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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背景和人生际遇怎样影响着一个作家的个性与禀赋？“海派文学代表”王安忆又如何看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继承关系？学者张新颖与作家王安忆就此展开一次智慧的对话、思想的交锋
张新颖：如果把时间拉到现在，你去看你母亲（著名作家茹志娟）的创作——
王安忆：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正视我母亲她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我们这些人是在个人主义化的背景底下起步的，个性得到解放了，个人忽然受到尊崇，对我妈妈这一代的写作是非常抗拒的，觉得你们都是集体化的，没有个人的声音。这种说法实际上真是很无理的，其实他们比我们个人多了，因为他们是从个人主义的环境生长起来，他们比我们懂得什么叫个人，个性发展肯定比我们饱满和充分。但他们的人性发展有另一个要求，叫做共产主义。和海明威同时代那个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一直用这句话来理解我妈妈这一代人：个人主义是人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这句话我就觉得像一把钥匙一样的就让我开窍了，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看法不能太简单化。
当然，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那种教条的，所谓社会主义文艺观，当然是有，这我一点也不否认，但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努力地要提升自己的人性。他们努力，要在集体性的写作里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表现得真的很好，因为有节制，现代人太没节制了，他们那么节制地表现出那么一点东西，非常动人。孙犁写的《白洋淀》，那个老头让小女兵躲在荷叶下面看他刺杀鬼子，这代人哪想得出来啊！还有《七根火柴》，真的很节制自己的个性。个性不能够太泛滥了，那么任性地在写东西——你都不觉得他在写东西，而是发脾气、闹情绪。
张新颖：我在想，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有没有可能通过你母亲，进入到一个在你们这代作家之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说说我的体会：我80年代中后期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新时期文学很好，新时期文学完全超过了“五四”以来的一直到新时期之前的阶段。但是等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慢慢地这个天平有点儿倾斜了，发现原来的那些东西就是经得起咀嚼，而新时期文学慢慢地就有点儿……
王安忆：软弱下来。
张新颖：哎，有点儿软弱下来了。所以从我的个人的感觉来说，就觉得对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新时期以前的传统，假设说从“五四”过来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过去的态度是很轻薄的，没有仔细地去了解它。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先勇他们的老师夏济安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他说：你们现在搞创作，一定要去读“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夏济安本身是西洋文学的背景，然后他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现在苦口婆心地讲，你们要去读从“五四”到左翼这样一直下来的传统里的东西。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东西呢？他说你们现在是用白话文写作，而白话文就是在他们手里开始的，你们光靠读西方的作品，不承认现代的传统是不行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也是不行的，你们就在这个传统里面。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内地来看的话，我们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普遍地缺乏这种对他们之前的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的时候作家谈文学，特别是谈文学前辈的时候，可以乱说话的，说错了没关系。
王安忆：对，可以不负责任地讲话。
张新颖：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现代的传统这一方面的认识，我是觉得比较地没有认识，就像黑熊掰玉米，掰掉一个扔掉一个，我们每一代人好像都不要前一代人的遗产。
王安忆：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讲，年轻人总是在反叛的，问题是说反叛什么？是反叛接受过的东西。你看像一些表现青春反叛的英国电影，比如《死亡诗社》，为什么反叛？要他们穿西装，要他们规规矩矩地举止，晚上要准时睡觉，然后才会有偷偷地跑出去抽烟啊，胡闹啊，是先接受了然后反叛。当他们做这些犯规事情的时候，是有思想的内容在里面，今天，内容抽去了，剩下了形式，单纯就是在抽烟了。我就觉得当我们孩子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肯定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中，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姿态了，现在的人都是形式主义。
张新颖：你们这一代人会不会也有类似他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反叛？
王安忆：我们成长时候也反叛，而且反叛也蛮严重的，我觉得还是严肃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所处的生存环境吧，对前辈还是很尊敬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还表现得还比较收敛，但总的来说我们这代还是缺教养，有的时候好像自己没怎么受压就决定要去反叛，变成一种闹情绪，情绪化的，没有思想内涵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必把我们的反叛看得太严重了，你不要以为有多大思想含量，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节一节断下来的。
张新颖：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蛮难理解的——为什么要去管这个传统，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前面有人？
王安忆：这种事情，我们用很感性的话来讲吧，就像父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父亲母亲都没有了，陈村他也是和我同一年里最后一位长辈去世。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对，他说其实父母到后来吧对你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但他们是个象征，他们在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树还有荫；他们没有了，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无遮无挡在前面了。需要的，前面需要有人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拼命要看书，看书就是要找一个传承呀，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这个传承上面，但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羡慕西方人他们有本《圣经》，有神和无神都有出处。
张新颖：有一个好像可以找到的一个源头一样的。
王安忆：这个东西非常有力的。故事也好，道德支持也好，感情资源也好，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讲《红楼梦》，宝黛的爱情如果仅仅是大观园的那些事，挺琐碎的，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的，生生气呀，闹闹别扭啊，再喝喝酒，就这么点事情，甚至很无聊，可是你知道它后面有一个太虚幻境，三生石，有了三生石以后所有的一切全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找到这个三生石，其实就是一个传统、源头、背景，否则的话甚至你都会怀疑我为什么写小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小说在前面放着，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的话，你想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啦？是需要的，其实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反抗都是很没道理，他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就这样反抗了，这很危险的，人没有一点敬意。对传统没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严肃性。
张新颖：如果把时间拉到现在，你去看你母亲（著名作家茹志娟）的创作——
王安忆：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正视我母亲她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我们这些人是在个人主义化的背景底下起步的，个性得到解放了，个人忽然受到尊崇，对我妈妈这一代的写作是非常抗拒的，觉得你们都是集体化的，没有个人的声音。这种说法实际上真是很无理的，其实他们比我们个人多了，因为他们是从个人主义的环境生长起来，他们比我们懂得什么叫个人，个性发展肯定比我们饱满和充分。但他们的人性发展有另一个要求，叫做共产主义。和海明威同时代那个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一直用这句话来理解我妈妈这一代人：个人主义是人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这句话我就觉得像一把钥匙一样的就让我开窍了，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看法不能太简单化。
当然，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那种教条的，所谓社会主义文艺观，当然是有，这我一点也不否认，但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努力地要提升自己的人性。他们努力，要在集体性的写作里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表现得真的很好，因为有节制，现代人太没节制了，他们那么节制地表现出那么一点东西，非常动人。孙犁写的《白洋淀》，那个老头让小女兵躲在荷叶下面看他刺杀鬼子，这代人哪想得出来啊！还有《七根火柴》，真的很节制自己的个性。个性不能够太泛滥了，那么任性地在写东西——你都不觉得他在写东西，而是发脾气、闹情绪。
张新颖：我在想，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有没有可能通过你母亲，进入到一个在你们这代作家之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说说我的体会：我80年代中后期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新时期文学很好，新时期文学完全超过了“五四”以来的一直到新时期之前的阶段。但是等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慢慢地这个天平有点儿倾斜了，发现原来的那些东西就是经得起咀嚼，而新时期文学慢慢地就有点儿……
王安忆：软弱下来。
张新颖：哎，有点儿软弱下来了。所以从我的个人的感觉来说，就觉得对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新时期以前的传统，假设说从“五四”过来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过去的态度是很轻薄的，没有仔细地去了解它。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先勇他们的老师夏济安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他说：你们现在搞创作，一定要去读“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夏济安本身是西洋文学的背景，然后他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现在苦口婆心地讲，你们要去读从“五四”到左翼这样一直下来的传统里的东西。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东西呢？他说你们现在是用白话文写作，而白话文就是在他们手里开始的，你们光靠读西方的作品，不承认现代的传统是不行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也是不行的，你们就在这个传统里面。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内地来看的话，我们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普遍地缺乏这种对他们之前的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的时候作家谈文学，特别是谈文学前辈的时候，可以乱说话的，说错了没关系。
王安忆：对，可以不负责任地讲话。
张新颖：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现代的传统这一方面的认识，我是觉得比较地没有认识，就像黑熊掰玉米，掰掉一个扔掉一个，我们每一代人好像都不要前一代人的遗产。
王安忆：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讲，年轻人总是在反叛的，问题是说反叛什么？是反叛接受过的东西。你看像一些表现青春反叛的英国电影，比如《死亡诗社》，为什么反叛？要他们穿西装，要他们规规矩矩地举止，晚上要准时睡觉，然后才会有偷偷地跑出去抽烟啊，胡闹啊，是先接受了然后反叛。当他们做这些犯规事情的时候，是有思想的内容在里面，今天，内容抽去了，剩下了形式，单纯就是在抽烟了。我就觉得当我们孩子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肯定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中，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姿态了，现在的人都是形式主义。
张新颖：你们这一代人会不会也有类似他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反叛？
王安忆：我们成长时候也反叛，而且反叛也蛮严重的，我觉得还是严肃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所处的生存环境吧，对前辈还是很尊敬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还表现得还比较收敛，但总的来说我们这代还是缺教养，有的时候好像自己没怎么受压就决定要去反叛，变成一种闹情绪，情绪化的，没有思想内涵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必把我们的反叛看得太严重了，你不要以为有多大思想含量，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节一节断下来的。
张新颖：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蛮难理解的——为什么要去管这个传统，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前面有人？
王安忆：这种事情，我们用很感性的话来讲吧，就像父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父亲母亲都没有了，陈村他也是和我同一年里最后一位长辈去世。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对，他说其实父母到后来吧对你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但他们是个象征，他们在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树还有荫；他们没有了，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无遮无挡在前面了。需要的，前面需要有人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拼命要看书，看书就是要找一个传承呀，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这个传承上面，但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羡慕西方人他们有本《圣经》，有神和无神都有出处。
张新颖：有一个好像可以找到的一个源头一样的。
王安忆：这个东西非常有力的。故事也好，道德支持也好，感情资源也好，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讲《红楼梦》，宝黛的爱情如果仅仅是大观园的那些事，挺琐碎的，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的，生生气呀，闹闹别扭啊，再喝喝酒，就这么点事情，甚至很无聊，可是你知道它后面有一个太虚幻境，三生石，有了三生石以后所有的一切全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找到这个三生石，其实就是一个传统、源头、背景，否则的话甚至你都会怀疑我为什么写小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小说在前面放着，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的话，你想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啦？是需要的，其实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反抗都是很没道理，他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就这样反抗了，这很危险的，人没有一点敬意。对传统没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