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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视角来看，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对于狐狸形象的认知是正面的，九尾狐曾一度被视为瑞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起，能化身为人的狐妖故事开始出现。唐代白居易的诗作《古冢狐—戒艳色也》将妲己与褒姒比作“狐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的创作，以及《西游记》对于狐妖形象的刻画。此外，程朱理学在客观上促进了妖狐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及认知观念的形成。
关键词：文学发展视角;狐狸文化符号;认知变迁
中图分类号：I0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88-04
一、对狐狸文化符号的分析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狐狸都是猎人捕猎的重要目标。由于其特殊的生活习性、娇小敏捷的身形和多疑的性格，要想捕杀到一只狐狸对于绝大多数猎人来说都非易事。因此，历来狐狸这种动物在人们的认知中都是非常狡诈的。
在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狐狸有时是一种负面的动物形象，比如成语“狐朋狗友”，多用于比喻那些不务正业的朋友;成语“狐虎之威”中强大的虎多被视为当权者，而狐则多被视为狡诈的爪牙，这增强了狐狸在人们心目中的狡诈和仗势欺人的形象。在中国，年老狡诈的人通常也会被称作“老狐狸”。此外，狐狸还可以用来比喻部分貌美的女性群体，比如“狐魅”一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女性艳丽的样貌。
华夏文明长久以来都是农耕文明，狐狸对于人们生存的危害性远远比不上豺狼虎豹，对于人们生产的危害也无法和蛇虫鼠蚁等相提并论，而这种主要靠捕食鱼、蚌、虾、蟹、鼠、鸟、昆虫等小型动物为食、体型偏小的犬科动物，为什么会被中国人用来比喻狡诈的人和某些特定的女性群体？这其中的缘起与文化内涵是什么？下面笔者就此进行阐述。
二、狐狸在中国文化中的正面形象
（一）狐狸在中国古代的正面形象
屈原曾在《哀郢》中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1]《礼记》中也有：“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2]由此可知，古人认为狐狸死后，头会朝着其洞穴所在山丘的方向，因此《礼记》的作者戴圣才会认为这是一种“仁”的表现，这也就是成语“狐死首丘”的来历。所以古人常会用狐狸来抒发爱国思乡之情，或者用狐狸来比喻思乡之人以及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哀郢》。
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这样描述狐狸：“其有三徳：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3]许慎认为狐狸有三德，分别是：毛色比较柔和，符合中庸之道;体形小前大后，符合尊卑秩序;以及死时头朝向生時的小山丘，是为不忘根本。
据《宋书》的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4]当世的统治者是仁智的君王，那么白狐就会出现，在古人心目中，白狐可说是一种与仁智明君相对应的动物。
由此可见，至少在南北朝以前人们都还认为狐狸是一种有仁和德的动物。
（二）中国古代的瑞兽——九尾狐
说到古人对于狐狸的认知，就不得不提到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拥有很高人气的一种狐狸——九尾狐。虽然在当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九尾狐都是“妖兽”的形象，可九尾狐最初的形象却是瑞兽。顾名思义，九尾狐就是有九条尾巴的狐狸，而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极，有大、多、尊贵、富足等正面意涵。
关于九尾狐最早的记载源自《山海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5]按照《山海经》的说法，九尾狐的吼叫声与婴孩的啼哭声相似，能吞食人，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受妖邪之气的侵害。《山海经》虽然说九尾狐会吞食人，但也说人若吃了它的肉可以免于妖邪之气的侵害，既然九尾狐的肉可驱妖邪，由此便可推断九尾狐虽然会吃人，但却不是妖邪之物。
据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记载：“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6]按照班固的说法，当君王施行德政的时候，一些象征祥瑞的珍禽异兽就会出现，以示祥瑞。这些昭示着祥瑞的珍禽异兽包括凤凰、鸾鸟、麒麟、白虎、九尾狐、白雉、白鹿、白鸟。可见在班固所处的时代，九尾狐的确是位列瑞兽行列的。
《白虎通义》还有这样的记载：“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6]狐死首丘寓意着狐狸不忘本的德行，有这种德行的狐狸才会变成九尾狐，而九尾狐的出现就会给君王带来繁盛的子孙，但前提是君王要是明君，要能开创出盛世，九尾狐才会出现。
《魏书》记载有数十次各种稀有狐狸出现的祥兆，其中大多是九尾狐和白狐，也包括一部分黑狐。比如：“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王者六合一统则见。”[7]1707再比如：“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7]1707以及“孝静天平四年四月，西兖州献白狐;七月，光州献九尾狐。”[7]1707可见，至少在《魏书》成书的南北朝后期，人们就将以九尾狐为代表的各种稀有狐狸视为主流的瑞兽。
关于九尾狐是瑞兽的说法，还有一个和大禹有关的传说可以作为佐证。据《吴越春秋》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娶涂山氏族一女子，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8]
大禹三十未娶妻，他来到涂山遇到一只白色九尾狐，大禹认为九尾狐有王者之气，就接受了白色九尾狐为自己说亲，娶了涂山氏族的女儿女娇。婚后大禹外出治水，而十个月后女娇给大禹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夏朝的建立者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与这位涂山之女女娇有关。可见女娇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既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也带有兴盛家国的隐喻。 在武汉市汉阳区的长江畔有一处大禹神话园，公园内有一座名为“九尾狐说亲”的青铜雕塑，该雕像呈现的就是大禹和女娇因九尾狐而结缘的故事。雕像惟妙惟肖，大禹与女娇手拉着手，大禹用炽热的目光看着女娇，女娇则微微垂首，神情中带着羞涩与柔情，二人脚下还有一只高兴地翘着尾巴的九尾狐。这座雕像是大禹神话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且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女娇也被后世亲切地称为“涂山娇”，由于其生养了夏朝的建立者启，所以可说她是华夏民族的国母。在后来的一些传说中就有直接将涂山娇说成是一只幻化成人的九尾狐，所以在一些民间故事与影视作品中，一些狐妖会自称是“涂山之后”。因涂山娇是九尾狐的这种说法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故笔者也不便对其进行过多论证。
三、狐狸形象的妖魔化与狐狸文化符号的形成
在当今华人文化圈认知中，狐狸或狐妖已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而这种文化符号则是伴随着人们对狐狸认知的妖魔化而逐渐形成的。
（一）中国早期狐妖的形态
目前可以看到的对于狐妖最早的记载来源于《庄子》，《庄子》中这样写道：“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统鍬为之制;步忉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9]因为中国人历来都有将“妖”和“孽”并称的说法，“孽”也带有恶的意涵，所以这里记载中的“孽狐”指的就应当是妖狐，或古人对于被妖魔化狐狸的较早描述。
东晋文学家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了狐狸幻化为人的故事：“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狐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10]这是我国关于狐狸变成人的最早文献之一，与后世人们认知的美艳狐妖不同，干宝笔下的这只狐妖乃是一位博学的白发老者的形象。
而最早记载化身为女子的狐妖的文献来自与干宝同时代的文学家郭璞的志怪小说集《玄中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11]郭璞笔下的女狐妖已有了可让人迷失心智的特点，但这时的狐妖与后世人们心目中能诱惑君王，吸干男子精血的妖狐还相去甚远。
东晋的葛洪在他的道教典籍《抱朴子》中也有对变成人的狐妖的描述：“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12]由此可见，关于狐狸的负面妖魔化形象最早的说法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庄子》，而狐狸能够幻化为人的说法应是起源自东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化为人形的狐妖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与后世人们所认知的狐妖就是女妖，且都是年轻妖媚的女妖形象还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狐妖化為人的故事为何会在东晋较集中地出现？笔者认为这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更多的应是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的。首先，东晋前有“八王之乱”①，后有“五胡乱华”②，导致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与被迫迁徙，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与恐慌之中，笃信鬼神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慰藉与精神寄托，这就为志怪故事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其次，由于社会的动荡，导致佛道之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而志怪故事也是佛道等宗教传播教义的一种很好的媒介。再次，魏晋时期的文人都好谈论玄学，这为他们撰写志怪故事提供了创作灵感与动机。于是，这一时期许多志怪故事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与之相关的著作开始出现，这其中就包括《搜神记》《玄中记》《抱朴子》《拾遗记》等。
狐妖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定性成年轻貌美的女性？笔者认为这是在南北朝后期到唐朝前期这段时间，因为“狐魅”与“狐媚”这两个将美貌女性与狐妖联系起来的词汇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在东魏的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13]这就是“狐魅”一词的最早出处。隋末唐初的史学家李百药在其撰写的《北齐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14]这被视作“狐媚”一词的最早出处。
（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于狐妖形象的进一步丑恶化
唐朝中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在《古冢狐—戒艳色也》一诗中写有这样两句：“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5]在这里白居易第一次将中国历史的两位重要女性——导致商朝灭亡的妲己和导致西周灭亡的褒姒说成是狐妖，也是第一次说狐妖能造成丧人家覆人国的巨大灾难。
白居易是唐朝中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影响力毋庸置疑。他的这首《古冢狐—戒艳色也》对后世于狐狸和狐妖的认知，对妲己与褒姒的认知，以及对之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在宋元时期的小说《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中，妲己首次被刻画成了狐妖，比如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有驿中女子，容仪端丽，去灯烛之下。夜至二更之后，半夜子时，忽有狂风起，人困睡着不觉。已无一人，只有一只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驿中，见佳人浓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气，一身骨髓，尽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肌大瘦，吹气一口入，却去女子躯壳之中，遂换了女子之灵魂，变为妖媚之形。有妲己，面无粉饰，宛如月里嫦娥;头不梳妆，一似蓬莱仙子。肌肤似雪，遍体如银。丹青怎画，彩笔难描。女子早是从小不见风吹日炙，光彩精神;更被妖气入肌，添得百倍精神。”[16]
《全相武王伐纣平话》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九尾妖狐附身在被它害死的美女妲己身上，然后利用妲己的美色迷惑纣王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商朝被周武王所灭的故事。小说中对于九尾妖狐妲己的刻画很明显就是受到了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启发与影响。目前只知该作品出现于宋元交替之际，连作者是谁都无从考证，但其对于后来《封神演义》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万历年间成书的《封神演义》对于妲己形象的塑造受到了《古冢狐—戒艳色也》和《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的直接影响。在《封神演义》中，妲己原为商朝冀州侯苏护之女，被九尾妖狐噬魂而死，又遭九尾妖狐附身，后妖狐利用其美色迷惑纣王，使得商纣王对其言听计从，最终导致商朝的六百年基业被断送。 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相比于《古冢狐—戒艳色也》和《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对狐妖形象的“妖魔化”又进了一步。按照《封神演义》的描述，妲己除了与纣王大兴土木荒淫度日以外，主要就做两类事，一是残害忠良，二是发明一些十分残酷的刑罚。可以说，《封神演义》一书将狐妖的形象推向了极致，该小说的出现使得人们认知体系中的狐狸形象被“妖魔化”。
由于《封神演义》的成功，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妲己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然而历史上真正的妲己并非什么妖孽，春秋时期的国别体史书《国语》对妲己的出身有着明确的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17]可见妲己并非什么神话故事里的妖狐，而是苏姓部落之女，她是商纣王殷辛讨伐该部落所获得的战利品。
《西游记》成书虽略早于《封神演义》，但吴承恩在刻画书中的狐妖时也间接地受到《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影响。书中被着重描写的狐妖一个是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孙行者二调芭蕉扇》里的玉面狐狸，另一个则是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金殿识魔谈道德》中的白面狐狸。小说中，玉面狐狸是牛魔王的红颜知己，就是因为她才闹得牛魔王与原配铁扇公主家无宁日。白面狐狸则是比丘国的王后，貌美却恶毒，不仅使国王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打算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脏来给国王煎药医病。
《西游记》里的两只狐狸恰好分别对应了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中“能丧人家覆人国”一句的前后两个部分，玉面狐狸搅得牛魔王家无宁日对应的便是“丧人家”，而比丘国的王后白面狐狸与《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里的妲己几乎是如出一辙，对应的则是“覆人国”，可见《西游记》对于狐妖的塑造也受到了《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影响。
《封神演义》与《西游记》可谓是中国受众最广泛的古典志怪小说，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不言而喻。尽管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他的《聊齋志异》中塑造了如小翠、封三娘、红玉等一系列美丽善良的狐妖形象，但《聊斋志异》的影响力毕竟是及不上《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以《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为蓝本创作的影视、动画、戏剧、电子游戏等，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是以《聊斋志异》为蓝本创作的同类作品所难以比拟的，所以单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于狐妖形象的颠覆性塑造，是无法改变中国人对于狐狸与狐妖的固化认知的。
（三）宋明时期的社会环境客观上塑造了狐狸的反面形象
《全相武王伐纣平话》《西游记》《封神演义》都诞生于宋明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程朱理学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由程朱理学所构建起来的社会大环境在客观上促进了狐狸这一反面形象文化符号的形成。
先秦时期，夫妇关系始被列为人伦五种关系之一，后逐步被后代儒生发展。到了宋明两代，二程、朱熹等人将这种观念逐步严格化、禁锢化、狭隘化。宋元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对于处女的嗜好，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男人对处女偏执嗜好的描写。正是因为理学对于女性贞操观念的禁锢，导致社会的主流观念开始倾向于打压不贞的女性，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都倾向于“丑化”，甚至“妖魔化”这类女性群体，比如《水浒传》《金瓶梅》等文学名著都存在这种创作倾向。
程朱理学在客观上对后世狐妖形象认知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狐狸形象在文学、神话、传说故事等的多重构建下，其意涵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认知的狐狸或狐妖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带有多层面意涵的文化符号。
四、结语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对于狐狸形象的认知是正面的，九尾狐一度被视为瑞兽，由于志怪小说与传说的兴起，能化身为人的狐妖故事开始出现。唐代白居易的诗作将妲己与褒姒比作狐妖，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于狐妖形象的刻画。程朱理学与道教思想在客观上的推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特的具有负面意义的狐狸文化符号认知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所留下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烙印，狐狸这个特殊且负面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刻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带有多层面意涵的文化符号。
注 释：
①八王之乱是发生于西晋时期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这次动乱共历时十六年（公元291—306年），其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②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公元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公元439年）。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等，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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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圣.礼记[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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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4.
[5]袁珂.山海经校注翻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
[6]班固.白虎通义[EB/OL].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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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收.魏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8]赵晔.吴越春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8.
[9]庄周.庄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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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璞.玄中记[EB/OL].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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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49.
[1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6.
[15]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EB/OL].2020-09-21.
https：//so.gushiwen.org/shiwenv_08baf71912e1.aspx.
[16]佚名.全相平话五种[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7.
[17]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8
作者简介：侯乃铭（1988—），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在读博士，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艺术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文学发展视角;狐狸文化符号;认知变迁
中图分类号：I0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88-04
一、对狐狸文化符号的分析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狐狸都是猎人捕猎的重要目标。由于其特殊的生活习性、娇小敏捷的身形和多疑的性格，要想捕杀到一只狐狸对于绝大多数猎人来说都非易事。因此，历来狐狸这种动物在人们的认知中都是非常狡诈的。
在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狐狸有时是一种负面的动物形象，比如成语“狐朋狗友”，多用于比喻那些不务正业的朋友;成语“狐虎之威”中强大的虎多被视为当权者，而狐则多被视为狡诈的爪牙，这增强了狐狸在人们心目中的狡诈和仗势欺人的形象。在中国，年老狡诈的人通常也会被称作“老狐狸”。此外，狐狸还可以用来比喻部分貌美的女性群体，比如“狐魅”一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女性艳丽的样貌。
华夏文明长久以来都是农耕文明，狐狸对于人们生存的危害性远远比不上豺狼虎豹，对于人们生产的危害也无法和蛇虫鼠蚁等相提并论，而这种主要靠捕食鱼、蚌、虾、蟹、鼠、鸟、昆虫等小型动物为食、体型偏小的犬科动物，为什么会被中国人用来比喻狡诈的人和某些特定的女性群体？这其中的缘起与文化内涵是什么？下面笔者就此进行阐述。
二、狐狸在中国文化中的正面形象
（一）狐狸在中国古代的正面形象
屈原曾在《哀郢》中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1]《礼记》中也有：“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2]由此可知，古人认为狐狸死后，头会朝着其洞穴所在山丘的方向，因此《礼记》的作者戴圣才会认为这是一种“仁”的表现，这也就是成语“狐死首丘”的来历。所以古人常会用狐狸来抒发爱国思乡之情，或者用狐狸来比喻思乡之人以及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哀郢》。
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这样描述狐狸：“其有三徳：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3]许慎认为狐狸有三德，分别是：毛色比较柔和，符合中庸之道;体形小前大后，符合尊卑秩序;以及死时头朝向生時的小山丘，是为不忘根本。
据《宋书》的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4]当世的统治者是仁智的君王，那么白狐就会出现，在古人心目中，白狐可说是一种与仁智明君相对应的动物。
由此可见，至少在南北朝以前人们都还认为狐狸是一种有仁和德的动物。
（二）中国古代的瑞兽——九尾狐
说到古人对于狐狸的认知，就不得不提到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拥有很高人气的一种狐狸——九尾狐。虽然在当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九尾狐都是“妖兽”的形象，可九尾狐最初的形象却是瑞兽。顾名思义，九尾狐就是有九条尾巴的狐狸，而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极，有大、多、尊贵、富足等正面意涵。
关于九尾狐最早的记载源自《山海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5]按照《山海经》的说法，九尾狐的吼叫声与婴孩的啼哭声相似，能吞食人，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受妖邪之气的侵害。《山海经》虽然说九尾狐会吞食人，但也说人若吃了它的肉可以免于妖邪之气的侵害，既然九尾狐的肉可驱妖邪，由此便可推断九尾狐虽然会吃人，但却不是妖邪之物。
据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记载：“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6]按照班固的说法，当君王施行德政的时候，一些象征祥瑞的珍禽异兽就会出现，以示祥瑞。这些昭示着祥瑞的珍禽异兽包括凤凰、鸾鸟、麒麟、白虎、九尾狐、白雉、白鹿、白鸟。可见在班固所处的时代，九尾狐的确是位列瑞兽行列的。
《白虎通义》还有这样的记载：“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6]狐死首丘寓意着狐狸不忘本的德行，有这种德行的狐狸才会变成九尾狐，而九尾狐的出现就会给君王带来繁盛的子孙，但前提是君王要是明君，要能开创出盛世，九尾狐才会出现。
《魏书》记载有数十次各种稀有狐狸出现的祥兆，其中大多是九尾狐和白狐，也包括一部分黑狐。比如：“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王者六合一统则见。”[7]1707再比如：“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7]1707以及“孝静天平四年四月，西兖州献白狐;七月，光州献九尾狐。”[7]1707可见，至少在《魏书》成书的南北朝后期，人们就将以九尾狐为代表的各种稀有狐狸视为主流的瑞兽。
关于九尾狐是瑞兽的说法，还有一个和大禹有关的传说可以作为佐证。据《吴越春秋》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娶涂山氏族一女子，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8]
大禹三十未娶妻，他来到涂山遇到一只白色九尾狐，大禹认为九尾狐有王者之气，就接受了白色九尾狐为自己说亲，娶了涂山氏族的女儿女娇。婚后大禹外出治水，而十个月后女娇给大禹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夏朝的建立者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与这位涂山之女女娇有关。可见女娇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既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也带有兴盛家国的隐喻。 在武汉市汉阳区的长江畔有一处大禹神话园，公园内有一座名为“九尾狐说亲”的青铜雕塑，该雕像呈现的就是大禹和女娇因九尾狐而结缘的故事。雕像惟妙惟肖，大禹与女娇手拉着手，大禹用炽热的目光看着女娇，女娇则微微垂首，神情中带着羞涩与柔情，二人脚下还有一只高兴地翘着尾巴的九尾狐。这座雕像是大禹神话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且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女娇也被后世亲切地称为“涂山娇”，由于其生养了夏朝的建立者启，所以可说她是华夏民族的国母。在后来的一些传说中就有直接将涂山娇说成是一只幻化成人的九尾狐，所以在一些民间故事与影视作品中，一些狐妖会自称是“涂山之后”。因涂山娇是九尾狐的这种说法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故笔者也不便对其进行过多论证。
三、狐狸形象的妖魔化与狐狸文化符号的形成
在当今华人文化圈认知中，狐狸或狐妖已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而这种文化符号则是伴随着人们对狐狸认知的妖魔化而逐渐形成的。
（一）中国早期狐妖的形态
目前可以看到的对于狐妖最早的记载来源于《庄子》，《庄子》中这样写道：“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统鍬为之制;步忉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9]因为中国人历来都有将“妖”和“孽”并称的说法，“孽”也带有恶的意涵，所以这里记载中的“孽狐”指的就应当是妖狐，或古人对于被妖魔化狐狸的较早描述。
东晋文学家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了狐狸幻化为人的故事：“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狐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10]这是我国关于狐狸变成人的最早文献之一，与后世人们认知的美艳狐妖不同，干宝笔下的这只狐妖乃是一位博学的白发老者的形象。
而最早记载化身为女子的狐妖的文献来自与干宝同时代的文学家郭璞的志怪小说集《玄中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11]郭璞笔下的女狐妖已有了可让人迷失心智的特点，但这时的狐妖与后世人们心目中能诱惑君王，吸干男子精血的妖狐还相去甚远。
东晋的葛洪在他的道教典籍《抱朴子》中也有对变成人的狐妖的描述：“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12]由此可见，关于狐狸的负面妖魔化形象最早的说法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庄子》，而狐狸能够幻化为人的说法应是起源自东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化为人形的狐妖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与后世人们所认知的狐妖就是女妖，且都是年轻妖媚的女妖形象还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狐妖化為人的故事为何会在东晋较集中地出现？笔者认为这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更多的应是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的。首先，东晋前有“八王之乱”①，后有“五胡乱华”②，导致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与被迫迁徙，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与恐慌之中，笃信鬼神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慰藉与精神寄托，这就为志怪故事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其次，由于社会的动荡，导致佛道之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而志怪故事也是佛道等宗教传播教义的一种很好的媒介。再次，魏晋时期的文人都好谈论玄学，这为他们撰写志怪故事提供了创作灵感与动机。于是，这一时期许多志怪故事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与之相关的著作开始出现，这其中就包括《搜神记》《玄中记》《抱朴子》《拾遗记》等。
狐妖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定性成年轻貌美的女性？笔者认为这是在南北朝后期到唐朝前期这段时间，因为“狐魅”与“狐媚”这两个将美貌女性与狐妖联系起来的词汇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在东魏的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13]这就是“狐魅”一词的最早出处。隋末唐初的史学家李百药在其撰写的《北齐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14]这被视作“狐媚”一词的最早出处。
（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于狐妖形象的进一步丑恶化
唐朝中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在《古冢狐—戒艳色也》一诗中写有这样两句：“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5]在这里白居易第一次将中国历史的两位重要女性——导致商朝灭亡的妲己和导致西周灭亡的褒姒说成是狐妖，也是第一次说狐妖能造成丧人家覆人国的巨大灾难。
白居易是唐朝中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影响力毋庸置疑。他的这首《古冢狐—戒艳色也》对后世于狐狸和狐妖的认知，对妲己与褒姒的认知，以及对之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在宋元时期的小说《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中，妲己首次被刻画成了狐妖，比如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有驿中女子，容仪端丽，去灯烛之下。夜至二更之后，半夜子时，忽有狂风起，人困睡着不觉。已无一人，只有一只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驿中，见佳人浓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气，一身骨髓，尽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肌大瘦，吹气一口入，却去女子躯壳之中，遂换了女子之灵魂，变为妖媚之形。有妲己，面无粉饰，宛如月里嫦娥;头不梳妆，一似蓬莱仙子。肌肤似雪，遍体如银。丹青怎画，彩笔难描。女子早是从小不见风吹日炙，光彩精神;更被妖气入肌，添得百倍精神。”[16]
《全相武王伐纣平话》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九尾妖狐附身在被它害死的美女妲己身上，然后利用妲己的美色迷惑纣王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商朝被周武王所灭的故事。小说中对于九尾妖狐妲己的刻画很明显就是受到了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启发与影响。目前只知该作品出现于宋元交替之际，连作者是谁都无从考证，但其对于后来《封神演义》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万历年间成书的《封神演义》对于妲己形象的塑造受到了《古冢狐—戒艳色也》和《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的直接影响。在《封神演义》中，妲己原为商朝冀州侯苏护之女，被九尾妖狐噬魂而死，又遭九尾妖狐附身，后妖狐利用其美色迷惑纣王，使得商纣王对其言听计从，最终导致商朝的六百年基业被断送。 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相比于《古冢狐—戒艳色也》和《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对狐妖形象的“妖魔化”又进了一步。按照《封神演义》的描述，妲己除了与纣王大兴土木荒淫度日以外，主要就做两类事，一是残害忠良，二是发明一些十分残酷的刑罚。可以说，《封神演义》一书将狐妖的形象推向了极致，该小说的出现使得人们认知体系中的狐狸形象被“妖魔化”。
由于《封神演义》的成功，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妲己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然而历史上真正的妲己并非什么妖孽，春秋时期的国别体史书《国语》对妲己的出身有着明确的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17]可见妲己并非什么神话故事里的妖狐，而是苏姓部落之女，她是商纣王殷辛讨伐该部落所获得的战利品。
《西游记》成书虽略早于《封神演义》，但吴承恩在刻画书中的狐妖时也间接地受到《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影响。书中被着重描写的狐妖一个是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孙行者二调芭蕉扇》里的玉面狐狸，另一个则是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金殿识魔谈道德》中的白面狐狸。小说中，玉面狐狸是牛魔王的红颜知己，就是因为她才闹得牛魔王与原配铁扇公主家无宁日。白面狐狸则是比丘国的王后，貌美却恶毒，不仅使国王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打算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脏来给国王煎药医病。
《西游记》里的两只狐狸恰好分别对应了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中“能丧人家覆人国”一句的前后两个部分，玉面狐狸搅得牛魔王家无宁日对应的便是“丧人家”，而比丘国的王后白面狐狸与《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里的妲己几乎是如出一辙，对应的则是“覆人国”，可见《西游记》对于狐妖的塑造也受到了《古冢狐—戒艳色也》的影响。
《封神演义》与《西游记》可谓是中国受众最广泛的古典志怪小说，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不言而喻。尽管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他的《聊齋志异》中塑造了如小翠、封三娘、红玉等一系列美丽善良的狐妖形象，但《聊斋志异》的影响力毕竟是及不上《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以《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为蓝本创作的影视、动画、戏剧、电子游戏等，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是以《聊斋志异》为蓝本创作的同类作品所难以比拟的，所以单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于狐妖形象的颠覆性塑造，是无法改变中国人对于狐狸与狐妖的固化认知的。
（三）宋明时期的社会环境客观上塑造了狐狸的反面形象
《全相武王伐纣平话》《西游记》《封神演义》都诞生于宋明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程朱理学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由程朱理学所构建起来的社会大环境在客观上促进了狐狸这一反面形象文化符号的形成。
先秦时期，夫妇关系始被列为人伦五种关系之一，后逐步被后代儒生发展。到了宋明两代，二程、朱熹等人将这种观念逐步严格化、禁锢化、狭隘化。宋元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对于处女的嗜好，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男人对处女偏执嗜好的描写。正是因为理学对于女性贞操观念的禁锢，导致社会的主流观念开始倾向于打压不贞的女性，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都倾向于“丑化”，甚至“妖魔化”这类女性群体，比如《水浒传》《金瓶梅》等文学名著都存在这种创作倾向。
程朱理学在客观上对后世狐妖形象认知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狐狸形象在文学、神话、传说故事等的多重构建下，其意涵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认知的狐狸或狐妖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带有多层面意涵的文化符号。
四、结语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对于狐狸形象的认知是正面的，九尾狐一度被视为瑞兽，由于志怪小说与传说的兴起，能化身为人的狐妖故事开始出现。唐代白居易的诗作将妲己与褒姒比作狐妖，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于狐妖形象的刻画。程朱理学与道教思想在客观上的推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特的具有负面意义的狐狸文化符号认知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所留下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烙印，狐狸这个特殊且负面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刻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带有多层面意涵的文化符号。
注 释：
①八王之乱是发生于西晋时期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这次动乱共历时十六年（公元291—306年），其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②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公元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公元439年）。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等，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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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乃铭（1988—），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在读博士，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艺术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