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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年近九旬仍身板硬朗、笔耕不辍，不时一篇随笔，一年一本新著，名震士林，人所共钦。知生莫若师。故先生八秩华诞，恩师启功先生赠硬笔书法：“难得人生老更忙。”
我是认真拜读中华书局《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后，经吴小如先生介绍，慕名修书求先生赐墨宝的。2007年国庆长假，我专程登门拜访，先生满头银发，仁蔼可亲，逐一给我解释所赐题跋、词稿、条幅、对联的内涵，心中倍添无限敬仰。
先生1923年6月出生于浙江萧山，其祖父裕恂公乃清末秀才、经学大师俞樾弟子，1905年负笈东瀛，与鲁迅先生同窗（日本弘文书院），曾任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教务长。裕恂公读到日人所著汉语语法大受刺激，回国后弃荣华如敝屣，潜心四年撰写了《汉文典》、《中国文学史》等著作。
俗话说：“爷爷痛长孙。”先生幼随祖父开蒙读书，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顺序颂诵背记。七岁北上天津后祖父还不时来信，修改先生习作，指导先生读书，受到了非常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学时代，先生得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六弟谢国捷先生指点。谢氏家富藏书，慷慨倜傥，经常与先生谈治学门径，鼓励动手作文，先生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1942年初，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启功等名师大家，打下了从事文史研究的入门基础。
先生自称一生主要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研究北洋军阀史。
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新学中学当教师，随后被选送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到副校长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当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一个偶然机会与北洋军阀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历史研究室刚刚接收一批政府部门移交的关于北洋军阀的藏档。范先生安排七个研究生承担整理任务，先生名列其中。这一百余麻袋档案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麻袋往地上一倒，尘土飞扬，鼠屎乱滚，呛人几近窒息。先生一袭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抖净尘土，然后按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密报、图片和杂类等检放好。每天下班，不仅外衣一身尘土，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白口罩变成了黑口罩。
档案整理的第二步工作轻松愉悦。七个研究生逐捆认真阅读，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大类，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后签上整理者姓名归档。这些珍贵材料引起先生极大兴趣，他有时第二天还去追踪查档，了解具体内容，这样利用空闲抄录相关材料足足两大册黄草纸本。处处留心皆学问。半年多的整档工作，先生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从未涉足的学术领域。
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的第二年，陆续在《历史教学》杂志发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等讲课记录，不及而立之年就进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专题”编委会，受史学大家荣孟源、谢国桢先生委托搜集资料。不久人事变换，编辑工作陷于停顿，然先生颇有斩获，为日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作了充分准备。1957年，先生应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请，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北洋军阀史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翻译此书，并增加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の军阀》，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相关学者案头的参考用书。
改革开放前后，先生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著述、历史档案、报纸杂志、方志笔记和文集传记等资料，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对象、阶段划分、地位影响、阶级基础等重大问题进行再研究，重新拟订编写方案，完成了三十六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以满足新知旧雨的期盼与需要。新著较原著不仅篇幅大为增加，而且条理更加清晰，论证更加缜密，论述范围也大为扩展，对学术界深入研究北洋军阀史、民国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洋军阀史稿》的付梓，令先生想起了三十年前参与编纂“北洋军阀专题”的往事，他希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终成完璧，上海人民出版社也适时派出叶亚廉编审亲临南开大学，订立编辑出版协议。先生全面策划，周密设计，发凡起例，焚膏继晷，拾遗补阙。这套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报刊和汇编等内容的丛书共五册计三百余万字，与《北洋军阀史稿》相匹配，既有专著又有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备。
然而，先生追求尽善尽美，又着手撰写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北洋军阀史》。他重新草拟提要，编写篇章要点，协调分撰者截稿时间，历时五年多终成一百余万字初稿。先生通读全稿，审定内容，划一体例，润色文字，2000年夏交付出版社。这部著作不仅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充分肯定，还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二件事：研究古典目录学。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功底深厚，又善于启迪后学。先生得名师指点，大学时代深读《书目答问补正》，遍读与此相关著作，编写《书目答问补正》人名、书名、姓名略人物著作三套索引，并用毛笔写成一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本书经过三个回合的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作者信息输入大脑。先生祛除迷雾，登堂窥视古典目录学领域，找到了曲径通幽的乐趣。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处于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于是重理旧业，温故知新，仿《四库全书总目标注》之例，搜求叶德辉、邵瑞彭、刘明扬、高熙曾诸藏书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漏过录于《书目答问补正》。久之，天头地角满目疮痍，字里行间充盈毛笔小字，书中更有夹纸黏条，外人不忍卒读。先生却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反复修改完善，倍加珍惜爱护，不料“文化大革命”中籍没归公，先生为此伤心不已。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先生认领抄家物资，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物归故主，先生失而复得，欣喜若狂。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乃先生目录学中的扛鼎之作，海内外图书馆多有珍藏，学术界亦时予佳评，然而其成书却充满艰辛。先生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发现，人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集资料，往往各自为战，孜孜不倦地翻检爬梳。为什么不分门别类查清底数、编纂目录备用，免去人人从头做起之劳？先生选择清人年谱这一门类试探。他一边检读，一边根据目录学要求，每读一谱写一篇书录，少则二三百字，多则千字左右。书录除记谱名、编者、卷数、版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编纂缘起和藏者外，还增补谱内哪些史料可供采择。共检读年谱八百余种，约一千二百余卷，历时六年完成五十余万字的定稿。先生十分重视这份劳动成果，亲自用毛笔誊清，装订成十二册，不幸“文化大革命”初被毁十册，仅剩残稿二册归赵，先生终得抱断简而自喜。不久，先生下放津郊学农，携残稿、原始记录及零星卡片下乡。四年耕读生活和三年回城候差，先生忘却纷扰，重新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历尽二十余年沧桑劫难，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第一次印刷三万二千册，成为中外学者、藏家案头的必备工具书。先生兴奋之余循读再三，自感仍有缺漏，于是定意增补。故先生为余藏初版本题跋云：“此书早已绝迹，肖君自网上书店购得亦为难得，近年又增补一倍，已交中华书局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迎来了人生第二春，一两年内荣获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主任、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诸多头衔，校外虚衔也如落英缤纷般洒落到头上。先生不负重托，亲手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学系，先后主编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十多部教材，并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图书馆史“三史合一”，得到了兄弟院校同行首肯，为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业绩使他荣获2002年度美国图书馆员协会“杰出贡献奖”。
历史系开设目录学，先生衷心窃喜，上天佑我，历年积累，可牛刀小试。于是翻箱倒箧，倾其所有，捡原农隙所撰《古典目录学浅说》草稿为据，仅月余而成目录学讲义十余万字。目录学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生深思苦虑，定名为“古典目录学”，遂为学界所接受。这门课深受青年朋友和学生们的欢迎，国家教委决定将《古典目录学浅说》修改稿列入“七五”教材规划。先生调整章节、补充内容、厘定文字，易书名为《古典目录学》，油印成册广泛征求学者意见。八六高龄的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亲加审阅，赐写叙言：“此作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叙述简要，议论平实，颇多创见，足为研究古典文献及传统目录学者入门之阶梯。”
1991年初，《古典目录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古稀之年的先生或可急流勇退，然先生审时度势，逆水行舟，选定《中国历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研究》两个课题发起新的攻坚。新成果《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研究》付梓之日，正是先生离开教坛、退归林下之时。先生企盼有生之年完成两大夙愿。其一，期以十年，续编《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其二，天假以年，当续编《清人笔记随录》。2011年6月8日，先生迎来米寿生日。同一天，先生新著《书目答问汇补》、《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增订本增录版本、重分卷次、增补订正、指引史料，新增叙录八百零三篇、谱主五百七十二人、字数五十万余，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先生念及我这个大兵，特惠书一部，扉页书繁体字：“蕭躍華同志存正，來新夏，二○一一年十月。”先生于此领域还出版了《古籍整理散论》，主编了《清代经世文全编》（一百七十册）、《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一百零一册）等，无负于恩师厚望矣。
第三件事：研究方志学。
我自孔夫子旧书网淘得《方志学概论》，先生题跋曰：“八十年代全面推展修志，培育修志人才为当时要务，余奉命司其事，乃集多人成此教材。”
盛世兴林，盛世修志。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新中国编修新方志主要推动者梁寒冰先生力邀先生参与其事。先生一则盛情难却，再则祖父裕恂公独力修成七十余万字的《萧山县志稿》，克绍箕裘，理所必然。先生在梁先生领导下愉快地开始筹备修志，并以河北丰润、霸县等地为试点全面展开修志工作。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之际，“文化大革命”风波陡起，先生被扣上“举逸民”罪状，抄走了家中所有修志文件和资料作为罪证。但先生修志宏愿并未因此稍减，反而越挫越勇，被批斗之余和被监管日子里，想方设法弄到方志学方面的著作学习研究，随时等待东山再起，重为冯妇。
“四人帮”垮台后，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先生和梁先生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发动全国性修志工作。1981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会议决定委托南开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八所院校主编一部方志学方面的教材，用于院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与会高校代表一致推定先生担当主编。新中国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出版后，先生承担了全国业务培训和组织修志队伍工作，按华北、西北、中南、东南四个大区先后举办培训班。与此同时，先生对方志学进行了深入扎实的研究，写出了一批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应邀到全国各地演讲教学。日本独协大学慕名邀请先生赴日，与该校教授齐藤博合作完成了日本文部省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分别以中、日文出版面世。先生七十大寿，南开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志域探步》。该书集中体现了先生对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的见解，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修志热发挥了辅导参考作用。台湾商务印书馆力邀先生对《志域初探》作全面增补和修订，撰成《中国地方志》，成为先生方志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地方志综览》、《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九十册）等，并为数十部地方志撰写序言，是方志学领域名符其实的领军人物。
先生三件事做得有声有色，可谓独领风骚。其散文随笔亦后来居上，蜚声文坛。这是他“衰年变法”结出的丰硕成果。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天马行空，卓成大师；邃谷老人“衰年变法”，另辟蹊径，卓成大家，冠以当代著名散文家实不为过矣。
“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闲身自有闲消处，黄叶清风蝉一林”。先生晚年突然醒悟：“原来学术圈子里所做之事知者甚寡、影响有限，不如用散文随笔形式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反馈社会大众，尽‘人以载道’的历史责任。”先生通古今之变，以史学为根柢发而为文，如春蚕吐丝，说古谈今、寓意深刻，文史交融、独树一帜，旁征博引、新见迭出，“自是年必成一册……不其然而然地跻身于学者随笔之列”。《冷眼热心》、《依然集》、《枫林唱晚》、《邃谷谈往》、《一苇争流》、《学不厌集》、《交融集》、《来新夏谈书》、《谈史说戏》、《砚边馀墨》等十余部随笔文集徐徐释放，在散文界和读者队伍中影响越来越大。
食无禁忌、睡眠香甜的先生“很不满意自己的身体表现”，却羡煞了二十后的同道中人。我曾亲眼目睹有人请益先生健康高寿的秘诀，他赠以“八个字”——“绝不窝火，顺其自然”。
“绝不窝火”乃是心直口快，特立独行。先生爱憎分明、有棱有角的做派颇遭时议，是南开大学鼎鼎有名的争议性人物。
“顺其自然”就是宠辱不惊，理乱不闻，天塌下来该吃还吃，该睡还睡，该做学问还做学问。“文化大革命”中，先生是南开大学第一批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的教师，受尽了坐喷气式飞机、扫厕所、刷游泳池、劳动改造等羞辱和折磨。他白天“接受教育”、下地劳动，夜晚安心读书、闭门写作，既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赶大车等所有农活，挨斗和劳动空隙还整理出三部旧稿，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著述。先生十年浩劫尚且随遇而安，孜孜矻矻著书立说，天下太平而纵横三学、名扬四海就不足为怪矣！
我是认真拜读中华书局《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后，经吴小如先生介绍，慕名修书求先生赐墨宝的。2007年国庆长假，我专程登门拜访，先生满头银发，仁蔼可亲，逐一给我解释所赐题跋、词稿、条幅、对联的内涵，心中倍添无限敬仰。
先生1923年6月出生于浙江萧山，其祖父裕恂公乃清末秀才、经学大师俞樾弟子，1905年负笈东瀛，与鲁迅先生同窗（日本弘文书院），曾任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教务长。裕恂公读到日人所著汉语语法大受刺激，回国后弃荣华如敝屣，潜心四年撰写了《汉文典》、《中国文学史》等著作。
俗话说：“爷爷痛长孙。”先生幼随祖父开蒙读书，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顺序颂诵背记。七岁北上天津后祖父还不时来信，修改先生习作，指导先生读书，受到了非常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学时代，先生得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六弟谢国捷先生指点。谢氏家富藏书，慷慨倜傥，经常与先生谈治学门径，鼓励动手作文，先生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1942年初，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启功等名师大家，打下了从事文史研究的入门基础。
先生自称一生主要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研究北洋军阀史。
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新学中学当教师，随后被选送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到副校长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当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一个偶然机会与北洋军阀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历史研究室刚刚接收一批政府部门移交的关于北洋军阀的藏档。范先生安排七个研究生承担整理任务，先生名列其中。这一百余麻袋档案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麻袋往地上一倒，尘土飞扬，鼠屎乱滚，呛人几近窒息。先生一袭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抖净尘土，然后按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密报、图片和杂类等检放好。每天下班，不仅外衣一身尘土，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白口罩变成了黑口罩。
档案整理的第二步工作轻松愉悦。七个研究生逐捆认真阅读，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大类，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后签上整理者姓名归档。这些珍贵材料引起先生极大兴趣，他有时第二天还去追踪查档，了解具体内容，这样利用空闲抄录相关材料足足两大册黄草纸本。处处留心皆学问。半年多的整档工作，先生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从未涉足的学术领域。
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的第二年，陆续在《历史教学》杂志发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等讲课记录，不及而立之年就进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专题”编委会，受史学大家荣孟源、谢国桢先生委托搜集资料。不久人事变换，编辑工作陷于停顿，然先生颇有斩获，为日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作了充分准备。1957年，先生应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请，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北洋军阀史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翻译此书，并增加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の军阀》，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相关学者案头的参考用书。
改革开放前后，先生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著述、历史档案、报纸杂志、方志笔记和文集传记等资料，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对象、阶段划分、地位影响、阶级基础等重大问题进行再研究，重新拟订编写方案，完成了三十六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以满足新知旧雨的期盼与需要。新著较原著不仅篇幅大为增加，而且条理更加清晰，论证更加缜密，论述范围也大为扩展，对学术界深入研究北洋军阀史、民国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洋军阀史稿》的付梓，令先生想起了三十年前参与编纂“北洋军阀专题”的往事，他希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终成完璧，上海人民出版社也适时派出叶亚廉编审亲临南开大学，订立编辑出版协议。先生全面策划，周密设计，发凡起例，焚膏继晷，拾遗补阙。这套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报刊和汇编等内容的丛书共五册计三百余万字，与《北洋军阀史稿》相匹配，既有专著又有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备。
然而，先生追求尽善尽美，又着手撰写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北洋军阀史》。他重新草拟提要，编写篇章要点，协调分撰者截稿时间，历时五年多终成一百余万字初稿。先生通读全稿，审定内容，划一体例，润色文字，2000年夏交付出版社。这部著作不仅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充分肯定，还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二件事：研究古典目录学。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功底深厚，又善于启迪后学。先生得名师指点，大学时代深读《书目答问补正》，遍读与此相关著作，编写《书目答问补正》人名、书名、姓名略人物著作三套索引，并用毛笔写成一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本书经过三个回合的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作者信息输入大脑。先生祛除迷雾，登堂窥视古典目录学领域，找到了曲径通幽的乐趣。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处于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于是重理旧业，温故知新，仿《四库全书总目标注》之例，搜求叶德辉、邵瑞彭、刘明扬、高熙曾诸藏书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漏过录于《书目答问补正》。久之，天头地角满目疮痍，字里行间充盈毛笔小字，书中更有夹纸黏条，外人不忍卒读。先生却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反复修改完善，倍加珍惜爱护，不料“文化大革命”中籍没归公，先生为此伤心不已。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先生认领抄家物资，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物归故主，先生失而复得，欣喜若狂。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乃先生目录学中的扛鼎之作，海内外图书馆多有珍藏，学术界亦时予佳评，然而其成书却充满艰辛。先生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发现，人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集资料，往往各自为战，孜孜不倦地翻检爬梳。为什么不分门别类查清底数、编纂目录备用，免去人人从头做起之劳？先生选择清人年谱这一门类试探。他一边检读，一边根据目录学要求，每读一谱写一篇书录，少则二三百字，多则千字左右。书录除记谱名、编者、卷数、版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编纂缘起和藏者外，还增补谱内哪些史料可供采择。共检读年谱八百余种，约一千二百余卷，历时六年完成五十余万字的定稿。先生十分重视这份劳动成果，亲自用毛笔誊清，装订成十二册，不幸“文化大革命”初被毁十册，仅剩残稿二册归赵，先生终得抱断简而自喜。不久，先生下放津郊学农，携残稿、原始记录及零星卡片下乡。四年耕读生活和三年回城候差，先生忘却纷扰，重新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历尽二十余年沧桑劫难，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第一次印刷三万二千册，成为中外学者、藏家案头的必备工具书。先生兴奋之余循读再三，自感仍有缺漏，于是定意增补。故先生为余藏初版本题跋云：“此书早已绝迹，肖君自网上书店购得亦为难得，近年又增补一倍，已交中华书局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迎来了人生第二春，一两年内荣获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主任、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诸多头衔，校外虚衔也如落英缤纷般洒落到头上。先生不负重托，亲手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学系，先后主编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十多部教材，并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图书馆史“三史合一”，得到了兄弟院校同行首肯，为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业绩使他荣获2002年度美国图书馆员协会“杰出贡献奖”。
历史系开设目录学，先生衷心窃喜，上天佑我，历年积累，可牛刀小试。于是翻箱倒箧，倾其所有，捡原农隙所撰《古典目录学浅说》草稿为据，仅月余而成目录学讲义十余万字。目录学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生深思苦虑，定名为“古典目录学”，遂为学界所接受。这门课深受青年朋友和学生们的欢迎，国家教委决定将《古典目录学浅说》修改稿列入“七五”教材规划。先生调整章节、补充内容、厘定文字，易书名为《古典目录学》，油印成册广泛征求学者意见。八六高龄的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亲加审阅，赐写叙言：“此作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叙述简要，议论平实，颇多创见，足为研究古典文献及传统目录学者入门之阶梯。”
1991年初，《古典目录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古稀之年的先生或可急流勇退，然先生审时度势，逆水行舟，选定《中国历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研究》两个课题发起新的攻坚。新成果《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研究》付梓之日，正是先生离开教坛、退归林下之时。先生企盼有生之年完成两大夙愿。其一，期以十年，续编《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其二，天假以年，当续编《清人笔记随录》。2011年6月8日，先生迎来米寿生日。同一天，先生新著《书目答问汇补》、《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增订本增录版本、重分卷次、增补订正、指引史料，新增叙录八百零三篇、谱主五百七十二人、字数五十万余，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先生念及我这个大兵，特惠书一部，扉页书繁体字：“蕭躍華同志存正，來新夏，二○一一年十月。”先生于此领域还出版了《古籍整理散论》，主编了《清代经世文全编》（一百七十册）、《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一百零一册）等，无负于恩师厚望矣。
第三件事：研究方志学。
我自孔夫子旧书网淘得《方志学概论》，先生题跋曰：“八十年代全面推展修志，培育修志人才为当时要务，余奉命司其事，乃集多人成此教材。”
盛世兴林，盛世修志。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新中国编修新方志主要推动者梁寒冰先生力邀先生参与其事。先生一则盛情难却，再则祖父裕恂公独力修成七十余万字的《萧山县志稿》，克绍箕裘，理所必然。先生在梁先生领导下愉快地开始筹备修志，并以河北丰润、霸县等地为试点全面展开修志工作。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之际，“文化大革命”风波陡起，先生被扣上“举逸民”罪状，抄走了家中所有修志文件和资料作为罪证。但先生修志宏愿并未因此稍减，反而越挫越勇，被批斗之余和被监管日子里，想方设法弄到方志学方面的著作学习研究，随时等待东山再起，重为冯妇。
“四人帮”垮台后，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先生和梁先生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发动全国性修志工作。1981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会议决定委托南开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八所院校主编一部方志学方面的教材，用于院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与会高校代表一致推定先生担当主编。新中国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出版后，先生承担了全国业务培训和组织修志队伍工作，按华北、西北、中南、东南四个大区先后举办培训班。与此同时，先生对方志学进行了深入扎实的研究，写出了一批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应邀到全国各地演讲教学。日本独协大学慕名邀请先生赴日，与该校教授齐藤博合作完成了日本文部省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分别以中、日文出版面世。先生七十大寿，南开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志域探步》。该书集中体现了先生对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的见解，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修志热发挥了辅导参考作用。台湾商务印书馆力邀先生对《志域初探》作全面增补和修订，撰成《中国地方志》，成为先生方志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地方志综览》、《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九十册）等，并为数十部地方志撰写序言，是方志学领域名符其实的领军人物。
先生三件事做得有声有色，可谓独领风骚。其散文随笔亦后来居上，蜚声文坛。这是他“衰年变法”结出的丰硕成果。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天马行空，卓成大师；邃谷老人“衰年变法”，另辟蹊径，卓成大家，冠以当代著名散文家实不为过矣。
“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闲身自有闲消处，黄叶清风蝉一林”。先生晚年突然醒悟：“原来学术圈子里所做之事知者甚寡、影响有限，不如用散文随笔形式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反馈社会大众，尽‘人以载道’的历史责任。”先生通古今之变，以史学为根柢发而为文，如春蚕吐丝，说古谈今、寓意深刻，文史交融、独树一帜，旁征博引、新见迭出，“自是年必成一册……不其然而然地跻身于学者随笔之列”。《冷眼热心》、《依然集》、《枫林唱晚》、《邃谷谈往》、《一苇争流》、《学不厌集》、《交融集》、《来新夏谈书》、《谈史说戏》、《砚边馀墨》等十余部随笔文集徐徐释放，在散文界和读者队伍中影响越来越大。
食无禁忌、睡眠香甜的先生“很不满意自己的身体表现”，却羡煞了二十后的同道中人。我曾亲眼目睹有人请益先生健康高寿的秘诀，他赠以“八个字”——“绝不窝火，顺其自然”。
“绝不窝火”乃是心直口快，特立独行。先生爱憎分明、有棱有角的做派颇遭时议，是南开大学鼎鼎有名的争议性人物。
“顺其自然”就是宠辱不惊，理乱不闻，天塌下来该吃还吃，该睡还睡，该做学问还做学问。“文化大革命”中，先生是南开大学第一批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的教师，受尽了坐喷气式飞机、扫厕所、刷游泳池、劳动改造等羞辱和折磨。他白天“接受教育”、下地劳动，夜晚安心读书、闭门写作，既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赶大车等所有农活，挨斗和劳动空隙还整理出三部旧稿，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著述。先生十年浩劫尚且随遇而安，孜孜矻矻著书立说，天下太平而纵横三学、名扬四海就不足为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