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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重德劭的张奚若先生被尘封、被遗忘得太久了。他1973年逝世，至今37年过去，绝少被人提起，身后寂寞如此，令人慨叹不已。
建国前后，使陕人张奚若声名远播的有两件大事，“十六字诤言”即其中之一。
那是1957年5月15日，张奚若在一次由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有毛泽东主席参加的座谈会上有过一个发言。发言中，他针对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十六个字的概括性的尖锐批评。这十六个字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在会上，张奚若侃侃而谈，他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当时，与会者中很多人听了他的发言，都感到震惊，怕他惹下乱子，为他捏着一把汗。但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说话了，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另外一件事是：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参加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在讨论国歌时，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认为革命成功了、新中国建立了，但国人应当居安思危，所以坚决支持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后来讨论国名，当他听到不少人支持“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时，他又一次站起来申明个人意见，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适当的。”他的意见终于被大会所采纳，在大会表决的热烈掌声中获得通过。
上述种种，一个“硬人”的形象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
其实，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学人和著名教授，张奚若的直言耿介、光明磊落就受到了广大知识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由衷称颂。
所谓“硬人”，原是诗人徐志摩奉送给张奚若的一个绰号。诗人徐志摩，是张奚若的挚友，他非常倾心和欣赏张奚若的人品和个性。他说：“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苍苔的（岩石）。他说的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
诗人徐志摩对张奚若的形容和赞美，绝不是虚意奉承，应该说，既是他的亲历之感，也是他的由衷之言。
1925年，时任《晨报》主笔的陈博生先生，为聘请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曾竭力邀请大批社会名流作陪设宴招待诗人。被邀请的社会名流中，当然也有张奚若先生。
宴席上，大家高谈阔论有关副刊的改良之策。张奚若听后，快人快语道：“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
一语既出，众人瞠目。
不久，当徐志摩上任执编之时，张奚若毫不留情地“单刀赴会”，送上了一篇题为《副刊殃》的杂文。在文中，他厉色写道：“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其人其言何其耿介爽直！
奚若先生在与独裁腐败的旧政权斗争中，始终针锋相对、不屈不挠——
有一次，在国民党主持的所谓政协会议上，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一致举荐张奚若列入无党派人士名单，但国民党提出反对意见，说他是国民党员。
于是，张奚若便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说：“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这就是“硬人”张奚若，这就是“炮手”张奚若。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如今，渐行渐远的张奚若先生，留给年轻一代的，仅仅是一个孤单的身影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一位为了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而奋斗终生的学人，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睿智而勇敢的民主战士。
摘自《西安晚报》
【链接】
张奚若（1889～1973） 陕西省朝邑（今大荔县东部）人。字熙若，自号耘，后改为奚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他还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留世有《张奚若文集》。
建国前后，使陕人张奚若声名远播的有两件大事，“十六字诤言”即其中之一。
那是1957年5月15日，张奚若在一次由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有毛泽东主席参加的座谈会上有过一个发言。发言中，他针对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十六个字的概括性的尖锐批评。这十六个字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在会上，张奚若侃侃而谈，他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当时，与会者中很多人听了他的发言，都感到震惊，怕他惹下乱子，为他捏着一把汗。但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说话了，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另外一件事是：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参加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在讨论国歌时，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认为革命成功了、新中国建立了，但国人应当居安思危，所以坚决支持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后来讨论国名，当他听到不少人支持“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时，他又一次站起来申明个人意见，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适当的。”他的意见终于被大会所采纳，在大会表决的热烈掌声中获得通过。
上述种种，一个“硬人”的形象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
其实，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学人和著名教授，张奚若的直言耿介、光明磊落就受到了广大知识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由衷称颂。
所谓“硬人”，原是诗人徐志摩奉送给张奚若的一个绰号。诗人徐志摩，是张奚若的挚友，他非常倾心和欣赏张奚若的人品和个性。他说：“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苍苔的（岩石）。他说的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
诗人徐志摩对张奚若的形容和赞美，绝不是虚意奉承，应该说，既是他的亲历之感，也是他的由衷之言。
1925年，时任《晨报》主笔的陈博生先生，为聘请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曾竭力邀请大批社会名流作陪设宴招待诗人。被邀请的社会名流中，当然也有张奚若先生。
宴席上，大家高谈阔论有关副刊的改良之策。张奚若听后，快人快语道：“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
一语既出，众人瞠目。
不久，当徐志摩上任执编之时，张奚若毫不留情地“单刀赴会”，送上了一篇题为《副刊殃》的杂文。在文中，他厉色写道：“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其人其言何其耿介爽直！
奚若先生在与独裁腐败的旧政权斗争中，始终针锋相对、不屈不挠——
有一次，在国民党主持的所谓政协会议上，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一致举荐张奚若列入无党派人士名单，但国民党提出反对意见，说他是国民党员。
于是，张奚若便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说：“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这就是“硬人”张奚若，这就是“炮手”张奚若。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如今，渐行渐远的张奚若先生，留给年轻一代的，仅仅是一个孤单的身影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一位为了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而奋斗终生的学人，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睿智而勇敢的民主战士。
摘自《西安晚报》
【链接】
张奚若（1889～1973） 陕西省朝邑（今大荔县东部）人。字熙若，自号耘，后改为奚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他还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留世有《张奚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