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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级酒店丁山宾馆，来了一群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务人员。他们当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来的任务，带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秃的中年男子一一当时房间内还有两名提供特殊服务的女性。这名男子被押至北京交给相关调查部门。执行任务的警务人员并不知晓其身份，事后看新闻才得知：他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这位曾经以大力发展高铁著称的铁道部长为什么出轨？是什么让他从堂堂铁道部“一把手”沦落为噬食高铁的蠹虫？又是什么让其陷入腐败的泥淖不能自拔？背后又有怎样扑朔迷离的内幕呢？
靠婚姻上位
1953年，刘志军出生于湖北鄂州一户普通人家，父母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年轻的刘志军像其他农民子弟一样，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去鄂州的一些水利工程做义务工。
虽然只读过初中，但是刘志军能说会道，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溜须拍马功夫了得。在铁路上打杂的一次机会，使他认识了一位铁路部门的基层负责人，并被其看重，在其手下帮忙做宣传工作。随后的1972年，他被正式安排做了养路工。
由于做事圆滑，且有几分才情，刘志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职位一路升迁，历任武铁分局武昌工务段养路工、团委干事、团委书记。在当时的武铁分局的黄局长下去视察的时候，刘志军被安排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由于为人乖巧，言行得体，黄局长对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很有好感，提到自己有一个待字闺中的侄女，即刘的第一任妻子黄立平，在武铁分局做会计。刘志军眼见如此好的攀亲机会，赶紧表示希望认识。交往之后，虽然发现黄立平其貌不扬，但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以黄局长为靠山，刘志军很快便从武铁分局武昌工务段的团委书记做到了党委副书记。1981年至1984年期间，其在华东交通大学（南昌）基础课部干部班、西南交通大学运输系运输管理专业进行了镀金性的学习，并最终取代了黄局长的位置，成为武铁分局局长、党委书记。
黄立平为刘志军生了一个女儿后，黄局长退休回家，刘志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于是提出和黄氏离婚。离婚前夕，其妻在单位贴出小字报，称“刘志军忘恩负义”。其实，在尚未与黄氏离婚的时候，坊间就传言刘志军在外面沾花惹草。
刘志军最终还是选择了和黄氏分道扬镳，并傍上了当时担任某军区司令员的孔姓高干。刘志军觉得孔司令员在官场上人脉好，对其仕途有帮助，于是主动和其女儿谈恋爱。因为刘志军一表人才，孔姓高干也对他十分赏识，最后，刘志军和其女走进了结婚殿堂。
1991年，刘志军坐上了沈阳铁路局的位子，而孔姓高干已经退休。此时的刘志军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与很多高官有着直接的往来，便再生休妻之念。虽然孔姓岳父对此非常恼火，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官场关系压制刘志军，但刘志军依然在官场上一路辉煌。
经过至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的辗转之后，刘志军于1994年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并于1996年当上铁道部副部长。在刘志军的家乡流传着关于刘的这样一句话：“干得好不如娶得好”。原本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刘志军之所以能在官场上叱咤风云，和他的两次政治婚姻是密不可分的。
靠跨越“发家”
刘志军虽然是靠政治婚姻起家的，但他真正引人注目是靠1994年沈阳铁路大提速工程。在经过了这次成功的案例之后，刘志军入京，进入了铁路部门的核心圈。因为急欲改变中国铁路落后的现状，多次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刘志军因此被不少铁路系统内部人士戏称为“刘跨越”。
2003年，刘志军成为“铁老大”的掌舵人。当时，铁路建设已多年欠账，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增长及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当时有一个颇为形象且引用频繁的说法，就是“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相对于汽车、飞机等灵活快速的运输方式，铁路运输行业不光“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而且在高峰时期基本上是“一车难求”、“一票难求”。在此背景下，刘志军决心全面改造中国铁路。
在决定采取何种高铁技术的论证阶段，以刘志军为代表的铁道部并没有以官方的形式卷入争论之中，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引进外国技术的谈判中，刘志军充分利用了铁道部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着谈判权。通过这种控制，刘志军使外国技术商相信，他掌握着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与他合作将获得极大的利益。技术提供商们为了争取到这个订单，开始不断竞争，体术转让的成本和门槛越来越低。最终，刘志军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引进了高铁的核心技术。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铁路等行业分到了1.5万亿。得到了巨大的资金支持，高铁项目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人们甚至不满足最初的200～250公里的设计时速，最终将世界高铁平均运营时速标准提升为中国标准——350公里。并且，中国还在刷新着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时速，并最终将这一时速定格在486.1公里上。
在刘志军的“跨越式”思想的指导下，南车、北车等龙头列车企业在短短数年内吸收了世界铁路强国的数十年积累的技术，甚至有所超越。刘志军在这个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了威望的顶峰，在铁路系统，2010年被称为“高铁年”。
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1997年，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相识，“中间人”是当时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的罗金保。
罗金保在主持铁道部首条客运专线石太专线时，深获刘志军肯定，后而成为刘志军的“嫡系”。“大同煤炭第一案”——大同煤商李克伟案案发后，刘志军将罗金宝调回北京，任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救其于危难之中。由此可见，二者关系匪浅。
在罗金宝任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时候，丁书苗一直通过这个老乡获取煤炭运输车皮。通过罗金宝，丁书苗与刘志军搭上了关系。刘志军利用职权，为丁书苗带来了财富上的“腾飞”；反过来，做大做强的丁书苗也为刘志军的仕途打造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备在他需要的时候，金钱铺路。 在介入高铁项目之前，刘志军长期帮助丁书苗安排车皮。他曾先后指示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帮助丁书苗。
当刘志军“大跨越”地发展高铁时，丁书苗的生意也进入了高铁领域。一方面，丁书苗利用刘志军的关系，通过帮助他人安排铁路工程项目，获中介费数亿元。另一方面，丁还直接参与高铁项目。丁书苗创办的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在京津城际、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高铁等项目中，都能毫无悬念地拿下声屏障项目的订单，市场占有率极高。通过刘志军，丁书苗还成立了多家与高铁有关的企业，牟取暴利。丁书苗与某国企合作，投资高铁轮对项目，成立了智奇公司。经刘志军安排，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人签发了相关批文，丁书苗因此得到了该合作公司60%的股份，价值近1亿元。轮对是动车组9个关键技术部件之一，属于损耗品，每运行120万公里就要回厂检修一次，运行240万公里（约2.5年）即需更换。作为铁道部认可的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拿下了轮对供应的丁书苗可谓财源滚滚。
在高铁衍生项目上，刘志军也帮助了丁书苗。丁书苗成立高铁传媒广告公司，独家获得高铁车站LED屏等广告业务。刘志军借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的机会，要求赞助企业将1.25亿元的赞助费打入丁书苗公司的账户。
丁书苗、罗金保与刘志军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其中牵扯了包括张曙光、苏顺虎、林奋强、邵力平在内等多位铁路系统领导干部。其中不乏正局级、副局级官员。网越大，官越重，越安全，刘志军为自己打造了一把“保护伞”。
24亿天价中介费
2003年3月，刘志军接替傅志寰成为铁道部部长。上台后，他立刻搁置了原本铁道部正在推进的网运分离改革，拒绝打破铁路垄断，拒绝开放，转而大谈铁路跨越式发展。
刘对内对外一律强势，对系统内的反对意见坚决打击，在其任上，地方铁路局局长纷纷易人；对外则封杀呼吁铁路改革的媒体和专家。作为铁道部长，刘志军甚至亲自“上火线”，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在保守、封闭和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每年数千亿元新上马项目的监管需求，形成了制度性错配。
随着中国大规模启动高铁建设，铁路建设资金年年加码。新项目几乎每个月都在上马，从京津、京沪、武广到郑西、沪杭、沪宁，各地纷纷上马的高铁项目引来了众多分食者。有外资、国资，也有民企；有的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有的公司声势浩大，也有的公司背景神秘；各种方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从不同渠道打招呼要项目。项目分配成了一道难题。
虽然大型铁路项目的大总包理论上都要走中国铁路工程交易中心的相应程序，铁道部也出台了一些招投标的管理办法，但高铁项目的很多采购和工程发包、招标就是走过场，内定。中铁集团和中铁建集团、其他系统和地方国企、铁路系统外的建设公司都想分一杯羹。
高铁项目太大，刘志军虽然作风独断，但在大型铁路项目的总包问题上注重平衡利益，无意吃独食，谁都不得罪。打招呼是很普遍的事，有明有暗。即使是国企，也要有人打招呼，有中间人介绍，上下打点，才可能拿到总包权。
此时，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书苗请托，通过操纵铁路项目招标。丁书苗充当中间人，指定相关国有企业，刘志军帮助这些企业中标。然后，刘和丁合谋利用博宥集团按照工程标额1.5%～3.8%的比例收取好处费。刘志军先后干预7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招投标，丁书苗指定720多家国有企业中标，工程标的额超过1700亿元。丁书苗其得“中介费”24亿余元，一个京沪高铁就拿走8亿元中介费。
招标潜规则
高铁招标表面上规范严格，其实没有形成一整套清晰明确、公开透明的招投标规则，也一直没有摆脱暗潮汹涌的潜规则运作。比如招标过程中虽有中立的咨询公司对招标单位进行评估，但是这些咨询公司也受到控制，导致这种表面公正的招标程序实则并不公平——竞标公司大小不是问题，关系才是问题。
由于高铁施工的重要性和高标准，按照铁道部要求，竞标公司需要和铁道部下属的专业路局进行合作，为的是强强结合，取长补短，而铁道部把这种形式称为“联合体”。这是一个内部不成文的规定，是招投标过程的规则。
所以，形成的潜规则很巧妙。国企是不能直接给回扣的，他们拿到总包后要分包，有些就分包给私营公司，通过私营公司给中间人回扣；有的是个人对个人走账；也有私营分包商自己有关系，能分段或在子项目下拿到订单，再找国企合作。这也是刘立军通过丁书苗的博宥集团收取巨额中介费的原因。
中介费俨然成为招标领域最大的腐败。中介费往往根据工程大小收取，100亿元以上的工程一般收取1%～2%的中介费，稍小的工程是3%～4%，还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费。关系在高铁项目招投标中很重要，就连一些国资委下属的央企也要通过关系才能拿到项目，所以出现了诺大的国企找丁书苗跑路子的怪现象。
招标潜规则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包括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这5家央企在内的诸多施工单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未经建设单位批准，违规分包工程，导致部分工程被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将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投标，造成工程质量和安全隐患。
庇亲又纵色
在铁路部门摸爬滚打多年，在进入领导岗位之后，便觉得“一朝有权在手，不用过期作废”。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凭借着自己在铁路部门的权势，刘不断地帮助周围亲属从高铁相关工程中牟利，提拔自己的亲戚在铁道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刘志祥便是其中之一。
在哥哥刘志军的荫庇下，年仅41岁的刘志祥就升任汉口火车站站长，五年后又晋升为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
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侵吞汉口火车站小金库公款，伙同他人倒卖紧俏火车票，利用汉口站及铁路工程承包、投标，以及在安排车皮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的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换，谋取私利。最后，还犯下了震惊全国铁路系统的雇凶杀人案。
随后，刘志祥因涉嫌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但是，没过几年，刘志祥就迅速从死缓改为无期，还保外就医。甚至，监狱中的刘志祥余威犹在，仍然不断有人辗转找他，要其介绍铁路工程项目。这与其有一位当铁道部部长的哥哥不无关系。
刘志军还是是个好色的主，坊间传言他有侣个情妇，其中不乏明星演员级人物，某著名电视剧中的多名女演员被其潜规则，演艺圈成为其后宫。这其中，丁书苗扮演着“拉皮条”的角色。刘和丁是复杂而密切的利益关系，刘志军贪腐来的钱，由丁书苗保管，丁书苗给刘志军介绍女孩，怎么用钱听刘志军的。
2003年至2009年间，刘志军在豪华酒店、高消费娱乐场所等先后“嫖宿”多名女性，这些女性由丁书苗出资安排。丁书苗不仅以金钱帮助刘志军满足权欲，还“兼顾”了色欲。她拥有的博宥集团，在北京新保利大厦22层租下一整层办公室，以便于“走机关”；她在北京投资英才会所，以网罗国际国内政界要人；在CBD投资建造五星级的伯豪瑞廷酒店，为官商相聚提供方便；她还投资影视业，在某著名电视剧中出资5000万元。而这也为刘志军“潜规则”提供了便利——丁书苗投入了资金，当然对选择演员也就有了话语权，谁愿意听话陪刘志军上床，谁就能有更多的镜头；谁愿意当刘志军的情妇，弄个“女一号”、“女二号”也不在话下。丁书苗创造的这些条件，都为刘志军包养情妇提供了便捷。
2011年2月，刘志军最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曾经叱咤铁路系统一时的风云人物，就此惨淡收场。
这位曾经以大力发展高铁著称的铁道部长为什么出轨？是什么让他从堂堂铁道部“一把手”沦落为噬食高铁的蠹虫？又是什么让其陷入腐败的泥淖不能自拔？背后又有怎样扑朔迷离的内幕呢？
靠婚姻上位
1953年，刘志军出生于湖北鄂州一户普通人家，父母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年轻的刘志军像其他农民子弟一样，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去鄂州的一些水利工程做义务工。
虽然只读过初中，但是刘志军能说会道，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溜须拍马功夫了得。在铁路上打杂的一次机会，使他认识了一位铁路部门的基层负责人，并被其看重，在其手下帮忙做宣传工作。随后的1972年，他被正式安排做了养路工。
由于做事圆滑，且有几分才情，刘志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职位一路升迁，历任武铁分局武昌工务段养路工、团委干事、团委书记。在当时的武铁分局的黄局长下去视察的时候，刘志军被安排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由于为人乖巧，言行得体，黄局长对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很有好感，提到自己有一个待字闺中的侄女，即刘的第一任妻子黄立平，在武铁分局做会计。刘志军眼见如此好的攀亲机会，赶紧表示希望认识。交往之后，虽然发现黄立平其貌不扬，但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以黄局长为靠山，刘志军很快便从武铁分局武昌工务段的团委书记做到了党委副书记。1981年至1984年期间，其在华东交通大学（南昌）基础课部干部班、西南交通大学运输系运输管理专业进行了镀金性的学习，并最终取代了黄局长的位置，成为武铁分局局长、党委书记。
黄立平为刘志军生了一个女儿后，黄局长退休回家，刘志军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于是提出和黄氏离婚。离婚前夕，其妻在单位贴出小字报，称“刘志军忘恩负义”。其实，在尚未与黄氏离婚的时候，坊间就传言刘志军在外面沾花惹草。
刘志军最终还是选择了和黄氏分道扬镳，并傍上了当时担任某军区司令员的孔姓高干。刘志军觉得孔司令员在官场上人脉好，对其仕途有帮助，于是主动和其女儿谈恋爱。因为刘志军一表人才，孔姓高干也对他十分赏识，最后，刘志军和其女走进了结婚殿堂。
1991年，刘志军坐上了沈阳铁路局的位子，而孔姓高干已经退休。此时的刘志军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与很多高官有着直接的往来，便再生休妻之念。虽然孔姓岳父对此非常恼火，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官场关系压制刘志军，但刘志军依然在官场上一路辉煌。
经过至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的辗转之后，刘志军于1994年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并于1996年当上铁道部副部长。在刘志军的家乡流传着关于刘的这样一句话：“干得好不如娶得好”。原本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刘志军之所以能在官场上叱咤风云，和他的两次政治婚姻是密不可分的。
靠跨越“发家”
刘志军虽然是靠政治婚姻起家的，但他真正引人注目是靠1994年沈阳铁路大提速工程。在经过了这次成功的案例之后，刘志军入京，进入了铁路部门的核心圈。因为急欲改变中国铁路落后的现状，多次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刘志军因此被不少铁路系统内部人士戏称为“刘跨越”。
2003年，刘志军成为“铁老大”的掌舵人。当时，铁路建设已多年欠账，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增长及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当时有一个颇为形象且引用频繁的说法，就是“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相对于汽车、飞机等灵活快速的运输方式，铁路运输行业不光“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而且在高峰时期基本上是“一车难求”、“一票难求”。在此背景下，刘志军决心全面改造中国铁路。
在决定采取何种高铁技术的论证阶段，以刘志军为代表的铁道部并没有以官方的形式卷入争论之中，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引进外国技术的谈判中，刘志军充分利用了铁道部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着谈判权。通过这种控制，刘志军使外国技术商相信，他掌握着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与他合作将获得极大的利益。技术提供商们为了争取到这个订单，开始不断竞争，体术转让的成本和门槛越来越低。最终，刘志军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引进了高铁的核心技术。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铁路等行业分到了1.5万亿。得到了巨大的资金支持，高铁项目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人们甚至不满足最初的200～250公里的设计时速，最终将世界高铁平均运营时速标准提升为中国标准——350公里。并且，中国还在刷新着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时速，并最终将这一时速定格在486.1公里上。
在刘志军的“跨越式”思想的指导下，南车、北车等龙头列车企业在短短数年内吸收了世界铁路强国的数十年积累的技术，甚至有所超越。刘志军在这个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了威望的顶峰，在铁路系统，2010年被称为“高铁年”。
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1997年，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相识，“中间人”是当时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的罗金保。
罗金保在主持铁道部首条客运专线石太专线时，深获刘志军肯定，后而成为刘志军的“嫡系”。“大同煤炭第一案”——大同煤商李克伟案案发后，刘志军将罗金宝调回北京，任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救其于危难之中。由此可见，二者关系匪浅。
在罗金宝任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时候，丁书苗一直通过这个老乡获取煤炭运输车皮。通过罗金宝，丁书苗与刘志军搭上了关系。刘志军利用职权，为丁书苗带来了财富上的“腾飞”；反过来，做大做强的丁书苗也为刘志军的仕途打造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备在他需要的时候，金钱铺路。 在介入高铁项目之前，刘志军长期帮助丁书苗安排车皮。他曾先后指示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帮助丁书苗。
当刘志军“大跨越”地发展高铁时，丁书苗的生意也进入了高铁领域。一方面，丁书苗利用刘志军的关系，通过帮助他人安排铁路工程项目，获中介费数亿元。另一方面，丁还直接参与高铁项目。丁书苗创办的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在京津城际、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高铁等项目中，都能毫无悬念地拿下声屏障项目的订单，市场占有率极高。通过刘志军，丁书苗还成立了多家与高铁有关的企业，牟取暴利。丁书苗与某国企合作，投资高铁轮对项目，成立了智奇公司。经刘志军安排，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人签发了相关批文，丁书苗因此得到了该合作公司60%的股份，价值近1亿元。轮对是动车组9个关键技术部件之一，属于损耗品，每运行120万公里就要回厂检修一次，运行240万公里（约2.5年）即需更换。作为铁道部认可的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拿下了轮对供应的丁书苗可谓财源滚滚。
在高铁衍生项目上，刘志军也帮助了丁书苗。丁书苗成立高铁传媒广告公司，独家获得高铁车站LED屏等广告业务。刘志军借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的机会，要求赞助企业将1.25亿元的赞助费打入丁书苗公司的账户。
丁书苗、罗金保与刘志军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其中牵扯了包括张曙光、苏顺虎、林奋强、邵力平在内等多位铁路系统领导干部。其中不乏正局级、副局级官员。网越大，官越重，越安全，刘志军为自己打造了一把“保护伞”。
24亿天价中介费
2003年3月，刘志军接替傅志寰成为铁道部部长。上台后，他立刻搁置了原本铁道部正在推进的网运分离改革，拒绝打破铁路垄断，拒绝开放，转而大谈铁路跨越式发展。
刘对内对外一律强势，对系统内的反对意见坚决打击，在其任上，地方铁路局局长纷纷易人；对外则封杀呼吁铁路改革的媒体和专家。作为铁道部长，刘志军甚至亲自“上火线”，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在保守、封闭和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每年数千亿元新上马项目的监管需求，形成了制度性错配。
随着中国大规模启动高铁建设，铁路建设资金年年加码。新项目几乎每个月都在上马，从京津、京沪、武广到郑西、沪杭、沪宁，各地纷纷上马的高铁项目引来了众多分食者。有外资、国资，也有民企；有的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有的公司声势浩大，也有的公司背景神秘；各种方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从不同渠道打招呼要项目。项目分配成了一道难题。
虽然大型铁路项目的大总包理论上都要走中国铁路工程交易中心的相应程序，铁道部也出台了一些招投标的管理办法，但高铁项目的很多采购和工程发包、招标就是走过场，内定。中铁集团和中铁建集团、其他系统和地方国企、铁路系统外的建设公司都想分一杯羹。
高铁项目太大，刘志军虽然作风独断，但在大型铁路项目的总包问题上注重平衡利益，无意吃独食，谁都不得罪。打招呼是很普遍的事，有明有暗。即使是国企，也要有人打招呼，有中间人介绍，上下打点，才可能拿到总包权。
此时，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书苗请托，通过操纵铁路项目招标。丁书苗充当中间人，指定相关国有企业，刘志军帮助这些企业中标。然后，刘和丁合谋利用博宥集团按照工程标额1.5%～3.8%的比例收取好处费。刘志军先后干预7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招投标，丁书苗指定720多家国有企业中标，工程标的额超过1700亿元。丁书苗其得“中介费”24亿余元，一个京沪高铁就拿走8亿元中介费。
招标潜规则
高铁招标表面上规范严格，其实没有形成一整套清晰明确、公开透明的招投标规则，也一直没有摆脱暗潮汹涌的潜规则运作。比如招标过程中虽有中立的咨询公司对招标单位进行评估，但是这些咨询公司也受到控制，导致这种表面公正的招标程序实则并不公平——竞标公司大小不是问题，关系才是问题。
由于高铁施工的重要性和高标准，按照铁道部要求，竞标公司需要和铁道部下属的专业路局进行合作，为的是强强结合，取长补短，而铁道部把这种形式称为“联合体”。这是一个内部不成文的规定，是招投标过程的规则。
所以，形成的潜规则很巧妙。国企是不能直接给回扣的，他们拿到总包后要分包，有些就分包给私营公司，通过私营公司给中间人回扣；有的是个人对个人走账；也有私营分包商自己有关系，能分段或在子项目下拿到订单，再找国企合作。这也是刘立军通过丁书苗的博宥集团收取巨额中介费的原因。
中介费俨然成为招标领域最大的腐败。中介费往往根据工程大小收取，100亿元以上的工程一般收取1%～2%的中介费，稍小的工程是3%～4%，还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费。关系在高铁项目招投标中很重要，就连一些国资委下属的央企也要通过关系才能拿到项目，所以出现了诺大的国企找丁书苗跑路子的怪现象。
招标潜规则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包括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这5家央企在内的诸多施工单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未经建设单位批准，违规分包工程，导致部分工程被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将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投标，造成工程质量和安全隐患。
庇亲又纵色
在铁路部门摸爬滚打多年，在进入领导岗位之后，便觉得“一朝有权在手，不用过期作废”。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凭借着自己在铁路部门的权势，刘不断地帮助周围亲属从高铁相关工程中牟利，提拔自己的亲戚在铁道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刘志祥便是其中之一。
在哥哥刘志军的荫庇下，年仅41岁的刘志祥就升任汉口火车站站长，五年后又晋升为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
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侵吞汉口火车站小金库公款，伙同他人倒卖紧俏火车票，利用汉口站及铁路工程承包、投标，以及在安排车皮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的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换，谋取私利。最后，还犯下了震惊全国铁路系统的雇凶杀人案。
随后，刘志祥因涉嫌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但是，没过几年，刘志祥就迅速从死缓改为无期，还保外就医。甚至，监狱中的刘志祥余威犹在，仍然不断有人辗转找他，要其介绍铁路工程项目。这与其有一位当铁道部部长的哥哥不无关系。
刘志军还是是个好色的主，坊间传言他有侣个情妇，其中不乏明星演员级人物，某著名电视剧中的多名女演员被其潜规则，演艺圈成为其后宫。这其中，丁书苗扮演着“拉皮条”的角色。刘和丁是复杂而密切的利益关系，刘志军贪腐来的钱，由丁书苗保管，丁书苗给刘志军介绍女孩，怎么用钱听刘志军的。
2003年至2009年间，刘志军在豪华酒店、高消费娱乐场所等先后“嫖宿”多名女性，这些女性由丁书苗出资安排。丁书苗不仅以金钱帮助刘志军满足权欲，还“兼顾”了色欲。她拥有的博宥集团，在北京新保利大厦22层租下一整层办公室，以便于“走机关”；她在北京投资英才会所，以网罗国际国内政界要人；在CBD投资建造五星级的伯豪瑞廷酒店，为官商相聚提供方便；她还投资影视业，在某著名电视剧中出资5000万元。而这也为刘志军“潜规则”提供了便利——丁书苗投入了资金，当然对选择演员也就有了话语权，谁愿意听话陪刘志军上床，谁就能有更多的镜头；谁愿意当刘志军的情妇，弄个“女一号”、“女二号”也不在话下。丁书苗创造的这些条件，都为刘志军包养情妇提供了便捷。
2011年2月，刘志军最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曾经叱咤铁路系统一时的风云人物，就此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