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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耀眼的明星，却低调做公益，默默在山村小学支教8年。她既演戏又写书，还获得2015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大奖。在娱乐圈，她的善举犹如一股清风，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凭着博大的爱心和年复一年的坚持，她入选央视2015感动中国候选人。下面，让我们走进被誉为“最美明星”江一燕的情感世界……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如何与巴马结缘的？
江一燕（以下简称江）：2007年夏天，电影《撒谎的村庄》在广西巴马开机，外景地就选在巴马县东山乡的小嘎牙村。我们从南宁下飞机，坐车到巴马县城需要六七个小时，从县城到小嘎牙村又要一个多小时。山路不通，我们要爬山到村里，光是路途上的艰难，已经让我的心有所触动。小嘎牙村偏远落后，几乎处于原始状态。村里的成年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5岁的孩子已经是“小家长”了。村子里只有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教室，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上课，村里的孩子只能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东长乡的长洞小学去上课。翻山越岭中，孩子们的脚被磨得又黑又肿。拍戏间隙，我去过长洞小学，那里的校舍非常简陋。晚上，六七个孩子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连个被子都没有。学校没有食堂，回不了家的孩子，就在山坡上支个锅，自己煮土豆吃。
记：拍戏期间，你和当地孩子有过接触吗？
江：不拍戏的时候，我主动找当地的孩子聊天，给他们唱歌、跳舞，教他们学说普通话。孩子们很快喜欢上了我，并经常给我送礼物，比如几个新鲜的玉米棒。当地土地贫瘠，玉米零星地种在陡峭的山坡上，孩子们背着小箩筐，需要爬40多分钟山路才能摘到。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聊天的时候，说起野生木瓜，我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们就把野生木瓜送到了我面前，我不知道他们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找到它的，反正要比摘几个鲜玉米棒难得多。孩子们的朴实感动得我常常流泪，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予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了要给予我。那些孩子得到的东西这么少，但还愿意付出，他们朴实得让人心疼。3个月的戏拍完了，我的心却留在了小嘎牙村，我决定每年都要到长洞小学支教一段时间。
记：当地许多孩子辍了学，你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找回来的？
江：拍完戏，我和那里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我了解到，村里的很多大人出去打工了，不少适龄孩子没去上学，如果孩子们不读书，当地就会越来越穷。于是，我拿出5000元钱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学习好的同学每人奖励500元。这一举措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第二学期，长洞小学一下子多了100多名学生，小嘎牙村许多不上学的孩子又回到了学校。
记：这些年，你为改善长洞小学的设施做了很多事情吧？
江：长洞小学建在山坡上，从教室到操场，地面都没有硬化，下雨的时候，孩子们经常摔跤，去趟厕所也很费劲儿。我出资把校园里的土路全部硬化，重新修建了厕所。学校连个正规的旗杆都没有，我和志愿者又整修了升旗的设施。路远的孩子晚上回不了家，而学校宿舍每张床睡六七个孩子，连条被子都没有，山里蚊子多，孩子们不能保证每床一个蚊帐。我就从县城买来被子和蚊帐，解决了他们的睡觉问题。还有吃饭问题，我第一次见到孩子们把锅支在小山坡上做饭，走过去一看，锅里没有菜，有的孩子只吃土豆，一到下雨天连饭都没法做了。我就想办法给他们建了个厨房，平时偶尔改善一下伙食。
记：农村小学文体活动较少，你给了他们什么帮助？
江：2008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支教时，看到学校没有电脑，没有广播扩音器，就决心为长洞小学建一个广播站。城里的孩子天天都有音乐相伴，我不敢想一个孩子的童年没有音乐会是怎样的。于是，我在自己的爱心义卖网站上义卖了我在电影《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的戏服、自己亲笔签名的爱心CD，并在上海一位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建成了长洞小学校园广播站。广播站开通那天，听着悦耳的音乐，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在博客里发布这一消息时，很多人看到视频都落泪了。现在，那里的孩子天天都能在学校听到动听的乐曲，伴着音乐做操。山里的孩子很少上体育课，更别说开什么运动会了。2009年11月19日，在我的努力下，长洞小学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会，运动会的项目有跳绳、拔河、短跑等，孩子们踊跃参加，获奖的、没获奖的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从那以后，长洞小学把11月19日定为“学校运动会日”，作为一个传统，延续下去。
记：支教生活一定很苦，你都教哪些科目？
江：我和当地老师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宿舍简陋，冬天风灌进来，经常冻得整宿睡不着觉。半夜上厕所，我每次都要思想斗争好半天，才敢走出去。虽然生活苦些，但很充实，我用享受的心态投入到支教工作中去。我在学校里教过音乐、手工、舞蹈、体育、生理卫生等，我希望孩子们在主课之外能培养出一点艺术上的感知。
记：与山里的孩子在一起，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江：孩子们都很孤独，那种孤独我深有体会。我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工作忙，小时候我经常搬个小板凳呆坐在门前看雨，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只能跟自己说话，很渴望能有一个交流的人。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山里的留守孩子很孤独。有一次山里下雨，我早晨打开门，看到孩子们都蹲在教室门口呆呆地看天，上课也心不在焉，我感觉他们特别孤独，就像自己小时候经历的那样。当天气不好尤其是感到冷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念爸爸妈妈，想要多一点温暖。有一次，我与一个孩子聊天，他说：“帮我画画妈妈好吗？”我说：“好啊，你妈妈是什么样子？”那孩子摇着头说：“不记得了！”我一下子呆住了。有一次，一个女孩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江老师，我能喊你一声妈妈吗？”那一刻，我紧紧抱住她，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心里暗想，一定要让这里的孩子快乐起来。 记：你是如何引导他们的？
江：我开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些人生观方面的引导，我给他们讲我自己的故事。小时候，我曾跟一位名叫章燕的老师学习舞蹈，父母工作忙，经常没时间接我放学，章老师就把我带到她的宿舍，给我做饭，天再晚些，她骑着单车把我送到我妈妈的单位，这些记忆让我觉得无比幸福。后来，章老师患白血病去世了，我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很长时间不能接受。朋友开导我说：“其实老师并没有离开，她的很多教导都在你心里了，她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不管你走到哪里，找到那颗星星，她会鼓励你。”讲这个故事，我是想对孩子们表明，亲人和老师不能陪伴我们一生，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平时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父母不在时，要铭记他们的教诲，心里始终装着他们，这样父母就像时刻陪伴着我们一样。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毕竟他们正处在最需要爱的年龄。
记：每次支教结束，和孩子们分别是你最难过的时刻吧？
江：头几年支教，每次和那里的孩子分别，对我的心理都是一种折磨。孩子们跟在车子后面跑，我在车上哭，从学校到县城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哭。那时，我觉得这些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我对他们有太多的惦念和不舍。后来，我觉得这样伤感的离别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负能量，此后，我尽最大努力做到微笑着离开，或者撒一个善意的谎。孩子们周末回家的时候，我在他们每个人的课桌上留个小字条，嘱咐他们要乖乖的，小江老师明年还会回来的。去年10月，周末我就要离开了，一个小姑娘预感到我会走，放学后拽着另一个女孩来问我：“小江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我说：“是的，先别告诉别的同学，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给她系上围巾，催她们赶紧回家，她们沿着山路走到学校对面一块大石头旁，蹲在那儿不走了。我大声催她们快回家，没想到，那个女孩隔着山谷喊：“小江老师，你可不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于是，我把手机号码高声说给了她们。我和孩子一问一答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那个场景让我终生难忘。当你带给孩子们爱的时候，你也沐浴在他们的爱当中。平时，我喜欢听的就是孩子们叫我“小江妈妈”，这种感受在喧嚣的都市是很难体会到的。
记：和孩子们之间还有没有感人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江：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有一年，我正在上课的时候，一个男孩拉着一个更小的男孩跑进教室，他是我之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已经转到别的学校去了。他进来后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在喘气。过了一会儿，他妈妈的电话打到学校来了，说她儿子像疯了一样去看小江老师了，问孩子到了没有。那个孩子的家离学校有两个小时的山路，结果他拉着弟弟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跑过来了，就为了看我一眼。我和他说了没几句话，他摸着肚子说：“小江老师，我好饿！”他和弟弟跑了一路，运动量大，结果饿了。我赶紧拿出馒头给他们吃，兄弟俩狼吞虎咽的样子特别可爱。吃完馒头，他和弟弟抹了抹嘴，又跑着回家了。这些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感受着孩子对我纯真的爱，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记：别的明星都在忙着拍戏、上各类节目淘金，你却每年都要支教，是怎么想的？
江：做公益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能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面对一双双纯净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比多上几个节目更有价值。我喜欢演戏，却不想当明星，不喜欢被包裹在演戏以外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我曾动过离开娱乐圈的念头，在德国柏林，我看到过一个雕塑：一个小人从高空坠落，但又不甘心摔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一根横杆，做着最后的努力。这个雕塑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陈道明老师开导我，说在这个圈子里，平衡是一种能力，既然身处其中，就不能只有自我。到巴马支教让我找回了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让我忘掉了一切不快，支教成了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成了我珍贵的公益假期。
记：巴马当地的孩子知道你是明星吗？
江：每次我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离开，从未通过任何媒体曝光，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这份纯粹，而且我做的这些也不值得去说。在学生们眼里，我只是他们的小江老师，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职业。2011年11月，第六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北京举行，我获得新锐女演员奖，我没去领奖。那天，我仍在长洞小学支教，我从县城借来一台放映机，在露天给孩子和村民们放电影，这是我在兑现给孩子们的承诺。相比到北京领奖，我更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这份单纯的快乐。电影是露天放映的，孩子们和附近的村民都坐在石头上、台阶上，场面令人难忘。当我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孩子们都非常惊讶：“小江老师怎么会在荧幕里？她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从那时开始，孩子们才知道我演过电影。
记：你建立了自己的“爬行者”支教团队，这个名字有何寓意呢？
江：平时我自称“江小爬”，就像我做的事情、走的路一样，一点一滴，很慢，很小，但它是可以深入人心的。一开始，我带着助理去广西，后来，很多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支教，再后来有粉丝和志愿者加入，慢慢有了“爬行者”支教团队。我对志愿者的选择非常严格，每一个支教老师的简历、邮件都亲自看，有的还通过网络面试。我们的团队制作了印有“爬行者”logo的T恤和背包，很多志愿者都在当地坚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很多穿着“爬行者”T恤的志愿者出现在四川、西藏等地，他们到我们的爱心义卖网站上买“志愿者”背包，代表我们“爬行者”到某一个地方去支教，但又不会给我讲，这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才是最让人感动、最可爱的人。
记：你带动明星朋友做了不少公益，能讲讲这方面的事吗？
江：为了筹资帮助巴马县的山村小学，我建起了爱心义卖网站，平时不穿的衣服都拿到网上拍卖。圈中好友也纷纷支持：陈道明老师贡献出自己的高尔夫球帽，孙俪把她拍戏时戴的帽子也拿了出来，还有周迅的墨镜、胡彦斌的摇滚挂饰等。我在巴马支教的时候，周迅经常寄给我满满一大箱物品，还问我够不够。2014年冬天，周迅拿出了私人物品义卖的全部收入，和我协商后，给长洞小学的全体学生做了一身夹棉的厚校服。2015年9月11日，我在北京举办了公益摄影展，我的摄影作品以单幅最低5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公开拍卖，最高一幅卖了20万元。黄渤高价买下我的两幅作品，尔冬升的妻子罗晓文也花3万多元买走一幅作品。我将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巴马的山区教育。我的处女作《我是爬行者小江》获得了刘亦菲、陈冲、高圆圆等多位好友推荐，一向低调的陈道明老师为我的新书作序，我的新书出售的全部收入，也会捐赠给山区教育事业。
记：未来你还有什么打算？
江：我拿出100万元在巴马设立了公益教育基金，此后每年都会在山区资助10个小朋友，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除了在广西支教外，我还将前往四川的大凉山支教。自从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后，我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尤其重要，决定启动远程支教计划。建立远程支教系统的初衷就是让孩子们想找到说话的人时，可以随时找到这些老师，也许老师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改变孩子的一生。为了这一计划，我成立了一个团队，筹备资金预算和操作细节，先在一所学校建立一个示范点，等建成之后，再推广到其他学校。
〔编辑：刘波〕
因拍戏和山里孩子结缘，自筹资金帮学校改善环境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如何与巴马结缘的？
江一燕（以下简称江）：2007年夏天，电影《撒谎的村庄》在广西巴马开机，外景地就选在巴马县东山乡的小嘎牙村。我们从南宁下飞机，坐车到巴马县城需要六七个小时，从县城到小嘎牙村又要一个多小时。山路不通，我们要爬山到村里，光是路途上的艰难，已经让我的心有所触动。小嘎牙村偏远落后，几乎处于原始状态。村里的成年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5岁的孩子已经是“小家长”了。村子里只有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教室，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上课，村里的孩子只能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东长乡的长洞小学去上课。翻山越岭中，孩子们的脚被磨得又黑又肿。拍戏间隙，我去过长洞小学，那里的校舍非常简陋。晚上，六七个孩子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连个被子都没有。学校没有食堂，回不了家的孩子，就在山坡上支个锅，自己煮土豆吃。
记：拍戏期间，你和当地孩子有过接触吗？
江：不拍戏的时候，我主动找当地的孩子聊天，给他们唱歌、跳舞，教他们学说普通话。孩子们很快喜欢上了我，并经常给我送礼物，比如几个新鲜的玉米棒。当地土地贫瘠，玉米零星地种在陡峭的山坡上，孩子们背着小箩筐，需要爬40多分钟山路才能摘到。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聊天的时候，说起野生木瓜，我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们就把野生木瓜送到了我面前，我不知道他们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找到它的，反正要比摘几个鲜玉米棒难得多。孩子们的朴实感动得我常常流泪，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予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了要给予我。那些孩子得到的东西这么少，但还愿意付出，他们朴实得让人心疼。3个月的戏拍完了，我的心却留在了小嘎牙村，我决定每年都要到长洞小学支教一段时间。
记：当地许多孩子辍了学，你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找回来的？
江：拍完戏，我和那里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我了解到，村里的很多大人出去打工了，不少适龄孩子没去上学，如果孩子们不读书，当地就会越来越穷。于是，我拿出5000元钱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学习好的同学每人奖励500元。这一举措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第二学期，长洞小学一下子多了100多名学生，小嘎牙村许多不上学的孩子又回到了学校。
记：这些年，你为改善长洞小学的设施做了很多事情吧？
江：长洞小学建在山坡上，从教室到操场，地面都没有硬化，下雨的时候，孩子们经常摔跤，去趟厕所也很费劲儿。我出资把校园里的土路全部硬化，重新修建了厕所。学校连个正规的旗杆都没有，我和志愿者又整修了升旗的设施。路远的孩子晚上回不了家，而学校宿舍每张床睡六七个孩子，连条被子都没有，山里蚊子多，孩子们不能保证每床一个蚊帐。我就从县城买来被子和蚊帐，解决了他们的睡觉问题。还有吃饭问题，我第一次见到孩子们把锅支在小山坡上做饭，走过去一看，锅里没有菜，有的孩子只吃土豆，一到下雨天连饭都没法做了。我就想办法给他们建了个厨房，平时偶尔改善一下伙食。
记：农村小学文体活动较少，你给了他们什么帮助？
江：2008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支教时，看到学校没有电脑，没有广播扩音器，就决心为长洞小学建一个广播站。城里的孩子天天都有音乐相伴，我不敢想一个孩子的童年没有音乐会是怎样的。于是，我在自己的爱心义卖网站上义卖了我在电影《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的戏服、自己亲笔签名的爱心CD，并在上海一位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建成了长洞小学校园广播站。广播站开通那天，听着悦耳的音乐，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在博客里发布这一消息时，很多人看到视频都落泪了。现在，那里的孩子天天都能在学校听到动听的乐曲，伴着音乐做操。山里的孩子很少上体育课，更别说开什么运动会了。2009年11月19日，在我的努力下，长洞小学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会，运动会的项目有跳绳、拔河、短跑等，孩子们踊跃参加，获奖的、没获奖的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从那以后，长洞小学把11月19日定为“学校运动会日”，作为一个传统，延续下去。
支教时夜里不敢上厕所，孩子们纯真的爱让她落泪
记：支教生活一定很苦，你都教哪些科目？
江：我和当地老师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宿舍简陋，冬天风灌进来，经常冻得整宿睡不着觉。半夜上厕所，我每次都要思想斗争好半天，才敢走出去。虽然生活苦些，但很充实，我用享受的心态投入到支教工作中去。我在学校里教过音乐、手工、舞蹈、体育、生理卫生等，我希望孩子们在主课之外能培养出一点艺术上的感知。
记：与山里的孩子在一起，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江：孩子们都很孤独，那种孤独我深有体会。我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工作忙，小时候我经常搬个小板凳呆坐在门前看雨，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只能跟自己说话，很渴望能有一个交流的人。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山里的留守孩子很孤独。有一次山里下雨，我早晨打开门，看到孩子们都蹲在教室门口呆呆地看天，上课也心不在焉，我感觉他们特别孤独，就像自己小时候经历的那样。当天气不好尤其是感到冷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念爸爸妈妈，想要多一点温暖。有一次，我与一个孩子聊天，他说：“帮我画画妈妈好吗？”我说：“好啊，你妈妈是什么样子？”那孩子摇着头说：“不记得了！”我一下子呆住了。有一次，一个女孩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江老师，我能喊你一声妈妈吗？”那一刻，我紧紧抱住她，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心里暗想，一定要让这里的孩子快乐起来。 记：你是如何引导他们的？
江：我开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些人生观方面的引导，我给他们讲我自己的故事。小时候，我曾跟一位名叫章燕的老师学习舞蹈，父母工作忙，经常没时间接我放学，章老师就把我带到她的宿舍，给我做饭，天再晚些，她骑着单车把我送到我妈妈的单位，这些记忆让我觉得无比幸福。后来，章老师患白血病去世了，我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很长时间不能接受。朋友开导我说：“其实老师并没有离开，她的很多教导都在你心里了，她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不管你走到哪里，找到那颗星星，她会鼓励你。”讲这个故事，我是想对孩子们表明，亲人和老师不能陪伴我们一生，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平时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父母不在时，要铭记他们的教诲，心里始终装着他们，这样父母就像时刻陪伴着我们一样。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毕竟他们正处在最需要爱的年龄。
记：每次支教结束，和孩子们分别是你最难过的时刻吧？
江：头几年支教，每次和那里的孩子分别，对我的心理都是一种折磨。孩子们跟在车子后面跑，我在车上哭，从学校到县城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哭。那时，我觉得这些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我对他们有太多的惦念和不舍。后来，我觉得这样伤感的离别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负能量，此后，我尽最大努力做到微笑着离开，或者撒一个善意的谎。孩子们周末回家的时候，我在他们每个人的课桌上留个小字条，嘱咐他们要乖乖的，小江老师明年还会回来的。去年10月，周末我就要离开了，一个小姑娘预感到我会走，放学后拽着另一个女孩来问我：“小江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我说：“是的，先别告诉别的同学，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给她系上围巾，催她们赶紧回家，她们沿着山路走到学校对面一块大石头旁，蹲在那儿不走了。我大声催她们快回家，没想到，那个女孩隔着山谷喊：“小江老师，你可不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于是，我把手机号码高声说给了她们。我和孩子一问一答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那个场景让我终生难忘。当你带给孩子们爱的时候，你也沐浴在他们的爱当中。平时，我喜欢听的就是孩子们叫我“小江妈妈”，这种感受在喧嚣的都市是很难体会到的。
记：和孩子们之间还有没有感人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江：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有一年，我正在上课的时候，一个男孩拉着一个更小的男孩跑进教室，他是我之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已经转到别的学校去了。他进来后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在喘气。过了一会儿，他妈妈的电话打到学校来了，说她儿子像疯了一样去看小江老师了，问孩子到了没有。那个孩子的家离学校有两个小时的山路，结果他拉着弟弟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跑过来了，就为了看我一眼。我和他说了没几句话，他摸着肚子说：“小江老师，我好饿！”他和弟弟跑了一路，运动量大，结果饿了。我赶紧拿出馒头给他们吃，兄弟俩狼吞虎咽的样子特别可爱。吃完馒头，他和弟弟抹了抹嘴，又跑着回家了。这些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感受着孩子对我纯真的爱，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带动明星“朋友圈”做公益，支教已成为她的生活方式
记：别的明星都在忙着拍戏、上各类节目淘金，你却每年都要支教，是怎么想的？
江：做公益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能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面对一双双纯净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比多上几个节目更有价值。我喜欢演戏，却不想当明星，不喜欢被包裹在演戏以外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我曾动过离开娱乐圈的念头，在德国柏林，我看到过一个雕塑：一个小人从高空坠落，但又不甘心摔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一根横杆，做着最后的努力。这个雕塑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陈道明老师开导我，说在这个圈子里，平衡是一种能力，既然身处其中，就不能只有自我。到巴马支教让我找回了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让我忘掉了一切不快，支教成了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成了我珍贵的公益假期。
记：巴马当地的孩子知道你是明星吗？
江：每次我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离开，从未通过任何媒体曝光，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这份纯粹，而且我做的这些也不值得去说。在学生们眼里，我只是他们的小江老师，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职业。2011年11月，第六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北京举行，我获得新锐女演员奖，我没去领奖。那天，我仍在长洞小学支教，我从县城借来一台放映机，在露天给孩子和村民们放电影，这是我在兑现给孩子们的承诺。相比到北京领奖，我更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这份单纯的快乐。电影是露天放映的，孩子们和附近的村民都坐在石头上、台阶上，场面令人难忘。当我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孩子们都非常惊讶：“小江老师怎么会在荧幕里？她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从那时开始，孩子们才知道我演过电影。
记：你建立了自己的“爬行者”支教团队，这个名字有何寓意呢？
江：平时我自称“江小爬”，就像我做的事情、走的路一样，一点一滴，很慢，很小，但它是可以深入人心的。一开始，我带着助理去广西，后来，很多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支教，再后来有粉丝和志愿者加入，慢慢有了“爬行者”支教团队。我对志愿者的选择非常严格，每一个支教老师的简历、邮件都亲自看，有的还通过网络面试。我们的团队制作了印有“爬行者”logo的T恤和背包，很多志愿者都在当地坚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很多穿着“爬行者”T恤的志愿者出现在四川、西藏等地，他们到我们的爱心义卖网站上买“志愿者”背包，代表我们“爬行者”到某一个地方去支教，但又不会给我讲，这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才是最让人感动、最可爱的人。
记：你带动明星朋友做了不少公益，能讲讲这方面的事吗？
江：为了筹资帮助巴马县的山村小学，我建起了爱心义卖网站，平时不穿的衣服都拿到网上拍卖。圈中好友也纷纷支持：陈道明老师贡献出自己的高尔夫球帽，孙俪把她拍戏时戴的帽子也拿了出来，还有周迅的墨镜、胡彦斌的摇滚挂饰等。我在巴马支教的时候，周迅经常寄给我满满一大箱物品，还问我够不够。2014年冬天，周迅拿出了私人物品义卖的全部收入，和我协商后，给长洞小学的全体学生做了一身夹棉的厚校服。2015年9月11日，我在北京举办了公益摄影展，我的摄影作品以单幅最低5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公开拍卖，最高一幅卖了20万元。黄渤高价买下我的两幅作品，尔冬升的妻子罗晓文也花3万多元买走一幅作品。我将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巴马的山区教育。我的处女作《我是爬行者小江》获得了刘亦菲、陈冲、高圆圆等多位好友推荐，一向低调的陈道明老师为我的新书作序，我的新书出售的全部收入，也会捐赠给山区教育事业。
记：未来你还有什么打算？
江：我拿出100万元在巴马设立了公益教育基金，此后每年都会在山区资助10个小朋友，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除了在广西支教外，我还将前往四川的大凉山支教。自从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后，我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尤其重要，决定启动远程支教计划。建立远程支教系统的初衷就是让孩子们想找到说话的人时，可以随时找到这些老师，也许老师一句鼓励的话，就能改变孩子的一生。为了这一计划，我成立了一个团队，筹备资金预算和操作细节，先在一所学校建立一个示范点，等建成之后，再推广到其他学校。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