，也检查了活动的床头灯的开关。他把前一盏灯关掉，打开了后一盏灯。
“好，”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们假设这儿有两个凶手：第一凶手和第二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第一凶手刺了被害者，就关了灯，离开包厢。第二凶手在黑暗中进来，没有看到他或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就在死者的尸体上至少刺了两次。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动人极了。”康斯坦丁激动地说，他的眼睛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你是这样想的吗？我很高兴。可我听起来，这有点像胡说八道。”
“能有别的解释吗？”
“这正是我要问自己的。是不是有个巧合或者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其它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会不会受认定两个人作案这种观点的影响？”
“我认为可以说是的。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有些刀口表明凶手是很软弱无力的——缺乏力气，或者是缺乏决心。它们是无力的，一擦而过的几刀。但是，这儿的一刀，还有这儿一刀。”他再次指点说，“这两刀可需要很大的力气，它们把肌肉都给刺穿了。”
“这几刀，按你的看法，是男人刺的吧。”
“非常肯定。”
“不可能是一个女人刺的吗？”
“一个年轻力壮的女运动员，也许能刺这几刀，特别是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但在我看来，这不太可能。”波洛沉默了一两分钟。康斯坦丁急切地说：“你能理解我的观点么？”
“完全理解，”波洛说，“事情开始变得一清二楚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她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个女人，这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而这却是个惯用左手的人——嘿！这完全就是在开玩笑！”
不熟练的谋杀？
这时，鲍克与列车长也来到雷切特的包厢。
“门是锁着的，里面还用链条挂住，”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那么会不会是自杀，嗯？”
康斯坦丁大夫一声冷笑。
“有朝自己身上捅十刀、十二刀、十五刀自杀的人吗？”他问道。
波洛的眼睛睁大了。
“这么说来，凶手很残忍。”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他第一次开口，“这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丁大夫沉思地扭歪着脸。
“她必须是—个身体十分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从技术上来说——那只会把事情搞乱——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中有—两刀是刺得很有力的，刺穿了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
“显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作案。”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呢，”康斯坦丁说，“许多刀好像都是胡乱地任意刺的。有几刀只是一擦而过，几乎没什么损伤。像是有人闭上眼睛，然后在狂乱中盲目地刺了又刺似的。”
“这是个女人，”列车长再次肯定地说，“女人才会这样。在她发怒时，力气是很大的。”他的头点得如此一本正经，使得每个人都感到他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也许有一点情况，可以提出来供你们参考。”波洛说，“雷切特昨天曾和我谈过话。他告诉我，就我所能够理解的来讲，他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谋杀’——这就是那个美国人所表明的，是不是？”鲍克果断地说，“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强盗’，或者是一个‘带枪歹徒’了。”
列车长很难过，眼见他的推测化成泡影。
“要是这样，”波洛说，“那似乎干得太不熟练了。”他以行家的口气表示了不同意。
真相大白
大家被尸体上的刀口折磨得快崩溃了，有关刀口的任何推测都经不起质疑。不过，聪明的波洛暂时放下这一令人疑惑的线索，去寻找其他突破口。在对案发现场的证物分析研究、对所有嫌疑人的言词辨伪取真后，几经周折，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雷切特曾经在美国害得阿姆斯特朗上校家破人亡，但他逃脱了法律制裁，而阿姆斯特朗的岳母、朋友、同事、女佣人、家庭教师等十二人决定组成陪审团，他们装作互不认识，与雷切特“相遇”在同一车厢。他们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并担任行刑队的角色。
至于雷切特身上那十二处形态各异的刀口，就此有了合理解释。波洛总结道：“用刀刺杀，这个主意，最初看来是古怪的。然而，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就会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实际情况的。刀是每个人——无论强壮还是体弱——都会使用的武器，而且不会弄出声音。我猜想，尽管我可能是错误的，十二个人轮流通过两个包厢之间没有锁上的门，走进漆黑的雷切特的包厢，刺了他一刀！他们决不会知道，究竟哪一刀真正杀死了雷切特。”
案件告破，鲍克如释重负，而波洛，在面对下一个案件之前，这回可以轻松一下了。
怎么判断伤口深浅？
判断伤口深浅，外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开口小，受伤面积小的，伤口是比较深的，开口大，受伤面积大的，伤口相对要浅一些。伤口在真皮以上的痛觉轻，因为真皮以上神经少，伤口在真皮以下的痛觉重。
举世闻名的东方快车是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往法国的加菜，途经多个国家，乘客来自多个国家。恰巧，波洛的朋友比利时人鲍克也在车上，他是东方快车公司的董事。
当列车行驶到南斯拉夫的文科夫戚和布罗特之间时，大雪封路，列车受阻。就在停车的那个深夜，一名美国乘客雷切特在包厢内被害。鲍克很焦急，为避免拖延时间、增加麻烦，他想在南斯拉夫警察到来之前就破案。波洛只好临危受命，他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东方快车的舒适、领略沿途异国的景致，就马不停蹄地忙起来。
十二处刀口
在希腊大夫康斯坦丁的陪同下，波洛走向雷切特的包厢，列车员过来为他们打开房门。
列车员心有余悸地说，雷切特被发现时，门是从里面锁上的，链条也是挂上的，车窗开着，外面的雪地里并没有留下明显的足迹。
波洛面无表情，他把注意力移向铺位上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那血迹斑斑的睡服满是大大小小的刀口。
“我得看看伤口的性质，你瞧。”康斯坦丁解释说。
波洛点点头。康斯坦丁俯身贴近尸体观察了好一阵，最后，他带着稍感痛苦的表情，伸直身子。
“这买卖可不轻松，”波洛说，“那家伙得站在这儿，一刀又一刀地朝他身上刺。到底有多少处伤口？”
“我认为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实际上只是划破一点皮。另一方面，至少有三处可能是致命的。”
二度刺杀
康斯坦丁的话语，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大夫。那希腊人正站在那儿，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盯着尸体。
“有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奇怪，是吗？”他有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这儿有什么弄得你大伤脑筋了吧？”
“你说得对。”
“是什么呀？”
“你瞧这两处伤口——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点着，“它们都很深，每—处都被刺断了血管，然而，口子却没有裂开，应该出血而没有出血。”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刺这几刀时，人已经死了——死了一些时候了。可是这无疑是荒谬的。”
“看来是如此，”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估计自己还没有很好完成任务，再回来彻底地核实一下。可这显然是荒谬的！还有别的什么吗？”
两人作案？
“哦，还有一点点。”
“还有？”
“你瞧这伤口——在右臂根——靠近右肩。拿我的钢笔试试，你能不能刺这么一刀？”
波洛举起自己的一只手。
“对，”他说，“我懂了。这用右手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得在相反的方向刺。可是，假如这一刀是用左手刺……”
“正是这样，波洛先生。这一刀几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刺的。”
“这么说，我们的凶手是惯用左手的了？不，这还很难说，不是吗？”
“你说得对，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恰恰明显地像是用的右手。”
“两个人，我们又回到两个人上面来了。”波洛喃喃地说。
他突然问道：“电灯原来是开着的吗？”
“这就很难说了。你知道，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列车员都要关灯。”
“开关会告诉我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的开关，也检查了活动的床头灯的开关。他把前一盏灯关掉，打开了后一盏灯。
“好，”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们假设这儿有两个凶手：第一凶手和第二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第一凶手刺了被害者，就关了灯，离开包厢。第二凶手在黑暗中进来，没有看到他或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就在死者的尸体上至少刺了两次。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动人极了。”康斯坦丁激动地说，他的眼睛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你是这样想的吗？我很高兴。可我听起来，这有点像胡说八道。”
“能有别的解释吗？”
“这正是我要问自己的。是不是有个巧合或者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其它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会不会受认定两个人作案这种观点的影响？”
“我认为可以说是的。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有些刀口表明凶手是很软弱无力的——缺乏力气，或者是缺乏决心。它们是无力的，一擦而过的几刀。但是，这儿的一刀，还有这儿一刀。”他再次指点说，“这两刀可需要很大的力气，它们把肌肉都给刺穿了。”
“这几刀，按你的看法，是男人刺的吧。”
“非常肯定。”
“不可能是一个女人刺的吗？”
“一个年轻力壮的女运动员，也许能刺这几刀，特别是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但在我看来，这不太可能。”波洛沉默了一两分钟。康斯坦丁急切地说：“你能理解我的观点么？”
“完全理解，”波洛说，“事情开始变得一清二楚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她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个女人，这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而这却是个惯用左手的人——嘿！这完全就是在开玩笑！”
不熟练的谋杀？
这时，鲍克与列车长也来到雷切特的包厢。
“门是锁着的，里面还用链条挂住，”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那么会不会是自杀，嗯？”
康斯坦丁大夫一声冷笑。
“有朝自己身上捅十刀、十二刀、十五刀自杀的人吗？”他问道。
波洛的眼睛睁大了。
“这么说来，凶手很残忍。”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他第一次开口，“这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丁大夫沉思地扭歪着脸。
“她必须是—个身体十分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从技术上来说——那只会把事情搞乱——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中有—两刀是刺得很有力的，刺穿了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
“显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作案。”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呢，”康斯坦丁说，“许多刀好像都是胡乱地任意刺的。有几刀只是一擦而过，几乎没什么损伤。像是有人闭上眼睛，然后在狂乱中盲目地刺了又刺似的。”
“这是个女人，”列车长再次肯定地说，“女人才会这样。在她发怒时，力气是很大的。”他的头点得如此一本正经，使得每个人都感到他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也许有一点情况，可以提出来供你们参考。”波洛说，“雷切特昨天曾和我谈过话。他告诉我，就我所能够理解的来讲，他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谋杀’——这就是那个美国人所表明的，是不是？”鲍克果断地说，“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强盗’，或者是一个‘带枪歹徒’了。”
列车长很难过，眼见他的推测化成泡影。
“要是这样，”波洛说，“那似乎干得太不熟练了。”他以行家的口气表示了不同意。
真相大白
大家被尸体上的刀口折磨得快崩溃了，有关刀口的任何推测都经不起质疑。不过，聪明的波洛暂时放下这一令人疑惑的线索，去寻找其他突破口。在对案发现场的证物分析研究、对所有嫌疑人的言词辨伪取真后，几经周折，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雷切特曾经在美国害得阿姆斯特朗上校家破人亡，但他逃脱了法律制裁，而阿姆斯特朗的岳母、朋友、同事、女佣人、家庭教师等十二人决定组成陪审团，他们装作互不认识，与雷切特“相遇”在同一车厢。他们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并担任行刑队的角色。
至于雷切特身上那十二处形态各异的刀口，就此有了合理解释。波洛总结道：“用刀刺杀，这个主意，最初看来是古怪的。然而，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就会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实际情况的。刀是每个人——无论强壮还是体弱——都会使用的武器，而且不会弄出声音。我猜想，尽管我可能是错误的，十二个人轮流通过两个包厢之间没有锁上的门，走进漆黑的雷切特的包厢，刺了他一刀！他们决不会知道，究竟哪一刀真正杀死了雷切特。”
案件告破，鲍克如释重负，而波洛，在面对下一个案件之前，这回可以轻松一下了。
怎么判断伤口深浅？
判断伤口深浅，外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开口小，受伤面积小的，伤口是比较深的，开口大，受伤面积大的，伤口相对要浅一些。伤口在真皮以上的痛觉轻，因为真皮以上神经少，伤口在真皮以下的痛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