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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节期间，烟台市博物馆推出“匠心——清乾隆时期工艺美术品集萃”展览。展品中，有两把清高宗乾隆帝御制腰刀非常引人瞩目（图一）。中国古代帝王及高官贵胄有身佩刀剑的传统，唐宋以后此风渐衰，名贵的刀剑逐渐成为收藏的目标。清高宗好古敏求，曾指派宫廷造办处制作仿古刀剑和其他兵器，既满足陈设、赏玩之需，又有告诫子孙不忘祖制、崇尚武备之意。以烟台市博物馆所藏两把腰刀为代表的御制刀具，便是在这样的良苦用心之下制作出的。
清高宗御制鞔金桃皮鞘天字三十号“宝腾”腰刀，总重1570克，刀鞘长82、宽5.6、厚1.8厘米，刀身（含刀柄）总长86.4、刃宽3.5、刃厚0.2厘米。清高宗御制鞔金桃皮鞘地字三十号“振远”腰刀，总重1744克，刀鞘长8l、宽5.3、厚1.7厘米，刀身（含刀柄）总长87、刃宽3.7、刃厚0.2厘米（图二）。两件腰刀的刀鞘均为木质，以金桃皮组成的人字图案贴面。璋（图三）、珌（图四）等饰件均为铁鋄金，镂空花纹，所嵌宝石已失。有明黄色穿金丝带挽手提绊，加黑革板悬之，板饰金丝花纹（图五）。刀身钢质，刃窄而薄，有血槽，前部微曲，尖锐而锋利。刀护手亦为铁鋄金，呈菱花形，镂雕缠枝西番莲纹（图六）。近护手处镶嵌金、银、铜丝组成的图案，共四段，以银、铜丝镶嵌的三道横线相隔，分别是：一面为隶书“天字三十号”（“地字三十号”）、菱花形（椭圆形）开光内为刀名“宝腾”（“振远”）、双夔龙纹及几何抽象的云雷纹（图七、图八），一面为隶书“乾隆年制”、与刀名对应的形象图案、双夔龙纹及云雷纹（图九、图十）。刀柄为和阗白玉，呈卷首状，饰各色宝石，柄尾有孔，系明黄緌，配饰珊瑚与绿松石的鎏金莲花座挂坠，中间所衔宝珠已失。
清高宗御制腰刀的制作肇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对复古风格十分痴迷，他本人也是仿古潮的推动者。因此追古、仿古的审美观念在乾隆朝的玉器、瓷器、刀剑等名物的制作上，均有详尽体现。是年十月末，清高宗对造办处呈上的新式刀剑不甚满意，传旨“是金归金，是银归银，是铜（归）铜，其刀剑铁俱各毁，做古式刀剑”。其后，又多次下达相似的旨意，要求将新做刀剑毁掉，而做“古式刀剑”。据乾隆十三年（1748）枪炮处档案的记载，十一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交剑名摺片一件、刀名摺片一件，各计名色三十个。清高宗下令“按名色做刀剑各三十把，每十把要一样，共六个样子，并装修。俱做样呈览，准时再做”。二十一日，依旨交画兽吞口剑木样一件、锦吞口剑木样一件、西番花吞口剑木样一件，清高宗要求将“兽吞口画全再看，番花吞口枝叶再整壮些”，又嫌“锦地吞口俗气”，要求“另画好花样，剑上再添一道线，中间一面做‘乾隆年制’，一面做‘第一’至‘第十’”。二十五日，终于做得炼精龙吞口刀样一件、醴石番花吞口刀样一件、螭虎吞口刀样一件，这一次清高宗相当满意，但又提出更细致的要求，“铁毁金按字号各做十把，其刀亦照剑上天、地、人字号各做十把”。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八日，萨木哈又呈上天字一到十号的刀样十张，刀名分别为炼精、扣鸣、孔纯、月刃、风熛、飞鹊、宿铤、超阿、配威和飞蛇，传旨照样准做。至此，清高宗御制腰刀的制作初见雏形。
中国人有对刀剑命名的传统，历史上不乏闻名遐迩的名刀，如周穆王的“昆吾”刀、齐高帝萧道成的“定业”刀，及至明代还有官丞士兵都常佩戴的雁翎刀。以“天”“地”“人”命名器物，见于《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历代帝王常以此为各类兵器冠名。除前文所述刀名外，在清高宗御制腰刀中，还有昆铭、超阿、鲤腹、柔逋、继辅、吐芝、掩虹、息兵、转电、兔胆、秋霜、凝水等名，皆充满诗意，引人遐思。腰刀的名字及顺序并非一成不变，有的刀名还有重复，如天字十八号“霜明”就曾系地字二十五号，后依清高宗旨意而做出调整。而根据故宫博物院胡建中先生的研究资料表明，地字二号腰刀也名“振远”，加之此前拍出天价的天字十七号“宝腾”腰刀，皆与本文所述腰刀重名。另外，每把刀的名字都有对应图案，非常形象。如本文所述御制宝腾腰刀的对应图案是两只翼龙（图十一），“宝腾”寓意“飞龙在天”，图中云纹嵌银，流转自如，翼龙嵌金，以银点睛，两龙一上一下，有腾挪跌宕的雄浑之势。御制振远腰刀的对应图案则是击鼓雷公（图十二），“振远”有“威震远方”之意，画面中云波滚滚嵌银丝，天鼓雷动嵌铜丝，雷公嵌金丝，尖嘴猴脸，简洁而传神，仿佛真有振聋发聩的鼓声自剑上传将出来。
御制腰刀的刀鞘上贴有被裁成小条做装饰用的金桃皮，现已部分剥落，可见木质鞘身，但其富丽堂皇的雍容风度却不减分毫。清高宗对御制腰刀的制作要求非常严苛，如他对刀鞘的要求，在乾隆十四年（1749）的档案中可见一斑。当年二月初六日，鞍甲作呈上刀鞘样三张，每样各准做十把，其中“准鞔黑子儿皮十把，鞔绿子儿皮二十把，其剑鞘样三张亦每样各准十把，中间束子二道不用，两头什件准做，要鞔红绿黑鲨鱼皮鞘，每样十把”，又有记录“红子儿皮鞘镀金什件古式剑三十把”等。黑、绿、红三色“子儿皮”指的是鲨鱼皮，鲨鱼性情凶猛，是海洋中的霸王，其皮经加工后再髹以各种颜色，是非常名贵的刀鞘面饰。而这两把御制腰刀的刀鞘采用的是另一种材质，金桃皮，因其色泽金黄如饰金漆，故而得名。金桃皮是一种桃树枝条上的皮，有说产自南方，但据《黑龙江外记》卷八中载：“内府缠弓矢金桃皮，出齐齐哈尔城东诸山，树高二三尺，皮赤黑，而里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实不结桃也。岁折舂枝入贡。”故其应为北方物产，至今仍在北方可见。传说金桃皮可祛恶避邪，用其装饰刀鞘有江山永固、威震四方之意。工匠挑拣金桃皮中光滑、洁净的色鲜面，裁成小条以人字纹排列，工艺精细复杂，代表了乾隆时期严谨高超的技艺水平。
刀柄为和阗白玉，镶嵌各色宝石，组成优美的花枝图案，带有浓郁的痕都斯坦风味。在清高宗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中常可见将嵌宝石的玉刀柄配做腰刀的条目，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鞍甲作档案就曾记载，“四月二十八日，太监鄂鲁里交嵌红宝石白玉刀靶二件，传旨着配做腰刀”。在清高宗御制刀剑上使用痕都斯坦装饰风格玉刀柄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图十三），但在御制刀剑制作之初，却不是所有刀剑都配有玉刀柄，而以木柄居多。改变出现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新疆开始大规模贡玉。至清高宗中期，宫廷玉器的制作达到了高峰，使为最初无玉装饰的御制刀剑新配玉刀柄成为可能。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六年（1781）的鞍甲作档案有多条记载，“将无玉靶金桃皮腰刀六把，用现配做腰刀玉靶内挑选六件呈览”，“九月间交出配腰刀白玉靶二件”，“准无玉靶腰刀上换安白玉刀靶六件”，“将玉刀靶六件内，用二件在无玉靶腰刀二把上”等。此外，御制刀剑的刀柄多为痕都斯坦风格，则与清高宗的喜好有关。乾隆二十九年（1764）夏，位于中亚地区的博洛尔部首领沙瑚沙默特感念清廷帮助其抵御外部骚扰，特向清高宗进献了一批兵器以做谢恩之用，其中就有用和阗玉做柄的刀剑，这种充满异域风器的玉器得到清高宗的高度赞赏。从此，痕都斯坦玉及清宫匠人仿制的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兵器上廣泛应用开来。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五（武备三，武具二）记述了清代皇帝大阅佩刀的制式：“乾隆十三年钦定大阅佩刀，炼铁为之，通长二尺七寸七分，刃长二尺三寸，阔一寸五分。右镌银，横为‘天字一号’，纵为‘炼精’，皆隶书。左横为‘乾隆年制’，亦隶书。下为鼓冶铸刀形，銎为金盘，厚二分，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相间各四，外衔珍珠。柄长四寸五分，木质，缠明黄丝，末钻铁涂金，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三道，衔珍珠，系明黄绣，中饰绿松石。室长二尺五寸，木质，饰金桃皮，璋、珌皆铰金花文，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各一，中横束铰金二道，饰亦如之。背为金提梁，左右各饰红宝石四、青金石二、绿松石二，系明黄緌属于金环，加革版悬之，版亦饰金。”清高宗御制腰刀便依从此制而行。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清高宗共命内务府制作了四批带款识的御用刀剑。其中，第一批有刀30把，剑30把，自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设计，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完成。清高宗对这一批的刀剑制造最为用心，从纸样、木样、数量、名称、年款、纹饰、刀鞘、饰件、用金量、盛放箱盒、皮签上的满汉文字，甚至于刀柄打眼等，事无巨细皆一一过问。其后三批均为刀，每批10把，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八年（1793）和乾隆六十年（1795）完成，这三批刀的长度、造型、图记、款识等与第一批基本相同，有的甚至连刀名也一致，只在护手、刀柄和刀鞘處略有区别。
在清高宗的亲自过问及参与下，除上述四批有计划、有规范的制作之外，清高宗在位期间还制作了不少带同样款识图记的刀剑，但在长度、刀柄和刀鞘处有所改变。经过反复做样、呈览、修改，最终做成天、地、人三字共90把御制腰刀，以金丝楠木箱盛装，铜錾花包角，用五分金，左右两端置铜提手，有的甚至配以四足雕花座。箱正面刻总命名、干支纪年和“天上”“地下”等字样，侧面刻刀剑名称、重量和年款。据目前公开的实物资料显示，烟台市博物馆所藏两把御制腰刀编号及刀名，并未出现在这集中制作的四批之列，故推测其应属分散制作。原与其他御制腰刀一起存于内廷，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劫掠而出。20世纪初，烟台商人纪丰泰在海参崴从一名俄国士兵手中购得，后由其孙纪树柏转卖给“胶东王”刘珍年的军医彭紫符。1961年，在烟台第一联合医院行医且为时任政协委员的彭紫符将腰刀捐献给市政协，后移交至烟台市博物馆。
随着古刀剑收藏热的兴起，市面上常可见有对御制腰刀的仿制，除了比照前文所述的尺寸、用料标准及查对传承有绪的档案记录之外，从几个小细节也可辨明真假。如腰刀的挽手提绊和刀柄所挂的绦子均为明黄色真丝质地，编织细密坚韧。但仿品的挽手丝带、绦结的用色及质地均与真品有较大差距，或编织密度不够、或材质使用错误、或颜色张冠李戴，只要仔细认定便都可以厘清。此外，腰刀的金饰为铁鋄金工艺，即在铁胎上錾出横竖斜线，再把金箔锤于斜线内，使之嵌于铁胎之上而表面平滑。乾隆十四年纂刊的《工部则例》规定，“凡成造铁毁金各项物件，内务府：金叶每张长三寸八分，宽二寸六分，重二分至一钱五分不等。如鋄上用什物，用一钱五分重金叶”，“毁造一应仪仗内旃、枪、殳、戟、刀、箭，上用平面鋄金各项物件，用一钱重金叶先毁一层，每见方一尺用赤金叶一两八分”。《匠作则例》则记载了毁金的制作工艺，有发路、鋄罩、烧砑、钩花、点漆等几道工序，极为复杂。腰刀的鋄金金饰均为镂空，刀鞘上横束的两道金饰（图十四），可见栩栩如生的穿花游龙，背上的提梁也是毫不含糊，虽有些许斑驳的锈渍，但颜色与工艺却是仿品所无法比拟的。
清朝本有“国语骑射”的民族特点，大倡尚武精神，在清高宗大阅庆典和围猎骑射时，常可见御制腰刀的身影，以示天子威严，寓意“宣威制盛，远靖迩安”。清高宗御制腰刀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刀剑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且带有浓郁的西部或北方风情，对我们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礼制、金属冶炼技术、工艺美术风格及与西部及北方诸地的交流融合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阮富春）
清高宗御制鞔金桃皮鞘天字三十号“宝腾”腰刀，总重1570克，刀鞘长82、宽5.6、厚1.8厘米，刀身（含刀柄）总长86.4、刃宽3.5、刃厚0.2厘米。清高宗御制鞔金桃皮鞘地字三十号“振远”腰刀，总重1744克，刀鞘长8l、宽5.3、厚1.7厘米，刀身（含刀柄）总长87、刃宽3.7、刃厚0.2厘米（图二）。两件腰刀的刀鞘均为木质，以金桃皮组成的人字图案贴面。璋（图三）、珌（图四）等饰件均为铁鋄金，镂空花纹，所嵌宝石已失。有明黄色穿金丝带挽手提绊，加黑革板悬之，板饰金丝花纹（图五）。刀身钢质，刃窄而薄，有血槽，前部微曲，尖锐而锋利。刀护手亦为铁鋄金，呈菱花形，镂雕缠枝西番莲纹（图六）。近护手处镶嵌金、银、铜丝组成的图案，共四段，以银、铜丝镶嵌的三道横线相隔，分别是：一面为隶书“天字三十号”（“地字三十号”）、菱花形（椭圆形）开光内为刀名“宝腾”（“振远”）、双夔龙纹及几何抽象的云雷纹（图七、图八），一面为隶书“乾隆年制”、与刀名对应的形象图案、双夔龙纹及云雷纹（图九、图十）。刀柄为和阗白玉，呈卷首状，饰各色宝石，柄尾有孔，系明黄緌，配饰珊瑚与绿松石的鎏金莲花座挂坠，中间所衔宝珠已失。
清高宗御制腰刀的制作肇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对复古风格十分痴迷，他本人也是仿古潮的推动者。因此追古、仿古的审美观念在乾隆朝的玉器、瓷器、刀剑等名物的制作上，均有详尽体现。是年十月末，清高宗对造办处呈上的新式刀剑不甚满意，传旨“是金归金，是银归银，是铜（归）铜，其刀剑铁俱各毁，做古式刀剑”。其后，又多次下达相似的旨意，要求将新做刀剑毁掉，而做“古式刀剑”。据乾隆十三年（1748）枪炮处档案的记载，十一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交剑名摺片一件、刀名摺片一件，各计名色三十个。清高宗下令“按名色做刀剑各三十把，每十把要一样，共六个样子，并装修。俱做样呈览，准时再做”。二十一日，依旨交画兽吞口剑木样一件、锦吞口剑木样一件、西番花吞口剑木样一件，清高宗要求将“兽吞口画全再看，番花吞口枝叶再整壮些”，又嫌“锦地吞口俗气”，要求“另画好花样，剑上再添一道线，中间一面做‘乾隆年制’，一面做‘第一’至‘第十’”。二十五日，终于做得炼精龙吞口刀样一件、醴石番花吞口刀样一件、螭虎吞口刀样一件，这一次清高宗相当满意，但又提出更细致的要求，“铁毁金按字号各做十把，其刀亦照剑上天、地、人字号各做十把”。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八日，萨木哈又呈上天字一到十号的刀样十张，刀名分别为炼精、扣鸣、孔纯、月刃、风熛、飞鹊、宿铤、超阿、配威和飞蛇，传旨照样准做。至此，清高宗御制腰刀的制作初见雏形。
中国人有对刀剑命名的传统，历史上不乏闻名遐迩的名刀，如周穆王的“昆吾”刀、齐高帝萧道成的“定业”刀，及至明代还有官丞士兵都常佩戴的雁翎刀。以“天”“地”“人”命名器物，见于《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历代帝王常以此为各类兵器冠名。除前文所述刀名外，在清高宗御制腰刀中，还有昆铭、超阿、鲤腹、柔逋、继辅、吐芝、掩虹、息兵、转电、兔胆、秋霜、凝水等名，皆充满诗意，引人遐思。腰刀的名字及顺序并非一成不变，有的刀名还有重复，如天字十八号“霜明”就曾系地字二十五号，后依清高宗旨意而做出调整。而根据故宫博物院胡建中先生的研究资料表明，地字二号腰刀也名“振远”，加之此前拍出天价的天字十七号“宝腾”腰刀，皆与本文所述腰刀重名。另外，每把刀的名字都有对应图案，非常形象。如本文所述御制宝腾腰刀的对应图案是两只翼龙（图十一），“宝腾”寓意“飞龙在天”，图中云纹嵌银，流转自如，翼龙嵌金，以银点睛，两龙一上一下，有腾挪跌宕的雄浑之势。御制振远腰刀的对应图案则是击鼓雷公（图十二），“振远”有“威震远方”之意，画面中云波滚滚嵌银丝，天鼓雷动嵌铜丝，雷公嵌金丝，尖嘴猴脸，简洁而传神，仿佛真有振聋发聩的鼓声自剑上传将出来。
御制腰刀的刀鞘上贴有被裁成小条做装饰用的金桃皮，现已部分剥落，可见木质鞘身，但其富丽堂皇的雍容风度却不减分毫。清高宗对御制腰刀的制作要求非常严苛，如他对刀鞘的要求，在乾隆十四年（1749）的档案中可见一斑。当年二月初六日，鞍甲作呈上刀鞘样三张，每样各准做十把，其中“准鞔黑子儿皮十把，鞔绿子儿皮二十把，其剑鞘样三张亦每样各准十把，中间束子二道不用，两头什件准做，要鞔红绿黑鲨鱼皮鞘，每样十把”，又有记录“红子儿皮鞘镀金什件古式剑三十把”等。黑、绿、红三色“子儿皮”指的是鲨鱼皮，鲨鱼性情凶猛，是海洋中的霸王，其皮经加工后再髹以各种颜色，是非常名贵的刀鞘面饰。而这两把御制腰刀的刀鞘采用的是另一种材质，金桃皮，因其色泽金黄如饰金漆，故而得名。金桃皮是一种桃树枝条上的皮，有说产自南方，但据《黑龙江外记》卷八中载：“内府缠弓矢金桃皮，出齐齐哈尔城东诸山，树高二三尺，皮赤黑，而里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实不结桃也。岁折舂枝入贡。”故其应为北方物产，至今仍在北方可见。传说金桃皮可祛恶避邪，用其装饰刀鞘有江山永固、威震四方之意。工匠挑拣金桃皮中光滑、洁净的色鲜面，裁成小条以人字纹排列，工艺精细复杂，代表了乾隆时期严谨高超的技艺水平。
刀柄为和阗白玉，镶嵌各色宝石，组成优美的花枝图案，带有浓郁的痕都斯坦风味。在清高宗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中常可见将嵌宝石的玉刀柄配做腰刀的条目，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鞍甲作档案就曾记载，“四月二十八日，太监鄂鲁里交嵌红宝石白玉刀靶二件，传旨着配做腰刀”。在清高宗御制刀剑上使用痕都斯坦装饰风格玉刀柄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图十三），但在御制刀剑制作之初，却不是所有刀剑都配有玉刀柄，而以木柄居多。改变出现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新疆开始大规模贡玉。至清高宗中期，宫廷玉器的制作达到了高峰，使为最初无玉装饰的御制刀剑新配玉刀柄成为可能。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六年（1781）的鞍甲作档案有多条记载，“将无玉靶金桃皮腰刀六把，用现配做腰刀玉靶内挑选六件呈览”，“九月间交出配腰刀白玉靶二件”，“准无玉靶腰刀上换安白玉刀靶六件”，“将玉刀靶六件内，用二件在无玉靶腰刀二把上”等。此外，御制刀剑的刀柄多为痕都斯坦风格，则与清高宗的喜好有关。乾隆二十九年（1764）夏，位于中亚地区的博洛尔部首领沙瑚沙默特感念清廷帮助其抵御外部骚扰，特向清高宗进献了一批兵器以做谢恩之用，其中就有用和阗玉做柄的刀剑，这种充满异域风器的玉器得到清高宗的高度赞赏。从此，痕都斯坦玉及清宫匠人仿制的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兵器上廣泛应用开来。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五（武备三，武具二）记述了清代皇帝大阅佩刀的制式：“乾隆十三年钦定大阅佩刀，炼铁为之，通长二尺七寸七分，刃长二尺三寸，阔一寸五分。右镌银，横为‘天字一号’，纵为‘炼精’，皆隶书。左横为‘乾隆年制’，亦隶书。下为鼓冶铸刀形，銎为金盘，厚二分，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相间各四，外衔珍珠。柄长四寸五分，木质，缠明黄丝，末钻铁涂金，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三道，衔珍珠，系明黄绣，中饰绿松石。室长二尺五寸，木质，饰金桃皮，璋、珌皆铰金花文，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各一，中横束铰金二道，饰亦如之。背为金提梁，左右各饰红宝石四、青金石二、绿松石二，系明黄緌属于金环，加革版悬之，版亦饰金。”清高宗御制腰刀便依从此制而行。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清高宗共命内务府制作了四批带款识的御用刀剑。其中，第一批有刀30把，剑30把，自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设计，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完成。清高宗对这一批的刀剑制造最为用心，从纸样、木样、数量、名称、年款、纹饰、刀鞘、饰件、用金量、盛放箱盒、皮签上的满汉文字，甚至于刀柄打眼等，事无巨细皆一一过问。其后三批均为刀，每批10把，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八年（1793）和乾隆六十年（1795）完成，这三批刀的长度、造型、图记、款识等与第一批基本相同，有的甚至连刀名也一致，只在护手、刀柄和刀鞘處略有区别。
在清高宗的亲自过问及参与下，除上述四批有计划、有规范的制作之外，清高宗在位期间还制作了不少带同样款识图记的刀剑，但在长度、刀柄和刀鞘处有所改变。经过反复做样、呈览、修改，最终做成天、地、人三字共90把御制腰刀，以金丝楠木箱盛装，铜錾花包角，用五分金，左右两端置铜提手，有的甚至配以四足雕花座。箱正面刻总命名、干支纪年和“天上”“地下”等字样，侧面刻刀剑名称、重量和年款。据目前公开的实物资料显示，烟台市博物馆所藏两把御制腰刀编号及刀名，并未出现在这集中制作的四批之列，故推测其应属分散制作。原与其他御制腰刀一起存于内廷，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劫掠而出。20世纪初，烟台商人纪丰泰在海参崴从一名俄国士兵手中购得，后由其孙纪树柏转卖给“胶东王”刘珍年的军医彭紫符。1961年，在烟台第一联合医院行医且为时任政协委员的彭紫符将腰刀捐献给市政协，后移交至烟台市博物馆。
随着古刀剑收藏热的兴起，市面上常可见有对御制腰刀的仿制，除了比照前文所述的尺寸、用料标准及查对传承有绪的档案记录之外，从几个小细节也可辨明真假。如腰刀的挽手提绊和刀柄所挂的绦子均为明黄色真丝质地，编织细密坚韧。但仿品的挽手丝带、绦结的用色及质地均与真品有较大差距，或编织密度不够、或材质使用错误、或颜色张冠李戴，只要仔细认定便都可以厘清。此外，腰刀的金饰为铁鋄金工艺，即在铁胎上錾出横竖斜线，再把金箔锤于斜线内，使之嵌于铁胎之上而表面平滑。乾隆十四年纂刊的《工部则例》规定，“凡成造铁毁金各项物件，内务府：金叶每张长三寸八分，宽二寸六分，重二分至一钱五分不等。如鋄上用什物，用一钱五分重金叶”，“毁造一应仪仗内旃、枪、殳、戟、刀、箭，上用平面鋄金各项物件，用一钱重金叶先毁一层，每见方一尺用赤金叶一两八分”。《匠作则例》则记载了毁金的制作工艺，有发路、鋄罩、烧砑、钩花、点漆等几道工序，极为复杂。腰刀的鋄金金饰均为镂空，刀鞘上横束的两道金饰（图十四），可见栩栩如生的穿花游龙，背上的提梁也是毫不含糊，虽有些许斑驳的锈渍，但颜色与工艺却是仿品所无法比拟的。
清朝本有“国语骑射”的民族特点，大倡尚武精神，在清高宗大阅庆典和围猎骑射时，常可见御制腰刀的身影，以示天子威严，寓意“宣威制盛，远靖迩安”。清高宗御制腰刀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刀剑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且带有浓郁的西部或北方风情，对我们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礼制、金属冶炼技术、工艺美术风格及与西部及北方诸地的交流融合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