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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语 今 用
2005年7月，有人在讲话中用“七月流火”描写天气炎热，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根据《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是“七月流火”本来是指大火星（心宿）向下流降，不能用来形容天气炎热。也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
后代人，特别是现代人，使用古语是不是一定要恪守原义？古语中许多东西保留了原来的语义，这才有语言文化的继承。但是使用过程中往往会有适应场景的变化。比方成语“呆若木鸡”，《庄子·达生》篇表示德性完美的精神状态。有的词典引述了庄子的内容，却完全按照现代的用法，解释为表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样子。为了了解“呆若木鸡”在《庄子》里的语境，下面转引原文：“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但今天如果有谁用“呆若木鸡”形容德性完美的精神状态，读者反倒会认为他用错了成语。
再如“和为贵”，今天谁都知道它表示不要争斗，用的是和平、和睦的意思，而《论语·学而》篇“礼之用，和为贵”，传统解释是指用礼要符合乐（yuè），不能超越或者不到。“八佾舞于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是孔子，也是儒家对这种乐舞制度的理解。宋代朱熹解释为：“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甚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为可贵。”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论语》的原义。近代学者杨树达解释为“和，今言适合，恰当，恰倒好处”，这个解释符合儒家所赋予“和”是适中，合度，恰到好处的基本含义。如此，则“礼之用，和为贵”的意思是礼的运用以合度为宜。不过，这是说在“礼之用，和为贵”这个语境里，但人们常脱离开原来的语境，单独用“和为贵”，表示以和平、和睦为上的意思。
苏轼诗《九月次韵王巩》有“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句。这首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九，即重阳节。黄花即菊花。古人有九九重阳赏菊花的习惯。重阳节赏菊，时间、景物、心情相宜。到了第二天，即使菊花仍然盛开，可是时间跟情景都变了。过时的花景，连蝴蝶都不喜欢。诗中的“明日黄花”有迟暮不遇之意，后来用以表示时过境迁。可常常看到人们写“昨日黄花”。十多年以前，一位教授的书稿里有“昨日黄花”，我以为是笔误，顺手给改成“明日黄花”，到看校样时他又改回“昨日黄花”。这说明他完全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认为是过时的黄花就不好看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使用成语典故都必须知道出处和原来的含义。很可能用“昨日黄花”的人会更多起来。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回到“七月流火”上来。脱离开与“九月授衣”连用，单用“七月流火”，用它的字面义，表示天气炎热，并非不可以。1962年，《剧本》月刊10—11月合刊发表了于伶的话剧剧本《七月流火》，该剧本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茅丽瑛带领上海民众与日寇作斗争的事迹。显然与天文学上的大火星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指天气炎热，而是取火热斗争之意。离开“九月授衣”，单独的“七月流火”很难说它一定是表示大火星向下流降。
对 外 汉 语 语 音 教 学 的 两 个 问 题
iou,uei,uen的教学
几十年间接触过不少外国留学生，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求、修”读或说得不准。以“就”为例，大都读作[?諬iu]，而不是[?諬iou]，口语相当标准的学生也几乎很少能例外。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母语中没有相应的音，但跟教学不无关系。对外汉语教学当中主要教的是jiu（以下举例省去调号），jiou只作为过渡，开始时讲一下，以后黑板上写的，课本上印的，都是省写形式。
《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的说明(5)规定，“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iu,ui,un”。这里说的是写。至于教学当中，似可根据需要变通，比方可以多强调iou,uei,uen,其中特别是iou,uei。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更应该适度变通。中国的小学生，有的学了拼音以后，看见书写形式jiù，对应不出“就、旧、舅”等（现在也存在类似情况）。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分散汉语拼音教学中的难点，文改会曾经在一些地方的小学一年级的教学中推行过“基本式”，就是这三个韵母只教iou,uei,uen,先不教iu,ui,un（其他还有先不教y,w及其相关规则，不教ü上两点的省略），到二年级再逐步学习有关的规则。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还在郑州组织过讨论会。
建议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通过多教（多写）iou,uei,uen，使外国学生确实掌握正确读音以后，再教省写形式。前几个月看到广东编的一本面向泰国人的汉语教材，第一册里课文、生词表的注音，都是两种形式并存，比如“就”，注音形式是jiù(jiòu)。这实在是有识之举。
变调
不少对外汉语教材的课文和生词注音，都根据变调规则标变调，如“不论”注成búlùn，“一起”注成yìqǐ；两个上声相连，也是前一音节标阳平，如“水果”标shuíguǒ等等。
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所谓变调，是语流变调，也就是字音在语流当中发生的变化。“不论”、“一起”、“水果”等按原调标作bùlùn, yīqǐ, shuǐguǒ，在语流当中自然读（或说）作búlùn,yìqǐ，shuíguǒ。教材中标原调，读（说）的时候读（说）成自然音，即读（说）成变调。这属于不自由变调，就是正常读（说）的时候必得这么读（说）。如果标了变调，学生就是按所标的拼音念，而不是按词或者语段读（说）。
再说，所谓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变为阳平，是说变得像阳平，并不就是阳平。汉语语音教学中把它叫做“直上”，徐世荣先生把变化以后的前一个音节的普通话调值描述为[24]，“很像阳平[35]，一般说‘变成阳平’也可以”（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常识》，第12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再者，如“展览馆”这类三个上声字相连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前两个音节都变为（或变得像）阳平：第一个音节也可以变为半上声[21]（只降到[21]，不再升到[4]）；第二个也可以不变成[35]，“而是变读成前后两音节之间从高到低的过渡音，大致相当于[42]”（参见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种情况，徐世荣先生把“展览馆”的调值描述为[24] [24] [214]，也认为在语流中，第一个音节变为半上）。
“锺”、“馀”、“镕”
“锺”、“馀”、“镕”这三个字的性质不同，也就是法律地位不同。
1956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把“鍾”和“鐘”合并简化为“钟”。“锺”是1981年公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中字，没有得到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的认可，一些学者也指出，“锺”属于不规范字。体会猜测《字符集》编制者的用意，想必是希望把钟爱的“钟”和钟表的“钟”区分开，让“锺”表示钟爱义，“钟”表示钟表义，这样，同时也把古代酒具的“钟（鍾）”和古代乐器的“钟（鐘）”区分开了。电脑里边有了“锺”，于是也就出现在一些出版物上，最早是在一本讲钱钟书的封面上看到钱锺书，钱先生的名字含有爱书的意思。但现在也见“10分锺”、“锺点”，这是错的。
“馀”出现在1964年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余”字的注里：“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馀仍用馀。”按理说，这个“馀”字是繁体字“餘”的类推简化字，可是在《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里查不到，从拼音查、从简查繁、从繁查简三个检字表里都查不到。所以这个“馀”只能说是半合法的简化字。再说，这个“可能混淆”怎么掌握呢？实际情况是，知道可能混淆的混淆不了，不知道可能混淆的常常会混淆。有时候看见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余论”，这“余论”的意思是我（余）的看法呢，还是跟文章主题相关的另外一些话呢？清代赵翼的《陔餘丛考》，如果写成当第一人称代词讲的“余”，意思大不一样。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惟餘莽莽”，如果用“余”，很可能理解成只有我……，所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这首词时，大多印为“馀”。
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鎔”归并于“熔”，“鎔”作为异体字淘汰。此二字意思不完全相同。“鎔”有镕铸（熔化铸造）义，如桓宽《盐铁论通有》“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镕铸”。1990年前后，“镕”字在报纸上大量出现，国家语委于1993年9月3日在《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示》中适时地指出，鉴于社会用字的实际需要，“鎔”字可以按照偏旁类推简化的原则，简化为“镕”，“镕”字从此有了合法身份。不过它并未受到平等待遇，除了人名用字，本来该用“镕”处，仍然用“熔”，如《文心雕龙·镕裁》，大多还是用“熔”。这跟1986年恢复使用的“覆”差不多，“覆信、覆议、答覆、批覆”等等仍然写作“复”。
这三个字都关涉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关系。《规范汉字表》应当适应社会用字的需要，妥善处理其间的关系，让“锺、钟”分别作为“鍾”和“鐘”一一对应的简化字；让“馀”作为“餘”的正式类推简化字，多余义不再由“余”兼代；“鎔”则不仅恢复它的身份，也应当同时恢复它的职务。
汉 字 的 书 写 工 具 和 载 体
现在人们写字，是用比较流利的钢笔或者圆珠笔，在光洁平整纸上书写。往上推100年，也就是20世纪初，绝大多数人还是用毛笔，在麻纸上书写。不过跟秦汉以前比起来，已经进步多了。这自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甲骨文时代，书写工具是刀类器物，书写方式是刻，载体是经过灼烤的龟甲或兽骨。由于受书写工具的限制，不论横、竖还是撇、点，都是直的，而且笔道比较纤细。典型的金文则是先制好模子，用青铜铸的，所以笔道肥粗，转折处明显有圆缓之感。金文也有先铸好然后刻上去的。先铸后刻的金文，笔道比先制模后浇铸的细，但比甲骨文要粗，转折处也比较圆缓。这自然跟书写工具及载体质地有关。能够在龟甲、兽骨或者青铜器上刻写，说明已经有了比较锐利的刻写工具。现在还没有商代已经使用铁器的确凿证明，但甲骨文、金文的制作迫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尚书·禹贡》记：“厥贡璆、铁、银、镂、弩、磐”。可学界认为《尚书》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春秋·哀公二年》的“战于铁”，《左传》相应有“登铁上”，杜预注：“铁，丘名……在戚城南。”戚城在今河南濮阳。想必是那里出产铁，而且在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商代遗址发现的镔铁，那是比较低级的产品，不大可能刻得动龟甲兽骨。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已经有了硬度跟铁相当的刻写工具。
甲骨文也有用笔写上去再刻的，因为有的甲骨片上留有软笔写的痕迹。这种软笔，就是广义的毛笔。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说：“秦蒙恬始作笔，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谓之羊毫。”记的是现象，而不是源。甲骨文、金文就有“聿”字，字形分明是手执下边绑有毛状物的杆管书写之状。有用笔书写的实物遗留，有表示书写工具笔的象形字，我们有理由认定商代后期已经有毛笔。1958年在河南信阳发掘的春秋楚墓发现有毛笔和竹简，这也早于蒙恬。
古代有多人颂笔，足见笔在文字书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蔡邕《笔赋》说：“削文竹以为管，加漆系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既描述了形制，也说明了与墨的关系。研究书法的人说甲骨文、金文的书法多么美，那只是就甲金文范围讲，跟后来的毛笔书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刀刻到用毛笔写，这是很大的进步。至于文字的载体，青铜器能够长久保存，留传后世，用来铸刻供“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事件最合适不过，但日常使用则十分不便。就是在殷商时代，也未必只用甲骨、铜器。《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金文中，“册”是捆绑着的竹木片的形状，“典”是“册”放在器物之上的样子，显得比“册”尊贵。“字典、经典、典范”等词还保留有这种意思。竹简、木版作为文字载体，比甲骨、铜器方便多了，而且比较容易得到，携带也比较方便。不过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批阅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形容他勤于公务，日理万机。汉武帝时，有一次东方朔上书，奏章是由两个壮士抬的竹简。这是纸质时代不可想像的，今天则更装不满一张三寸软盘。
秦汉时期曾经有过把字写在丝织物上的帛书。帛也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不大可能用于日常事物。我们应当感谢发明纸的先人。这种东西经过不断改进，使用了两千年。如今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许多人开始用电脑打字，不再用笔写了，但是还离不开纸。《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既讲了文字载体的历史，也评说了蔡伦的发明。不过，并不是造纸之源。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初年的纸。纸的质地决定了它很难久远留于后世，也使我们难以确探其源。
“大 英 博 物 馆”的 译 名
2006年3月18日起，首都博物馆展出英国博物馆珍藏的文物，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一活动的文化交流意义自不待言。媒体多用报道，有的还附有包含展览名称“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的图片。
“大英博物馆”这一名称是俗名，是旧时不正确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为 British Museum，正常的译名是不列颠博物馆或者英国博物馆。俗译名中的“大”，可能是由英国的英文全名UnitedKingdom of Great British and Northern Ireland（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来。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各大洲都有它的殖民地，号称大英帝国。但British Museum里并没有Great(大)。所谓“大英博物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这类现象，除了不自觉的崇信某些外来事物的心理之外，有时还有商业动机。1990年,台湾一家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美国出版的Encyclopedia Americana。正常应当译为“美国百科全书”，但将书名定为“大美百科全书”。1994年大陆一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简体字本，台湾方面要求保留“大美百科全书”的名称。
涉及外国事务的活动应当使用正式名称。如果已经有译名，有必要审查旧译名是否正确妥当。如有不妥，应当调整重译。我是当编辑的，书稿中有时候碰到“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之类名称，通常要改为“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希望在我们的报刊上再不要出现“大英博物馆”之类的译名。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有人在讲话中用“七月流火”描写天气炎热，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根据《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是“七月流火”本来是指大火星（心宿）向下流降，不能用来形容天气炎热。也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
后代人，特别是现代人，使用古语是不是一定要恪守原义？古语中许多东西保留了原来的语义，这才有语言文化的继承。但是使用过程中往往会有适应场景的变化。比方成语“呆若木鸡”，《庄子·达生》篇表示德性完美的精神状态。有的词典引述了庄子的内容，却完全按照现代的用法，解释为表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样子。为了了解“呆若木鸡”在《庄子》里的语境，下面转引原文：“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但今天如果有谁用“呆若木鸡”形容德性完美的精神状态，读者反倒会认为他用错了成语。
再如“和为贵”，今天谁都知道它表示不要争斗，用的是和平、和睦的意思，而《论语·学而》篇“礼之用，和为贵”，传统解释是指用礼要符合乐（yuè），不能超越或者不到。“八佾舞于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是孔子，也是儒家对这种乐舞制度的理解。宋代朱熹解释为：“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甚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为可贵。”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论语》的原义。近代学者杨树达解释为“和，今言适合，恰当，恰倒好处”，这个解释符合儒家所赋予“和”是适中，合度，恰到好处的基本含义。如此，则“礼之用，和为贵”的意思是礼的运用以合度为宜。不过，这是说在“礼之用，和为贵”这个语境里，但人们常脱离开原来的语境，单独用“和为贵”，表示以和平、和睦为上的意思。
苏轼诗《九月次韵王巩》有“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句。这首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九，即重阳节。黄花即菊花。古人有九九重阳赏菊花的习惯。重阳节赏菊，时间、景物、心情相宜。到了第二天，即使菊花仍然盛开，可是时间跟情景都变了。过时的花景，连蝴蝶都不喜欢。诗中的“明日黄花”有迟暮不遇之意，后来用以表示时过境迁。可常常看到人们写“昨日黄花”。十多年以前，一位教授的书稿里有“昨日黄花”，我以为是笔误，顺手给改成“明日黄花”，到看校样时他又改回“昨日黄花”。这说明他完全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认为是过时的黄花就不好看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使用成语典故都必须知道出处和原来的含义。很可能用“昨日黄花”的人会更多起来。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回到“七月流火”上来。脱离开与“九月授衣”连用，单用“七月流火”，用它的字面义，表示天气炎热，并非不可以。1962年，《剧本》月刊10—11月合刊发表了于伶的话剧剧本《七月流火》，该剧本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茅丽瑛带领上海民众与日寇作斗争的事迹。显然与天文学上的大火星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指天气炎热，而是取火热斗争之意。离开“九月授衣”，单独的“七月流火”很难说它一定是表示大火星向下流降。
对 外 汉 语 语 音 教 学 的 两 个 问 题
iou,uei,uen的教学
几十年间接触过不少外国留学生，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求、修”读或说得不准。以“就”为例，大都读作[?諬iu]，而不是[?諬iou]，口语相当标准的学生也几乎很少能例外。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母语中没有相应的音，但跟教学不无关系。对外汉语教学当中主要教的是jiu（以下举例省去调号），jiou只作为过渡，开始时讲一下，以后黑板上写的，课本上印的，都是省写形式。
《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的说明(5)规定，“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iu,ui,un”。这里说的是写。至于教学当中，似可根据需要变通，比方可以多强调iou,uei,uen,其中特别是iou,uei。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更应该适度变通。中国的小学生，有的学了拼音以后，看见书写形式jiù，对应不出“就、旧、舅”等（现在也存在类似情况）。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分散汉语拼音教学中的难点，文改会曾经在一些地方的小学一年级的教学中推行过“基本式”，就是这三个韵母只教iou,uei,uen,先不教iu,ui,un（其他还有先不教y,w及其相关规则，不教ü上两点的省略），到二年级再逐步学习有关的规则。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还在郑州组织过讨论会。
建议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通过多教（多写）iou,uei,uen，使外国学生确实掌握正确读音以后，再教省写形式。前几个月看到广东编的一本面向泰国人的汉语教材，第一册里课文、生词表的注音，都是两种形式并存，比如“就”，注音形式是jiù(jiòu)。这实在是有识之举。
变调
不少对外汉语教材的课文和生词注音，都根据变调规则标变调，如“不论”注成búlùn，“一起”注成yìqǐ；两个上声相连，也是前一音节标阳平，如“水果”标shuíguǒ等等。
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所谓变调，是语流变调，也就是字音在语流当中发生的变化。“不论”、“一起”、“水果”等按原调标作bùlùn, yīqǐ, shuǐguǒ，在语流当中自然读（或说）作búlùn,yìqǐ，shuíguǒ。教材中标原调，读（说）的时候读（说）成自然音，即读（说）成变调。这属于不自由变调，就是正常读（说）的时候必得这么读（说）。如果标了变调，学生就是按所标的拼音念，而不是按词或者语段读（说）。
再说，所谓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变为阳平，是说变得像阳平，并不就是阳平。汉语语音教学中把它叫做“直上”，徐世荣先生把变化以后的前一个音节的普通话调值描述为[24]，“很像阳平[35]，一般说‘变成阳平’也可以”（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常识》，第12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再者，如“展览馆”这类三个上声字相连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前两个音节都变为（或变得像）阳平：第一个音节也可以变为半上声[21]（只降到[21]，不再升到[4]）；第二个也可以不变成[35]，“而是变读成前后两音节之间从高到低的过渡音，大致相当于[42]”（参见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种情况，徐世荣先生把“展览馆”的调值描述为[24] [24] [214]，也认为在语流中，第一个音节变为半上）。
“锺”、“馀”、“镕”
“锺”、“馀”、“镕”这三个字的性质不同，也就是法律地位不同。
1956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把“鍾”和“鐘”合并简化为“钟”。“锺”是1981年公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中字，没有得到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的认可，一些学者也指出，“锺”属于不规范字。体会猜测《字符集》编制者的用意，想必是希望把钟爱的“钟”和钟表的“钟”区分开，让“锺”表示钟爱义，“钟”表示钟表义，这样，同时也把古代酒具的“钟（鍾）”和古代乐器的“钟（鐘）”区分开了。电脑里边有了“锺”，于是也就出现在一些出版物上，最早是在一本讲钱钟书的封面上看到钱锺书，钱先生的名字含有爱书的意思。但现在也见“10分锺”、“锺点”，这是错的。
“馀”出现在1964年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余”字的注里：“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馀仍用馀。”按理说，这个“馀”字是繁体字“餘”的类推简化字，可是在《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里查不到，从拼音查、从简查繁、从繁查简三个检字表里都查不到。所以这个“馀”只能说是半合法的简化字。再说，这个“可能混淆”怎么掌握呢？实际情况是，知道可能混淆的混淆不了，不知道可能混淆的常常会混淆。有时候看见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余论”，这“余论”的意思是我（余）的看法呢，还是跟文章主题相关的另外一些话呢？清代赵翼的《陔餘丛考》，如果写成当第一人称代词讲的“余”，意思大不一样。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惟餘莽莽”，如果用“余”，很可能理解成只有我……，所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这首词时，大多印为“馀”。
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鎔”归并于“熔”，“鎔”作为异体字淘汰。此二字意思不完全相同。“鎔”有镕铸（熔化铸造）义，如桓宽《盐铁论通有》“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镕铸”。1990年前后，“镕”字在报纸上大量出现，国家语委于1993年9月3日在《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示》中适时地指出，鉴于社会用字的实际需要，“鎔”字可以按照偏旁类推简化的原则，简化为“镕”，“镕”字从此有了合法身份。不过它并未受到平等待遇，除了人名用字，本来该用“镕”处，仍然用“熔”，如《文心雕龙·镕裁》，大多还是用“熔”。这跟1986年恢复使用的“覆”差不多，“覆信、覆议、答覆、批覆”等等仍然写作“复”。
这三个字都关涉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关系。《规范汉字表》应当适应社会用字的需要，妥善处理其间的关系，让“锺、钟”分别作为“鍾”和“鐘”一一对应的简化字；让“馀”作为“餘”的正式类推简化字，多余义不再由“余”兼代；“鎔”则不仅恢复它的身份，也应当同时恢复它的职务。
汉 字 的 书 写 工 具 和 载 体
现在人们写字，是用比较流利的钢笔或者圆珠笔，在光洁平整纸上书写。往上推100年，也就是20世纪初，绝大多数人还是用毛笔，在麻纸上书写。不过跟秦汉以前比起来，已经进步多了。这自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甲骨文时代，书写工具是刀类器物，书写方式是刻，载体是经过灼烤的龟甲或兽骨。由于受书写工具的限制，不论横、竖还是撇、点，都是直的，而且笔道比较纤细。典型的金文则是先制好模子，用青铜铸的，所以笔道肥粗，转折处明显有圆缓之感。金文也有先铸好然后刻上去的。先铸后刻的金文，笔道比先制模后浇铸的细，但比甲骨文要粗，转折处也比较圆缓。这自然跟书写工具及载体质地有关。能够在龟甲、兽骨或者青铜器上刻写，说明已经有了比较锐利的刻写工具。现在还没有商代已经使用铁器的确凿证明，但甲骨文、金文的制作迫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尚书·禹贡》记：“厥贡璆、铁、银、镂、弩、磐”。可学界认为《尚书》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春秋·哀公二年》的“战于铁”，《左传》相应有“登铁上”，杜预注：“铁，丘名……在戚城南。”戚城在今河南濮阳。想必是那里出产铁，而且在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商代遗址发现的镔铁，那是比较低级的产品，不大可能刻得动龟甲兽骨。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已经有了硬度跟铁相当的刻写工具。
甲骨文也有用笔写上去再刻的，因为有的甲骨片上留有软笔写的痕迹。这种软笔，就是广义的毛笔。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说：“秦蒙恬始作笔，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谓之羊毫。”记的是现象，而不是源。甲骨文、金文就有“聿”字，字形分明是手执下边绑有毛状物的杆管书写之状。有用笔书写的实物遗留，有表示书写工具笔的象形字，我们有理由认定商代后期已经有毛笔。1958年在河南信阳发掘的春秋楚墓发现有毛笔和竹简，这也早于蒙恬。
古代有多人颂笔，足见笔在文字书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蔡邕《笔赋》说：“削文竹以为管，加漆系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既描述了形制，也说明了与墨的关系。研究书法的人说甲骨文、金文的书法多么美，那只是就甲金文范围讲，跟后来的毛笔书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刀刻到用毛笔写，这是很大的进步。至于文字的载体，青铜器能够长久保存，留传后世，用来铸刻供“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事件最合适不过，但日常使用则十分不便。就是在殷商时代，也未必只用甲骨、铜器。《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金文中，“册”是捆绑着的竹木片的形状，“典”是“册”放在器物之上的样子，显得比“册”尊贵。“字典、经典、典范”等词还保留有这种意思。竹简、木版作为文字载体，比甲骨、铜器方便多了，而且比较容易得到，携带也比较方便。不过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批阅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形容他勤于公务，日理万机。汉武帝时，有一次东方朔上书，奏章是由两个壮士抬的竹简。这是纸质时代不可想像的，今天则更装不满一张三寸软盘。
秦汉时期曾经有过把字写在丝织物上的帛书。帛也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不大可能用于日常事物。我们应当感谢发明纸的先人。这种东西经过不断改进，使用了两千年。如今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许多人开始用电脑打字，不再用笔写了，但是还离不开纸。《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既讲了文字载体的历史，也评说了蔡伦的发明。不过，并不是造纸之源。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初年的纸。纸的质地决定了它很难久远留于后世，也使我们难以确探其源。
“大 英 博 物 馆”的 译 名
2006年3月18日起，首都博物馆展出英国博物馆珍藏的文物，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一活动的文化交流意义自不待言。媒体多用报道，有的还附有包含展览名称“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的图片。
“大英博物馆”这一名称是俗名，是旧时不正确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为 British Museum，正常的译名是不列颠博物馆或者英国博物馆。俗译名中的“大”，可能是由英国的英文全名UnitedKingdom of Great British and Northern Ireland（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而来。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各大洲都有它的殖民地，号称大英帝国。但British Museum里并没有Great(大)。所谓“大英博物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这类现象，除了不自觉的崇信某些外来事物的心理之外，有时还有商业动机。1990年,台湾一家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美国出版的Encyclopedia Americana。正常应当译为“美国百科全书”，但将书名定为“大美百科全书”。1994年大陆一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简体字本，台湾方面要求保留“大美百科全书”的名称。
涉及外国事务的活动应当使用正式名称。如果已经有译名，有必要审查旧译名是否正确妥当。如有不妥，应当调整重译。我是当编辑的，书稿中有时候碰到“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之类名称，通常要改为“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希望在我们的报刊上再不要出现“大英博物馆”之类的译名。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