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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是基于生态学的理念用生态学的方法控制传染病的病原体在人间传播,建立一种有节制的、可持续的、和平共处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杜绝或减少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动物病原体向人类转移,从源头上制止传染病的发生。
关键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传染病;预防措施
传染病一直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即使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的流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鼠疫、霍乱、流感、肺结核、血吸虫、病毒性肝炎等老牌传染病仍在全世界流行,艾滋病、疯牛病、SARS、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传染病的流行过程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生态因素对其的发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生态因素与传染病
“生态”是指各生命群落(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在环境中互栖共生的平衡关系。“生态系统”是指各生命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空气、水、无机盐类等)所组成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2]。但是,近30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人类的一些社会、经济行为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直接影响了传染病的动态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传染病并非纯粹的生物性疾病,生态平衡的破坏可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方面可直接导致野生动物的病原体传播至人类,另一方面也会促进病原体在致病性、抗原性、传播途径和感染宿主的类型等方面发生改变,导致一些病原体跨越物种屏障而感染人类,具体表现有:(1)使人类接近了那些早已存在,但尚不为人类所熟悉的自然疫源地。当人类到这些地区旅游、狩猎、伐木或探险考察时,与传染源的接触机会增大,容易发生自然疫源性疾病。(2)为传播虫媒、传染源提供更好的生存和滋生条件。例如,农村人畜粪便、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是造成农村肠道传染病与寄生虫病高发的主要原因;工业发展等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普遍变暖,为蚊虫等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促进了虫媒传染病的流行。(3)增加了带菌动物或使人类与带菌动物更加接近。例如,动物养殖业中猪、鸭和鸡混合饲养,为新流感毒株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的天然实验室,致使菌型在不同物种间重组,容易导致流感爆发。
生态的改变对人类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实施农业生产的科学规划,例如,人类对家畜、家禽生产的工业化可能有利于阻滞新流感大流行毒株的出现和传播。
二、生态预防是传染病的治本措施
我国的传染病防治一直实施“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传染病的病原体及其宿主和传播媒介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且近年来生态因素对传染病的流行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实施生态预防的工作策略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是指基于生态学的理念用生态学的方法控制传染病的病原体在人间传播,建立一种有节制的、可持续的、和平共处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杜绝或减少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动物病原体向人类转移,从源头上制止传染病的发生。
生态预防是传染病的治本措施,举例说明如下:
1.禽流感预防
禽流感是一種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传染性疾病,主要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家禽(包括火鸡、鸡、鹅和鸭等)和野禽(包括野鸭、野鹅、天鹅等)。近来发现一些禽流感病毒能越过种属的屏障传给人类和一些哺乳类动物,如海豹、鲸鱼、猪和马等。如果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基因重组,很可能产生新亚型,在人类中造成大流行。因此,防止禽流感流行是预防人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的第一道防线。
我国的家禽饲养数目大,存在人、旱禽(鸡)、水禽(鸭、鹅)、猪、马一起饲养的条件,以及人与家(野)禽、家畜接触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和不同动物体内的流感病毒实现杂交重组,产生对人类有威胁的变种;另外,我国约60%的家禽为散养,分散的饲养方式为防疫带来了较大的成本(分散防疫疫苗浪费大、耗工多),导致农村防疫不彻底,为动物疫病的防治带来了巨大隐患。因此,作为治本措施,要彻底改变影响新流感病毒发生的生态环境:下定决心杜绝家禽和家畜散养和混养的现象,实施家禽家畜的分类饲养、集中饲养和集中宰杀等措施。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生产效益,还可以阻断流感病毒变异的重要渠道,家畜、家禽生产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是有利于阻滞新的大流行的人流感病毒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2.SARS的预防
SARS在我国广东的首先出现,与当地居民偏嗜野生动物的习性有关。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偏嗜习性破坏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使人类自身陷入了危险境地。人类要彻底摆脱SARS之类疾病的风险,首先要规范自身的饮食行为,管住嘴巴,不让野生动物进餐厅。有必要对动物市场进行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关闭可疑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禁止可疑野生动物的饲养、运输、销售、屠宰和食用,对违反禁令的贸易场所和个人进行查处,并加强动物市场的改造及环境卫生清理等工作;在动物市场建立动物进入许可、分类饲养、集中屠宰、每天定时冲洗消毒等制度,使市场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改善。事实证明,此措施对降低市场动物SARS抗体的携带率,控制人类SARS疫情是卓有成效的。
3.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的预防
某些疾病(如鼠疫、森林脑炎、出血热等)经常出现于某地区,是由于该地区存在有本病的动物传染源、传播媒介及病原体在动物间生存传播的自然条件。这类疾病的病原体不依靠人的存在而能在自然界生存繁殖,当人类进入此地区时,才能被传染,这类传染病被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也在加剧,在进行社会生产劳动和自然勘探活动时可能会涉足新的自然疫源地,这可能会导致自然疫源地的破坏,也可能会形成新的自然疫源地,使自然疫源性疾病得以扩展和蔓延,甚至引来本地不存在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如森林的破坏导致森林脑炎的减弱或消失;推广水稻使黑线姬鼠密度上升,可使流行性出血热发生和流行;前苏联不适应地搞水利灌溉,扩大了水鼠的栖息面积,使土拉菌病得以扩展;1975～1976年人们到美国康涅狄克州的老莱姆地区砍伐后的再生林区度假,接触蜱的机会增多而造成莱姆病的流行等。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必须从预防生态环境不良因素的出现入手。
三、倡导“零级预防”是关键
“零级预防”是指在“疾病三级预防”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倡以政府为主体,多部门参与,通过制订法规、政策或指南,并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种不良因素的出现。这里“各种不良因素”可以指生物学或自然生态环境的危险因素,也可以指与经济、社会、政策、行为等有关的不利国民健康的因素。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正是针对生态因素与传染病的关系,通过预防可能会引起传染病爆发流行的生态不良因素的出现,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它是预防传染病发生的第一道关口,使我们及时将多种传染性疾病阻断在侵入人群前的阶段或限制在很小的疫点或疫区内,真正实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前移战略。因此,“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正是“零级预防”在传染病预防控制领域的有效体现。
传染病的生态预防非常重要,但往往与政府的政策有关,而以政治家为核心的决策者本身就应该是公共卫生预防的主角。而现有“疾病三级预防”的理论体系,没有明确概括上述重要的观点,已显得不够完善;且随着传染病不断带来的新挑战,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必须适应客观实际,随时制宜。为此,我们倡导将零级预防引入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体系中,实施传染病的生态预防,希望构建更合理、更完整的传染病四级预防体系。
因此,在控制传染病时,生态预防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生态环境改变之前,以政府为主体,卫生主管部门可与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开展生态流行病学研究,充分考察、评价和论证生态环境的改变是否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以治理沙漠、植树造林等恢复生态平衡的方式,遏制病原体的媒介和宿主的生存条件,进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流行;或在利用和保护可用资源的同时,查明潜在的有害因素,权衡利弊,防止破坏生态平衡给公众健康造成危害或形成潜在威胁。
关键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传染病;预防措施
传染病一直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即使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的流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鼠疫、霍乱、流感、肺结核、血吸虫、病毒性肝炎等老牌传染病仍在全世界流行,艾滋病、疯牛病、SARS、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传染病的流行过程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生态因素对其的发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生态因素与传染病
“生态”是指各生命群落(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在环境中互栖共生的平衡关系。“生态系统”是指各生命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空气、水、无机盐类等)所组成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2]。但是,近30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人类的一些社会、经济行为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直接影响了传染病的动态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传染病并非纯粹的生物性疾病,生态平衡的破坏可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方面可直接导致野生动物的病原体传播至人类,另一方面也会促进病原体在致病性、抗原性、传播途径和感染宿主的类型等方面发生改变,导致一些病原体跨越物种屏障而感染人类,具体表现有:(1)使人类接近了那些早已存在,但尚不为人类所熟悉的自然疫源地。当人类到这些地区旅游、狩猎、伐木或探险考察时,与传染源的接触机会增大,容易发生自然疫源性疾病。(2)为传播虫媒、传染源提供更好的生存和滋生条件。例如,农村人畜粪便、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是造成农村肠道传染病与寄生虫病高发的主要原因;工业发展等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普遍变暖,为蚊虫等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促进了虫媒传染病的流行。(3)增加了带菌动物或使人类与带菌动物更加接近。例如,动物养殖业中猪、鸭和鸡混合饲养,为新流感毒株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的天然实验室,致使菌型在不同物种间重组,容易导致流感爆发。
生态的改变对人类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实施农业生产的科学规划,例如,人类对家畜、家禽生产的工业化可能有利于阻滞新流感大流行毒株的出现和传播。
二、生态预防是传染病的治本措施
我国的传染病防治一直实施“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传染病的病原体及其宿主和传播媒介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且近年来生态因素对传染病的流行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实施生态预防的工作策略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是指基于生态学的理念用生态学的方法控制传染病的病原体在人间传播,建立一种有节制的、可持续的、和平共处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杜绝或减少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动物病原体向人类转移,从源头上制止传染病的发生。
生态预防是传染病的治本措施,举例说明如下:
1.禽流感预防
禽流感是一種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传染性疾病,主要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家禽(包括火鸡、鸡、鹅和鸭等)和野禽(包括野鸭、野鹅、天鹅等)。近来发现一些禽流感病毒能越过种属的屏障传给人类和一些哺乳类动物,如海豹、鲸鱼、猪和马等。如果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基因重组,很可能产生新亚型,在人类中造成大流行。因此,防止禽流感流行是预防人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的第一道防线。
我国的家禽饲养数目大,存在人、旱禽(鸡)、水禽(鸭、鹅)、猪、马一起饲养的条件,以及人与家(野)禽、家畜接触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和不同动物体内的流感病毒实现杂交重组,产生对人类有威胁的变种;另外,我国约60%的家禽为散养,分散的饲养方式为防疫带来了较大的成本(分散防疫疫苗浪费大、耗工多),导致农村防疫不彻底,为动物疫病的防治带来了巨大隐患。因此,作为治本措施,要彻底改变影响新流感病毒发生的生态环境:下定决心杜绝家禽和家畜散养和混养的现象,实施家禽家畜的分类饲养、集中饲养和集中宰杀等措施。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生产效益,还可以阻断流感病毒变异的重要渠道,家畜、家禽生产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是有利于阻滞新的大流行的人流感病毒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2.SARS的预防
SARS在我国广东的首先出现,与当地居民偏嗜野生动物的习性有关。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偏嗜习性破坏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使人类自身陷入了危险境地。人类要彻底摆脱SARS之类疾病的风险,首先要规范自身的饮食行为,管住嘴巴,不让野生动物进餐厅。有必要对动物市场进行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关闭可疑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禁止可疑野生动物的饲养、运输、销售、屠宰和食用,对违反禁令的贸易场所和个人进行查处,并加强动物市场的改造及环境卫生清理等工作;在动物市场建立动物进入许可、分类饲养、集中屠宰、每天定时冲洗消毒等制度,使市场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改善。事实证明,此措施对降低市场动物SARS抗体的携带率,控制人类SARS疫情是卓有成效的。
3.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的预防
某些疾病(如鼠疫、森林脑炎、出血热等)经常出现于某地区,是由于该地区存在有本病的动物传染源、传播媒介及病原体在动物间生存传播的自然条件。这类疾病的病原体不依靠人的存在而能在自然界生存繁殖,当人类进入此地区时,才能被传染,这类传染病被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也在加剧,在进行社会生产劳动和自然勘探活动时可能会涉足新的自然疫源地,这可能会导致自然疫源地的破坏,也可能会形成新的自然疫源地,使自然疫源性疾病得以扩展和蔓延,甚至引来本地不存在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如森林的破坏导致森林脑炎的减弱或消失;推广水稻使黑线姬鼠密度上升,可使流行性出血热发生和流行;前苏联不适应地搞水利灌溉,扩大了水鼠的栖息面积,使土拉菌病得以扩展;1975～1976年人们到美国康涅狄克州的老莱姆地区砍伐后的再生林区度假,接触蜱的机会增多而造成莱姆病的流行等。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必须从预防生态环境不良因素的出现入手。
三、倡导“零级预防”是关键
“零级预防”是指在“疾病三级预防”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倡以政府为主体,多部门参与,通过制订法规、政策或指南,并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种不良因素的出现。这里“各种不良因素”可以指生物学或自然生态环境的危险因素,也可以指与经济、社会、政策、行为等有关的不利国民健康的因素。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正是针对生态因素与传染病的关系,通过预防可能会引起传染病爆发流行的生态不良因素的出现,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它是预防传染病发生的第一道关口,使我们及时将多种传染性疾病阻断在侵入人群前的阶段或限制在很小的疫点或疫区内,真正实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前移战略。因此,“传染病的生态预防”正是“零级预防”在传染病预防控制领域的有效体现。
传染病的生态预防非常重要,但往往与政府的政策有关,而以政治家为核心的决策者本身就应该是公共卫生预防的主角。而现有“疾病三级预防”的理论体系,没有明确概括上述重要的观点,已显得不够完善;且随着传染病不断带来的新挑战,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必须适应客观实际,随时制宜。为此,我们倡导将零级预防引入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体系中,实施传染病的生态预防,希望构建更合理、更完整的传染病四级预防体系。
因此,在控制传染病时,生态预防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生态环境改变之前,以政府为主体,卫生主管部门可与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开展生态流行病学研究,充分考察、评价和论证生态环境的改变是否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以治理沙漠、植树造林等恢复生态平衡的方式,遏制病原体的媒介和宿主的生存条件,进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流行;或在利用和保护可用资源的同时,查明潜在的有害因素,权衡利弊,防止破坏生态平衡给公众健康造成危害或形成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