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们排队进入房间，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询问是否愿意加入神风特攻队的志愿表。这是一道选择题，有三个选项：“我热切希望加入”、“我希望加入”和“我不希望加入”。
　　这一幕发生在1945年，飞行员中的很多人是先前被免除兵役的大学生，但此时日本军队兵力短缺。
　　手塚久四回忆说，有些飞行员很快就填好答案，昂首阔步地离开。但大多数战友与自己一样在那里犹豫了很久也无法做出决定。
　　当时他并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说“不”。后来他才得知，少数选了“不”的人会被提醒要选择“正确的”答案。
　　为了忠实反映自己的感受，手塚划掉了第二个选项，写上了自己的答案：“我会加入”。他在东京郊外的住所对记者说：“我不愿意说我希望加入，我一点都不想。”
　　他们是奉命驾驶飞机撞击美国海军军舰，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美国政府在1945年9月发布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及东京靖国神社图书馆保存的资料显示，约有2500名神风特攻队队员在战争中死亡，有的史料记载死亡人数更多。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特攻队飞机撞上了目标。
　　很多书籍和电影把他们描述成在临死前高呼“天皇万岁”的疯狂敢死队员。但对于这些受到军国主义、自我牺牲和义不容辞等观念驱使的人，记者对神风特攻队幸存者和家属的采访以及相关书信和文件却描绘出了另一副形象。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像是那张志愿表上的选择题——里面没有真正可选的答案。
　　“准备赴死”
　　在当时封建思想还很浓郁的日本，为了保护家族血脉，凡是家中的长子都不会被选中加入神风特攻队。手塚当时是名校东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有6个兄弟和一个妹妹，而且并非长子。“所以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手塚苦笑道。
　　队上给了他5天假期拜别父母，但他不忍心告诉他们自己被选为敢死队员。手塚说，成为神风特攻队队员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出发，然后就完蛋了”。
　　手塚的很多队友死于训练阶段，他们的训练是将飞机拉到三千英尺高，然后垂直俯冲到练习的目标，他的一位朋友就死在训练当中。手塚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过，不仅因为他的逝去，还因为他没能在执行任务时死去。那时我们对训练都很严肃，大家最后的愿望就是作为神风特攻队员而亡。”
　　在训练中心时，前线会用摩斯密码传来牺牲队员的消息，“当密码的声音停止，我们知道队友已死去，然后大家会伸出手悼念。”
　　“此前我就知道日本一定会打败仗，当时我也准备好了赴死。”在东京大学念美国经济的手塚很清楚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注定日本没有胜算。而他最终能幸免于难，是因为就在他乘火车去执行神风特攻队任务时，裕仁天皇在广播里宣布了日本投降。“如果我们是坐飞机的话，在战争结束前就会到达目的地。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那年手塚才23岁。如今，93岁的他说，他活的时间已经是许多特攻队队员的4倍。手塚熟悉“零式战机”（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日本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的重要机种），战后却拒绝转行开民航机;他讨厌战争，不愿加入自卫队。他后来从事农产品进出口顾问业务。他常常拜访美国农民，但从没透露自己特攻队队员的经历。
　　手塚拿起女儿送的零式战机模型，打开螺旋桨马达，马达嗡嗡作响。他笑着回忆说，受训时驾机飞过森林和湖泊，那美景让人忘掉身处战争年代，“你知道开飞机的时候，彩虹看起来像什么吗？”他的眼神闪耀着孩子般兴奋的光芒，“那是个完美的圆。”

　　飞行员的情人
　　零式战机飞行员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在褪色的照片中，他们摆好姿势，胳膊搭在战友的肩膀上，开怀大笑，就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他们的护目镜推至头盔上，保暖用的丝巾塞在夹克里。
　　零式战机甚至赢得了敌人的赞誉。有些日本人参军完全就是为了驾驶零式战机。
　　金井正夫死于1945年冲绳附近的一次神风特攻队行动，年仅23岁。在一个鼓励学生支持皇军的项目中，他与17岁的女学生根岸东枝（音）成为笔友。两人共交换了200封信。

　　他们曾试图约会——仅有一次，当时金井得到了一个离开训练营地去东京的难得机会。但他们不巧约在1945年3月10日，当天凌晨，美军派出300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投下1700吨炸药，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伤亡，史称“东京大轰炸”，所以最终两人未能见面。
　　在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前，金井寄给了根岸两个小挂坠。挂坠是他用驾驶舱的玻璃做的，一个是心形，另一个是迷你的零式战机。在那个晶莹中带点朦胧的心形透明挂坠上，两人名字的开头字母“T”和“M”被重叠刻在了一起。
　　根岸只戴过一次那些挂坠，然后把它们收在一个盒子里放了70年。
　　前不久，一生未嫁的根岸把挂坠捐给了筑波海军航空队纪念馆。筑波海军航空队曾是神风特攻队的训练中心和指挥部，位于东京以北。眼下，有社区志愿者正试图阻挠这处历史建筑的拆除计划，决心留住对神风特攻队的回忆。 　　这些志愿者拍了一部特攻队纪录片，将于近日上映，根岸是片中受访者之一，她说：“人们需要记住这段历史，如果我们不记住，就会很惨。”
　　志愿者在纪念馆办展览，展出了照片、信件、头盔、零式战机残骸和其他一些遗物，其中包括金井的最后一封家书。“我不知道怎么下笔，”他写道，“细雨绵绵，电台播着轻柔的音乐，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等到天空放晴就去执行任务。如果不是因为这场雨，我早已远去。”
　　展览中还有一张怪异的照片。照片中，一名身着新娘和服的女子与数十位家人坐在一起，手里拿着已故未婚夫——一名神风特攻队队员的相框。照片上，举行冥婚的新娘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
　　未婚夫藤田诚明（音）死时才22岁，他写给未婚妻的最后一封信也被展出。“在我的来生、来生的来生以及来生的来生的来生，请嫁给我，”他写道，“再见，木暮（音），我最亲爱最温柔的木暮。”
　　捉笔杀人
　　虽然零式战机被用于执行神风特攻行动，但它并非为这一任务而设计，“樱花机”才是。那是一种装满炸弹的滑翔机，用小型火箭提供动力，专门为了爆炸而制造。它们被挂在飞机底部带至目标附近后投放。
　　直到今天，神风特攻队仍然被人与花期短暂的樱花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将“樱花机”称作“傻瓜炸弹”，因为它们的滑行距离十分有限，很容易被击落。
　　负责训练“樱花机”飞行员并最终派他们赴死的任务落在了当年22岁的林不二夫（音）的身上。林不二夫相信，如果在首次提出“樱花机”理念时没有任何志愿者响应的话，那么这种飞机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而他就是最早支持“樱花机”的两名志愿者之一。后来又出现了数十名支持者。

　　当时他的内心陷入煎熬，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否正确。直到最终看到这种做工粗劣的滑翔机时，他才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它看上去就像是个笑话。
　　数十年来，林不二夫一直受到负罪感的折磨。用他的话说，他“用笔”派遣了数十名年轻人奔赴死亡——他指的是自己每天都要写下去执行“樱花”任务的人的名字。为了防止有人怀疑他不公正，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飞行员最先送上了战场。
　　二战后，林不二夫加入日本自卫队，参加了纪念殉职飞行员的仪式。他安慰家属说，那些年轻人死前最后一刻都还在微笑，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操心。
　　“一年365天，每一天，一想起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我就开始流泪。我不得不冲进浴室里哭泣。泪水奔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活在我心中，就像很久以前那样活生生。”林不二夫在其文章《自杀驾驶》中写道。
　　林不二夫几乎从没跟子女提到自己在特攻队的过去。他对记者说：“我用铅笔杀掉这些年轻人，我为他们无谓死去感到抱歉。”他还常说，希望死后骨灰能洒在冲绳附近海域，那是他手下的年轻特攻队队员的葬身之处。“只要我还活着，我内心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今年6月4日，林不二夫因胰腺癌过世，享年93岁。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完成后事。
　　“我的棺材”
　　与樱花机同期被日军推出的自杀性武器还有“回天鱼雷”（又称“人间鱼雷”）。这是一种由人手直接操舵的鱼雷。彼时日军军机已经非常短缺，时年18岁还在海军航空队训练的川崎宏実（音）响应军队的号召，加入了“人间鱼雷”部队。“招募海报上写着‘没有存活保证’，但我并不在意这一点，作为飞行员的生存率也没有多高，我只是想反正迟早要来，不如早点到一线检验一下我的训练成果。”川崎笑道，“日本军人开玩笑说，加入日本军队不仅能买打折的电影票，还能让你折寿。”
　　川崎承认，当时每天期望自己的名字登上执行“回天鱼雷”任务的花名册，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自己相信这是在“报效国家”。“那时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名声、也不需要个人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川崎说道。
　　可之后川崎被紧急调遣至四国岛抵御后来并没有发生的美军进攻。川崎因此活了下来。二战后，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我发现为自己而活是多么的有趣。如果给我一个回到过去的机会，我再也不会那样‘兴奋地’选择牺牲自己。”川崎说，“18岁的我是懵懂的，而我现在是80多岁的人了。”
　　川崎在“回天鱼雷”部队的战友岩井忠正（音）则自始至终都在质疑“人间鱼雷”的策略。“我第一次看到人间鱼雷，我发抖地想着，这就是我的棺材了。那是一个15米长的铁棍，座舱很小，几乎塞不下人。”他觉得人间鱼雷的设计很荒谬，“我们的感觉是长官们是看卡通才想出这个策略的。”
　　在战争结束的前几个月，岩井得了肺结核——一种推迟他执行命令的传染病，这让他存活了下来。
　　岩井忠正今天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谈及那段经历，他仍觉得非常痛苦。“我的战友们走在前面，先执行了任务，而我在后，这在某种形式上让我对他们感到愧疚。”岩井忠正说道，“但如果说我没为自己未被先选中而感到高兴，那肯定也是谎言……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