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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派的翻译行为常式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本文把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目的论视角、权利与意识形态视角和读者反映论等研究的有益成分从翻译行为常式的视角重新加以阐释，发现在这一新视角之下，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文本内外因素都清晰地显示出来。
关键词：文本性 翻译行为常式 辜鸿铭《中庸》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作为“东学西渐”背景下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的第一人，相对于几乎同时期在“西学东渐”中做出特殊贡献的严复、林纾等，辜鸿铭的突出贡献和他所受到的关注却不成正比。辜鸿铭除了完整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外，还零星地翻译过《易经》、《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的一些段落和句子。但除对《论语》译本的研究较多外，对《中庸》等译本的研究相当匮乏。即使在目前的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也比较薄弱。而《中庸》译本实为辜译中国经典在西方流传最广的一本：它1906年在上海正式出版，1908年被收入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并多次重印，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曾从以色列学者图里的翻译行为常式视角研究过辜译《论语》，发现该理论虽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描述性的新视角，但因其由下而上的“描写—概括—验证”的理论发现程序从方法论上排斥其它领域已有的理论成果而显得单薄和存在工具理性倾向。为使描述翻译学成为一门无涉价值、可以实证的科学，图里采用了简化范式和分离范式构建其理论模型，把主体性等人文因素挤出翻译理论研究视域。赫曼斯指出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其实，翻译行为常式（Translation Norms）视角所具有的文化多元系统的渊源使它能将其它视角的主要话题、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各种类型的翻译纳入自己的视野，如篇章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完全可被其所用。本文拟从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视角，即从文本内外常式、偏差常式三方面评析辜鸿铭英译《中庸》。
二 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论
自从图里系统地将行为常式引入翻译研究以来，赫曼斯等人从社会学、文化多元系统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翻译常式理论。赫曼斯甚至提出翻译行为常式可以看作是解决翻译活动实际问题的“模板”。芒戴对图里理论中“行为常式”涵义的模糊性、根茨勒对图里理论中法则的效度和实用性，韦努蒂就价值中立对社会价值取向的遮蔽等提出了质疑。正如莎夫纳指出：“我们怎样从常式过渡到译文文本……译文中有规律的样式和常式的关系如何？”（Sch ffner，1999）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为翻译行为常式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同时也限制了它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的悖论属性给语言派和文化派留足了大显身手的空间。只是语言派和文化派在语言—思维—文化的连续统一上各执一端，没能朝中心处更进一步”（赵彦春，2004）。在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当代语言学学者布格兰德提出的七项文本性标准因其与翻译研究的内在关联得以与翻译行为常式理论有效融合。中国学者韩庆果以译文的七大文本性为出发点对现有的翻译行为常式理论加以调整，提出了包含文本常式、文本外常式和偏差常式的新分类：文本外常式，指翻译活动所处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的制约。文本外常式可分为期待常式、文化和权力常式。文本常式，指文本性标准在文本外常式制约下于目的语文本中的体现，即衔接性常式、连贯性常式、意向性常式、可接受性常式、信息性常式、语境性常式和互文性常式。偏差常式，指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基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在文本性和文本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上产生的偏差（韩庆果，2006）。
三 辜鸿铭英译《中庸》中三种常式的运作
1 文本外常式的运作
期待常式包含读者对翻译行为和译文文本的期望；把它放在第一位论述是因为译文的目的和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读者、翻译活动发起者、市场等的期待的预测和判断。辜鸿铭以立足过去、着眼现在，立足中国、着眼外国的时空观，以由里向外看的视角：从过去中国的文明资源中来寻求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难题的办法，替正值战乱的欧洲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欧洲文明几近破产，工商业社会使人精神萎顿；与此同时，悲观主义文学思潮泛滥，欧洲学者对人类一片绝望，他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赎之路；强调情感、心灵、自然、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得以产生。就在这时，辜鸿铭以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以及独特的逻辑来宣布：靠牧师、军队和警察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是必遭遇滑铁卢的；只有注重道德自我完善的中国文明才能使欧洲国家摆脱“科学残杀”的战争困境，只有重质量而不是重数量的中国儒家教育才是西方文明的救赎之路。“西方人已经发现并承认，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辜鸿铭，1996：25）。再者，从文化和权力常式的角度讲，在当时目的语行为常式占据多元系统核心的背景下，奢望西方人耐下性子来读理雅各博士译文那样繁琐冗长、拘泥于宋注的汉学翻译，无疑是不现实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导致“特色”被“东方主义”化。
2 文本常式的运作
衔接与连贯常式是以文本语言形式为中心的标准，目的语文本首先要反映目的语语言的常式，但同时受源语语言常式的制约（韩庆果，2006）。辜氏译笔流畅，既没有翻译腔，又颇能传达原文的修辞风格，几近完美地在异化与归化、“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这两极之间取得了一种动态平衡。试举一例：
原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译文：
Truth is the law of God.Acquired truth is the law of man.
The truth that comes from institution is the law implanted in man by God. The truth is acquired at by human effort.
He who intuitively apprehends truth,is one who,with effort,hits what is right and without thinking.（qtd.in黄兴涛，1996：553-554）
《中庸》的“诚”是道德范畴，辜译为“truth”更容易引起知识论的联想。众所周知，汉语重意合，英文重形合。但辜鸿铭非常注重源语的表现方式，原文中四个短句的句序都未改变，只要不带翻译腔，他都苦心孤诣地力求达到形和意合、形神兼备的翻译之最高境界。此类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
其次，谈谈意向性和可接受性常式在辜译《中庸》中的运作。辜氏译本极佳的可接受性，确保了既实现他的意向性又为广大的读者和西方文学多元系统所接受，从而达到翻译目的。为了迎合了西方基督文明的救赎心理，辜鸿铭最明显之处是将“天”译作“God”，“教”译作“religion”，让习惯卑微地向着万能的上帝赎罪的基督徒读者自然而然地洗沐于中国儒道。此外，谈谈核心概念词的翻译。辜鸿铭将“中庸”译为“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君子”译为“moral man”，“性”译为“moral nature”，“仁”译为“moral sense”，“礼”译为“mor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道”译为“the moral order”……从以上核心概念词译文很容易看出，“moral”一词使辜译《中庸》的道德诉求意向呼之欲出。再看部分辜译典型文化负载词，异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大夫、士”为“nobles”：“诸侯”为“reigning dukes”，“ 尝”为“services in ancestral temple”，“鼋鼍”是“the largest crustacean”。我们不妨再结合辜译《中庸》的序言，不难看出辜鸿铭并不让自己的译文如理雅各译文那样让西方读者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而是尽可能地为他们的阅读扫清障碍。
从信息性和语境性常式来看，信息量太大，读者读起来吃力；太少又没有吸引力。译文文本传达的是原文的（全部或部分）信息，应该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如注释、解释性词语）使译文具有恰当程度的信息性（韩庆果，2006）。辜鸿铭在注释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宗教、文学、哲学中的名言，与儒经“相印”成趣。短短一篇《中庸》，辜氏仅在注释中就直接引用《圣经》三次、歌德六次、阿诺德五次、爱默生四次、卡莱尔及其崇拜者弗劳德各两次，莎士比亚、奥维德、托尔斯泰、康德、弥尔顿各一次（王辉，2007）。此外，译本开篇即引用康德的名言和歌德的一首诗，为《中庸》的出场抛砖引玉。中西观念的异曲同工之处，常常让辜鸿铭谈兴勃发，最长的几条注释长达数页。同时，为了迎合目的语语境，译者还要对原文文本进行重组或解释。如在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一句时，辜鸿铭增译了Carlyle says:“Dost thou know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where‘force’is not?The withered leaf is not dead and lost.There are forces in it and around it else how could it rot?”（qtd,in黄兴涛1996：559-560）。辜鸿铭这里引用英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并非画蛇添足，而是为了让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不信宗教的中国人为何敬畏鬼神。
再谈谈辜氏译文中互文性常式的运作。读者对同类文本样式的期待是文本类型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影响着其他文本性标准在文本制作中的实现。译文文本具有双重的互文性——与源语文本和与目的语社会平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中庸》与其它国学经典的互文性自不必说，从与目的语社会平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来看，儒经的西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耶稣会士的译文，后有新教传教传承，汉学家理雅各、韦利全面开花。与辜鸿铭自译文本来看，他英译《中庸》前就已异常成功地译介了《论语》：“当年销路之佳，罕有其匹”。
3 偏差常式的运作
由译者个人风格引起的原文文本性和译文文本性的偏差在辜译《中庸》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王国维曾列举辜氏译本中十处以己意释经的“错误”。如董仲舒所言“经无达诂”，即在经学史上以己意释经的并不少见。在过去以原作为中心的、先验的标准下，译者的用心无人体谅。这十处“小误”，固然有一些无意的误读，但也有不少是辜氏故意为之，以便借题发挥，从翻译行为常式这一面向目的语的视角来看，可谓尽显译者关怀。这也体现了“讹”与“达”的辩证关系。
四 结语
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理论把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目的论视角、权利视角和读者反映论等研究的有益成分从翻译行为常式的视角重新加以阐释，弥补了图里理论过强的工具理性倾向，让曾经被这一理论忽视的译者主体性因素也在偏差常式中体现出来，使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派和文化派朝中心的方向靠拢而不是背离。在这一框架之下，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文本内外因素都清晰地显示出来，较好地应证了这一视角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有显见的方法论意义。
注：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立项项目，项目编号：SCWY11-17。
参考文献：
[1]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2] 韩庆果：《翻译规范与文本性——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规范理论初探》，《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
[3]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钱桂容、钟克万：《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5] 王辉：《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 Sch ffner,Christina.“The Concept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A].Translation and norms[C].Ed.Christiane Sch?ffner.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7] 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车欢欢，女，1979—，四川眉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文本性 翻译行为常式 辜鸿铭《中庸》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作为“东学西渐”背景下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的第一人，相对于几乎同时期在“西学东渐”中做出特殊贡献的严复、林纾等，辜鸿铭的突出贡献和他所受到的关注却不成正比。辜鸿铭除了完整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外，还零星地翻译过《易经》、《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的一些段落和句子。但除对《论语》译本的研究较多外，对《中庸》等译本的研究相当匮乏。即使在目前的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也比较薄弱。而《中庸》译本实为辜译中国经典在西方流传最广的一本：它1906年在上海正式出版，1908年被收入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并多次重印，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曾从以色列学者图里的翻译行为常式视角研究过辜译《论语》，发现该理论虽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描述性的新视角，但因其由下而上的“描写—概括—验证”的理论发现程序从方法论上排斥其它领域已有的理论成果而显得单薄和存在工具理性倾向。为使描述翻译学成为一门无涉价值、可以实证的科学，图里采用了简化范式和分离范式构建其理论模型，把主体性等人文因素挤出翻译理论研究视域。赫曼斯指出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其实，翻译行为常式（Translation Norms）视角所具有的文化多元系统的渊源使它能将其它视角的主要话题、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各种类型的翻译纳入自己的视野，如篇章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完全可被其所用。本文拟从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视角，即从文本内外常式、偏差常式三方面评析辜鸿铭英译《中庸》。
二 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论
自从图里系统地将行为常式引入翻译研究以来，赫曼斯等人从社会学、文化多元系统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翻译常式理论。赫曼斯甚至提出翻译行为常式可以看作是解决翻译活动实际问题的“模板”。芒戴对图里理论中“行为常式”涵义的模糊性、根茨勒对图里理论中法则的效度和实用性，韦努蒂就价值中立对社会价值取向的遮蔽等提出了质疑。正如莎夫纳指出：“我们怎样从常式过渡到译文文本……译文中有规律的样式和常式的关系如何？”（Sch ffner，1999）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为翻译行为常式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同时也限制了它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的悖论属性给语言派和文化派留足了大显身手的空间。只是语言派和文化派在语言—思维—文化的连续统一上各执一端，没能朝中心处更进一步”（赵彦春，2004）。在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当代语言学学者布格兰德提出的七项文本性标准因其与翻译研究的内在关联得以与翻译行为常式理论有效融合。中国学者韩庆果以译文的七大文本性为出发点对现有的翻译行为常式理论加以调整，提出了包含文本常式、文本外常式和偏差常式的新分类：文本外常式，指翻译活动所处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的制约。文本外常式可分为期待常式、文化和权力常式。文本常式，指文本性标准在文本外常式制约下于目的语文本中的体现，即衔接性常式、连贯性常式、意向性常式、可接受性常式、信息性常式、语境性常式和互文性常式。偏差常式，指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基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在文本性和文本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上产生的偏差（韩庆果，2006）。
三 辜鸿铭英译《中庸》中三种常式的运作
1 文本外常式的运作
期待常式包含读者对翻译行为和译文文本的期望；把它放在第一位论述是因为译文的目的和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读者、翻译活动发起者、市场等的期待的预测和判断。辜鸿铭以立足过去、着眼现在，立足中国、着眼外国的时空观，以由里向外看的视角：从过去中国的文明资源中来寻求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难题的办法，替正值战乱的欧洲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欧洲文明几近破产，工商业社会使人精神萎顿；与此同时，悲观主义文学思潮泛滥，欧洲学者对人类一片绝望，他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赎之路；强调情感、心灵、自然、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得以产生。就在这时，辜鸿铭以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以及独特的逻辑来宣布：靠牧师、军队和警察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是必遭遇滑铁卢的；只有注重道德自我完善的中国文明才能使欧洲国家摆脱“科学残杀”的战争困境，只有重质量而不是重数量的中国儒家教育才是西方文明的救赎之路。“西方人已经发现并承认，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辜鸿铭，1996：25）。再者，从文化和权力常式的角度讲，在当时目的语行为常式占据多元系统核心的背景下，奢望西方人耐下性子来读理雅各博士译文那样繁琐冗长、拘泥于宋注的汉学翻译，无疑是不现实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导致“特色”被“东方主义”化。
2 文本常式的运作
衔接与连贯常式是以文本语言形式为中心的标准，目的语文本首先要反映目的语语言的常式，但同时受源语语言常式的制约（韩庆果，2006）。辜氏译笔流畅，既没有翻译腔，又颇能传达原文的修辞风格，几近完美地在异化与归化、“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这两极之间取得了一种动态平衡。试举一例：
原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译文：
Truth is the law of God.Acquired truth is the law of man.
The truth that comes from institution is the law implanted in man by God. The truth is acquired at by human effort.
He who intuitively apprehends truth,is one who,with effort,hits what is right and without thinking.（qtd.in黄兴涛，1996：553-554）
《中庸》的“诚”是道德范畴，辜译为“truth”更容易引起知识论的联想。众所周知，汉语重意合，英文重形合。但辜鸿铭非常注重源语的表现方式，原文中四个短句的句序都未改变，只要不带翻译腔，他都苦心孤诣地力求达到形和意合、形神兼备的翻译之最高境界。此类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
其次，谈谈意向性和可接受性常式在辜译《中庸》中的运作。辜氏译本极佳的可接受性，确保了既实现他的意向性又为广大的读者和西方文学多元系统所接受，从而达到翻译目的。为了迎合了西方基督文明的救赎心理，辜鸿铭最明显之处是将“天”译作“God”，“教”译作“religion”，让习惯卑微地向着万能的上帝赎罪的基督徒读者自然而然地洗沐于中国儒道。此外，谈谈核心概念词的翻译。辜鸿铭将“中庸”译为“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君子”译为“moral man”，“性”译为“moral nature”，“仁”译为“moral sense”，“礼”译为“mor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道”译为“the moral order”……从以上核心概念词译文很容易看出，“moral”一词使辜译《中庸》的道德诉求意向呼之欲出。再看部分辜译典型文化负载词，异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大夫、士”为“nobles”：“诸侯”为“reigning dukes”，“ 尝”为“services in ancestral temple”，“鼋鼍”是“the largest crustacean”。我们不妨再结合辜译《中庸》的序言，不难看出辜鸿铭并不让自己的译文如理雅各译文那样让西方读者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而是尽可能地为他们的阅读扫清障碍。
从信息性和语境性常式来看，信息量太大，读者读起来吃力；太少又没有吸引力。译文文本传达的是原文的（全部或部分）信息，应该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如注释、解释性词语）使译文具有恰当程度的信息性（韩庆果，2006）。辜鸿铭在注释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宗教、文学、哲学中的名言，与儒经“相印”成趣。短短一篇《中庸》，辜氏仅在注释中就直接引用《圣经》三次、歌德六次、阿诺德五次、爱默生四次、卡莱尔及其崇拜者弗劳德各两次，莎士比亚、奥维德、托尔斯泰、康德、弥尔顿各一次（王辉，2007）。此外，译本开篇即引用康德的名言和歌德的一首诗，为《中庸》的出场抛砖引玉。中西观念的异曲同工之处，常常让辜鸿铭谈兴勃发，最长的几条注释长达数页。同时，为了迎合目的语语境，译者还要对原文文本进行重组或解释。如在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一句时，辜鸿铭增译了Carlyle says:“Dost thou know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where‘force’is not?The withered leaf is not dead and lost.There are forces in it and around it else how could it rot?”（qtd,in黄兴涛1996：559-560）。辜鸿铭这里引用英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并非画蛇添足，而是为了让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不信宗教的中国人为何敬畏鬼神。
再谈谈辜氏译文中互文性常式的运作。读者对同类文本样式的期待是文本类型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影响着其他文本性标准在文本制作中的实现。译文文本具有双重的互文性——与源语文本和与目的语社会平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中庸》与其它国学经典的互文性自不必说，从与目的语社会平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来看，儒经的西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耶稣会士的译文，后有新教传教传承，汉学家理雅各、韦利全面开花。与辜鸿铭自译文本来看，他英译《中庸》前就已异常成功地译介了《论语》：“当年销路之佳，罕有其匹”。
3 偏差常式的运作
由译者个人风格引起的原文文本性和译文文本性的偏差在辜译《中庸》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王国维曾列举辜氏译本中十处以己意释经的“错误”。如董仲舒所言“经无达诂”，即在经学史上以己意释经的并不少见。在过去以原作为中心的、先验的标准下，译者的用心无人体谅。这十处“小误”，固然有一些无意的误读，但也有不少是辜氏故意为之，以便借题发挥，从翻译行为常式这一面向目的语的视角来看，可谓尽显译者关怀。这也体现了“讹”与“达”的辩证关系。
四 结语
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行为常式理论把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目的论视角、权利视角和读者反映论等研究的有益成分从翻译行为常式的视角重新加以阐释，弥补了图里理论过强的工具理性倾向，让曾经被这一理论忽视的译者主体性因素也在偏差常式中体现出来，使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派和文化派朝中心的方向靠拢而不是背离。在这一框架之下，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文本内外因素都清晰地显示出来，较好地应证了这一视角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有显见的方法论意义。
注：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立项项目，项目编号：SCWY11-17。
参考文献：
[1]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2] 韩庆果：《翻译规范与文本性——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规范理论初探》，《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
[3]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钱桂容、钟克万：《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5] 王辉：《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 Sch ffner,Christina.“The Concept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A].Translation and norms[C].Ed.Christiane Sch?ffner.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7] 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车欢欢，女，1979—，四川眉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