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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一天。
“哐当”，铁门被猛地踢开，撞在石墙上发出阴森森的声响，随即冲进来几个戴臂章的年轻人。
“肖林，解放前你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你坦白交代，把它们藏到哪里了？”
“都交给党了。你们不是到我家搜查了嘛……”被称为肖林的人平静地回答。
“你在说谎，怎么会只有3块银元？不老实交代，就让你去船上刷油漆！”未等肖林说完，造反派就恶狠狠地训斥道。
是啊，当年，肖林经手的岂止是3块银元！
那是在1941年3月，一天傍晚，在通往红岩村大有农场的山路上，走着一个行色匆匆的青年，他就是年轻时的肖林。肖林本名肖本仁，四川江津人，26岁，民生公司物产部职员，中共秘密党员，党内化名肖旭初。上海解放后，他才改名肖林。这天他奉上级的指示，前往渝中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
肖林走进大有农场的一幢灰色三层小楼，径直上了二楼，进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钱之光一见肖林，热情地将他迎进屋：“旭初同志，今晚，你就住在山上，一会儿，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肖林一听，又惊又喜，急迫地说：“钱之光同志，是不是又有新的重要任务？”钱之光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与他们简短寒暄了几句，就进入谈话正题，他说：“我今天找你们两位商量一件事情，之光同志可能知道一些，党的活动，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从哪里来？不能光依靠拨款和支援，还要我们自己去开辟财路，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商量的事。”
钱之光听了周恩来的话，看着肖林说：“是啊，如今国民政府已停止给新四军的军饷，给八路军的军饷也是名存实亡，另外物价飞涨。党的开支巨大，没有经济资助，我们坚持持久抗战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这里又是国统区，不像在延安可以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怎么办？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需要的经济活动。做生意，赚钞票。”周恩来更明确地说。
三人详细讨论了开展经济工作的计划和设想。周恩来特别强调：“我们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这就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但又有秘密的一面，这就是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绝对不能公开。”
“那就是像资本家那样去做生意，赚钱？”肖林有些疑惑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当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们不要怕别人说唯利是图。你们赚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党的事业。”
“党需要多少钱，又什么时候要呢？”肖林问。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今天在这里只能给你们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钱之光、肖林庄重地点点头，牢记住周恩来的指示。
最后，周恩来指示说：“这是一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同志具体负责联系指挥，面上的生意就由肖旭初同志去经营。”
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秘密而艰巨的任务后，肖林顿时感到了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刚开始，他仍在民生公司上班，兼职做生意。那时，他的生意也没有什么主要业务，什么都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1941年4月，经钱之光同意，肖林辞去在民生公司的工作，到江津开了一家“恒源”商号，主营土纱、食糖。党组织还派来一名年轻的女秘密党员王敏卿协助肖林工作。
一年后，经组织批准，肖林与王敏卿正式结婚。
为了降低成本，肖林夫妻既当老板又当伙计，里里外外全靠自己张罗。在商场的摸爬滚打中，肖林很快成为经营的行家里手，年终结算，盈利丰厚。1944年春，他注资原民生公司同事张澍霖的“大生公司”，把经营项目扩大到五金、木材、药品。到1945年秋，肖林成为重庆大生公司的老板。
肖林的生意做大了，名气也更响了。可他的变化，也引来了不明真相的一些人的非议。原来与肖林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的人，骂他“财迷心窍”、“满身铜臭”；老朋友因为生活拮据，找肖林借钱，他却不肯借，老朋友生气地说：“你也是穷人出身，如今有了钱，就忘记了老朋友，真是没良心！”在朋友眼中，肖林变了，变成了个爱钱如命的守财奴。
对于朋友们的误解，肖林忍受着委屈，从不做任何解释，仍然勤勉地经营着生意。然而，只要得到钱之光的指示，需要多少钱，要求送到什么地方，肖林和王敏卿总是毫不犹豫，立刻照办。
1941年夏天，阳翰笙、陈白尘组织中华剧艺社，经济拮据，排演《大地回春》时，很多演员们连中午饭都没有钱买，晚上还要饿着肚子演戏。周恩来知道后，赶紧派人买了几箩筐的馒头和包子作为开张贺喜的礼物送给剧团工作人员。大家高兴极了，这是工作人员吃的第一顿饱饭。之后，周恩来又让钱之光送去面、米和菜金等慰问品。
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为揭露蒋介石政府的腐败，1941年被捕入狱。1942年8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马寅初被释放，但被软禁在歌乐山。马寅初失去了工作，全家生活困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新华日报》刊登马寅初的文章，支付最高稿酬，以此来帮助马寅初。这些钱都是肖林他们送去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肖林和王敏卿与人们一起为胜利欢呼时，也为自己高兴，他们以为战争结束后，党的秘密经济工作也会结束了，自己也不用开公司做生意了。肖林的个人志趣可不是当老板，他喜欢的是在工作之余做做文章写写诗。
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战后的中国又笼罩在内战的阴影里。1946年2月，钱之光匆匆来到位于重庆市林森路的肖林的家，带来了新的指示：“旭初，党要随国民政府迁移南京，你迅速到南京接受组织的新任务。”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好，服从组织安排。”
其实，这时肖林的妻子王敏卿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海沙半个月，由于她怀孕期间，不巧遇上肖林患盲肠炎住院动手术，生活和生意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王敏卿身上，母亲的辛苦劳累导致儿子海沙生下来就先天不足。肖林十分希望留在重庆照顾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可是，他必须服从党的需要，立即到南京开辟新的经济工作。
肖林如期抵达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扬了肖林在重庆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和之光同志研究，决定你还是要继续从事地下经济工作，为党筹集更多的活动经费。但南京不能做生意，要到上海去发展。”周恩来再次对肖林委以重任。
1946年5月，经四川同乡韩绍江的介绍，肖林在上海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37弄1号“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四川商人在沪开设的申庄)内租下房子，筹办华益公司，并向上海市社会局注册登记。同年8月，华益公司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尔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0月，王敏卿也到达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彻底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回延安。肖林由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单线领导。刘晓传达中央指示，要求肖林继续从事秘密经济工作，并负责提供上海工运活动经费。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打死3名女工，打伤100多人，造成震惊全市的 “申九惨案”。
这期间，刘晓找到肖林，他说：“旭初，我们发动罢工，需要一大笔钱。”
“多少？”
刘晓伸出3个手指：“3亿。”
“申九惨案”后，上海各业工会组织了“申九惨案”后援会，积极募集捐款，短短几天，就收到捐款3.2亿元。其中的3亿元便是肖林捐助的。
1948年8月，解放战争进展迅速，全国解放在望。钱之光从解放区秘密来到香港，担负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可谁来支付北上的路费和生活费呢？钱之光想到了肖林。
肖林接到通知，立刻赶往香港。
一见到肖林，钱之光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真没想到，局势发展得这么快，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国民党的地盘越来越缩小。国内有钱人，有的想把资金转移到香港，套汇生意越来越好做，华益公司赚钱是没问题的。现在，是要让你去送钱。”
“这没问题。我们一定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肖林由衷地说。
“如今去送钱，不但要送到，而且要做到保密、保护、保险。就是要求做到谁送去、送给谁要保密；按照规定送到收款人手里，不许问对方身份、钱的用途，尤其是收钱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当作不认识，不能攀谈，不能透露任何情况。总之，要安全啊！”
听钱之光这么一说，肖林愈加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完成党的任务！”
此后，每隔几天，肖林就会收到来自香港的秘密电报，接着，王敏卿就会打扮成贵妇人般，带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王凤祥，坐着华丽的三轮车出去。
有一次，王敏卿带着王凤祥执行任务回来，两人一脸的兴奋。
“本仁，你猜收钱的是谁？”晚上，王敏卿悄悄地对肖林说。
“谁，你问人家了？”肖林眼睛一瞪。
“没有，我们记着你的要求呢。只是我们都认得电影《万家灯火》中饰演婆婆的演员吴茵。”王敏卿解释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遵照上级的指示，肖林结束了华益公司的任务。
经清理账务，华益公司有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1000多万美元。那天，当肖林两口子将全部财产交给党中央时，肖林深情地说：“华益公司的本钱是党的，所有的利润应该全部交给党。我们留下3块银元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吧。”
之后，肖林走上领导岗位，开始从事公开的经济工作，先后担任了上海商业局副局长，水产局党委书记、局长，市财办副主任，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肖林遭遇政治迫害，大会批，小会斗，逼迫肖林夫妇交出解放前做生意赚的钱。王敏卿平静而坚定地说：“黄金、美钞、大头、小头，我们都有过，我们为党工作，为党挣钱，多挣一分一厘都是好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钱据为己有。”造反派见批斗没有结果，就抄了肖林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唯一的“战果”就是发现一只写着“纪念革命艰难岁月留藏”字样的精美纸盒。他们打开纸盒一看，里面有3枚银元。造反派看到盒子上的说明，不敢将银元拿走。但是，他们仍不甘心，还一遍遍地来抄家，一次次地批斗，可还是一无所获。
20世纪80年代，肖林夫妇离休。1997年，肖林将这不平凡的3枚银元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如今，这3枚熠熠发光的银元静静地陈列在展厅里，默默地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共产党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责任编辑：吴 玫）
“哐当”，铁门被猛地踢开，撞在石墙上发出阴森森的声响，随即冲进来几个戴臂章的年轻人。
“肖林，解放前你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你坦白交代，把它们藏到哪里了？”
“都交给党了。你们不是到我家搜查了嘛……”被称为肖林的人平静地回答。
“你在说谎，怎么会只有3块银元？不老实交代，就让你去船上刷油漆！”未等肖林说完，造反派就恶狠狠地训斥道。
是啊，当年，肖林经手的岂止是3块银元！
那是在1941年3月，一天傍晚，在通往红岩村大有农场的山路上，走着一个行色匆匆的青年，他就是年轻时的肖林。肖林本名肖本仁，四川江津人，26岁，民生公司物产部职员，中共秘密党员，党内化名肖旭初。上海解放后，他才改名肖林。这天他奉上级的指示，前往渝中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
肖林走进大有农场的一幢灰色三层小楼，径直上了二楼，进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钱之光一见肖林，热情地将他迎进屋：“旭初同志，今晚，你就住在山上，一会儿，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肖林一听，又惊又喜，急迫地说：“钱之光同志，是不是又有新的重要任务？”钱之光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与他们简短寒暄了几句，就进入谈话正题，他说：“我今天找你们两位商量一件事情，之光同志可能知道一些，党的活动，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从哪里来？不能光依靠拨款和支援，还要我们自己去开辟财路，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商量的事。”
钱之光听了周恩来的话，看着肖林说：“是啊，如今国民政府已停止给新四军的军饷，给八路军的军饷也是名存实亡，另外物价飞涨。党的开支巨大，没有经济资助，我们坚持持久抗战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这里又是国统区，不像在延安可以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怎么办？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需要的经济活动。做生意，赚钞票。”周恩来更明确地说。
三人详细讨论了开展经济工作的计划和设想。周恩来特别强调：“我们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这就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但又有秘密的一面，这就是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绝对不能公开。”
“那就是像资本家那样去做生意，赚钱？”肖林有些疑惑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当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你们不要怕别人说唯利是图。你们赚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党的事业。”
“党需要多少钱，又什么时候要呢？”肖林问。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今天在这里只能给你们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钱之光、肖林庄重地点点头，牢记住周恩来的指示。
最后，周恩来指示说：“这是一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同志具体负责联系指挥，面上的生意就由肖旭初同志去经营。”
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秘密而艰巨的任务后，肖林顿时感到了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刚开始，他仍在民生公司上班，兼职做生意。那时，他的生意也没有什么主要业务，什么都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1941年4月，经钱之光同意，肖林辞去在民生公司的工作，到江津开了一家“恒源”商号，主营土纱、食糖。党组织还派来一名年轻的女秘密党员王敏卿协助肖林工作。
一年后，经组织批准，肖林与王敏卿正式结婚。
为了降低成本，肖林夫妻既当老板又当伙计，里里外外全靠自己张罗。在商场的摸爬滚打中，肖林很快成为经营的行家里手，年终结算，盈利丰厚。1944年春，他注资原民生公司同事张澍霖的“大生公司”，把经营项目扩大到五金、木材、药品。到1945年秋，肖林成为重庆大生公司的老板。
肖林的生意做大了，名气也更响了。可他的变化，也引来了不明真相的一些人的非议。原来与肖林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的人，骂他“财迷心窍”、“满身铜臭”；老朋友因为生活拮据，找肖林借钱，他却不肯借，老朋友生气地说：“你也是穷人出身，如今有了钱，就忘记了老朋友，真是没良心！”在朋友眼中，肖林变了，变成了个爱钱如命的守财奴。
对于朋友们的误解，肖林忍受着委屈，从不做任何解释，仍然勤勉地经营着生意。然而，只要得到钱之光的指示，需要多少钱，要求送到什么地方，肖林和王敏卿总是毫不犹豫，立刻照办。
1941年夏天，阳翰笙、陈白尘组织中华剧艺社，经济拮据，排演《大地回春》时，很多演员们连中午饭都没有钱买，晚上还要饿着肚子演戏。周恩来知道后，赶紧派人买了几箩筐的馒头和包子作为开张贺喜的礼物送给剧团工作人员。大家高兴极了，这是工作人员吃的第一顿饱饭。之后，周恩来又让钱之光送去面、米和菜金等慰问品。
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为揭露蒋介石政府的腐败，1941年被捕入狱。1942年8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马寅初被释放，但被软禁在歌乐山。马寅初失去了工作，全家生活困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新华日报》刊登马寅初的文章，支付最高稿酬，以此来帮助马寅初。这些钱都是肖林他们送去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肖林和王敏卿与人们一起为胜利欢呼时，也为自己高兴，他们以为战争结束后，党的秘密经济工作也会结束了，自己也不用开公司做生意了。肖林的个人志趣可不是当老板，他喜欢的是在工作之余做做文章写写诗。
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战后的中国又笼罩在内战的阴影里。1946年2月，钱之光匆匆来到位于重庆市林森路的肖林的家，带来了新的指示：“旭初，党要随国民政府迁移南京，你迅速到南京接受组织的新任务。”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好，服从组织安排。”
其实，这时肖林的妻子王敏卿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海沙半个月，由于她怀孕期间，不巧遇上肖林患盲肠炎住院动手术，生活和生意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王敏卿身上，母亲的辛苦劳累导致儿子海沙生下来就先天不足。肖林十分希望留在重庆照顾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可是，他必须服从党的需要，立即到南京开辟新的经济工作。
肖林如期抵达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扬了肖林在重庆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和之光同志研究，决定你还是要继续从事地下经济工作，为党筹集更多的活动经费。但南京不能做生意，要到上海去发展。”周恩来再次对肖林委以重任。
1946年5月，经四川同乡韩绍江的介绍，肖林在上海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37弄1号“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四川商人在沪开设的申庄)内租下房子，筹办华益公司，并向上海市社会局注册登记。同年8月，华益公司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尔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0月，王敏卿也到达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彻底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回延安。肖林由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单线领导。刘晓传达中央指示，要求肖林继续从事秘密经济工作，并负责提供上海工运活动经费。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打死3名女工，打伤100多人，造成震惊全市的 “申九惨案”。
这期间，刘晓找到肖林，他说：“旭初，我们发动罢工，需要一大笔钱。”
“多少？”
刘晓伸出3个手指：“3亿。”
“申九惨案”后，上海各业工会组织了“申九惨案”后援会，积极募集捐款，短短几天，就收到捐款3.2亿元。其中的3亿元便是肖林捐助的。
1948年8月，解放战争进展迅速，全国解放在望。钱之光从解放区秘密来到香港，担负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可谁来支付北上的路费和生活费呢？钱之光想到了肖林。
肖林接到通知，立刻赶往香港。
一见到肖林，钱之光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真没想到，局势发展得这么快，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国民党的地盘越来越缩小。国内有钱人，有的想把资金转移到香港，套汇生意越来越好做，华益公司赚钱是没问题的。现在，是要让你去送钱。”
“这没问题。我们一定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肖林由衷地说。
“如今去送钱，不但要送到，而且要做到保密、保护、保险。就是要求做到谁送去、送给谁要保密；按照规定送到收款人手里，不许问对方身份、钱的用途，尤其是收钱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当作不认识，不能攀谈，不能透露任何情况。总之，要安全啊！”
听钱之光这么一说，肖林愈加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完成党的任务！”
此后，每隔几天，肖林就会收到来自香港的秘密电报，接着，王敏卿就会打扮成贵妇人般，带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王凤祥，坐着华丽的三轮车出去。
有一次，王敏卿带着王凤祥执行任务回来，两人一脸的兴奋。
“本仁，你猜收钱的是谁？”晚上，王敏卿悄悄地对肖林说。
“谁，你问人家了？”肖林眼睛一瞪。
“没有，我们记着你的要求呢。只是我们都认得电影《万家灯火》中饰演婆婆的演员吴茵。”王敏卿解释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遵照上级的指示，肖林结束了华益公司的任务。
经清理账务，华益公司有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1000多万美元。那天，当肖林两口子将全部财产交给党中央时，肖林深情地说：“华益公司的本钱是党的，所有的利润应该全部交给党。我们留下3块银元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吧。”
之后，肖林走上领导岗位，开始从事公开的经济工作，先后担任了上海商业局副局长，水产局党委书记、局长，市财办副主任，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肖林遭遇政治迫害，大会批，小会斗，逼迫肖林夫妇交出解放前做生意赚的钱。王敏卿平静而坚定地说：“黄金、美钞、大头、小头，我们都有过，我们为党工作，为党挣钱，多挣一分一厘都是好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钱据为己有。”造反派见批斗没有结果，就抄了肖林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唯一的“战果”就是发现一只写着“纪念革命艰难岁月留藏”字样的精美纸盒。他们打开纸盒一看，里面有3枚银元。造反派看到盒子上的说明，不敢将银元拿走。但是，他们仍不甘心，还一遍遍地来抄家，一次次地批斗，可还是一无所获。
20世纪80年代，肖林夫妇离休。1997年，肖林将这不平凡的3枚银元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如今，这3枚熠熠发光的银元静静地陈列在展厅里，默默地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共产党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