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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相继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作的严厉批评，使林彪、叶群更加惊恐和忧虑。林彪找来林立果商议当前的形势，林立果表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林彪的支持下，林立果辗转杭州和上海，与自己的“小舰队”成员进行了几次密谈……
林立果向林彪提出搞政变
苏州南园，过去曾是宋美龄的私人别墅，解放后成了接待中央领导的著名胜地。苏州一直为林彪所钟爱。苏州南园1号楼，亦即院子中的一幢西式建筑，就成了林彪的“行宫”。
自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变化。就连不了解内情、只是负责保卫他安全的身边警卫人员都察觉到，自从庐山下来后，他们所保卫的这位党的副主席、接班人“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满面阴郁，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了。”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从北京到达苏州。夫妇二人的情绪都不好，因为庐山犯错误而檢讨尚未过关的叶群少了许多平时惯有的那种贵妇人常见的颐指气使和盛气凌人，变得待人接物和气了、沉稳了。林彪也不像过去那样三天两头乘汽车外出“转车”兜风了，而是躲在苏州南园深处那21摄氏度恒温、没有阳光和风的密室里，一个人终日闷闷地枯坐。
半年过去了，林彪、叶群一直没有从庐山会议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采取的步步紧逼的各项措施，毛泽东相继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作的严厉批评，使林彪、叶群更加惊恐和忧虑，也加重了林彪和毛泽东的嫌隙。林彪对毛泽东的不满加深了。
林彪比谁都清楚，毛泽东采取的一个个措施，无一不是冲着他来的，只是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不知什么时候，叶群已经悄悄来到他身旁。机警的林彪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双目顿时炯炯有神，问道：“怎么，有事吗？”
“我本不想打扰你，可这下不说不行了。刚才，黄永胜又来电话，说军委座谈会开不下去了，他们几个看样子过不了关啦！这是黄总长第三次来电话了。还有，吴法宪也打来电话诉苦，说人家揪住他不放，看样子要往死里整。你要早拿主意，别让人逼得没路走，到那时候什么都完了！”
林彪仍然双眼微闭，不动声色。过了好一阵子，他睁开眼来，吩咐叶群把老虎找来。
当林立果迈着流星般的步子，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林彪面前的时候，林彪脸上立马晴朗起来。林彪想听听林立果对形势的看法，林立果便纵论开来。
“形势对我们不利，而且会越来越不利。”林立果直言不讳地说完这句结论性的话，斜眼偷偷瞅了瞅林彪，见林彪不露声色，没有反感的表示，便继续大胆分析道：“B52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素以整人为乐，说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么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他是个整人高手。庐山会议以来，他搞了一系列名堂，都是冲着首长来的。他对首长已经很不放心了。依我看，他不仁，也别怪我们不义，那就斗呗！”
“斗要凭实力，那力量对比呢？”叶群插了一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算个鸟！还不是背后有B52。目前首长的威望还在，我方还占有相当优势，尤其在军队更是绝对优势。但是，力量会分化，B52让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改组北京军区，把郑维山、李雪峰搞掉，就是在搞各个击破。如果任凭这样下去，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后面就很难说了。”
林立果肆无忌惮地侃侃而谈。林彪一直双眼微闭，不露声色地仔细倾听。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林立果说。
“现在，你要多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林彪开口了，叮嘱道。
“好的。明天我就到杭州，找陈励耘去，然后再去上海王维国那里。看来得做工作，不做工作就是等死。”林立果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林彪点点头。
林立果与周宇驰等人密谋制定“571工程”
1971年2月21日晚，林立果在于新野和“上海小组”几名处长的陪同护送下，兴师动众地到达杭州。去之前，于新野给陈励耘打了电话，说林立果要去杭州休息一下，请他安排好接待。
一听说林立果大驾光临，陈励耘喜出望外。他和军秘书处处长王明鑫亲自赶到几十里外的瓶窑去接，陈励耘的妻子鹿彩则在花家山别墅张罗摆好宴席，为林立果一行接风洗尘。
花家山别墅，是陈励耘为林彪在杭州修建的“行宫”。当时因保密需要，称作“704工程”（今已改为浙江宾馆）。这里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西侧，和空军疗养院相邻，和著名的“西湖第一名园”刘庄——毛泽东来杭下榻的地方——遥遥相对。
林彪毕竟是国防部长、副统帅，身负指挥干军万马的重任。因此，工程建设不仅突出了生活环境的舒适安逸，也考虑到了战备的需要。整个花家山共建有4栋楼房，1号楼是林彪、叶群的住所，楼仅两层，庄重大方，富丽堂皇。地下室设计得像迷魂阵，道路纵横交错，全长近千米。地下室深达十余米，钢筋水泥部分厚达二三米，考虑到了防空的需要。地下室内有房间47个，总面积4000余平方米。林彪活动室特意挖在大麦山岭下面，离山头深达23米，顶上铺特制的塑料钢板。从这个活动室到通道，还安装3道能防弹、防火、防毒、防原子辐射的厚重的大铁门，每道门重达250公斤。从活动室到林彪卧室，装有一部电梯，一旦有事，可保证快速转移。整个地下室内，分别设立了作战指挥室、机要室、通讯室、警卫室、休息室、卫生间、弹药房、消毒室等，空调、电讯、发电、深井泵等一应装置齐全，墙壁装饰精致考究。说是地下宫殿，也不为过。
林立果在花家山总共住了二十几天，和他的亲信频繁地进行了商讨密谈。据陈励耘事后交代，他和林立果总共“接触”了九次，商谈了不少问题。
林立果到花家山的当天傍晚，看到“行宫”已修建完毕，十分满意。席间，陈励耘自然要先把“行宫”的修建情况向林立果作番介绍。 陈励耘说：“我们设想，要搞三道屏障。首先，房屋主要方向的窗户，都要安装防弹玻璃，门的夹层都装玻璃钢。步枪在200米距离只能打裂，不能穿透。即使歹徒混进住房周围，也休想伤害首长。”
“好，好。”林立果连声称赞。
“第二道屏障，是住地附近放一个连，准备一个班到一个排放在山上，山下两个排，可以警卫得过来了。这里地形好，易守难攻，缺点是纵深短些。但是还有两个空军单位作外围，附近还有两个连，计划再在附近放一个加强连作机动部队，谁要搞这个地方，也没那么容易。”“有这几个连队，一般情况可以对付得了了。”林立果附和着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警卫部队不够。我准备写信给吴司令，要求再组建3个连，包括放在这里的一个加强连。副部长是不是给王飞副参谋长讲一下，早点为我们考虑一下兵员，装备装备？”
“这个好办。”
“这第三道屏障嘛，就是准备在住地修一个直升机停机坪。现在正在打大型机库，旁边也修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这样，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坐直升机很快脱离。机场有个武装营，洞库修好后还要组建守备部队，那里也没有问题。”
“陈政委对首长的安全考虑得很周到，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回去我向叶主任汇报。”
“那就请副部长美言了。”
林立果和陈励耘谈完工程的情况，随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林立果向陈励耘透露了一些上层斗争的情况，主要是提到军队方面受压，吴法宪动摇叛变，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嚣张，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人日子不好过，等等。
3月4日，林立果邀请陈励耘夫妇及女儿去花家山看从上海取来的录像机。这种录像机当时在国内极少，还是稀罕物。在上楼时，林立果对陈励耘叹口气说：“人家还要搞呀！”
陈励耘明白林立果所说的“人家”是指谁，便关切地问道：“北京的情况怎样？林副主席在外面有几个地方住？”
林立果回答说：“北京的气氛有点紧张。首长在外面也就是北戴河、苏州。苏州那个地方住倒是不错，可就是个贼窝子。”
陈励耘一听，担心地说：“这样，林副主席的安全没有保证！”
林立果说：“现在人家拼命抓军队，军一级的干部都不了解上面的情况。纪登奎、李德生都参加军委办事组，这是掺沙子。吴法宪不可能当空军司令了。现在广州空军、广州民航不错，济空、四军不错。你们浙江的情况也还是不错的嘛！”
陈励耘回答：“现在不行，有人压我。”
林立果咬牙切齿地说：“压怕什么？他压你，是让他暴露暴露，秋后再和他算账！”
林立果和陈励耘一家看完录像机和一场电影后，几个人又吃夜宵。
林立果对陈励耘说：“去年在山上咱们统一过认识，对付他们，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枪杆子。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说武装起义也行，说武装政变也不错，反正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妈的，他搞他的汇报会，我搞我的571工程！”
陈励耘说：“你别的事就不要管了，你就搞你的那个‘工程’好了。”
关于林立果向陈励耘讲搞武装政变的事，“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曾经承认过，但到1980年接受“两案”预审时，他又改口了，说过去的情况是编造的。这成了一桩悬案。因为林立果死了，于新野也死了，当时只有陈励耘一家三口在场，无法认定。况且，王维国、陈励耘都把林立果说的用政变手段反对毛泽东的话，当时理解为是对着江青和张春桥的。
3月16日，在林立果就要离开杭州之前，陈励耘审定了20多名军师干部和机关的处长，来到花家山别墅，请林立果接见。林立果、周宇驰趁机做起了工作。
林立果说：“五军的工作做得好，主要是有个好领导，有陈政委领导，这也是个幸福。吴法宪把你们陈政委出卖了，他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过去，刘亚楼司令在世时，空军建设有成绩，红红火火；现在吴法宪当司令，把空军搞成了什么样子！乱七八糟！听说大家谈起来都很痛心，我和大家一样，也很痛心！我要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空五军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座的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事实教育我们，空军建设不能依靠吴法宪他们，要靠我们自己干！”
林立果在杭州住的这些天里，当然不是专为参观林彪别墅来的。“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供认：“林立果借口來杭州休息，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根据陈励耘的回忆，这期间，他和林立果共“接触”了九次。在花家山别墅请林立果接见二十几人，根据当时有人所作的记录，陈励耘插话中还讲了这样的意思：“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林副部长的伟大”，“林副部长考虑空军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我们要把五军建成副部长的第二故乡，可靠的基地，把警卫处建成副部长的坚强堡垒。”
3月18日下午，林立果在杭州活动了二十几天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临走，林立果握着陈励耘的手，悄悄叮嘱说：“主席来杭州时，给通个气。”陈励耘作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公安、政法工作，毛泽东来杭州的安全保卫工作，自然由他负责。他对林立果的叮嘱满口答应。
林立果和陈励耘还约定：以后由于新野和他联系，陈励耘也指定王明鑫做他的联系人。双方心照不宣，懂得今后有些活动，需要转入秘密阶段了。
林立果与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一到上海，就受到了王维国的热情接待，住进了秘密据点——上海岳阳路警卫处招待所（原少年科技站）小楼。时间是1971年3月18日傍晚。
心急火燎的林立果，当天晚上就在卧室里安排下一步在上海的活动步骤。他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说完这句，他歪着脑袋，在房间里来回转圈子，紧张地思索着什么。半晌，他走到于新野面前，停下脚步，吩咐说：“你暂时不要回北京了，留在这里主要处理这件事。”于新野点头答应。
林立果又吩咐说：“你再通知一下周宇驰，要他火速赶来上海，也参加这项工作。” 于新野拔腿就要到客厅打电话，被林立果一伸手拦住了：“刚才，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代号）说了一下，她同意我们的方案。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周宇驰从杭州回到北京没几天，接到林立果的通知，不敢怠慢，立即动身，3月20日就赶到了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两人在林立果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到深夜。
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坐下来，开始制定武装政变计划。李伟信坐在门口，一是放风，防止有人闯进来；二是负责接听电话，中间因为有事出去几趟，所以时断时续听到林立果他们研究的内容，偶尔他也参与点意见。
这四个人，“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李伟信成了制定武装政变计划的唯一见证人，李伟信在他的亲笔信里交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介计划。
计划的具体内容是：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联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利用三天时间，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部分参加）一起，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制定出了武装政变的计划。对这份在林立果看来属于“特级绝密”的纲领性文件，林立果出于保密的需要，依照“武装起义”的谐音，亲自命名为“‘571工程’纪要”。
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
1971年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警卫处小楼加了双岗，外来闲杂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二楼会议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使这座本来就寂静的小楼显得更加阴森。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参加会议的“三国”，是指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四方”，是指除上述三方外，还有负责抓总的一方江腾蛟，会议由林立果主持。
傍晚时分，在岳阳路警卫处小楼的会议室里，林立果和江腾蛟在等候王维国、陈励耘的到来。两个人闲聊了一阵，然后住了嘴，各自默默地沉思起来。
江腾蛟沉默着吸烟，心里想的是前几天周宇驰、王维国到医院看望他时所介绍的情况。
3月24日，周宇驰和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制定完《“571工程”纪要》后，因马上要回北京，走前去医院看他。两人有过一番密谈。
江腾蛟问：“人大什么时候召开？”
周宇驰说：“五一之前是开不成了，十一前后可能召开。现在双方都不可能大动。十一前后可能是一关。我和他们（指林立果、于新野等）商量过，主张在必要时，把上海这里的几个先干掉，然后首长带着三军司令（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和一组（指毛泽东）谈判。”
江腾蛟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办法。
周宇驰走后没几天，王维国去医院看望江腾蛟，两人也有一番深谈。
江腾蛟用手向天上一指，说：“这个（指毛泽东），首长（指林彪）跟他几十年，现在对首长这个样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太重了，没有首长就没有我们啊！”
王维国说：“是啊！想不到主席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变化这样快！颂扬主席是天才，拥护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也是不同的意见之争，为什么还要抓住不放，没完没了地追查批评，逼着大家检讨。我们党、我们国家老干部那么多，偏偏就看中了一个张春桥，我就不相信让张春桥代替周总理，他能撑得起来！林副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没有林副主席的保护，主席也没有今天的地位。主席现在的做法，太叫人寒心啦！”
“是啊，我们现在要保护林副主席。”
“关键是看主席的态度，他想不想改变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
江腾蛟阴沉着脸说：“首长火了，也是蛮厉害的呢！”
王维国不语。
江腾蛟又说：“上海这些人，那样压你们，反首长，有朝一日你们把他们一抓，广播电台一宣布他们的罪状……”
王维国不等江腾蛟说完，就接上去说：“抓倒容易，正在开会时一下子就抓起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上海有120万工人，工总司是王洪文控制的，和他一起造反的群众组织领导人，他给换了百分之七十了。谁不听他的他就换谁，现在都是听他的人掌权，恐怕不好办……上海的‘文攻武卫’，就有20多万，每年生产1万多支枪，咱们有几个兵啊！干起来连个退路都没有……”
后来，王维国又到江腾蛟的病房里密谈过一次。
王维国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探照灯营和几个高射机枪连，算是点机动力量，还有民航局组建了一个警卫连，还未交给他们，就算这么多机动部队了。”
江腾蛟说：“高射机枪打平射，守住一个地方，还是蛮厉害的。”
王维国说：“暂时对付一下还可以，如果真打起来，光靠我们还不行，要靠其他地区的部队支援。上海警備区，南京大军区至少要保持中立。”
江腾蛟说：“首长、叶主任正在做许世友和田普的工作，改善关系。首先，杭州、南京地区的空军部队要团结一致，你和陈励耘、周建平要搞好关系，相互支持，不要互不服气。你们都是林副主席和立果同志信得过的人，都是林副主席提名才进入九届候补中委的，要对得起林副主席。”王维国深深点头。
林立果、江腾蛟正沉思、回忆间，楼下一阵汽车响，王维国、陈励耘到了。
上得楼来，一阵握手、寒暄过后，林立果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我们几个先谈吧，周建平晚一会儿到。” 安排周建平晚一会儿到，是林立果的苦心设计。当晚他已经让蒋国璋给周建平打了电话，让周建平不要外出，在家等着。林立果此举有两方面考虑，一是表示他对周建平和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他们是有区别的；二是想先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统一好口径，再做周建平的工作，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林立果清了清嗓子，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点舆论。就那么点本事，靠写几篇文章起家，他妈的，他想抢班，谁服他！”
陈励耘说：“将来接班还是林副主席，这是规规矩矩的事，铁板钉钉的事，他在国内国际都是有影响的。”
江腾蛟一拍大腿：“对嘛，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有朝一日我们把他（指张春桥）和他的一帮一抓，一宣布他们的罪状，叫他抢班！所以我们得准备我们的力量，要团结一些人。我们要做好武装形式的准备。他耍他的笔杆子，我抓我的枪杆子，看谁的厉害！”
“对！”江腾蛟大声说。
“‘几曾识干戈，垂淚对宫娥。’这是南唐李后主的教训。”林立果继续说，“首长常用这个告诫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要迅速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力量才有和他们干的本钱。比如，江西方面，我们要团结，不然的话，福建、江西、江苏就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包围圈。”
陈励耘自告奋勇：“江西方面，我可以去联系。”
林立果高兴地说：“陈政委愿意亲自出马，那就太好了！另一方面，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要有绝对可靠的我们自己的依靠力量。”
陈励耘自鸣得意地说：“老实说，这方面我是早有准备的。我那个警卫处，现在有几个连，装备是好的，训练是严的，学过拳击，整天打沙袋子，选的兵也是条件好的，都是大个子，一个顶一个。我们准备再搞他两个警卫连。我们还想把机场武装营都组织起来，就是没有枪。”
林立果说：“没有枪自己造嘛。用不完放在那里。杭钢不是你们支左的吗？有事情发给工人，就是队伍。”
王维国插话说：“造子弹需要铜，老陈，给我们搞点铜吧？”
陈励耘叫苦：“我到哪里搞铜？浙江成立革委会了，不是过去了。”
江腾蛟想起一件事，面向王维国说：“你们不是有个探照营吗？还有几个高射机枪连，这也是一支机动力量。”
王维国点头。
陈励耘说：“我们修洞库机场的还有4个民兵团，我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他们配上武器，到时候拉出来和他们干，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山上的路已经修好了。另外，给首长修房子的工人，觉悟也很高。”
江腾蛟称赞道：“老陈真有办法，考虑得早。特别是把首长的房子给修起来了，算是了了我们大家的一桩心愿。”
陈励耘一听有点得意，把有关林彪花家山别墅的警卫情况，又描绘了一遍。
王维国有点酸溜溜的：“我们这里可没有你那么好的条件。万一不行，就跑到你们那里去。你是我们的战略后方，也是我们的战略预备队。”
陈励耘满口答应：“好嘛。浙江是个好地方，有天目山，可以打游击。”
这一阵子，林立果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十分满意。他提醒说：“我们的部队得搞点地面作战训练，这方面是我们空军部队的弱点。
王维国说：“去年第二季度，我们根据首长提出的‘两打’精神，进行了歼五飞机打坦克和高炮打坦克的训练，地勤人员还进行了反空降的地面防护训练。另外，我们正在仿制一种给伞兵用的小型冲锋枪，打五四式手枪子弹。”
陈励耘说：“我们部队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训练。空军改装了一些机关炮，强击机也在进行打地靶训练。”
林立果看了下手表，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便派于新野去接周建平。周建平一到，发言的机会便留给了他。因为其他人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按照林立果的要求，周建平介绍了南空机关和部队的情况，其中包括南空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所办学习班的情况，南空要开党代会的情况，南京地区抓“五一六”的情况，等等。
林立果要周建平抓好南空直属的三个师的工作。林立果特别强调说：“要下功夫抓好×师（一个轰炸机师），把×师抓好了，一个轰炸师等于三个歼击师。”
周建平点头表示赞同。
林立果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遭，看了看表，又拿起笔记本瞧了一眼，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时间不早了，大家谈得很好。现在的情况是，军队受压，军委办事组受压，我们也是到处受压。受压未必是坏事，变压力为动力嘛。国庆节前后，可能要开四届人大，那也是一关。人大一开，首长不能再当国防部长，就更架空了。所以，现在表面看来很平静，实际上平静中包含着不平静。人家的力量组织得很快。”
林立果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边来回走动，边继续说道：“总之，当前的斗争，是接班人之争，是领导权之争。斗争的焦点在权力，斗争的重点在上海，斗争的形式文武交错。现在双方都在准备力量。在力量没有准备好之前，谁也不敢跳。谁跳谁先垮。”
说到这里，林立果突然站住，习惯性地歪着脑袋，提高了声调：“根据斗争形势，我们不能坐着挨打，要作最后的准备，要防止人家搞突然袭击。今后要少搞表面文章，关键是掌握部队的指挥权。有了指挥权，就有了主动权，就有了胜利，就有了一切！”
林立果又坐回原位，以严肃的口吻说：“刚才，江政委说我们开的是‘三国四方’会议。不错，是‘三国四方’会议。上海以王政委为头，杭州以陈政委为头，南京以周副司令为头，还有江政委，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责拉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请示他。”
江腾蛟连忙表示“谦虚”，说：“我只能当参谋，我们都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林立果扫了大家一眼，恳切地说：“你们几位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首长讲过，现在谁也不能倒，倒一个就垮一片。首长的话，语重心长啊！各地有各地的情况，有不同的做法，但大的方向要一致。坚信一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谁笑到最后呢？我们！”
林立果讲完，几个人纷纷表态。
经过通宵达旦的密谋，4月1日凌晨四五点钟，会议结束。
事后，“小舰队”成员程洪珍按照林立果的口授，在笔记本上对这次会议作了如下记载：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
一、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二、加速我们的准备。
三、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联合协同作战，没有授予指挥权。林立果所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表明，“联合舰队”在“动武”的准备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据《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
林立果向林彪提出搞政变
苏州南园，过去曾是宋美龄的私人别墅，解放后成了接待中央领导的著名胜地。苏州一直为林彪所钟爱。苏州南园1号楼，亦即院子中的一幢西式建筑，就成了林彪的“行宫”。
自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变化。就连不了解内情、只是负责保卫他安全的身边警卫人员都察觉到，自从庐山下来后，他们所保卫的这位党的副主席、接班人“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满面阴郁，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了。”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从北京到达苏州。夫妇二人的情绪都不好，因为庐山犯错误而檢讨尚未过关的叶群少了许多平时惯有的那种贵妇人常见的颐指气使和盛气凌人，变得待人接物和气了、沉稳了。林彪也不像过去那样三天两头乘汽车外出“转车”兜风了，而是躲在苏州南园深处那21摄氏度恒温、没有阳光和风的密室里，一个人终日闷闷地枯坐。
半年过去了，林彪、叶群一直没有从庐山会议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采取的步步紧逼的各项措施，毛泽东相继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作的严厉批评，使林彪、叶群更加惊恐和忧虑，也加重了林彪和毛泽东的嫌隙。林彪对毛泽东的不满加深了。
林彪比谁都清楚，毛泽东采取的一个个措施，无一不是冲着他来的，只是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不知什么时候，叶群已经悄悄来到他身旁。机警的林彪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双目顿时炯炯有神，问道：“怎么，有事吗？”
“我本不想打扰你，可这下不说不行了。刚才，黄永胜又来电话，说军委座谈会开不下去了，他们几个看样子过不了关啦！这是黄总长第三次来电话了。还有，吴法宪也打来电话诉苦，说人家揪住他不放，看样子要往死里整。你要早拿主意，别让人逼得没路走，到那时候什么都完了！”
林彪仍然双眼微闭，不动声色。过了好一阵子，他睁开眼来，吩咐叶群把老虎找来。
当林立果迈着流星般的步子，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林彪面前的时候，林彪脸上立马晴朗起来。林彪想听听林立果对形势的看法，林立果便纵论开来。
“形势对我们不利，而且会越来越不利。”林立果直言不讳地说完这句结论性的话，斜眼偷偷瞅了瞅林彪，见林彪不露声色，没有反感的表示，便继续大胆分析道：“B52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素以整人为乐，说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么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他是个整人高手。庐山会议以来，他搞了一系列名堂，都是冲着首长来的。他对首长已经很不放心了。依我看，他不仁，也别怪我们不义，那就斗呗！”
“斗要凭实力，那力量对比呢？”叶群插了一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算个鸟！还不是背后有B52。目前首长的威望还在，我方还占有相当优势，尤其在军队更是绝对优势。但是，力量会分化，B52让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改组北京军区，把郑维山、李雪峰搞掉，就是在搞各个击破。如果任凭这样下去，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后面就很难说了。”
林立果肆无忌惮地侃侃而谈。林彪一直双眼微闭，不露声色地仔细倾听。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林立果说。
“现在，你要多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林彪开口了，叮嘱道。
“好的。明天我就到杭州，找陈励耘去，然后再去上海王维国那里。看来得做工作，不做工作就是等死。”林立果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林彪点点头。
林立果与周宇驰等人密谋制定“571工程”
1971年2月21日晚，林立果在于新野和“上海小组”几名处长的陪同护送下，兴师动众地到达杭州。去之前，于新野给陈励耘打了电话，说林立果要去杭州休息一下，请他安排好接待。
一听说林立果大驾光临，陈励耘喜出望外。他和军秘书处处长王明鑫亲自赶到几十里外的瓶窑去接，陈励耘的妻子鹿彩则在花家山别墅张罗摆好宴席，为林立果一行接风洗尘。
花家山别墅，是陈励耘为林彪在杭州修建的“行宫”。当时因保密需要，称作“704工程”（今已改为浙江宾馆）。这里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西侧，和空军疗养院相邻，和著名的“西湖第一名园”刘庄——毛泽东来杭下榻的地方——遥遥相对。
林彪毕竟是国防部长、副统帅，身负指挥干军万马的重任。因此，工程建设不仅突出了生活环境的舒适安逸，也考虑到了战备的需要。整个花家山共建有4栋楼房，1号楼是林彪、叶群的住所，楼仅两层，庄重大方，富丽堂皇。地下室设计得像迷魂阵，道路纵横交错，全长近千米。地下室深达十余米，钢筋水泥部分厚达二三米，考虑到了防空的需要。地下室内有房间47个，总面积4000余平方米。林彪活动室特意挖在大麦山岭下面，离山头深达23米，顶上铺特制的塑料钢板。从这个活动室到通道，还安装3道能防弹、防火、防毒、防原子辐射的厚重的大铁门，每道门重达250公斤。从活动室到林彪卧室，装有一部电梯，一旦有事，可保证快速转移。整个地下室内，分别设立了作战指挥室、机要室、通讯室、警卫室、休息室、卫生间、弹药房、消毒室等，空调、电讯、发电、深井泵等一应装置齐全，墙壁装饰精致考究。说是地下宫殿，也不为过。
林立果在花家山总共住了二十几天，和他的亲信频繁地进行了商讨密谈。据陈励耘事后交代，他和林立果总共“接触”了九次，商谈了不少问题。
林立果到花家山的当天傍晚，看到“行宫”已修建完毕，十分满意。席间，陈励耘自然要先把“行宫”的修建情况向林立果作番介绍。 陈励耘说：“我们设想，要搞三道屏障。首先，房屋主要方向的窗户，都要安装防弹玻璃，门的夹层都装玻璃钢。步枪在200米距离只能打裂，不能穿透。即使歹徒混进住房周围，也休想伤害首长。”
“好，好。”林立果连声称赞。
“第二道屏障，是住地附近放一个连，准备一个班到一个排放在山上，山下两个排，可以警卫得过来了。这里地形好，易守难攻，缺点是纵深短些。但是还有两个空军单位作外围，附近还有两个连，计划再在附近放一个加强连作机动部队，谁要搞这个地方，也没那么容易。”“有这几个连队，一般情况可以对付得了了。”林立果附和着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警卫部队不够。我准备写信给吴司令，要求再组建3个连，包括放在这里的一个加强连。副部长是不是给王飞副参谋长讲一下，早点为我们考虑一下兵员，装备装备？”
“这个好办。”
“这第三道屏障嘛，就是准备在住地修一个直升机停机坪。现在正在打大型机库，旁边也修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这样，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坐直升机很快脱离。机场有个武装营，洞库修好后还要组建守备部队，那里也没有问题。”
“陈政委对首长的安全考虑得很周到，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回去我向叶主任汇报。”
“那就请副部长美言了。”
林立果和陈励耘谈完工程的情况，随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林立果向陈励耘透露了一些上层斗争的情况，主要是提到军队方面受压，吴法宪动摇叛变，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嚣张，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人日子不好过，等等。
3月4日，林立果邀请陈励耘夫妇及女儿去花家山看从上海取来的录像机。这种录像机当时在国内极少，还是稀罕物。在上楼时，林立果对陈励耘叹口气说：“人家还要搞呀！”
陈励耘明白林立果所说的“人家”是指谁，便关切地问道：“北京的情况怎样？林副主席在外面有几个地方住？”
林立果回答说：“北京的气氛有点紧张。首长在外面也就是北戴河、苏州。苏州那个地方住倒是不错，可就是个贼窝子。”
陈励耘一听，担心地说：“这样，林副主席的安全没有保证！”
林立果说：“现在人家拼命抓军队，军一级的干部都不了解上面的情况。纪登奎、李德生都参加军委办事组，这是掺沙子。吴法宪不可能当空军司令了。现在广州空军、广州民航不错，济空、四军不错。你们浙江的情况也还是不错的嘛！”
陈励耘回答：“现在不行，有人压我。”
林立果咬牙切齿地说：“压怕什么？他压你，是让他暴露暴露，秋后再和他算账！”
林立果和陈励耘一家看完录像机和一场电影后，几个人又吃夜宵。
林立果对陈励耘说：“去年在山上咱们统一过认识，对付他们，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枪杆子。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说武装起义也行，说武装政变也不错，反正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妈的，他搞他的汇报会，我搞我的571工程！”
陈励耘说：“你别的事就不要管了，你就搞你的那个‘工程’好了。”
关于林立果向陈励耘讲搞武装政变的事，“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曾经承认过，但到1980年接受“两案”预审时，他又改口了，说过去的情况是编造的。这成了一桩悬案。因为林立果死了，于新野也死了，当时只有陈励耘一家三口在场，无法认定。况且，王维国、陈励耘都把林立果说的用政变手段反对毛泽东的话，当时理解为是对着江青和张春桥的。
3月16日，在林立果就要离开杭州之前，陈励耘审定了20多名军师干部和机关的处长，来到花家山别墅，请林立果接见。林立果、周宇驰趁机做起了工作。
林立果说：“五军的工作做得好，主要是有个好领导，有陈政委领导，这也是个幸福。吴法宪把你们陈政委出卖了，他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过去，刘亚楼司令在世时，空军建设有成绩，红红火火；现在吴法宪当司令，把空军搞成了什么样子！乱七八糟！听说大家谈起来都很痛心，我和大家一样，也很痛心！我要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空五军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座的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事实教育我们，空军建设不能依靠吴法宪他们，要靠我们自己干！”
林立果在杭州住的这些天里，当然不是专为参观林彪别墅来的。“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供认：“林立果借口來杭州休息，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根据陈励耘的回忆，这期间，他和林立果共“接触”了九次。在花家山别墅请林立果接见二十几人，根据当时有人所作的记录，陈励耘插话中还讲了这样的意思：“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林副部长的伟大”，“林副部长考虑空军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我们要把五军建成副部长的第二故乡，可靠的基地，把警卫处建成副部长的坚强堡垒。”
3月18日下午，林立果在杭州活动了二十几天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临走，林立果握着陈励耘的手，悄悄叮嘱说：“主席来杭州时，给通个气。”陈励耘作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公安、政法工作，毛泽东来杭州的安全保卫工作，自然由他负责。他对林立果的叮嘱满口答应。
林立果和陈励耘还约定：以后由于新野和他联系，陈励耘也指定王明鑫做他的联系人。双方心照不宣，懂得今后有些活动，需要转入秘密阶段了。
林立果与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一到上海，就受到了王维国的热情接待，住进了秘密据点——上海岳阳路警卫处招待所（原少年科技站）小楼。时间是1971年3月18日傍晚。
心急火燎的林立果，当天晚上就在卧室里安排下一步在上海的活动步骤。他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说完这句，他歪着脑袋，在房间里来回转圈子，紧张地思索着什么。半晌，他走到于新野面前，停下脚步，吩咐说：“你暂时不要回北京了，留在这里主要处理这件事。”于新野点头答应。
林立果又吩咐说：“你再通知一下周宇驰，要他火速赶来上海，也参加这项工作。” 于新野拔腿就要到客厅打电话，被林立果一伸手拦住了：“刚才，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代号）说了一下，她同意我们的方案。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周宇驰从杭州回到北京没几天，接到林立果的通知，不敢怠慢，立即动身，3月20日就赶到了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两人在林立果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到深夜。
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坐下来，开始制定武装政变计划。李伟信坐在门口，一是放风，防止有人闯进来；二是负责接听电话，中间因为有事出去几趟，所以时断时续听到林立果他们研究的内容，偶尔他也参与点意见。
这四个人，“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李伟信成了制定武装政变计划的唯一见证人，李伟信在他的亲笔信里交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介计划。
计划的具体内容是：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联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利用三天时间，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部分参加）一起，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制定出了武装政变的计划。对这份在林立果看来属于“特级绝密”的纲领性文件，林立果出于保密的需要，依照“武装起义”的谐音，亲自命名为“‘571工程’纪要”。
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
1971年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警卫处小楼加了双岗，外来闲杂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二楼会议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使这座本来就寂静的小楼显得更加阴森。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参加会议的“三国”，是指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四方”，是指除上述三方外，还有负责抓总的一方江腾蛟，会议由林立果主持。
傍晚时分，在岳阳路警卫处小楼的会议室里，林立果和江腾蛟在等候王维国、陈励耘的到来。两个人闲聊了一阵，然后住了嘴，各自默默地沉思起来。
江腾蛟沉默着吸烟，心里想的是前几天周宇驰、王维国到医院看望他时所介绍的情况。
3月24日，周宇驰和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制定完《“571工程”纪要》后，因马上要回北京，走前去医院看他。两人有过一番密谈。
江腾蛟问：“人大什么时候召开？”
周宇驰说：“五一之前是开不成了，十一前后可能召开。现在双方都不可能大动。十一前后可能是一关。我和他们（指林立果、于新野等）商量过，主张在必要时，把上海这里的几个先干掉，然后首长带着三军司令（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和一组（指毛泽东）谈判。”
江腾蛟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办法。
周宇驰走后没几天，王维国去医院看望江腾蛟，两人也有一番深谈。
江腾蛟用手向天上一指，说：“这个（指毛泽东），首长（指林彪）跟他几十年，现在对首长这个样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太重了，没有首长就没有我们啊！”
王维国说：“是啊！想不到主席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变化这样快！颂扬主席是天才，拥护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也是不同的意见之争，为什么还要抓住不放，没完没了地追查批评，逼着大家检讨。我们党、我们国家老干部那么多，偏偏就看中了一个张春桥，我就不相信让张春桥代替周总理，他能撑得起来！林副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没有林副主席的保护，主席也没有今天的地位。主席现在的做法，太叫人寒心啦！”
“是啊，我们现在要保护林副主席。”
“关键是看主席的态度，他想不想改变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
江腾蛟阴沉着脸说：“首长火了，也是蛮厉害的呢！”
王维国不语。
江腾蛟又说：“上海这些人，那样压你们，反首长，有朝一日你们把他们一抓，广播电台一宣布他们的罪状……”
王维国不等江腾蛟说完，就接上去说：“抓倒容易，正在开会时一下子就抓起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上海有120万工人，工总司是王洪文控制的，和他一起造反的群众组织领导人，他给换了百分之七十了。谁不听他的他就换谁，现在都是听他的人掌权，恐怕不好办……上海的‘文攻武卫’，就有20多万，每年生产1万多支枪，咱们有几个兵啊！干起来连个退路都没有……”
后来，王维国又到江腾蛟的病房里密谈过一次。
王维国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探照灯营和几个高射机枪连，算是点机动力量，还有民航局组建了一个警卫连，还未交给他们，就算这么多机动部队了。”
江腾蛟说：“高射机枪打平射，守住一个地方，还是蛮厉害的。”
王维国说：“暂时对付一下还可以，如果真打起来，光靠我们还不行，要靠其他地区的部队支援。上海警備区，南京大军区至少要保持中立。”
江腾蛟说：“首长、叶主任正在做许世友和田普的工作，改善关系。首先，杭州、南京地区的空军部队要团结一致，你和陈励耘、周建平要搞好关系，相互支持，不要互不服气。你们都是林副主席和立果同志信得过的人，都是林副主席提名才进入九届候补中委的，要对得起林副主席。”王维国深深点头。
林立果、江腾蛟正沉思、回忆间，楼下一阵汽车响，王维国、陈励耘到了。
上得楼来，一阵握手、寒暄过后，林立果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我们几个先谈吧，周建平晚一会儿到。” 安排周建平晚一会儿到，是林立果的苦心设计。当晚他已经让蒋国璋给周建平打了电话，让周建平不要外出，在家等着。林立果此举有两方面考虑，一是表示他对周建平和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他们是有区别的；二是想先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统一好口径，再做周建平的工作，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林立果清了清嗓子，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点舆论。就那么点本事，靠写几篇文章起家，他妈的，他想抢班，谁服他！”
陈励耘说：“将来接班还是林副主席，这是规规矩矩的事，铁板钉钉的事，他在国内国际都是有影响的。”
江腾蛟一拍大腿：“对嘛，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有朝一日我们把他（指张春桥）和他的一帮一抓，一宣布他们的罪状，叫他抢班！所以我们得准备我们的力量，要团结一些人。我们要做好武装形式的准备。他耍他的笔杆子，我抓我的枪杆子，看谁的厉害！”
“对！”江腾蛟大声说。
“‘几曾识干戈，垂淚对宫娥。’这是南唐李后主的教训。”林立果继续说，“首长常用这个告诫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要迅速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力量才有和他们干的本钱。比如，江西方面，我们要团结，不然的话，福建、江西、江苏就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包围圈。”
陈励耘自告奋勇：“江西方面，我可以去联系。”
林立果高兴地说：“陈政委愿意亲自出马，那就太好了！另一方面，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要有绝对可靠的我们自己的依靠力量。”
陈励耘自鸣得意地说：“老实说，这方面我是早有准备的。我那个警卫处，现在有几个连，装备是好的，训练是严的，学过拳击，整天打沙袋子，选的兵也是条件好的，都是大个子，一个顶一个。我们准备再搞他两个警卫连。我们还想把机场武装营都组织起来，就是没有枪。”
林立果说：“没有枪自己造嘛。用不完放在那里。杭钢不是你们支左的吗？有事情发给工人，就是队伍。”
王维国插话说：“造子弹需要铜，老陈，给我们搞点铜吧？”
陈励耘叫苦：“我到哪里搞铜？浙江成立革委会了，不是过去了。”
江腾蛟想起一件事，面向王维国说：“你们不是有个探照营吗？还有几个高射机枪连，这也是一支机动力量。”
王维国点头。
陈励耘说：“我们修洞库机场的还有4个民兵团，我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他们配上武器，到时候拉出来和他们干，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山上的路已经修好了。另外，给首长修房子的工人，觉悟也很高。”
江腾蛟称赞道：“老陈真有办法，考虑得早。特别是把首长的房子给修起来了，算是了了我们大家的一桩心愿。”
陈励耘一听有点得意，把有关林彪花家山别墅的警卫情况，又描绘了一遍。
王维国有点酸溜溜的：“我们这里可没有你那么好的条件。万一不行，就跑到你们那里去。你是我们的战略后方，也是我们的战略预备队。”
陈励耘满口答应：“好嘛。浙江是个好地方，有天目山，可以打游击。”
这一阵子，林立果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十分满意。他提醒说：“我们的部队得搞点地面作战训练，这方面是我们空军部队的弱点。
王维国说：“去年第二季度，我们根据首长提出的‘两打’精神，进行了歼五飞机打坦克和高炮打坦克的训练，地勤人员还进行了反空降的地面防护训练。另外，我们正在仿制一种给伞兵用的小型冲锋枪，打五四式手枪子弹。”
陈励耘说：“我们部队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训练。空军改装了一些机关炮，强击机也在进行打地靶训练。”
林立果看了下手表，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便派于新野去接周建平。周建平一到，发言的机会便留给了他。因为其他人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按照林立果的要求，周建平介绍了南空机关和部队的情况，其中包括南空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所办学习班的情况，南空要开党代会的情况，南京地区抓“五一六”的情况，等等。
林立果要周建平抓好南空直属的三个师的工作。林立果特别强调说：“要下功夫抓好×师（一个轰炸机师），把×师抓好了，一个轰炸师等于三个歼击师。”
周建平点头表示赞同。
林立果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遭，看了看表，又拿起笔记本瞧了一眼，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时间不早了，大家谈得很好。现在的情况是，军队受压，军委办事组受压，我们也是到处受压。受压未必是坏事，变压力为动力嘛。国庆节前后，可能要开四届人大，那也是一关。人大一开，首长不能再当国防部长，就更架空了。所以，现在表面看来很平静，实际上平静中包含着不平静。人家的力量组织得很快。”
林立果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边来回走动，边继续说道：“总之，当前的斗争，是接班人之争，是领导权之争。斗争的焦点在权力，斗争的重点在上海，斗争的形式文武交错。现在双方都在准备力量。在力量没有准备好之前，谁也不敢跳。谁跳谁先垮。”
说到这里，林立果突然站住，习惯性地歪着脑袋，提高了声调：“根据斗争形势，我们不能坐着挨打，要作最后的准备，要防止人家搞突然袭击。今后要少搞表面文章，关键是掌握部队的指挥权。有了指挥权，就有了主动权，就有了胜利，就有了一切！”
林立果又坐回原位，以严肃的口吻说：“刚才，江政委说我们开的是‘三国四方’会议。不错，是‘三国四方’会议。上海以王政委为头，杭州以陈政委为头，南京以周副司令为头，还有江政委，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责拉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请示他。”
江腾蛟连忙表示“谦虚”，说：“我只能当参谋，我们都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林立果扫了大家一眼，恳切地说：“你们几位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首长讲过，现在谁也不能倒，倒一个就垮一片。首长的话，语重心长啊！各地有各地的情况，有不同的做法，但大的方向要一致。坚信一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谁笑到最后呢？我们！”
林立果讲完，几个人纷纷表态。
经过通宵达旦的密谋，4月1日凌晨四五点钟，会议结束。
事后，“小舰队”成员程洪珍按照林立果的口授，在笔记本上对这次会议作了如下记载：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
一、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二、加速我们的准备。
三、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联合协同作战，没有授予指挥权。林立果所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表明，“联合舰队”在“动武”的准备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据《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