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机床厂之路
很多科学家都有出国深造、学成归国或攻读学位、名师指导的经历，徐志磊则不同，他是从上海机床厂走上科技研究之路的。1930年秋，他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宁波人家庭。7岁那年遭遇日本侵占上海，在鬼子兵野蛮欺辱中国人的环境中度过小学和初中时代。进入上海中学高中读书时他选择了工科，想做一名有实用技能的专门人才。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主修机械工程。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渴望迅速学以致用，尽早为社会作些实际贡献。1952年他走出大学校门，进了上海机床厂。
进厂后他先在技术科协助工程师工作，不久便开始自己的设计生涯，从零部件到机床。工作的需要使他深感知识不足，从而拼命学习。除了积极参加工厂组织的各种技术培训外，他还到上海交大去旁听相关课程，更多地是去图书馆、情报所查阅机床方面的文献。为了仿制苏联磨床，他自学俄语，向苏联专家请教；为了研究德国和瑞士的先进机床技术，他自学德语，能够看懂德语文献。那时的他如饥似渴，坐车时拿着书，吃饭时看着书，上厕所也看书，以至于一次吃饭看书时被沙子崩断一颗门牙。他还很注意向周围的工程师学习，并深入车间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学到了许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经验。
由于他理论结合实践努力钻研，业务水平提高很快，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机床设计工程师。1957年厂里任命他为M7120A平面磨床的主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平面磨床。面对艰巨任务，他不分日夜地工作，从设计方案到关键技术，在老工程师指导下，与同事们一道研究攻关，并与工艺、装配等部门密切协同，终于试制成功并获得批量生产。后来，国家将该型号产品交由天津机床厂生产，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到国外展览。他总结了自行设计和研制我国第一台平面磨床的经验，撰写了《M7120平面磨床的设计》一文，发表在《机床与工具》1958年第六期上。
接着，他又担任了Y7125型齿轮磨床的主任设计师。在此过程中，突破了分度精度、蜗轮蜗杆、传动链、制造方法等一系列高精度关键技术，仅用一年左右时间便试制成功，打破了我国不能制造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局面。此后他又担任主任设计师，负责对东德的齿轮磨床进行改进设计，跨越性地提高了齿轮磨削的精度。后来这两个型号的齿轮磨床成为上海机床厂的主要产品，在国内拥有众多用户。
一系列的成果使他成了上海机床厂的技术骨干，被任命为设计科齿轮磨床设计组副组长，并于1963年被授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可以说，徐志磊学术研究的起步与深造不是在名牌大学，也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上海机床厂。善于自学、勇于创新和严谨求实，使他迅速成为国内机床领域的佼佼者。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倡导教育“走上海机床厂之路”，在他身上早就实现了。他是从上海机床厂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本土专家。
机床到核武之变
正当徐志磊站在我国齿轮磨床设计的制高点，为发展精密磨床事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之时，突然接到以中央组织部名义下达的调令，要他到北京“二机部九局”接受新的工作。
这不啻一次巨变临头！妻子无工作，父母年迈，家里靠他支撑，怎能调离上海？一双儿女年幼无知，抚养教育责无旁贷，他怎能离家远去？
但此时的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还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荣誉，岂能不服从上级调动？国事大于家事，1963年8月，他毅然告别上海，只身到了北京。
徐志磊被调到北京九所设计部十七室工作。北京九所，核武器研究所，研制原子彈、氢弹，为国家保和平。他立即产生一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感，决心为之奋斗终身。他发现这里有许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等，此后，这些导师们的学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他一生。
徐志磊的工作是从事核装置结构设计，属核心机密岗位，在整个原子弹研制中举足轻重。这为他以后的核盾之路提供了特殊的起点。当时理论部已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实验部已完成多次验证理论设计的爆轰模型试验，然而仅有理论设计和验证性试验是搞不出原子弹的，核装置结构需要完善的工程设计，许多技术细节需要妥善解决。徐志磊赶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研制的最后攻关阶段，他从一个机床设计师很快变成了核装置设计师。
他受命作为先遣队成员奔赴大西北，到青海221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大会战，担任核装置外层结构设计组副组长。他利用自己十年积累的机床设计经验，与大家一起研究外层组件的结构设计方案，制订完整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并负责审查图纸和技术把关。他还提出了采用弹簧压紧等巧妙构思，改进了原先的设计方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有他的贡献。
在下一个目标氢弹研制中，他是核装置初级组副组长，担子更重了。然而，氢弹尚未爆炸，“文革”却爆发了，他和同事们在“文革”的冲击下仍然坚持工作。当中国第一颗氢弹爆发出太阳般巨大耀眼光亮时，功臣队伍中也刻下了他的名字。这时的他已经是一名核武器设计专家。
跨多学科大工程
1989年，徐志磊升任院总工程师，全面主持核盾武器化工程。他面对的是跨多学科大工程。准确地说，是核武器牵引下的跨多学科大工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跨学科跨得很厉害。
作为总设计师级的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他积极推进核装置时序关联性设计方法，对从起爆点开始到核武器当量释放出来的每一环节都要求有深层次的了解，以保证工程设计满足整个序列过程。这个序列过程极其复杂，牵涉许多学科领域。这促使他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上下了很大功夫，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基础很难胜任这个角色。
针对综合多学科工程化的核试验，他还专门建立了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功，次次成功”作出重要贡献。在新一代核装置武器化进程中，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连续多次核试验的圆满成功，实现了邓稼先院长未竟之志。
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较深的涉及。实际上，在核武器跨学科大工程方面他的建树还不止这些，在领导完善核武器可靠性研究和管理体系方面，在推进武器的先进制造技术及工艺技术能力建设方面，在核武器贮存性能研究方面等等，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1996年他获得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200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物院入选两院的院士群中，大多为核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金属物理学家、应用物理学家及数学家、电子学专家、爆炸力学专家、核材料学专家、含能材料学专家等，徐志磊是唯一的一名机械设计与运载工程专家。
核盾人生情未了
从1963年离家北上，投身核武，徐志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活，他和妻子儿女两地分居，心理上、感情上都经受着长期的考验。那时不能通电话，书信也受限，人们都感叹他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朝朝暮暮没有陪伴妻子儿女和父母，而是付给了青海草原、雪域高原、大漠戈壁、川北山沟，付给了数以千计的设计图纸，数以百计的笔记本和保密本，数以十计的国家核试验，付给了无可计数的攻坚克难了。实际上，他把半个世纪的朝朝暮暮都贡献给了国家的核盾事业。他比一般人用于工作的时间多得多。这就是他的核盾情缘。为国家保和平，他不改初心，纵然愧疚于妻儿老小，也无悔此生。
当选院士后，他依然心系核盾，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展跨多学科大工程的学术思想。直到耄耋之年，仍在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倡导多学科的中国创新设计。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用磊落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
很多科学家都有出国深造、学成归国或攻读学位、名师指导的经历，徐志磊则不同，他是从上海机床厂走上科技研究之路的。1930年秋，他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宁波人家庭。7岁那年遭遇日本侵占上海，在鬼子兵野蛮欺辱中国人的环境中度过小学和初中时代。进入上海中学高中读书时他选择了工科，想做一名有实用技能的专门人才。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主修机械工程。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渴望迅速学以致用，尽早为社会作些实际贡献。1952年他走出大学校门，进了上海机床厂。
进厂后他先在技术科协助工程师工作，不久便开始自己的设计生涯，从零部件到机床。工作的需要使他深感知识不足，从而拼命学习。除了积极参加工厂组织的各种技术培训外，他还到上海交大去旁听相关课程，更多地是去图书馆、情报所查阅机床方面的文献。为了仿制苏联磨床，他自学俄语，向苏联专家请教；为了研究德国和瑞士的先进机床技术，他自学德语，能够看懂德语文献。那时的他如饥似渴，坐车时拿着书，吃饭时看着书，上厕所也看书，以至于一次吃饭看书时被沙子崩断一颗门牙。他还很注意向周围的工程师学习，并深入车间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学到了许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经验。
由于他理论结合实践努力钻研，业务水平提高很快，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机床设计工程师。1957年厂里任命他为M7120A平面磨床的主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平面磨床。面对艰巨任务，他不分日夜地工作，从设计方案到关键技术，在老工程师指导下，与同事们一道研究攻关，并与工艺、装配等部门密切协同，终于试制成功并获得批量生产。后来，国家将该型号产品交由天津机床厂生产，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到国外展览。他总结了自行设计和研制我国第一台平面磨床的经验，撰写了《M7120平面磨床的设计》一文，发表在《机床与工具》1958年第六期上。
接着，他又担任了Y7125型齿轮磨床的主任设计师。在此过程中，突破了分度精度、蜗轮蜗杆、传动链、制造方法等一系列高精度关键技术，仅用一年左右时间便试制成功，打破了我国不能制造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局面。此后他又担任主任设计师，负责对东德的齿轮磨床进行改进设计，跨越性地提高了齿轮磨削的精度。后来这两个型号的齿轮磨床成为上海机床厂的主要产品，在国内拥有众多用户。
一系列的成果使他成了上海机床厂的技术骨干，被任命为设计科齿轮磨床设计组副组长，并于1963年被授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可以说，徐志磊学术研究的起步与深造不是在名牌大学，也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上海机床厂。善于自学、勇于创新和严谨求实，使他迅速成为国内机床领域的佼佼者。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倡导教育“走上海机床厂之路”，在他身上早就实现了。他是从上海机床厂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本土专家。
机床到核武之变
正当徐志磊站在我国齿轮磨床设计的制高点，为发展精密磨床事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之时，突然接到以中央组织部名义下达的调令，要他到北京“二机部九局”接受新的工作。
这不啻一次巨变临头！妻子无工作，父母年迈，家里靠他支撑，怎能调离上海？一双儿女年幼无知，抚养教育责无旁贷，他怎能离家远去？
但此时的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还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荣誉，岂能不服从上级调动？国事大于家事，1963年8月，他毅然告别上海，只身到了北京。
徐志磊被调到北京九所设计部十七室工作。北京九所，核武器研究所，研制原子彈、氢弹，为国家保和平。他立即产生一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感，决心为之奋斗终身。他发现这里有许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等，此后，这些导师们的学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他一生。
徐志磊的工作是从事核装置结构设计，属核心机密岗位，在整个原子弹研制中举足轻重。这为他以后的核盾之路提供了特殊的起点。当时理论部已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实验部已完成多次验证理论设计的爆轰模型试验，然而仅有理论设计和验证性试验是搞不出原子弹的，核装置结构需要完善的工程设计，许多技术细节需要妥善解决。徐志磊赶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研制的最后攻关阶段，他从一个机床设计师很快变成了核装置设计师。
他受命作为先遣队成员奔赴大西北，到青海221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大会战，担任核装置外层结构设计组副组长。他利用自己十年积累的机床设计经验，与大家一起研究外层组件的结构设计方案，制订完整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并负责审查图纸和技术把关。他还提出了采用弹簧压紧等巧妙构思，改进了原先的设计方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有他的贡献。
在下一个目标氢弹研制中，他是核装置初级组副组长，担子更重了。然而，氢弹尚未爆炸，“文革”却爆发了，他和同事们在“文革”的冲击下仍然坚持工作。当中国第一颗氢弹爆发出太阳般巨大耀眼光亮时，功臣队伍中也刻下了他的名字。这时的他已经是一名核武器设计专家。
跨多学科大工程
1989年，徐志磊升任院总工程师，全面主持核盾武器化工程。他面对的是跨多学科大工程。准确地说，是核武器牵引下的跨多学科大工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跨学科跨得很厉害。
作为总设计师级的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他积极推进核装置时序关联性设计方法，对从起爆点开始到核武器当量释放出来的每一环节都要求有深层次的了解，以保证工程设计满足整个序列过程。这个序列过程极其复杂，牵涉许多学科领域。这促使他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上下了很大功夫，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基础很难胜任这个角色。
针对综合多学科工程化的核试验，他还专门建立了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功，次次成功”作出重要贡献。在新一代核装置武器化进程中，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连续多次核试验的圆满成功，实现了邓稼先院长未竟之志。
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较深的涉及。实际上，在核武器跨学科大工程方面他的建树还不止这些，在领导完善核武器可靠性研究和管理体系方面，在推进武器的先进制造技术及工艺技术能力建设方面，在核武器贮存性能研究方面等等，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1996年他获得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200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物院入选两院的院士群中，大多为核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金属物理学家、应用物理学家及数学家、电子学专家、爆炸力学专家、核材料学专家、含能材料学专家等，徐志磊是唯一的一名机械设计与运载工程专家。
核盾人生情未了
从1963年离家北上，投身核武，徐志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活，他和妻子儿女两地分居，心理上、感情上都经受着长期的考验。那时不能通电话，书信也受限，人们都感叹他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朝朝暮暮没有陪伴妻子儿女和父母，而是付给了青海草原、雪域高原、大漠戈壁、川北山沟，付给了数以千计的设计图纸，数以百计的笔记本和保密本，数以十计的国家核试验，付给了无可计数的攻坚克难了。实际上，他把半个世纪的朝朝暮暮都贡献给了国家的核盾事业。他比一般人用于工作的时间多得多。这就是他的核盾情缘。为国家保和平，他不改初心，纵然愧疚于妻儿老小，也无悔此生。
当选院士后，他依然心系核盾，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展跨多学科大工程的学术思想。直到耄耋之年，仍在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倡导多学科的中国创新设计。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用磊落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