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我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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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岁那年春天,我正上高一。那时在班里结交了几个铁哥们儿,他们总拉着我一起溜到校外的饭馆里喝酒吃饭,尤其是周末,常常喝得一塌糊涂,一路吆喝着回到寝室,拿出扑克牌,扎成一堆“炸金花”。在铁哥们儿中惟有我来自乡下,他们大多是富家子弟,出手相当阔绰。开始,我只是在一边看,偶尔拍拍巴掌起哄。渐渐地,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了。终于有一次,我不但把本钱输掉,还把借来的钱输了个精光。没想到,那个同学事后第3天就让我还账,还找来两个社会青年把我挟持到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个从屁股后面摸出小刀,在我眼前晃着说:“下个星期再不还钱,非放你的血不可。”
  踏着暮色回到家,母亲正在用新摘的槐花做面汤。她赶紧从厨房出来,惊喜地说:“怪不得今儿一早喜鹊在枝头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原来是儿子回来了。早知道你回来,今儿就让你爸爸去集市上割点儿肉,给你补补身子。”尽管有3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母亲依然风趣乐观,边说边扯起件衣服擦凳子:“快坐下歇歇。”
  “妈,我不累。”
  “不累也歇着,妈给你做蛋炒饭去。”
  蛋炒饭是我最爱吃的主食,那顿饭却索然无味。母亲忙问:“孩子,要是不合口味,妈再去给你回锅?”听母亲这么说,我的眼圈一热,泪珠差点儿滚出来,幸亏灯光微弱,没被发现。
  对于我的反常,母亲总找些笑料逗我开心,我只好勉强挤出点儿笑容。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开口了:“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家里给你想办法。”听到父亲的这句话,我的脑袋顿时“轰”地一下。我每个月末回来拿生活费,而这次仅仅半个月。在1分钟内,我调整一下心态,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班里要组织一次春游活动,需要交通住宿费。”父亲许久没有说话,母亲打破沉默:“整天锁在校园里,出去透透气是件好事。”
  “需要多少钱?”父亲问。
  “全加在一起,得136元。”
  母亲一惊,竟脱口说出:“这么多呀?”
  “其实,我本来不愿去,想把那几天时间利用起来好好复习一下外语,结果不去不行,不去也得缴费。要不,我星期一再给老师说说,看能不能给我破例。”
  “怎么不去?一定要去,钱是小事,我们就是一年锅里不见油水,也不能让你在同学们面前矮半头。”母亲说。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父母说谎,难怪他们不得不信。从小到大我最听话,奖状年年朝家里捧,被乡亲誉为最有出息的孩子。看着父母面面相觑,悬在心里的石头也落了下来,反而比刚开始说谎时坦然了许多,似乎真有旅游这么回事。
  10点多时,困意袭身,趴在桌上昏昏欲睡。母亲说:“走了那么长的山路,先回房歇着吧,钱的问题不用操心。”
  迷迷糊糊走进里屋,衣服也懒得脱,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不知睡了多久,一觉醒来,人也精神了许多,屋里亮着煤油灯,父母在低声交谈。
  “唉,春上买肥料的钱还没有着落,偏偏又遇上这种事情,可咋办呢?”是父亲的声音,“说实话,每次孩子回来,我心里就发憷。”
  母亲说:“可别让孩子听到了,别人还羡慕咱家有在县城上学的呢。老张家孩子都在外面打工,一天不是照样吃3顿饭,也不比咱们好到哪里去。”
  “我不是不让孩子上学。他小子要是争气,将来我们去街头拣破烂喝凉水也是甜的;如果不争气……唉,钱哪钱!孩子的费用到底怎么办?你也想点儿办法呀!”
  “好办,猪不能卖,鸡不能卖,镇上不是有个收古玩意儿的老头儿吗,干脆把那双手镯卖了。”
  父亲说:“春鸡一条牛,要是把几只鸡卖了,以后怎么办?它们刚开窝下蛋,且不说换点儿油盐了,积攒起来腌成咸蛋,孩子回来让他带走,总比老吃咸菜好;现在猪还小,卖不上价钱;那镯子更不能卖,那是你家传下来的……我突然想了个办法。”
  “啥办法?”
  “不如跟孩子一块儿去县城,卖血去。”
  “啊?”母亲惊讶。父亲压低声音,不要母亲大惊小怪。
  我再也躺不下去了,鼻子发酸,眼圈一热,泪水涌了出来。他们见到我的模样先是一愣,母亲连忙站起来说:“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小时候常做噩梦被吓得哭,这么多年都没事,怎么又发生了?”
  “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当我把要钱真相说出后,一贯不抽烟的父亲被指尖上袅袅而升的烟雾呛得连连咳嗽,母亲却把我揽在怀里。那一刻,我真希望他们劈头盖脸臭骂一顿。良久,母亲说:“农村里挣个钱不容易。孩子,记住这次教训。你能说出来,证明还没有变坏。以后,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
  第二天一大早,舅舅送来200元钱,说是给我们家买肥料用的,父母把钱给了我。回到学校,我片刻没耽误就还清了债务。从此,与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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