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大妈——”前些天南山路街头，有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子声音，在大声地朝我打招呼。我循声望去，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
　　“大妈”是我小学同学们给我起的一个绰号。久违的绰号，准确地说是我十一岁时“落下”的。
　　那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光景，学校举行文艺会演，我们班也排演了一个小戏，“导演”自然是班主任，“演员”就拉上班里的四五个男女同学。依稀记得剧情是“红小兵”（即以后的少先队员）放学以后打猪草，送往生产队养猪场。如果照现在的说法，我还是“男一号”。小戏里，我发现一头猪的状态不太好，就有一句台词，焦急地朝女同学扮演的生产队女饲养员大喊一声：“大妈——不好啦，有头猪生病了！”
　　劇情中，这一喊，最终喊来了公社的兽医。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班里的同学都是嘻嘻哈哈的，在我面前一遍遍学着这句台词。不久，同班同学们碰上我，自然而然地叫我“大妈”。那时候，我当班干部，人又比同龄同学高一截，由此在整个学校的“关注度”并不低。过了不久，全校同年级5个班的同学们，也像模像样地喊我“大妈”，且喊得特别亲热。
　　那时，公社的小学本部与初中的校园相邻。一天，读初中的三姐来找我，正好有一群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满腹狐疑地问：“刚才你同学叫你啥，大妈？”“没事，同学们都叫惯了，没恶意的。”我毫不介意地答道。当我将绰号的由头告诉了三姐，她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初中一年级起，我就喜欢上了作文课，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师当范文。当范文的作文，词汇当然要比一般同学丰富些。有一次，语文老师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说了句“国松啊，真是一个小词篓！”于是，同学们又给我起了个“小词篓”的绰号。这绰号文绉绉的，远没有“大妈”接地气。喊了一阵子，“小词篓”终究没流行开来，绝大多数同学依然习惯于叫我“大妈”。
　　提起初中同学，让我想到了一位吕同学，他母亲还是我本家的姑姑。离开校园二十多年后，他成了一项举国瞩目的重点工程的总工程师。家乡的一家日报想为他出一篇长篇通讯，于是，总编请我叫上副刊编辑、摄影记者三人结伴前去采访。人家毕竟是高知，吕同学在我同伴面前叫我名字，而两人独处时，他却没忘旧情一口一个“大妈”。当他了解到我正处于人生低谷时，四目相对，沉默良久。末了，他叹息一声：“这就是人生啊，少年时代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妈’，恐是永远回不来了！”
　　到了高中，同学来源就更纷杂了，但仍有不少小学起就尽天混在一块的“铁杆儿”老同学。“铁杆儿”们有事没事见了我就喊“大妈”，而那些新同学呢，为了显示与我关系也很铁，也学着叫我“大妈”。不过，我渐渐觉得高中新同学喊出来的“大妈”，似是而非，有些“变异”。
　　有一次，我特地试探了一位新同学：“你可知道‘大妈’的来历？”他不假思索地说：“你的人长得又大又威猛，便叫‘大猛’呗！”到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这个因长期口口相传而“变异”的绰号，居然会在副校长那里也得到“应用”。
　　那时，我已分在文科班中，照当时普通高中的一般规律，全班将有二至三名同学有望考上大学。考过一次插班来复习的两位高一级同学，自然希望最大；老师们仍不甘心，还希冀从我们应届同学中考进一两位。于是，分管教育业务的副校长沈老师，亲自找我等几位“有希望者”谈话。这是我头一回听说“谈话”这词儿，当然也是人生第一次被领导谈话。一番语重心长告诫之后，沈老师最后说：“国松，同学们不都叫你‘大猛’吗，你要发挥‘大猛’精神，继续让成绩猛进，老师们都在看着你啊！”
　　打从18岁起，我最大的业余爱好便是文学、民间文学的创作。而今，人到不惑之年，一事无成那可不行，于是，我在业余为文这一习惯上，便以文学、民间文学为基础，转了一个新的方向：先从较为省力的地方文化研究上入手，以后触及更为严谨的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甚至考古学等诸多方面。虽广种薄收，但常有触类旁通的快乐，十多年下来，那学问还是有一点积累，他们称为“博”，而我只能称之“杂”。
　　话该说到南山路相遇的我那小学同学身上了。那天，因多年没见面，我一时想不起他的绰号，当他走远了我才想起来。是的，当年他也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绰号，叫“大礌盘”（我们幼小时对碌碡的叫法）。或许也是一种宿命吧，他后来经营汽车运输生意，靠的是货车“大礌盘”南来北往日夜转，为他发家致富。
　　望着老同学有点儿苍老的背影，我在心底亲昵地喊了一声：“大礌盘！”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