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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城商行的经营发展也面临诸多新挑战。如何主动适应新形势，破解长期形成的惯性发展模式瓶颈，提升可持续稳健发展能力，考验着城商行的经营管理智慧。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立足城商行的经营管理现状，对新形势下城商行如何助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出思考。
城商行要抓住经济发展新动能机遇
“十四五”时期，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加大，但经济发展新格局也带来了有待开发的新机遇， 蕴含诸多的发展新动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区域多边贸易蕴含新机遇。首先，逆全球化潮流，包括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各国政策之间博弈、高新技术封锁等各个方面，给中国的全球化、国际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中国的成功经验给了世界其他国家启示：想谋求发展，只能走合作的道路。其次，除去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之后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刁难，甚至是有意为之的反向的、负面的力量，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在持续地推进。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说过： “中国带动了东盟地区和整个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未来5～10年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主体视角看，很多国内企业也正在主动捕捉这方面的机遇。最后，虽然受疫情和大国关系形势不明朗的影响，“走出去”这项政策在节奏上有些变化，但总的来说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企业、银行都在积蓄力量，谋划新的发展。
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双引擎发力。中国的基建实力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从中获益。柬埔寨首相洪森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和中国合作，没有中国的支援帮助，可能我们柬埔寨过河还要靠船摆渡。”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基建实力毋庸置疑。目前我国在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建设布局，在未来有更大的潜能及需求。预计2020～2025 年，新基建相关领域的各类融资需求将达到14万亿元。对城商行来说，这是一片值得深入开发的业务蓝海。
消费扩容、提质、升级。我国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消费增长的潜力大、空间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 达到5000美元以后，居民就会更加注重个性化、差别化的高品质消费。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消费中服务类消费占比约为45.9%，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此外，居民消费行为在不断演变，新消费场景也不断涌现出来，人们更愿意为教育、娱乐、健康、养老、医疗等付费。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教育培训已经成为2020年中国家庭消费排行榜的榜首，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达到了32.4%，紧随其后的分别为住房和保健养生。
加快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目前的制造业水平还处于中低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当前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分流，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双向挤压。为了应对外部不利形势，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加大“卡脖子”项目的科研投入，向高端制造业迈进，推进智能制造生产，包括通过将服务和制造深度融合等，基于企业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服务，带动制造业从单纯的输出产品向“产品+服务”转移，提高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普遍共识。绿色经济规模预计未来五年将翻一番，到2025年将达到12万亿元左右，将会带动经济相关产业、技术转型升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指出，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全球各国每年需要投资1.6万亿～3.8 万亿美元。这对世界各国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蓝海，潜在业务需求有待挖掘。未来10～30年，绿色消费贷款、绿色建筑贷款、绿色技术专利权质押贷款、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碳交易市场都将为商业银行提供巨大的发展商机。气候的变化也会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为银行业务经营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碳达峰”的目标已经对相关行业产生了影响，体现在信贷上，2020年我国绿色贷款投放保持了较快增长，预计2021年我国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元左右。
城商行助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路径选择
坚持专注主业回归本源，实现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财富的根源， 金融为实体经济而生，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城商行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回归“实体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回归“服务地方经济”的初衷。只有真正坚持服务地方经济的初心和定位，城商行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结合地方经济特色，将金融服务更多贴近地方经济的需求，避免出现“资金空转”“监管套利”等脱离本源的现象。近年来，监管机构要求城商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坚守“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市民” 的市场定位，坚持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商行追求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努力实现质量、效率与效益的有机统一，要通过破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推进质量变革;通过科学配置资源、加强成本管理，推进效率变革;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让股东、客户、员工共享发展成果，形成发展合力，推进动力变革。“十四五”时期，城商行必须把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中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另外，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复工复产、经济秩序恢复，更要求城商行大力支持一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行为， 否则就要进行抑制。
推进质量变革，提升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城商行应避免为“僵尸企业”增加新的财务支持，以各种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促进企业降低杠杆率。同时，城商行应在对总体和区域市场需求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将更多的财务资源分配给更有效的企业客户，以取代效率低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酒店餐饮、影视娱乐等领域产生巨大阶段性冲击，但与此同时，网上购物、订餐、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却空前活跃。部分中小企业已经转换思路，拓展线上业务，加速自身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网上购物等行业异军突起。物流仓储行业快递服务需求上升，无接触配送应运而生，行业短期受到用工不足、上游订单下降等因素制约。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正在升级“宅经济”。从消费端到供给端、从生活场景到办公场景全面升级，邁向“云时代”。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之下，新基建成为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被提升到新高度。新基建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新周期的运营基础，必将孕育出丰富的新产品和创新模式，从而也为商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大量优质资产和客户群体。城商行可抓住时机，发展新的信贷业务，提升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 促进动力变革，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城商行更加认识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服务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平衡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必然选择。鉴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基本特征，即短期、小额度、迫切需求和频繁性，城商行需进一步优化机构设置，改革信贷机制和管理制度。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要建立包括专业部门、特许组织和专职网络的多层次专业组织系统。从运作机制看，应构建适宜的发展战略、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有效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人员培训和违约信息通知机制，提高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特许经营效率。从资源保障的角度来看，设立特许机构的城商行应坚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制定单独的信贷计划、单独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分配、单独的客户识别和信用评估以及单独的会计核算。从提升效率的角度来看，城商行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降低信贷调查等交易成本，缩短信贷投放流程和信贷时间，提高整体的信贷投放效率，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服务质量。
推动效率变革，坚持差异化发展策略。城商行要坚守“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市民”的市场定位。按照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城商行应主动对接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边际贡献变化等经济发展新格局，从提高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思考“三服务”的新内涵、新标准、新策略。一是实行错位发展战略。“十四五”期间，城商行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的经营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城商行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总引领，在发展中准确把握市场走向，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特点、彰显自身优势的市场定位。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程度来看，由于其具有强传染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这既是城商行扩大服务范围的机遇，也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二是坚持特色化服务。城商行要通过特色化产品和服务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分析城商行的产品体系现状可以发现，“多而乱、散且弱”的问题比较突出，产品体系设计各自为政、单兵作战、更迭频繁，缺乏统一的逻辑基础、品牌身份和营销推广。城商行要借鉴标杆银行的做法，重点打造一两个拳头产品，做大客群，做出规模，形成专业能力，提升品牌影响力。
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在第三届中国数字银行论坛中指出，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既是银行业的核心信息资产，也是银行的重要财富，更是金融科技赋能银行经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数据治理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城商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城商行应建立强大的数据分析基础架构，从客户获取到客户服务，从信息收集到市场营销和销售，都要重构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决策体系。城商行比金融技术公司拥有更多的客户信息数据，但是其欠缺数据分析能力，更需加强数字技术应用，释放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其次，城商行应建立数字化流程，以精简成本。在银行业务的许多方面，如投资和财务顾问的AI业务、抵押贷款流程的自动化等，有许多数字化、精简化的流程优化机会。最后，城商行应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圈，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符合城商行自身发展特色的互联网金融，将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高度融合，实现各个平台的互联互通，使现有的经营体系更加活跃，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
城商行培育新动能、构建新格局的战略重点
加快供应链金融发展步伐。供应链金融凭借其在产融结合、普惠金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专项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成为推动城商行群体服務实体经济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方面，城商行积极探索和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供应链金融的业务开展力度，对于落实“六稳”“六保”政策要求，维护中小微企业稳定经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既是城商行专注主业、服务地方的定位需要，也是业务线上化、场景生态化等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受制于资本规模、技术力量及业务生态等因素的限制，城商行在推动供应链金融进一步发展壮大时也面临着问题，下一步还需在金融科技应用、业务风险控制及业务生态共建共享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一是要结合各自的区位特色及优势，在场景化方向聚焦服务中小微客户的定位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细分领域，不断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平台创新。二是要增强内部支撑，增强人才集聚效应，强化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技术、考核、绩效奖励等供应链金融发展支持。三是要更加深度运用金融科技，将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与供应链充分融合，帮助参与企业节省成本，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及融资实现效率。
主动发展绿色金融。“十四五”期间，城商行要充分发挥机制优势、地缘优势，加大对绿色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发挥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和杠杆功能，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和谐提供强劲支撑。首先，城商行在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时，要将绿色发展、低碳金融的发展目标和措施融入其中，在每年的经营工作计划中进行预算引导，并制定相应的刚性约束措施，增加低碳转型的严肃性。其次，城商行要加大信贷资源倾斜，积极支持国土绿化、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绿色工程，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市场的研究，为提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信贷投放提供依据。最后，城商行要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立足地方生态和产业特色，按照商业可持续、技术成熟、风险可控原则，加强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产品，探索开展基于排污权、碳排放权、能效收益权等环境权益为基础资产的绿色金融产品设计，践行“商行+投行”的理念，通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将金融资源引入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此外，城商行在加大低碳金融服务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化解各种新型风险，以确保自身的稳健运营。从长远来看，可以考虑尝试成立低碳事业部，对低碳金融业务进行事业部制统筹管理，使其在经营和核算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谋划低碳金融发展战略，开发系列金融产品，推广相关金融服务。 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在经济内循环中，“促销费”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城商行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一是要推出线上消费金融产品。城商行要借鉴互联网公司线上贷款的成功经验，依托本地政府掌握的居民信用数据搭建计算分析系统，推出多种可自动审批的小额线上消费信贷产品。二是要实现消费金融产品的场景切入。城商行要围绕客户的衣、食、住、行，有针对性地创设消费金融产品，并通过与商家开展跨界合作、提供“金融+非金融”服务的形式，最大限度提升客户黏性。
推进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发展。一是要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创新思维，围绕城商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痛点、机遇等多个方面，主动寻求科技思维，突破传统业务定势。二是要引入科技基因，将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全面应用到银行业务中。三是要变科技支撑为科技引领，注重科技与业务的充分融合，用科技公司的作业模式组建产品创新团队。四是增加科技人员数量，建立专业化、高层次科技研发团队。有实力的城商行可以考虑组建自己的科技队伍;条件不允许的城商行可以借助外脑，通过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引入前沿金融科技技术，紧紧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五是积极搭建线上平台银行，着重培养移动金融、直销银行等虚拟银行业务，弥补城商行地域限制的不足。
城商行助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经营策略
做强公司业务。一是要细分行业、精准营销。城商行应密切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与目标，抓住支柱产业，对其进行市场细分，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和业务资质，确定细分行业和目标客户;要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步调一致，提前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究预测，前瞻性做好对公业务的发展布局。二是要夯实客户基础，做大客群规模。城商行应积极组织推动“公司客户倍增”工程，通过产品配置和服务优化，增加客户数量，建立有效的基础客户和授信客户群体;综合运用服务推动、授信带动、流失挽回、客户引荐等方式，扩大交易银行业务客户基础。三是要巩固对公存款的核心地位。城商行应以深化政府机构客户总对总合作为基础，聚焦财政、社保、税务、医疗、园区、学校等重点行业产业链开发，推动机构存款增长;实施“商行+投行”产品组合策略，向综合服务要结算存款，通过传统公司产品、交易银行产品、投行产品带动结算存款增长。
做大零售业务。城商行要以“壮大客群、提升效能、科技驱动、塑造内力”为主线，稳步推进客户、规模、能力的提升。一是在客群建设上，个人业务要围绕基础客群、重点客群、線上客群、私钻客群，构建定位精准的客户获取、经营、服务模式;普惠业务要拓宽流量获客渠道，增强与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的交叉营销，实现“批量获客、精准获客”。二是在效能提升上，城商行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优化流程、提升效率、扩大产能等措施，推进零售业务从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提升网点产能、营销人员产能和业务效益，加大信用卡分期业务推广，提升客户的综合贡献度，实现“开源”“节流”双向创利。三是在管理模式上，城商行应建立从前台营销到中后台管理“一线到底”的风控思维，以产品制度为核心，改进和优化授信业务流程;强化普惠业务尽职免责机制应用，充分保护履职担当的从业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做优市场业务。一是要加强总分联动，稳步拓展同业业务。城商行应建立客户分层体系，按照精准化管理的经营原则，实现集中、分层、集约经营同业客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负债占比，推动同业负债来源多元化，降低单一客户集中度，增强同业存款的稳定性。二是加快资产流转，由做资金生意向做客户生意转变。城商行应把握市场利率平稳或下行的时间窗口，提升一级利率债和信用债投标规模，通过扩大利率债券承销量，带动政策性银行资金和相关业务联动;强化地方债总量管控，向回存率高的分支行倾斜。三是搭建轻型银行转型营销平台。城商行应构建“线上+线下”的同业渠道营销模式，为“商行+投行”战略转型开拓出口渠道。四是加大理财净值化转型力度。城商行要按照监管要求，序时推进理财业务存量资产风险化解，通过新产品承接、市场化处置以及回表等方式有序压降存量资产规模;优化自销、代销以及线上、线下多方位的理财业务销售渠道，同时加强理财产品功能设计，上线理财产品转让等功能，提升客户体验。
（作者系大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城商行要抓住经济发展新动能机遇
“十四五”时期，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加大，但经济发展新格局也带来了有待开发的新机遇， 蕴含诸多的发展新动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区域多边贸易蕴含新机遇。首先，逆全球化潮流，包括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各国政策之间博弈、高新技术封锁等各个方面，给中国的全球化、国际化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中国的成功经验给了世界其他国家启示：想谋求发展，只能走合作的道路。其次，除去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之后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刁难，甚至是有意为之的反向的、负面的力量，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在持续地推进。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说过： “中国带动了东盟地区和整个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未来5～10年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主体视角看，很多国内企业也正在主动捕捉这方面的机遇。最后，虽然受疫情和大国关系形势不明朗的影响，“走出去”这项政策在节奏上有些变化，但总的来说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企业、银行都在积蓄力量，谋划新的发展。
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双引擎发力。中国的基建实力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从中获益。柬埔寨首相洪森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和中国合作，没有中国的支援帮助，可能我们柬埔寨过河还要靠船摆渡。”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基建实力毋庸置疑。目前我国在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建设布局，在未来有更大的潜能及需求。预计2020～2025 年，新基建相关领域的各类融资需求将达到14万亿元。对城商行来说，这是一片值得深入开发的业务蓝海。
消费扩容、提质、升级。我国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消费增长的潜力大、空间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 达到5000美元以后，居民就会更加注重个性化、差别化的高品质消费。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消费中服务类消费占比约为45.9%，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此外，居民消费行为在不断演变，新消费场景也不断涌现出来，人们更愿意为教育、娱乐、健康、养老、医疗等付费。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教育培训已经成为2020年中国家庭消费排行榜的榜首，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达到了32.4%，紧随其后的分别为住房和保健养生。
加快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目前的制造业水平还处于中低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当前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分流，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双向挤压。为了应对外部不利形势，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加大“卡脖子”项目的科研投入，向高端制造业迈进，推进智能制造生产，包括通过将服务和制造深度融合等，基于企业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服务，带动制造业从单纯的输出产品向“产品+服务”转移，提高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普遍共识。绿色经济规模预计未来五年将翻一番，到2025年将达到12万亿元左右，将会带动经济相关产业、技术转型升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指出，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全球各国每年需要投资1.6万亿～3.8 万亿美元。这对世界各国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蓝海，潜在业务需求有待挖掘。未来10～30年，绿色消费贷款、绿色建筑贷款、绿色技术专利权质押贷款、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碳交易市场都将为商业银行提供巨大的发展商机。气候的变化也会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为银行业务经营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碳达峰”的目标已经对相关行业产生了影响，体现在信贷上，2020年我国绿色贷款投放保持了较快增长，预计2021年我国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元左右。
城商行助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路径选择
坚持专注主业回归本源，实现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财富的根源， 金融为实体经济而生，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城商行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回归“实体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回归“服务地方经济”的初衷。只有真正坚持服务地方经济的初心和定位，城商行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结合地方经济特色，将金融服务更多贴近地方经济的需求，避免出现“资金空转”“监管套利”等脱离本源的现象。近年来，监管机构要求城商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坚守“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市民” 的市场定位，坚持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商行追求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努力实现质量、效率与效益的有机统一，要通过破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推进质量变革;通过科学配置资源、加强成本管理，推进效率变革;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让股东、客户、员工共享发展成果，形成发展合力，推进动力变革。“十四五”时期，城商行必须把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中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另外，疫情影响下的企业复工复产、经济秩序恢复，更要求城商行大力支持一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行为， 否则就要进行抑制。
推进质量变革，提升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城商行应避免为“僵尸企业”增加新的财务支持，以各种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促进企业降低杠杆率。同时，城商行应在对总体和区域市场需求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将更多的财务资源分配给更有效的企业客户，以取代效率低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酒店餐饮、影视娱乐等领域产生巨大阶段性冲击，但与此同时，网上购物、订餐、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却空前活跃。部分中小企业已经转换思路，拓展线上业务，加速自身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网上购物等行业异军突起。物流仓储行业快递服务需求上升，无接触配送应运而生，行业短期受到用工不足、上游订单下降等因素制约。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正在升级“宅经济”。从消费端到供给端、从生活场景到办公场景全面升级，邁向“云时代”。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之下，新基建成为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被提升到新高度。新基建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新周期的运营基础，必将孕育出丰富的新产品和创新模式，从而也为商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大量优质资产和客户群体。城商行可抓住时机，发展新的信贷业务，提升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 促进动力变革，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城商行更加认识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服务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平衡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必然选择。鉴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基本特征，即短期、小额度、迫切需求和频繁性，城商行需进一步优化机构设置，改革信贷机制和管理制度。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要建立包括专业部门、特许组织和专职网络的多层次专业组织系统。从运作机制看，应构建适宜的发展战略、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有效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人员培训和违约信息通知机制，提高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特许经营效率。从资源保障的角度来看，设立特许机构的城商行应坚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制定单独的信贷计划、单独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分配、单独的客户识别和信用评估以及单独的会计核算。从提升效率的角度来看，城商行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降低信贷调查等交易成本，缩短信贷投放流程和信贷时间，提高整体的信贷投放效率，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服务质量。
推动效率变革，坚持差异化发展策略。城商行要坚守“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市民”的市场定位。按照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城商行应主动对接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边际贡献变化等经济发展新格局，从提高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思考“三服务”的新内涵、新标准、新策略。一是实行错位发展战略。“十四五”期间，城商行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的经营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城商行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总引领，在发展中准确把握市场走向，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特点、彰显自身优势的市场定位。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程度来看，由于其具有强传染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这既是城商行扩大服务范围的机遇，也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二是坚持特色化服务。城商行要通过特色化产品和服务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分析城商行的产品体系现状可以发现，“多而乱、散且弱”的问题比较突出，产品体系设计各自为政、单兵作战、更迭频繁，缺乏统一的逻辑基础、品牌身份和营销推广。城商行要借鉴标杆银行的做法，重点打造一两个拳头产品，做大客群，做出规模，形成专业能力，提升品牌影响力。
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在第三届中国数字银行论坛中指出，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既是银行业的核心信息资产，也是银行的重要财富，更是金融科技赋能银行经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数据治理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城商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城商行应建立强大的数据分析基础架构，从客户获取到客户服务，从信息收集到市场营销和销售，都要重构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决策体系。城商行比金融技术公司拥有更多的客户信息数据，但是其欠缺数据分析能力，更需加强数字技术应用，释放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其次，城商行应建立数字化流程，以精简成本。在银行业务的许多方面，如投资和财务顾问的AI业务、抵押贷款流程的自动化等，有许多数字化、精简化的流程优化机会。最后，城商行应打造互联网金融生态圈，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符合城商行自身发展特色的互联网金融，将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高度融合，实现各个平台的互联互通，使现有的经营体系更加活跃，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
城商行培育新动能、构建新格局的战略重点
加快供应链金融发展步伐。供应链金融凭借其在产融结合、普惠金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专项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成为推动城商行群体服務实体经济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方面，城商行积极探索和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供应链金融的业务开展力度，对于落实“六稳”“六保”政策要求，维护中小微企业稳定经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既是城商行专注主业、服务地方的定位需要，也是业务线上化、场景生态化等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受制于资本规模、技术力量及业务生态等因素的限制，城商行在推动供应链金融进一步发展壮大时也面临着问题，下一步还需在金融科技应用、业务风险控制及业务生态共建共享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一是要结合各自的区位特色及优势，在场景化方向聚焦服务中小微客户的定位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细分领域，不断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平台创新。二是要增强内部支撑，增强人才集聚效应，强化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技术、考核、绩效奖励等供应链金融发展支持。三是要更加深度运用金融科技，将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与供应链充分融合，帮助参与企业节省成本，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及融资实现效率。
主动发展绿色金融。“十四五”期间，城商行要充分发挥机制优势、地缘优势，加大对绿色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发挥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和杠杆功能，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和谐提供强劲支撑。首先，城商行在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时，要将绿色发展、低碳金融的发展目标和措施融入其中，在每年的经营工作计划中进行预算引导，并制定相应的刚性约束措施，增加低碳转型的严肃性。其次，城商行要加大信贷资源倾斜，积极支持国土绿化、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绿色工程，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市场的研究，为提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信贷投放提供依据。最后，城商行要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立足地方生态和产业特色，按照商业可持续、技术成熟、风险可控原则，加强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产品，探索开展基于排污权、碳排放权、能效收益权等环境权益为基础资产的绿色金融产品设计，践行“商行+投行”的理念，通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将金融资源引入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此外，城商行在加大低碳金融服务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化解各种新型风险，以确保自身的稳健运营。从长远来看，可以考虑尝试成立低碳事业部，对低碳金融业务进行事业部制统筹管理，使其在经营和核算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谋划低碳金融发展战略，开发系列金融产品，推广相关金融服务。 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在经济内循环中，“促销费”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城商行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一是要推出线上消费金融产品。城商行要借鉴互联网公司线上贷款的成功经验，依托本地政府掌握的居民信用数据搭建计算分析系统，推出多种可自动审批的小额线上消费信贷产品。二是要实现消费金融产品的场景切入。城商行要围绕客户的衣、食、住、行，有针对性地创设消费金融产品，并通过与商家开展跨界合作、提供“金融+非金融”服务的形式，最大限度提升客户黏性。
推进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发展。一是要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创新思维，围绕城商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痛点、机遇等多个方面，主动寻求科技思维，突破传统业务定势。二是要引入科技基因，将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全面应用到银行业务中。三是要变科技支撑为科技引领，注重科技与业务的充分融合，用科技公司的作业模式组建产品创新团队。四是增加科技人员数量，建立专业化、高层次科技研发团队。有实力的城商行可以考虑组建自己的科技队伍;条件不允许的城商行可以借助外脑，通过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引入前沿金融科技技术，紧紧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五是积极搭建线上平台银行，着重培养移动金融、直销银行等虚拟银行业务，弥补城商行地域限制的不足。
城商行助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经营策略
做强公司业务。一是要细分行业、精准营销。城商行应密切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与目标，抓住支柱产业，对其进行市场细分，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和业务资质，确定细分行业和目标客户;要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步调一致，提前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究预测，前瞻性做好对公业务的发展布局。二是要夯实客户基础，做大客群规模。城商行应积极组织推动“公司客户倍增”工程，通过产品配置和服务优化，增加客户数量，建立有效的基础客户和授信客户群体;综合运用服务推动、授信带动、流失挽回、客户引荐等方式，扩大交易银行业务客户基础。三是要巩固对公存款的核心地位。城商行应以深化政府机构客户总对总合作为基础，聚焦财政、社保、税务、医疗、园区、学校等重点行业产业链开发，推动机构存款增长;实施“商行+投行”产品组合策略，向综合服务要结算存款，通过传统公司产品、交易银行产品、投行产品带动结算存款增长。
做大零售业务。城商行要以“壮大客群、提升效能、科技驱动、塑造内力”为主线，稳步推进客户、规模、能力的提升。一是在客群建设上，个人业务要围绕基础客群、重点客群、線上客群、私钻客群，构建定位精准的客户获取、经营、服务模式;普惠业务要拓宽流量获客渠道，增强与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的交叉营销，实现“批量获客、精准获客”。二是在效能提升上，城商行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优化流程、提升效率、扩大产能等措施，推进零售业务从规模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提升网点产能、营销人员产能和业务效益，加大信用卡分期业务推广，提升客户的综合贡献度，实现“开源”“节流”双向创利。三是在管理模式上，城商行应建立从前台营销到中后台管理“一线到底”的风控思维，以产品制度为核心，改进和优化授信业务流程;强化普惠业务尽职免责机制应用，充分保护履职担当的从业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做优市场业务。一是要加强总分联动，稳步拓展同业业务。城商行应建立客户分层体系，按照精准化管理的经营原则，实现集中、分层、集约经营同业客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负债占比，推动同业负债来源多元化，降低单一客户集中度，增强同业存款的稳定性。二是加快资产流转，由做资金生意向做客户生意转变。城商行应把握市场利率平稳或下行的时间窗口，提升一级利率债和信用债投标规模，通过扩大利率债券承销量，带动政策性银行资金和相关业务联动;强化地方债总量管控，向回存率高的分支行倾斜。三是搭建轻型银行转型营销平台。城商行应构建“线上+线下”的同业渠道营销模式，为“商行+投行”战略转型开拓出口渠道。四是加大理财净值化转型力度。城商行要按照监管要求，序时推进理财业务存量资产风险化解，通过新产品承接、市场化处置以及回表等方式有序压降存量资产规模;优化自销、代销以及线上、线下多方位的理财业务销售渠道，同时加强理财产品功能设计，上线理财产品转让等功能，提升客户体验。
（作者系大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