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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天气晴好的午后，人们常会看到兆丰公园的音乐台上，有一支西洋乐队在演奏，风里夹杂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芳香，乐声悠扬地随风飘散开去……
光绪五年，即1879年1月，一张发黄的报纸上登着这样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上海公共乐队将于兰心大戏院演出。
“上海公共乐队”即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这是最早的关于上海交响乐团的报道。
1879年的兰心大戏院，是坐落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42—146号）香港路和圆明园路近英国领事馆处的一座砖结构的豪华建筑。在这之前，坐落在今天香港路上那个木结构兰心大剧院，因为1871年的一场意外的大火，已经化为灰烬。虎丘路142—146号这座兰心大剧院，是1872年由上海业余戏剧俱乐部（ADC）董事会募集公债（原文：上海纳税西人会募集资金），英国建筑师设计督造，耗资10万英镑，花费了两年时间。
兰心大戏院是上海“文明戏”（话剧）兴起的地方。“上海公共乐队”的到来，赋予了兰心大戏院一抹西洋文明的音律和典雅之色彩。
那时候的上海公共乐队，是一位名叫雷穆萨（M.Remusat）的法国长笛专家主持，乐队演奏员都从菲律宾来。就这样，一支只有20人的乐队，在上海这座舞台台宽29英尺，台口高度25英尺，台深38.9英尺，正副台合宽64.9英尺，可容纳三四百观众的兰心大剧院上演交响乐，使上海这座东方城市，发出了来自西方的乐音之声。
法国音乐家雷穆萨也许没有想到，是他，指挥演绎了上海百多年交响诗的开篇之章。
1880年，中国刚开始修筑第一条自己的铁路——总长11公里的唐胥铁路。这一年，开创上海交响乐125年之路的雷穆萨，在上海悄然逝世。
1881年，意大利音乐家韦拉（M.Vela）接过了雷穆萨的指挥棒，上海公共乐队也在这一年接受租界娱乐基金的管理和补助，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1900年，另一位意大利音乐家瓦兰沙（Valenza）就任乐队总指挥，乐队也在这年正式被编入上海市工部局的系统，成为工部局属下的一支乐队。
七年后，德国音乐家布克（Rudolf Buck）接任乐队的指挥，将乐队扩充为管弦乐队，当时的工部局乐队，已经拥有了35名演奏员，其中6位乐师来之欧洲。交响乐队，从此规模初具。
1911年清王朝覆灭。这一年的上海，艺术氛围浓厚。
早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上海人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第一部“西洋影戏”《马房失火》。后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在虹口建起了上海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上海人总是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事物。于是不久后看电影已经成了许多上海人生活中最时髦的事情。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的，所以每个电影院里都需要有专门的小乐队配合画面进行演奏，这给许多国外音乐家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也为上海培养出了第一批对西洋音乐感兴趣的听众。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对上海公共乐队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乐队中的外籍乐师纷纷离散，有人把这三年称为上海公共乐队历史上的“三年无人管理期”，本来初具规模的乐队，到这个时候又濒临解体。
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帕器（Mario Paci）在1918年12月28日来到中国。不惑之年的他，模样并不俊俏，头略有点秃，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身上经常是一套宽大的礼服。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7岁时开始学钢琴，11岁便举行了第一次的公开演出，14岁时拜罗马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的学生斯坎巴蒂为师，在17岁时，他便获得了国际钢琴竞赛的李斯特奖，之后又转入米兰音乐院进修。
帕器后来周游世界各地，举行旅行音乐会普遍获得好评。但是真正改写了他一生命运的，是他在上海所举办的一场演奏会。当时的《前线日报》报道，当晚到场的听众有近500人，帕器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钢琴曲，他缓缓来到钢琴边坐下，欢快优美的旋律从他的指缝间流淌出来，回旋在整个大厅里。然而观众席中始终有嘈杂的声音，乐章与乐章之间常被观众“热情”的掌声打断。突然，音乐厅里的灯光意外地熄灭了，琴声却没有因此而停顿。作为一个优秀的钢琴演奏大师，这一意外的事件对他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依旧全身心地陶醉在莫扎特优美的旋律中，没有弹错任何一个音符。当他弹到变奏部分的时候，灯光突然又亮起来了，音乐厅立刻被如雷声一般响亮的鼓掌声所充满了。
听众们被帕器高超的演奏技法所折服了，他们认为帕器的这场演奏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纷纷前去祝贺他，但是他本人却感到十分失望。他觉得上海的听众只懂得欣赏他在黑暗中的演奏技巧，却不会懂得去体会莫扎特音乐的美妙，这令他沮丧。
心灰意冷的帕器，踏上了西去的航船。当航船正待起程离开上海的时候，华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赫格尔斯（Hungles）找来了。经理先生认为帕器的演奏是很精彩的，也深感中国人当时对西洋音乐的的了解太少了。他力邀帕器留在上海，为提高人们对西洋音乐的欣赏水平出一分力。帕器这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大师，表现出了音乐家特有的责任感，当即打消了离开中国的念头，留在了上海。这一留，就是28年。这一留，就是一个极其辉煌的“帕器时代”。
1919年9月1日，帕器正式担任上海公共交响乐队的指挥。他亲自回到欧洲，招聘来了欧洲各国乐师，并聘请刚从意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高材生富华任乐队首席，将乐队的阵容扩大。此外，梅·帕器还为乐队制定了一整套演出制度。1922年，乐队更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
20世纪20年代末期正是工部局乐队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乐队，经过梅·帕器的指挥和管理，演出的曲目日渐增多，演出的技巧也日趋成熟。
梅·帕器领导下的工部局乐队在每年的夏季都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地点一般固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音乐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法国总会、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音乐亭等地。 夏日里天气晴好的午后，人们常会看到兆丰公园的音乐台上，有一支西洋乐队在演奏，风里夹杂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芳香，乐声悠扬地随风飘散开去……因为是公开的露天演出，除了靠近舞台的一些座位需购票以外，在外围欣赏总是免费的。于是市民们会在无事的闲暇时光，到此地驻足观看。这也可以说是上海历史上最早的广场音乐会了。
冬季的时候，工部局乐队通常会在市政厅演出管弦乐作品及舞曲，演出时间常常是在星期天，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都是免费的，听众也来去自由。音乐会总是举办得很成功，很多听众慕名而来聆听这美妙新奇的西洋音乐。就这样，工部局乐队为上海培养出了中国最初一代具有很高欣赏水平的交响乐听众。
工部局乐队那时推出了好多的作品，包括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交响乐以及一些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尔、雷斯庇基、格什温、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
1936年1月9日，梅·帕器指挥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大戏院（今大光明电影院），演出海顿的《创世纪》。这也是这部被称为“最伟大的声乐作品”的清唱剧在中国的首次公演。
工部局乐队当时演出的还有著名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38年底，工部局乐队邀请擅长合唱的上海雅乐社，在大光明大戏院联合公演了贝多芬的这部不朽杰作。合唱队里的演员超过了300人，听过这次音乐会的人，无不感到这次演出的伟大。演奏到最后一个乐章时，有些听众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掌声经久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许多优秀的犹太裔音乐家也因此来到了上海，为工部局交响乐团注入了新的血液。
除了外国的乐师以外，这时的工部局乐队已经有了四位中国演奏家：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这四位音乐家，后来为我国培养出了许多音乐方面的人才。
乐队还会邀请一些当时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来演出，如波利索夫、莫伊赛维茨、克莱策尔、齐尔品、柯赫多、皮雅蒂格尔斯基、蒂博、彼亚士特罗、查哈洛夫、苏石林等，甚至像海菲兹这样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师，也曾经应邀到上海来演出。
工部局乐队虽然几乎全部由外籍乐师组成，但它生存在海纳百川的上海，渐渐地融入到海派文化中，成为海派文化形成的见证之一。工部局乐队曾与中国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赵梅伯等合作演出，也曾演奏过中国作曲家黄自等人的作品。中国第一部电影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就是由帕器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队演奏的。
因为有梅·帕器等优秀音乐家的存在，中国的交响乐听众欣赏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等级的交响乐演出。当时的工部局乐队，享有“远东第一”的美誉。
随着上海电影业的兴起，戏剧业日渐萧条，这时候的兰心大剧院，除了工部局交响乐团偶尔的演出，很多时候只能空置。历经50余年的建筑虽然结构坚固，但外表已显出老态，破旧不堪了。1929年1月，兰心大剧院的管理者在今天的长乐路茂名南路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新的兰心剧院。工程于1931年初完成，是年2月5日，新兰心剧院开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到1942年，上海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形下，梅·帕器准备离开工部局乐队。5月底，乐队在新的兰心剧院举办了最后几场“告别音乐会”。当时因为买不到门票而被拒之门外的帕器的忠实听众，居然达到了两千人。人们没有忘记，是帕器，将几近解体的小乐队，办成了拥有众多听众、声名远扬的交响乐队。
帕器从此退休在家，教授学生，继续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许多著名音乐家都曾经师从帕器，其中有钢琴家董光光、罗伯孔纳、钢琴演奏大师傅聪等。
帕器对音乐是极为严谨的。他的学生们认为，他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有时候脾气暴躁，若是学生在钢琴上弄错了节奏或弹错了音，他批评起来毫不客气。他又是个感情极为敏感和细腻的人，尤其是在音乐上。去世前几个月的某一天，还抱病坚持着听完了董光光和马思宏的音乐会。那天他坐在座位上，一边听，手指还一边不自觉地弹奏着，脸上表情也随着音乐的变化或喜或悲，完全投入了音乐带给他的情绪中。帕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热爱，然而，过度的情绪化和劳累的生活，不利于他身体的康复。
1945年8月6日至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6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上海光复的一年。据一些老人说，那年冬天的上海特别的冷，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帕器在新兰心剧院作为客席指挥，指挥了一场音乐会。这是上海工部局乐队改称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也是帕器生命中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1946年8月3日，梅·帕器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以及整个音乐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为了悼念他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地点还是选在了帕器先生生前演出最多的兰心大戏院。音乐会上，他的学生董光光和罗伯孔纳演奏了钢琴，他一生深爱着的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也演奏了乐曲。
帕器去世后，意大利音乐家富华一直留在交响乐团内任首席指挥。富华是米兰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是帕器从意大利亲自邀请到上海来担任工部局乐队的首席演奏家和副指挥的。可以说，他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对音乐的无限热爱之情都倾注在了工部局乐队之中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富华凭着一股对音乐的热情和对乐团的感情，把乐团维持了下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乐团由上海市政府接管，易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一年后，乐团由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接管。做了一年的客座首席指挥的马哥林斯基（H.Margolinski），也在这一年离开了乐团。
这段时期，富华独力维持着乐团的运作，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将与后来许多中国音乐家的名字一起，共同载入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史的史册之中。
光绪五年，即1879年1月，一张发黄的报纸上登着这样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上海公共乐队将于兰心大戏院演出。
“上海公共乐队”即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这是最早的关于上海交响乐团的报道。
1879年的兰心大戏院，是坐落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42—146号）香港路和圆明园路近英国领事馆处的一座砖结构的豪华建筑。在这之前，坐落在今天香港路上那个木结构兰心大剧院，因为1871年的一场意外的大火，已经化为灰烬。虎丘路142—146号这座兰心大剧院，是1872年由上海业余戏剧俱乐部（ADC）董事会募集公债（原文：上海纳税西人会募集资金），英国建筑师设计督造，耗资10万英镑，花费了两年时间。
兰心大戏院是上海“文明戏”（话剧）兴起的地方。“上海公共乐队”的到来，赋予了兰心大戏院一抹西洋文明的音律和典雅之色彩。
那时候的上海公共乐队，是一位名叫雷穆萨（M.Remusat）的法国长笛专家主持，乐队演奏员都从菲律宾来。就这样，一支只有20人的乐队，在上海这座舞台台宽29英尺，台口高度25英尺，台深38.9英尺，正副台合宽64.9英尺，可容纳三四百观众的兰心大剧院上演交响乐，使上海这座东方城市，发出了来自西方的乐音之声。
法国音乐家雷穆萨也许没有想到，是他，指挥演绎了上海百多年交响诗的开篇之章。
1880年，中国刚开始修筑第一条自己的铁路——总长11公里的唐胥铁路。这一年，开创上海交响乐125年之路的雷穆萨，在上海悄然逝世。
1881年，意大利音乐家韦拉（M.Vela）接过了雷穆萨的指挥棒，上海公共乐队也在这一年接受租界娱乐基金的管理和补助，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1900年，另一位意大利音乐家瓦兰沙（Valenza）就任乐队总指挥，乐队也在这年正式被编入上海市工部局的系统，成为工部局属下的一支乐队。
七年后，德国音乐家布克（Rudolf Buck）接任乐队的指挥，将乐队扩充为管弦乐队，当时的工部局乐队，已经拥有了35名演奏员，其中6位乐师来之欧洲。交响乐队，从此规模初具。
1911年清王朝覆灭。这一年的上海，艺术氛围浓厚。
早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上海人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第一部“西洋影戏”《马房失火》。后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在虹口建起了上海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上海人总是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事物。于是不久后看电影已经成了许多上海人生活中最时髦的事情。因为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的，所以每个电影院里都需要有专门的小乐队配合画面进行演奏，这给许多国外音乐家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也为上海培养出了第一批对西洋音乐感兴趣的听众。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对上海公共乐队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乐队中的外籍乐师纷纷离散，有人把这三年称为上海公共乐队历史上的“三年无人管理期”，本来初具规模的乐队，到这个时候又濒临解体。
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帕器（Mario Paci）在1918年12月28日来到中国。不惑之年的他，模样并不俊俏，头略有点秃，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身上经常是一套宽大的礼服。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7岁时开始学钢琴，11岁便举行了第一次的公开演出，14岁时拜罗马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的学生斯坎巴蒂为师，在17岁时，他便获得了国际钢琴竞赛的李斯特奖，之后又转入米兰音乐院进修。
帕器后来周游世界各地，举行旅行音乐会普遍获得好评。但是真正改写了他一生命运的，是他在上海所举办的一场演奏会。当时的《前线日报》报道，当晚到场的听众有近500人，帕器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钢琴曲，他缓缓来到钢琴边坐下，欢快优美的旋律从他的指缝间流淌出来，回旋在整个大厅里。然而观众席中始终有嘈杂的声音，乐章与乐章之间常被观众“热情”的掌声打断。突然，音乐厅里的灯光意外地熄灭了，琴声却没有因此而停顿。作为一个优秀的钢琴演奏大师，这一意外的事件对他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依旧全身心地陶醉在莫扎特优美的旋律中，没有弹错任何一个音符。当他弹到变奏部分的时候，灯光突然又亮起来了，音乐厅立刻被如雷声一般响亮的鼓掌声所充满了。
听众们被帕器高超的演奏技法所折服了，他们认为帕器的这场演奏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纷纷前去祝贺他，但是他本人却感到十分失望。他觉得上海的听众只懂得欣赏他在黑暗中的演奏技巧，却不会懂得去体会莫扎特音乐的美妙，这令他沮丧。
心灰意冷的帕器，踏上了西去的航船。当航船正待起程离开上海的时候，华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赫格尔斯（Hungles）找来了。经理先生认为帕器的演奏是很精彩的，也深感中国人当时对西洋音乐的的了解太少了。他力邀帕器留在上海，为提高人们对西洋音乐的欣赏水平出一分力。帕器这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大师，表现出了音乐家特有的责任感，当即打消了离开中国的念头，留在了上海。这一留，就是28年。这一留，就是一个极其辉煌的“帕器时代”。
1919年9月1日，帕器正式担任上海公共交响乐队的指挥。他亲自回到欧洲，招聘来了欧洲各国乐师，并聘请刚从意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高材生富华任乐队首席，将乐队的阵容扩大。此外，梅·帕器还为乐队制定了一整套演出制度。1922年，乐队更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
20世纪20年代末期正是工部局乐队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乐队，经过梅·帕器的指挥和管理，演出的曲目日渐增多，演出的技巧也日趋成熟。
梅·帕器领导下的工部局乐队在每年的夏季都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地点一般固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音乐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法国总会、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音乐亭等地。 夏日里天气晴好的午后，人们常会看到兆丰公园的音乐台上，有一支西洋乐队在演奏，风里夹杂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芳香，乐声悠扬地随风飘散开去……因为是公开的露天演出，除了靠近舞台的一些座位需购票以外，在外围欣赏总是免费的。于是市民们会在无事的闲暇时光，到此地驻足观看。这也可以说是上海历史上最早的广场音乐会了。
冬季的时候，工部局乐队通常会在市政厅演出管弦乐作品及舞曲，演出时间常常是在星期天，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都是免费的，听众也来去自由。音乐会总是举办得很成功，很多听众慕名而来聆听这美妙新奇的西洋音乐。就这样，工部局乐队为上海培养出了中国最初一代具有很高欣赏水平的交响乐听众。
工部局乐队那时推出了好多的作品，包括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交响乐以及一些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尔、雷斯庇基、格什温、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
1936年1月9日，梅·帕器指挥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大戏院（今大光明电影院），演出海顿的《创世纪》。这也是这部被称为“最伟大的声乐作品”的清唱剧在中国的首次公演。
工部局乐队当时演出的还有著名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38年底，工部局乐队邀请擅长合唱的上海雅乐社，在大光明大戏院联合公演了贝多芬的这部不朽杰作。合唱队里的演员超过了300人，听过这次音乐会的人，无不感到这次演出的伟大。演奏到最后一个乐章时，有些听众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掌声经久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许多优秀的犹太裔音乐家也因此来到了上海，为工部局交响乐团注入了新的血液。
除了外国的乐师以外，这时的工部局乐队已经有了四位中国演奏家：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这四位音乐家，后来为我国培养出了许多音乐方面的人才。
乐队还会邀请一些当时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来演出，如波利索夫、莫伊赛维茨、克莱策尔、齐尔品、柯赫多、皮雅蒂格尔斯基、蒂博、彼亚士特罗、查哈洛夫、苏石林等，甚至像海菲兹这样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师，也曾经应邀到上海来演出。
工部局乐队虽然几乎全部由外籍乐师组成，但它生存在海纳百川的上海，渐渐地融入到海派文化中，成为海派文化形成的见证之一。工部局乐队曾与中国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赵梅伯等合作演出，也曾演奏过中国作曲家黄自等人的作品。中国第一部电影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就是由帕器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队演奏的。
因为有梅·帕器等优秀音乐家的存在，中国的交响乐听众欣赏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等级的交响乐演出。当时的工部局乐队，享有“远东第一”的美誉。
随着上海电影业的兴起，戏剧业日渐萧条，这时候的兰心大剧院，除了工部局交响乐团偶尔的演出，很多时候只能空置。历经50余年的建筑虽然结构坚固，但外表已显出老态，破旧不堪了。1929年1月，兰心大剧院的管理者在今天的长乐路茂名南路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新的兰心剧院。工程于1931年初完成，是年2月5日，新兰心剧院开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到1942年，上海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形下，梅·帕器准备离开工部局乐队。5月底，乐队在新的兰心剧院举办了最后几场“告别音乐会”。当时因为买不到门票而被拒之门外的帕器的忠实听众，居然达到了两千人。人们没有忘记，是帕器，将几近解体的小乐队，办成了拥有众多听众、声名远扬的交响乐队。
帕器从此退休在家，教授学生，继续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许多著名音乐家都曾经师从帕器，其中有钢琴家董光光、罗伯孔纳、钢琴演奏大师傅聪等。
帕器对音乐是极为严谨的。他的学生们认为，他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有时候脾气暴躁，若是学生在钢琴上弄错了节奏或弹错了音，他批评起来毫不客气。他又是个感情极为敏感和细腻的人，尤其是在音乐上。去世前几个月的某一天，还抱病坚持着听完了董光光和马思宏的音乐会。那天他坐在座位上，一边听，手指还一边不自觉地弹奏着，脸上表情也随着音乐的变化或喜或悲，完全投入了音乐带给他的情绪中。帕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热爱，然而，过度的情绪化和劳累的生活，不利于他身体的康复。
1945年8月6日至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6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上海光复的一年。据一些老人说，那年冬天的上海特别的冷，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帕器在新兰心剧院作为客席指挥，指挥了一场音乐会。这是上海工部局乐队改称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也是帕器生命中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1946年8月3日，梅·帕器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以及整个音乐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为了悼念他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地点还是选在了帕器先生生前演出最多的兰心大戏院。音乐会上，他的学生董光光和罗伯孔纳演奏了钢琴，他一生深爱着的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也演奏了乐曲。
帕器去世后，意大利音乐家富华一直留在交响乐团内任首席指挥。富华是米兰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是帕器从意大利亲自邀请到上海来担任工部局乐队的首席演奏家和副指挥的。可以说，他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对音乐的无限热爱之情都倾注在了工部局乐队之中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富华凭着一股对音乐的热情和对乐团的感情，把乐团维持了下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乐团由上海市政府接管，易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一年后，乐团由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接管。做了一年的客座首席指挥的马哥林斯基（H.Margolinski），也在这一年离开了乐团。
这段时期，富华独力维持着乐团的运作，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将与后来许多中国音乐家的名字一起，共同载入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史的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