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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人的祖先是从何时何地迁入威海境内的，这是一个值得考释的课题。威海目前有着280多万人口，2800多个村庄，这些村庄大部分建立于明清时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村庄对祖先的来源有着清楚的记载。在系统梳理了史志中关于村庄来源和迁徙的内容后，发现明清时期有2404次移民迁入今威海境内，这其中有1665次是威海内部的移民，有236次记录不详，有503次是明确记载从威海以外的区域迁入今威海境内。
山东省威海市有着280多万人口，2800多个村庄，这些村庄大部分建立于明清时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村庄对祖先的来源有着清楚的记载。在系统梳理了史志中关于村庄来源和迁徙的内容后，发现明清时期有2404次移民迁入今威海境内，这其中有1665次是威海境内的移民，有236次记录不详，有503次是明确记载从威海以外的区域迁入今威海境内。
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统计的数据是有局限性的。这些数字只是史志中记录的次数，但真实的移民数据是难以统计的，实际迁徙次数显然要远远大于这些数字。由于各种原因，明清以前移民的记录甚少，连统计结果总量的5%都不到。史志中只记录了移民的来源，而没有记录从威海移出的人口。史料中记载的明清移民数据体量足够大，内容足够丰富。
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会发现很多原来未曾关注过的问题。比如迁入威海的移民从哪里来，哪里的移民最多，哪段时期的移民最多，哪个阶段移民最快等等。在整理资料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乳山市的移民记录最为详细，比文登、荣成、环翠的资料要多出一倍以上，因此在统计时乳山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明清时期威海人口的演变
在统计分析移民数据之前，先介绍一下明清时期威海境内的人口。明清时期威海境内主要为文登县，清雍正年间分出荣成县，乳山县域隶属于牟平县一部分。因明清时期乳山的史料都在牟平记载，并没有区分记录，很难统计出乳山的实际人口，因此本文暂时不对乳山进行统计。为了方便统计，本文设定明代文登县的人口为明代今威海境内的人口，清雍正以后，文登和荣成的人口之和就是威海的人口。
清光绪版《文登县志》卷三曾对文登县明代人口变迁有过记载。明永乐初年文登县尚有七万人口，到了正德六年因流贼之变，人口急剧减到三万。到了嘉靖末年人口逐渐恢复到五万。经万历四十四年饥荒，人口又骤减至两万。后期因一条鞭法改革，已无法准确统计人口，因此到了明朝末年，实际人口不得而知。明代威海的人口变迁并不是随时间而增长的，而是反复变化，如遇灾变、兵祸，人口则急剧下降，到了明晚期人口反而不如明初的一半。整体而言，明代的人口是逐渐减少的，在嘉靖年间有小幅度回升，但也没有恢复到明初的水平。
据《荣成县志》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县时，除收并成山卫、宁津所原籍人口10645人外，另由文登县拨归男女人口120680人，实有人口131325人。《文登县志》载：清雍正十三年分出荣成县，户口减少近半。如此分析，在雍正十三年时，文登、荣成的总人口应该在26万以上。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饥荒，使得文登县人口由5万人锐减至2万余人，经过近120年的休养生息，文登人口增长了13倍。
到了清朝中期，荣成的人口有所减少。道光二十年（1840年），荣成全县人口骤减，降至104095人，减少21%。其后，人口回升，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22年间人口增长34.7%，全县达29843户、141305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全县人口122666人。文登县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全县35271户、228070人。到了清朝末年，文登、荣成总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数量。
移民来源
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明确记载迁入今威海境内的移民有503次。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后，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些移民来源分布。整体而言，胶东内部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山东西部移入威海的比例较少，省外的移民比例更少。
移民来源（详见表1）。
按省域进行分析，移民共来自15个省，其中山东省内的移民最多，有352次之多（详见表2），占总量的69.98%。外省移民占总量的30.02%，其中最多的是云南省，有79次，占总量的15.71%。其他省份的移民次数加起来有70次，仅占总量的14.31%，还不及云南一省多。值得一提的是，有6次移民记录来自小云南，因为小云南一直存在争论，至今仍不能明确属于哪一个省，因此将它单独列出来。
明清时期威海的移民大部分是胶东内部的迁徙，山东省西部移民不多。外省中云南最多，远超其他省移民总和，剩余各省移民微乎其微，只是零星出现。省内移民的规律非常明显，移民的次数与距离呈反比，距离越近移民越多，距离越远移民越少。
移民的時间和频率
明清时期迁入威海的503次移民中，其中明代占六成，有305次;清代占四成，有198次。明代的移民要多于清代移民。
在众多移民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在某个皇帝在位期间移民的次数有329次，占总数的65.4%。通过对比分析这329次移民，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明清时期的移民次数与皇帝在位的时间是成正比的，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期间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移民次数越少。通过数据可以制定出每个皇帝在位时间的比例与移民次数的比例对照图（详见图3）。通过图表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成基本呈正比关系，即在位时间越长，迁入的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迁入的移民次数越少。稍微有点特殊就是洪武时期的移民比例要高于皇帝在位时间的比例。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计算平均移民次数来对比每个皇帝在位时期的移民频率，进而推断出明确时期移民的规律。以上统计的有移民出现的皇帝在位时间共计505年，这期间有明确记载移民次数是329次，平均计算，每年有0.65次移民。洪武共31年，移民次数45次，平均每年移民1.45次;永乐在位22年移民32次，平均每年移民1.45次;宣德在位10年移民3次，平均每年移民0.3次。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出每个皇帝在位时期的移民速度。 通过数据可以制作出威海明清时期迁入移民的频率对比图（如图4）。通过图表可以发现：明初移民最快，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清时期移民的高峰，远高于平均水平。宣德年间急剧下降，直到弘治年间虽略有波动，但一直低于平均水平。正德以后移民逐渐加快，到嘉靖时期已经达到平均水平。万历年间移民加速，是个小高峰，天启年间短暂减慢。明清交替之际移民加快，在崇祯和顺治两朝达到与万历年间同样高速度，之后逐渐下降，直到清末，一直在低速波动。整体而言，明初移民最快，明晚期到明清交際之际移民较快，其他时间移民一直很慢。
移民频率的分析
迁入威海的移民为什么会呈现这种频率分布状态，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这里试着通过现有材料解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移民速度的变化。
在明初期，尤其是洪武、永乐两朝，由于卫所的设立，胶东迁入大批军人，因此明初有大量的移民涌入威海，速度也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个不难解释。永乐之后，因为大批的军人迁徙已经结束，人们安居乐业，移民速度降慢，所以移民速度虽然有起伏，但一直在一个低水平徘徊。
转折发生在明嘉靖时期，明嘉靖到泰昌年间是威海移民的小高峰期。是什么造成急剧的移民？据《福山县志稿》记载，嘉靖至万历年间，烟台地区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人们流离失所，四处寻找生计，其中不少人来到威海安家落户，躲避灾难，形成了威海移民的一个小高峰。崇祯和顺治年间的胶东可谓祸不单行，清兵入关，战火纷飞，偏偏又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迁入威海的移民在明清交替之际达到了小高峰。从1628年到1661年这30余年间，应该是胶东历史上最悲惨的几十年，蝗灾、干旱、洪水、饥荒、战乱，各种灾难频发折磨着胶东人民，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状。这么艰难的生存环境，自然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造成了大量人口移入威海。
明清交际之际的天灾人祸造成了大量移民，之后经过康乾盛世的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迁入威海的移民迅速减少。
整体而言，明清时期迁入威海的移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移民来源地分析，呈现距离越近移民越多，距离越远移民越少的特点。超过六成的移民来源地是距离威海不到200公里的地区，山东西部移民较少，外省的移民数量更少。在外省移民中云南省的移民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数据上看云南移民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但它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胶东境内的云南移民，向来存在很大争议。《明代胶东移民之意见》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名普查中，发现境内许多姓氏自称祖先来自云南（或小云南），但经查证又并非云南的情况屡见不鲜，身世祖籍明确的云南移民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如境内《邵氏族谱》，乾隆十八年（1793年）序说“吾祖相传出自范阳，宋时居福山”;民国六年（1917年）序说“吾邵氏始祖讳兴广，乃宋时自云南范阳前居山左福山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序又说“相传吾祖自洪武元年从小云南范阳迁居山左福山”。河北的范阳（今河北涿州），变成“云南范阳”，又变成小云南范阳，这显然是一种人云亦云的附会。在清初各姓氏大兴编撰族谱以来，凡声称祖上从云南迁来的人，都是祖籍湮灭，既无墓碑记载，又无其他文献参考的家族，为构建宗族的需要，而人云亦云地与“云南移民”穿梭附会的结果。本文采用“云南移民”的各项统计数据，许多也是未经查证的传说资料。
明清时期威海的移民次数与皇帝在位的时间是呈正比的，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期间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移民次数越少。
从移民的频率分析，明初移民最快，明晚期到明清交际之际移民较快，其他时间移民速度不等，但都远低于平均速度。
作者单位：威海市博物馆
山东省威海市有着280多万人口，2800多个村庄，这些村庄大部分建立于明清时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村庄对祖先的来源有着清楚的记载。在系统梳理了史志中关于村庄来源和迁徙的内容后，发现明清时期有2404次移民迁入今威海境内，这其中有1665次是威海境内的移民，有236次记录不详，有503次是明确记载从威海以外的区域迁入今威海境内。
需要注意的是，移民统计的数据是有局限性的。这些数字只是史志中记录的次数，但真实的移民数据是难以统计的，实际迁徙次数显然要远远大于这些数字。由于各种原因，明清以前移民的记录甚少，连统计结果总量的5%都不到。史志中只记录了移民的来源，而没有记录从威海移出的人口。史料中记载的明清移民数据体量足够大，内容足够丰富。
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会发现很多原来未曾关注过的问题。比如迁入威海的移民从哪里来，哪里的移民最多，哪段时期的移民最多，哪个阶段移民最快等等。在整理资料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乳山市的移民记录最为详细，比文登、荣成、环翠的资料要多出一倍以上，因此在统计时乳山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明清时期威海人口的演变
在统计分析移民数据之前，先介绍一下明清时期威海境内的人口。明清时期威海境内主要为文登县，清雍正年间分出荣成县，乳山县域隶属于牟平县一部分。因明清时期乳山的史料都在牟平记载，并没有区分记录，很难统计出乳山的实际人口，因此本文暂时不对乳山进行统计。为了方便统计，本文设定明代文登县的人口为明代今威海境内的人口，清雍正以后，文登和荣成的人口之和就是威海的人口。
清光绪版《文登县志》卷三曾对文登县明代人口变迁有过记载。明永乐初年文登县尚有七万人口，到了正德六年因流贼之变，人口急剧减到三万。到了嘉靖末年人口逐渐恢复到五万。经万历四十四年饥荒，人口又骤减至两万。后期因一条鞭法改革，已无法准确统计人口，因此到了明朝末年，实际人口不得而知。明代威海的人口变迁并不是随时间而增长的，而是反复变化，如遇灾变、兵祸，人口则急剧下降，到了明晚期人口反而不如明初的一半。整体而言，明代的人口是逐渐减少的，在嘉靖年间有小幅度回升，但也没有恢复到明初的水平。
据《荣成县志》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县时，除收并成山卫、宁津所原籍人口10645人外，另由文登县拨归男女人口120680人，实有人口131325人。《文登县志》载：清雍正十三年分出荣成县，户口减少近半。如此分析，在雍正十三年时，文登、荣成的总人口应该在26万以上。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饥荒，使得文登县人口由5万人锐减至2万余人，经过近120年的休养生息，文登人口增长了13倍。
到了清朝中期，荣成的人口有所减少。道光二十年（1840年），荣成全县人口骤减，降至104095人，减少21%。其后，人口回升，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22年间人口增长34.7%，全县达29843户、141305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全县人口122666人。文登县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全县35271户、228070人。到了清朝末年，文登、荣成总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数量。
移民来源
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明确记载迁入今威海境内的移民有503次。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后，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些移民来源分布。整体而言，胶东内部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山东西部移入威海的比例较少，省外的移民比例更少。
移民来源（详见表1）。
按省域进行分析，移民共来自15个省，其中山东省内的移民最多，有352次之多（详见表2），占总量的69.98%。外省移民占总量的30.02%，其中最多的是云南省，有79次，占总量的15.71%。其他省份的移民次数加起来有70次，仅占总量的14.31%，还不及云南一省多。值得一提的是，有6次移民记录来自小云南，因为小云南一直存在争论，至今仍不能明确属于哪一个省，因此将它单独列出来。
明清时期威海的移民大部分是胶东内部的迁徙，山东省西部移民不多。外省中云南最多，远超其他省移民总和，剩余各省移民微乎其微，只是零星出现。省内移民的规律非常明显，移民的次数与距离呈反比，距离越近移民越多，距离越远移民越少。
移民的時间和频率
明清时期迁入威海的503次移民中，其中明代占六成，有305次;清代占四成，有198次。明代的移民要多于清代移民。
在众多移民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在某个皇帝在位期间移民的次数有329次，占总数的65.4%。通过对比分析这329次移民，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明清时期的移民次数与皇帝在位的时间是成正比的，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期间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移民次数越少。通过数据可以制定出每个皇帝在位时间的比例与移民次数的比例对照图（详见图3）。通过图表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成基本呈正比关系，即在位时间越长，迁入的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迁入的移民次数越少。稍微有点特殊就是洪武时期的移民比例要高于皇帝在位时间的比例。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计算平均移民次数来对比每个皇帝在位时期的移民频率，进而推断出明确时期移民的规律。以上统计的有移民出现的皇帝在位时间共计505年，这期间有明确记载移民次数是329次，平均计算，每年有0.65次移民。洪武共31年，移民次数45次，平均每年移民1.45次;永乐在位22年移民32次，平均每年移民1.45次;宣德在位10年移民3次，平均每年移民0.3次。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出每个皇帝在位时期的移民速度。 通过数据可以制作出威海明清时期迁入移民的频率对比图（如图4）。通过图表可以发现：明初移民最快，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清时期移民的高峰，远高于平均水平。宣德年间急剧下降，直到弘治年间虽略有波动，但一直低于平均水平。正德以后移民逐渐加快，到嘉靖时期已经达到平均水平。万历年间移民加速，是个小高峰，天启年间短暂减慢。明清交替之际移民加快，在崇祯和顺治两朝达到与万历年间同样高速度，之后逐渐下降，直到清末，一直在低速波动。整体而言，明初移民最快，明晚期到明清交際之际移民较快，其他时间移民一直很慢。
移民频率的分析
迁入威海的移民为什么会呈现这种频率分布状态，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这里试着通过现有材料解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移民速度的变化。
在明初期，尤其是洪武、永乐两朝，由于卫所的设立，胶东迁入大批军人，因此明初有大量的移民涌入威海，速度也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个不难解释。永乐之后，因为大批的军人迁徙已经结束，人们安居乐业，移民速度降慢，所以移民速度虽然有起伏，但一直在一个低水平徘徊。
转折发生在明嘉靖时期，明嘉靖到泰昌年间是威海移民的小高峰期。是什么造成急剧的移民？据《福山县志稿》记载，嘉靖至万历年间，烟台地区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人们流离失所，四处寻找生计，其中不少人来到威海安家落户，躲避灾难，形成了威海移民的一个小高峰。崇祯和顺治年间的胶东可谓祸不单行，清兵入关，战火纷飞，偏偏又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迁入威海的移民在明清交替之际达到了小高峰。从1628年到1661年这30余年间，应该是胶东历史上最悲惨的几十年，蝗灾、干旱、洪水、饥荒、战乱，各种灾难频发折磨着胶东人民，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状。这么艰难的生存环境，自然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造成了大量人口移入威海。
明清交际之际的天灾人祸造成了大量移民，之后经过康乾盛世的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迁入威海的移民迅速减少。
整体而言，明清时期迁入威海的移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移民来源地分析，呈现距离越近移民越多，距离越远移民越少的特点。超过六成的移民来源地是距离威海不到200公里的地区，山东西部移民较少，外省的移民数量更少。在外省移民中云南省的移民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数据上看云南移民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但它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胶东境内的云南移民，向来存在很大争议。《明代胶东移民之意见》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名普查中，发现境内许多姓氏自称祖先来自云南（或小云南），但经查证又并非云南的情况屡见不鲜，身世祖籍明确的云南移民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如境内《邵氏族谱》，乾隆十八年（1793年）序说“吾祖相传出自范阳，宋时居福山”;民国六年（1917年）序说“吾邵氏始祖讳兴广，乃宋时自云南范阳前居山左福山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序又说“相传吾祖自洪武元年从小云南范阳迁居山左福山”。河北的范阳（今河北涿州），变成“云南范阳”，又变成小云南范阳，这显然是一种人云亦云的附会。在清初各姓氏大兴编撰族谱以来，凡声称祖上从云南迁来的人，都是祖籍湮灭，既无墓碑记载，又无其他文献参考的家族，为构建宗族的需要，而人云亦云地与“云南移民”穿梭附会的结果。本文采用“云南移民”的各项统计数据，许多也是未经查证的传说资料。
明清时期威海的移民次数与皇帝在位的时间是呈正比的，皇帝在位的时间越长，期间移民次数越多，在位时间越短，移民次数越少。
从移民的频率分析，明初移民最快，明晚期到明清交际之际移民较快，其他时间移民速度不等，但都远低于平均速度。
作者单位：威海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