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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出台几乎都是该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中国从_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到体系相对完善的工业大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相对封闭的大—统社会到走向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五年计划”功不可没。
而这次的“十二五”规划，更是引来了全球无数传媒巨头竞相报道。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很少会引起国际社会这般关注的，各国媒体如此追捧，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将会影响整个国际社会。
而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十二五”规划的内容和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当“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强烈的关注民生、关注发展的信号时，国民无不为之欢呼和喝彩。“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些表述被国人认为是从“强国”到“富民”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主要亮点，可谓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告别崇拜GDP时代，
让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经济规模总量位列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德国，仅次于美国。应该说，“强国”的目标圆满实现，接下去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如何“富民”上。
过去的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接近10％，而“十—五”期间的经济平均增速更是在10.0％以上。显然，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经济增速要想一如既往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以前在总量基数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不长的期间内实现‘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翻两番”等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再要依靠原有的发展模式让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所以如何实现“经济平稳较央发展”是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也即经济增长既不追求高速度，也不能下降得过快，而是平稳向前推进。这里就涉及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事实上，“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在于，后者仅关注速度和规模，而前者则更注重质量和公平，强调的不只是速度快慢、规模大小和一时得失，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措施则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各项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有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注重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由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也即真正实现从“国强”向“民富”的转变。
把蛋糕切得更公平，
让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在今后数年中，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众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政府财政的增长，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分配已成为中央和老百姓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民意调查显示，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悬殊在老百姓最关注、人大代表最担心的社会问题中排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屡创新高，人均GDPi丘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均GDP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数据显示，1996-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仅为57％和47％，且呈持续下降趋势。而在劳动者收入比重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已上升至31％。也就是说，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居民所得的绝对份额在增大，但相对份额却在缩小。
与居民收入普遍下降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速的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1981年至199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倍，而西部地区仅增长9 5倍。此外，行业收入差距也十分巨大。电力、烟草、石油等垄断企业和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从业人员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金融高管的年薪之高更令人咋舌。虽然目前推出了“垄断国企减薪”等措施，但无法根治行业垄断高收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据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增多、恶性案件频发、“仇富”现象严重。都与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一定的关系，都与民生息相关。
如何做大切好收入蛋糕昵?虽然，初次分配由市场决定，但政府仍然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遏制贫富差距拉大，加大市场规范力度，靠经济杠杆来调节分配领域的运行。比如政府可以规定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可以建立工资协调机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提高劳动者的基础报酬；可以强制社会保险以增加劳动者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开征旁地产税、财产税、遗产税，并同时减少创业税、就业税等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通过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等来平衡收入差距。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看重的不是GDP有多大、GDP增速有多高，而更看重收入增长、福利保障和对公共服务资源的享受。所以，今后几年，GDP的增长必须与居民收入增加相挂钩，也即GDP增长越快，居民收入增加也应越快，甚至更快。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并且要切得更公平。
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事业同步发展
“十二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往的“五年计划”，我们往往更多地把眼光聚焦在经济领域，而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直都慢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社会在就业、扶贫、养老、户籍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农民工进城现象的日趋普遍，新型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落实；在社会公共产品，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的供给方面，尚未解决稀缺和结构失衡问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民收入过低，分配格局滞后等问题积重难返。
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直没有把社会保障作为财富分配的重要方式来对待，导致社会保障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不大，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上的资金占到GDP的25％到30％，财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大概占GDP的6％左右，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不到12％。
所以，今后五年内，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减少社会的不公，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它将步及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和方面。而社会事业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提高福利水平，而是致力于增强全面发展的能力，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领域的公众需求。
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坚持扩大内需，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消费预期，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的重要性首次超越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过去五年中，尽管中国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GDP增长还是超过了最初设定的年均增长7.5％的目标，而达到了11.4％。但是，在GDP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进展缓慢，投资占GDP比重在最近几年问不降反升，居民消费比重则不断下降。中国的需求结构仍然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能源，以求得GDP的陕速增长。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是对以往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模式和途径的简单复制，也是对本国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极大掠夺和浪费，最终必将走向绝境。
因此走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之路势在必行。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市场庞大，内需是最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长期战略。
具体而言，需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需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而进一步地扩大内需关键在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提高居民肖费能力，其实质则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提高消费能力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关乎社稷民生。从中国的现状看，扩大内需不仅着眼于消费、投资与出口平衡拉动中国经济，更着眼于让更多民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未来几年需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瓶颈，
走持续发展之路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从资源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不足10％，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0％，煤炭人均储量不及世界人均储量的40％。能源资源分布北多南少、西富东贫；品种分布是北煤南水西油气，因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长距离输送的格局。我国消耗的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占到世界的1/3左右甚至更高。石油消费的一半需要进口，铜、铁矿石、大豆等进口比例更高。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生产增幅小于能源消费增幅，总量缺口拉大。同时，能源利用率低，能源环境问题突出，钢铁、电力、化工、石化等产业的单位耗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以上。因此，资源相对短缺、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低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
从环境角度来看，中国的污染物排放规模很大，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如，我国农业领域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比重已达44％。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垃圾处理、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旱灾和水灾、生物多样性破坏、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众多环境问题困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因经济增长过多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模式使生产资料的供给与需求矛盾日趋尖锐，生态环境日趋脆弱，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并对能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甚至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都需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国内资源的保障上。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那样，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加强电网建设，发展智能电网，完善油气管网，扩大油气战略储备。要着力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严格污染排放监管，推进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控制。要继续加强水、空气等污染的治理的同时，特别要加大农村污染面的控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更进一步地，还要加强城镇化管理，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国家。我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近1000万，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000万，还有大量农村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因此每年新增需就业人数约为2400万。而2009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0％。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变得非常突出。一般来说，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都在20％以下。我国目前的农村^，口在50％以上。要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把农村人口降到20％以下，城镇化任务相当艰巨。如果不实现城镇化，大量人口仍依附于土地进行农业劳动，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但是，过快的城镇化又会产生许多的“城市病”，缺少就业岗位，无法解决外来移民的居住问题、管理问题等。都会造成新二元结构的产生，导致城市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恶化。
所以，从解决民生和以人为本的角度讲，今后五年应该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同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在“强国”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富民”。
综观整个“十二五”规划建议，无论是制定规划时明确的“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还是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以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都把“富民”和“民生”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从“强国”到“富民”确实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
而这次的“十二五”规划，更是引来了全球无数传媒巨头竞相报道。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很少会引起国际社会这般关注的，各国媒体如此追捧，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将会影响整个国际社会。
而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十二五”规划的内容和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当“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强烈的关注民生、关注发展的信号时，国民无不为之欢呼和喝彩。“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些表述被国人认为是从“强国”到“富民”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主要亮点，可谓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告别崇拜GDP时代，
让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经济规模总量位列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德国，仅次于美国。应该说，“强国”的目标圆满实现，接下去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如何“富民”上。
过去的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接近10％，而“十—五”期间的经济平均增速更是在10.0％以上。显然，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经济增速要想一如既往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以前在总量基数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不长的期间内实现‘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翻两番”等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再要依靠原有的发展模式让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所以如何实现“经济平稳较央发展”是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也即经济增长既不追求高速度，也不能下降得过快，而是平稳向前推进。这里就涉及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事实上，“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在于，后者仅关注速度和规模，而前者则更注重质量和公平，强调的不只是速度快慢、规模大小和一时得失，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措施则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各项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有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注重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由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也即真正实现从“国强”向“民富”的转变。
把蛋糕切得更公平，
让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在今后数年中，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众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政府财政的增长，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分配已成为中央和老百姓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民意调查显示，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悬殊在老百姓最关注、人大代表最担心的社会问题中排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屡创新高，人均GDPi丘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人均GDP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数据显示，1996-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仅为57％和47％，且呈持续下降趋势。而在劳动者收入比重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已上升至31％。也就是说，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居民所得的绝对份额在增大，但相对份额却在缩小。
与居民收入普遍下降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速的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1981年至199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倍，而西部地区仅增长9 5倍。此外，行业收入差距也十分巨大。电力、烟草、石油等垄断企业和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从业人员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金融高管的年薪之高更令人咋舌。虽然目前推出了“垄断国企减薪”等措施，但无法根治行业垄断高收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据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增多、恶性案件频发、“仇富”现象严重。都与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一定的关系，都与民生息相关。
如何做大切好收入蛋糕昵?虽然，初次分配由市场决定，但政府仍然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遏制贫富差距拉大，加大市场规范力度，靠经济杠杆来调节分配领域的运行。比如政府可以规定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50％左右：可以建立工资协调机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提高劳动者的基础报酬；可以强制社会保险以增加劳动者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开征旁地产税、财产税、遗产税，并同时减少创业税、就业税等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通过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等来平衡收入差距。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看重的不是GDP有多大、GDP增速有多高，而更看重收入增长、福利保障和对公共服务资源的享受。所以，今后几年，GDP的增长必须与居民收入增加相挂钩，也即GDP增长越快，居民收入增加也应越快，甚至更快。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并且要切得更公平。
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事业同步发展
“十二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往的“五年计划”，我们往往更多地把眼光聚焦在经济领域，而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直都慢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社会在就业、扶贫、养老、户籍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农民工进城现象的日趋普遍，新型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落实；在社会公共产品，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的供给方面，尚未解决稀缺和结构失衡问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民收入过低，分配格局滞后等问题积重难返。
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直没有把社会保障作为财富分配的重要方式来对待，导致社会保障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不大，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上的资金占到GDP的25％到30％，财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大概占GDP的6％左右，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不到12％。
所以，今后五年内，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减少社会的不公，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它将步及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和方面。而社会事业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提高福利水平，而是致力于增强全面发展的能力，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领域的公众需求。
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坚持扩大内需，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消费预期，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的重要性首次超越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过去五年中，尽管中国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GDP增长还是超过了最初设定的年均增长7.5％的目标，而达到了11.4％。但是，在GDP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进展缓慢，投资占GDP比重在最近几年问不降反升，居民消费比重则不断下降。中国的需求结构仍然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能源，以求得GDP的陕速增长。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是对以往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模式和途径的简单复制，也是对本国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极大掠夺和浪费，最终必将走向绝境。
因此走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之路势在必行。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市场庞大，内需是最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长期战略。
具体而言，需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需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而进一步地扩大内需关键在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提高居民肖费能力，其实质则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提高消费能力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关乎社稷民生。从中国的现状看，扩大内需不仅着眼于消费、投资与出口平衡拉动中国经济，更着眼于让更多民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未来几年需要更加注重就业、创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瓶颈，
走持续发展之路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从资源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不足10％，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0％，煤炭人均储量不及世界人均储量的40％。能源资源分布北多南少、西富东贫；品种分布是北煤南水西油气，因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长距离输送的格局。我国消耗的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占到世界的1/3左右甚至更高。石油消费的一半需要进口，铜、铁矿石、大豆等进口比例更高。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生产增幅小于能源消费增幅，总量缺口拉大。同时，能源利用率低，能源环境问题突出，钢铁、电力、化工、石化等产业的单位耗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以上。因此，资源相对短缺、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低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
从环境角度来看，中国的污染物排放规模很大，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如，我国农业领域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比重已达44％。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垃圾处理、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旱灾和水灾、生物多样性破坏、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众多环境问题困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因经济增长过多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模式使生产资料的供给与需求矛盾日趋尖锐，生态环境日趋脆弱，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并对能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甚至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都需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国内资源的保障上。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那样，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加强电网建设，发展智能电网，完善油气管网，扩大油气战略储备。要着力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严格污染排放监管，推进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控制。要继续加强水、空气等污染的治理的同时，特别要加大农村污染面的控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更进一步地，还要加强城镇化管理，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国家。我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近1000万，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000万，还有大量农村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因此每年新增需就业人数约为2400万。而2009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0％。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变得非常突出。一般来说，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都在20％以下。我国目前的农村^，口在50％以上。要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把农村人口降到20％以下，城镇化任务相当艰巨。如果不实现城镇化，大量人口仍依附于土地进行农业劳动，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但是，过快的城镇化又会产生许多的“城市病”，缺少就业岗位，无法解决外来移民的居住问题、管理问题等。都会造成新二元结构的产生，导致城市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恶化。
所以，从解决民生和以人为本的角度讲，今后五年应该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同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在“强国”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富民”。
综观整个“十二五”规划建议，无论是制定规划时明确的“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还是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以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都把“富民”和“民生”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从“强国”到“富民”确实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