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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中国逐渐成型,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这个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或是城里生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他告诉笔者,其实这个群体与社会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都想留在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
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的必然心态。更何况,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单位,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有时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流连北京,或许机会还多些。
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
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但用人单位却不断抬高门槛。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一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他们目睹过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尤其当群居一处时,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处境并非个案,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这些人都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会变成新游民阶层吗?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个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
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来源:《新快报》)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他告诉笔者,其实这个群体与社会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都想留在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
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的必然心态。更何况,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单位,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有时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流连北京,或许机会还多些。
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
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但用人单位却不断抬高门槛。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一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他们目睹过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尤其当群居一处时,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处境并非个案,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这些人都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会变成新游民阶层吗?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个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
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