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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能源需求市场广阔。为了缓解能源供应矛盾，国民政府因地制宜建立起来了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战时能源供应体系，为抗战后方重庆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
抗战爆发后，东部工业、学校、机关、人口的迁入，对重庆的能源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建立起重庆能源工业体系。战时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为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力支持，因此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能源研究意义重大。万安中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问题研究综述》和《抗战时期大后方可替代性能源的研发与应用》中分别对大后方能源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不足之处；以及可替代性能源实验的必然性、实验过程、推广和应用。唐去非的《浅析抗战时期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及原因》论述了西部能源工业的发展概况和原因。何海的《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输入评析》评价了大后方能源输入的特点，并指出不足。然而对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能源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从抗战时期重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入手，分析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结构。
一、抗战时期重庆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內迁到了重庆地区。重庆逐渐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极大的刺激着对重庆的能源的开发。国民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技术支持、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发展能源。这样战时重庆能源工业迅速建立起来了，形成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酒精、煤炭等迅速发展的战时能源体系。
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开发水力电能。刘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电力工业建设》中指出，“资源委员会当时鉴于后方燃料供给之困难昂贵，逐计划选择有利地形之地点开发水力。龙溪河地处重庆下游四十公里，蕴藏水力至富，1935年已经初步计划勘测，1937年复勘详测后，遂决定开发”。据统计，抗战时期装机在200千瓦以上的电厂就有25家，装机总容量达43302千瓦，是抗战前（400千瓦）的100倍有余，发展迅速。同时石油和天然气也在准备中。“四川油矿之勘探，着手于抗战前一年，至民国27年由资源委员会设四川油矿勘探处，首于巴县石油沟开始凿井，翌年井深达850公尺，开始见人天然气喷出，再深钻至1400公尺，未见有油，所产气量亦并不丰。”[1]这次虽然没有开采出石油，但是为天然气的开采提供了条件。重庆地区石油开采的失败，资源委员会把目标转向石油资源丰富的西北大后方。“1938年翁文灏设了甘肃油矿筹备处，选定玉门县老君庙区，从事开采……到1942年，挖掘较深的油井有3口，其中1口日产原油五六百桶，汽油产量达180万加仑。”[2]玉门油矿成为战时石油的生产、加工基地。大量的石油從甘肃输入重庆，对抗战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即便如此，我国的汽油进口与汽油消费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民政府积极发展酒精工业，重庆地区的酒精业从无到有。抗战期间，“重庆地区的酒精厂登记的有14家，主要分布在巴县、江津、永川、北碚、璧山和重庆。其中有13家的酒精年产量都在10万加仑以上，多者可达30万加仑以上。”[3]抗战时期的酒精工业不仅对战时军用和后方交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到1936年在四川省建设厅立案的大小煤矿工146家”。[4]由此估计，重庆地区的煤矿不是很多。到了抗战期间，重庆的煤矿迅速增加。周勇的《重庆通史》中写到“煤矿在嘉陵江流域星罗棋布，发展很快；1943年，这一地区的煤矿发展到254家。”此外，还有南桐煤田和永荣煤田地区的煤矿，煤矿发展快。
二、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
抗战时期，重庆的工厂、学校、企业、行政机关和人口急剧增长。能源供求矛盾突出，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开发重庆和大后方的能源并积极研究新能源，以补充战时能源之不足。抗战时期，重庆的能源工业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为重庆能源的消费提供了条件。
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多元化，能源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电力等。石油、酒精以及天然气主要用于交通、军用。电力供应工业和民用。电力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万安中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问题研究综述》中谈到“电力是二次能源，煤炭是主要燃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电力大多为火力发电。”可以得知，抗战时期的电力主要是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因此，煤炭是抗战时期重庆主要的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主要地位。
首先，重庆地区的煤炭产量大。煤炭生产集中在嘉陵江流域，周勇在《重庆通史》中指出1943年嘉陵江流域的煤矿产量84.16万吨（按10个月计算）。《中国矿业纪要 第六次》估计嘉陵江区每年产量可能最高，1943年的煤炭产量在100万吨以上。我们认为1942年前后重庆地区的煤炭生产至少在100万吨以上。原因是年产84.16万吨（以十个月计算）若按12个月计算，也有100万吨。除了嘉陵江流域的产煤，还有“战时煤都”的南桐煤矿以及永荣等地区的煤矿，加上这些地区的产煤，总量大大超过了100万吨，占四川省最多量290万吨（数据来自庄廷江的《抗战时期四川煤矿业研究》一文）的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煤炭的开采为重庆煤炭的消费提供了前提。
其次，因煤炭使用范围大。不仅可以为交通运输提供燃料，而且煤炭还可以作为火力发电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1942年嘉陵江区和綦江区分配重庆市各行业用煤共102.38万吨，其中兵工用煤占11.5%，电力用煤占10.3%，轮船用煤占9.8%，冶炼业占10.9%，纺织业占9.8%，化工占8.8%，炊事及其他占38.95%。”[5]我们可以看出，煤炭的使用比较普遍，既有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用煤，也有下层人们的生活用煤。
最后，煤炭在燃料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渝市燃料，惟煤是赖……渝市为长江上游第一商埠，人烟稠密，户口达10万，燃料大半为烟煤，整个渝市，至朝至暮，均在烟煤笼罩中。”[6]由此可知，抗战时期煤炭在重庆的能源消费中，占了一半以上，居于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为了抗战生产生活的需要，重庆的战时能源工业相继建立起来，逐渐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由战时重庆特殊的地位和环境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4辑[M].北京：三联书店，1961，8：942-943.
[2]唐去非.浅析抗战时期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及原因[J].湘潮（下半月），2012：（2），8.
[3]刘春.抗战时期的四川酒精工业[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23.
[4]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中国国民经济所发行，1939：Q2—7.
[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煤炭工业志[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技术出版，1998，11：165.
[6]矿业周报，1937，433：776—777.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
抗战爆发后，东部工业、学校、机关、人口的迁入，对重庆的能源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建立起重庆能源工业体系。战时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为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力支持，因此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能源研究意义重大。万安中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问题研究综述》和《抗战时期大后方可替代性能源的研发与应用》中分别对大后方能源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不足之处；以及可替代性能源实验的必然性、实验过程、推广和应用。唐去非的《浅析抗战时期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及原因》论述了西部能源工业的发展概况和原因。何海的《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输入评析》评价了大后方能源输入的特点，并指出不足。然而对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能源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从抗战时期重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入手，分析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结构。
一、抗战时期重庆能源工业体系的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內迁到了重庆地区。重庆逐渐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极大的刺激着对重庆的能源的开发。国民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技术支持、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发展能源。这样战时重庆能源工业迅速建立起来了，形成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酒精、煤炭等迅速发展的战时能源体系。
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开发水力电能。刘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电力工业建设》中指出，“资源委员会当时鉴于后方燃料供给之困难昂贵，逐计划选择有利地形之地点开发水力。龙溪河地处重庆下游四十公里，蕴藏水力至富，1935年已经初步计划勘测，1937年复勘详测后，遂决定开发”。据统计，抗战时期装机在200千瓦以上的电厂就有25家，装机总容量达43302千瓦，是抗战前（400千瓦）的100倍有余，发展迅速。同时石油和天然气也在准备中。“四川油矿之勘探，着手于抗战前一年，至民国27年由资源委员会设四川油矿勘探处，首于巴县石油沟开始凿井，翌年井深达850公尺，开始见人天然气喷出，再深钻至1400公尺，未见有油，所产气量亦并不丰。”[1]这次虽然没有开采出石油，但是为天然气的开采提供了条件。重庆地区石油开采的失败，资源委员会把目标转向石油资源丰富的西北大后方。“1938年翁文灏设了甘肃油矿筹备处，选定玉门县老君庙区，从事开采……到1942年，挖掘较深的油井有3口，其中1口日产原油五六百桶，汽油产量达180万加仑。”[2]玉门油矿成为战时石油的生产、加工基地。大量的石油從甘肃输入重庆，对抗战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即便如此，我国的汽油进口与汽油消费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民政府积极发展酒精工业，重庆地区的酒精业从无到有。抗战期间，“重庆地区的酒精厂登记的有14家，主要分布在巴县、江津、永川、北碚、璧山和重庆。其中有13家的酒精年产量都在10万加仑以上，多者可达30万加仑以上。”[3]抗战时期的酒精工业不仅对战时军用和后方交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到1936年在四川省建设厅立案的大小煤矿工146家”。[4]由此估计，重庆地区的煤矿不是很多。到了抗战期间，重庆的煤矿迅速增加。周勇的《重庆通史》中写到“煤矿在嘉陵江流域星罗棋布，发展很快；1943年，这一地区的煤矿发展到254家。”此外，还有南桐煤田和永荣煤田地区的煤矿，煤矿发展快。
二、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
抗战时期，重庆的工厂、学校、企业、行政机关和人口急剧增长。能源供求矛盾突出，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开发重庆和大后方的能源并积极研究新能源，以补充战时能源之不足。抗战时期，重庆的能源工业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为重庆能源的消费提供了条件。
抗战时期重庆能源消费多元化，能源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电力等。石油、酒精以及天然气主要用于交通、军用。电力供应工业和民用。电力在抗战时期发展迅速，万安中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能源问题研究综述》中谈到“电力是二次能源，煤炭是主要燃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电力大多为火力发电。”可以得知，抗战时期的电力主要是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因此，煤炭是抗战时期重庆主要的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主要地位。
首先，重庆地区的煤炭产量大。煤炭生产集中在嘉陵江流域，周勇在《重庆通史》中指出1943年嘉陵江流域的煤矿产量84.16万吨（按10个月计算）。《中国矿业纪要 第六次》估计嘉陵江区每年产量可能最高，1943年的煤炭产量在100万吨以上。我们认为1942年前后重庆地区的煤炭生产至少在100万吨以上。原因是年产84.16万吨（以十个月计算）若按12个月计算，也有100万吨。除了嘉陵江流域的产煤，还有“战时煤都”的南桐煤矿以及永荣等地区的煤矿，加上这些地区的产煤，总量大大超过了100万吨，占四川省最多量290万吨（数据来自庄廷江的《抗战时期四川煤矿业研究》一文）的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煤炭的开采为重庆煤炭的消费提供了前提。
其次，因煤炭使用范围大。不仅可以为交通运输提供燃料，而且煤炭还可以作为火力发电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1942年嘉陵江区和綦江区分配重庆市各行业用煤共102.38万吨，其中兵工用煤占11.5%，电力用煤占10.3%，轮船用煤占9.8%，冶炼业占10.9%，纺织业占9.8%，化工占8.8%，炊事及其他占38.95%。”[5]我们可以看出，煤炭的使用比较普遍，既有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用煤，也有下层人们的生活用煤。
最后，煤炭在燃料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渝市燃料，惟煤是赖……渝市为长江上游第一商埠，人烟稠密，户口达10万，燃料大半为烟煤，整个渝市，至朝至暮，均在烟煤笼罩中。”[6]由此可知，抗战时期煤炭在重庆的能源消费中，占了一半以上，居于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为了抗战生产生活的需要，重庆的战时能源工业相继建立起来，逐渐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由战时重庆特殊的地位和环境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4辑[M].北京：三联书店，1961，8：942-943.
[2]唐去非.浅析抗战时期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及原因[J].湘潮（下半月），2012：（2），8.
[3]刘春.抗战时期的四川酒精工业[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23.
[4]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中国国民经济所发行，1939：Q2—7.
[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煤炭工业志[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技术出版，1998，11：165.
[6]矿业周报，1937，433：7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