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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金河复玉关，
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
万里黄河绕黑山。
——（唐）柳中庸《征怨》
熟悉中华古诗词的人无不知道玉门关。作为华夏边塞诗最常见的母题，玉门关又称玉关、玉关头、玉塞、玉门、玉门道、玉门山等。诗人墨客们大凡写到玉门关，不论自己是否来到过西域，大家都喜欢描述一批模式化的伴随意象，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原型表现传统，诸如羌笛、胡马、胡霜、胡烟、胡钩、单于、塞虏、长城、烽燧、戍楼、沙场、黄尘、瀚海、铁骑、刀剑、弓箭、旌旗……看过这一份边塞诗的常用意象清单，不难体会到玉门关对中原国家的重要性及国人的习惯性联想。至于玉门关为什么叫玉门关，则较少有人去追问和深思。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帝国在嘉峪关西北设立的“玉石障”这个名称。从这里的玉石障到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足足有400多公里，将近900里的路程，古人徒步要走上十天半个月时间。如果了解到后人所说的万里长城，在西汉时代的本来名称就叫作“遮虏障”，那么，玉石障莫非是用官修的关卡，管理源源不断通向中原的运送玉石者，并以国家名义向他们征税吗？
玉门关在何处？古今的考证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对于习惯非此即彼思维的人来说，答案应该是排他性的。2014年夏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历经河西走廊各个站点，排比不同时期的多个玉门关之称呼，以为用“游动的玉门关”理念来考虑问题，或可跳出历史的谜团。
考察团原计划于7月19日自瓜州出发去敦煌的玉门关。在印有团徽的蓝色旗帜上，计划中的往返路线图清晰可观，最远端的目标就是玉门关。7月18日，抵达瓜州的当晚，东道主宁瑞栋先生就告诉我们，他是安徽巢湖人，来瓜州从事田野调研工作几十年。近年来，借助于国家测绘局的遥感技术，已经在县境内找出60多座古城址，并找出可以辨认的玉门关有四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塔水库旁的唐代玉门关，如今正在开发成旅游景点；如果加上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以及瓜州以东100多公里的玉门市之玉门关，大体上可归纳出河西走廊西段就有六个玉门关。
7月21日，考察团从瓜州返嘉峪关，下榻国际大酒店，每个客房都配备有《嘉峪关志》和《嘉峪关宣传》2013年特刊，刊中有报道《探寻“最早的玉门关”之旅》，讲到2013年7月在嘉峪关召开的“寻找最早的玉门关”研讨会，围绕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教授《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一文的论点，展开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概括其会议主旨，嘉峪关石关峡成为六个已有的玉门关之外，新考证出的第七个玉门关。由此或可预期，七个玉门关不会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玉门关总数，随着田野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玉门关的总数或许还会缓慢地增长。理由很简单，西域的玉石资源是华夏国家4000年来所需的战略物资。仅《山海经》一书记述的出产玉石之山就多达140座。西玉东输的持久性文化现象白周穆王至康熙、乾隆，乃至末代皇帝，一直延续数千年，举世罕见，过去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从甘肃到新疆和青海，是否有昆仑山和田玉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玉石输送中原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会有多少处和田玉之外的西部玉石资源在古代就已经被发现和开采呢？这些不同地区的玉石资源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输送中原的？从近年来甘肃境内马鬃山地区新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的玉矿看，也许这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之一角，玉石之路的路线探索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换言之，玉石之路并不像当初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两端各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起始点和终点，只要确认了两端的位置，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就能呈现出来。新的田野发现表明，4000年来的玉石之路只是其大方向可以确认，具体的起点和终点则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甚至同一个时代里也会有多条路线并存的情况。就通往终点的人关路线而言，先秦时代至少有两条以上的路径，即第一条道为距今4000年以上的黄河道，沿着晋陕边界的黄河峡谷进入中原地区；第二条道为距今3000年的雁门关道，即沿着河套以外的草原之路，东向进入晋北的大同盆地，再通过万里长城第一关——雁门关，进入晋北的第二大盆地——忻定盆地，然后南下太原盆地，一马平川地直奔中原。
7月19日，玉帛之路考察团在瓜州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同志带领下，探查兔葫芦遗址。当天阴间多云的天气，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幸运，可以避免沙漠中的酷暑暴晒和身体脱水。经验丰富的李宏伟馆长将阴云天气戏称为“祥云盖菩萨”，不仅遮挡住盛夏的日光，而且能带来一种祥瑞和福分。他一再提示大家：进入沙漠一定随身携带饮用水，头带草帽或遮阳帽，穿长袖衣服；行进中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一定要瞄准目标——朝向最高的主沙丘前进。根据以往的考察经验，绕过主沙丘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作坊遗址。
考察团徒步跋涉4公里，来到主沙丘后，果然一路上俯拾即是的汉代灰陶片，渐渐置换成了史前四坝文化的夹砂红陶片。我拾起一块较大的红陶器口沿残片，从圆弧的弧度判断容器的直径，大约有40厘米以上。这样大件的四坝文化陶器，这一次考察中还是首次见到。大家把就近采集的红陶片堆放一起，大体上可以想见复原后的陶器形状。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沙漠中的古文化遗址被水流反复冲击后，文物残件的地表分布呈现出四散状。唯独体量较重的石器及原料半成品能够相对集中地堆积。我们在短短时间里不仅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大件石斧和石磨棒（其用途是配合石磨盘用来给农作物脱粒），还有不少颜色各异并被切割成形的玉石原料，甚至还有被切割为四方形的玉石料。难道这里有玉石加工作坊吗？其原料从何而来？为什么玉石原料是多种多样的呢？
考察团中的刘岐江馆长（定西众甫博物馆）悉心钻研古玉20年，练就鉴别玉石的好功夫。他判断说，深色和浅色的被切割为几何状的石料，其实都是古人认定的玉石材料。我们后来在返程的车上讨论出一个初步认识，玉石材料坚硬而沉重，不利于远距离输送。如果能够适当切割成形，可以减掉废弃的部分，大大降低运输对象的重量，提高运输效率。一个新问题油然而生：既然兔葫芦遗址的周围有四个不同时代的玉门关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西玉东输的中转站呢？ 必须全盘参照的新信息是：在瓜州东北方向约200公里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新发掘出战国至汉代的玉矿开采遗址，发现颜色各异的透闪石玉料。考察团这一次行程设计主要围绕河西走廊和齐家文化遗址，不能聚焦马鬃山，但是如果要从学术上全盘思考游动的玉门关问题，有必要把昆仑山系和祁连山系联系起来看，还要将和田、敦煌、瓜州和肃北马鬃山、嘉峪关玉石山、陇中的马衔山等联系成一个西部美玉资源的整体。
若大致描绘4000年以来中国西部玉矿资源整体情况，从临洮马衔山到敦煌玉门关的距离就超过1000公里，从肃北马鬃山到新疆和田的昆仑山白玉河距离是1500公里，加起来2500公里的玉矿分布带，几乎覆盖着祁连山、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几大山系。对照《尚书·禹贡》中最早记录的“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壬于”之资源输入记录，玉石之路源头地区的复杂多样实际情况，超出何止千百倍。
考察团这次采集并移交给瓜州县博物馆的各色陶片属于不同时代：四坝文化的、汉代的、唐代的，甚至还有一片元青花！同时采集到的还有史前的石器、青铜时代的铜片、铁器时代的铁剑残片、钙化的马骨等（马骨不慎被一位成员遗失在沙漠中）。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物遗迹说明兔葫芦遗址曾经长期充当玉石之路运输的要塞或中转站。那么，这些玉料究竟属于哪个时期呢？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从甘肃、青海等地齐家文化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其遗址和墓葬中不仅有玉器发现，还常常有玉料的发现。一般的解释是玉材难得，古人惜玉。哪怕是一点点下角料，也舍不得随意丢弃。这种情况相当于后代人对黄金的珍视。经济上的价值是派生的，信仰玉石或金属中蕴藏着通神的法力、灵力，其神话价值才是首屈一指的、原生性的。我们把玉石神话信仰简称为“玉教”，并将其视为华夏国家形成期的一种潜在的“国教”。在外来的佛教征服中国前，能够相对统一华夏国家版图和广大人民的共同信仰，目前看来只有玉教。其不成文的教义在文明时代以后的发挥有两大方面：一是如玉的人格精神，即“君子比德于玉”和“宁为玉碎”；二是和平主义的多元文化互惠理念，即“化干戈为玉帛”。
西玉东输的数千载文化运动就是玉教信仰驱动下的多米诺文化现象，需要探究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从比较文明史的国际视野，审视其凝聚和催生华夏文明特有的核心价值方面。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先生从北京经敦煌赶来瓜州加入考察团后，也一再强调这个方面。与德国的李希霍芬在19世纪后期命名的丝绸之路相比，玉石之路或玉帛之路的重新命名，才更加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也更符合本土立场的表达习惯。君不闻，唐代诗人王建《塞下曲》之一云：“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乌孙何许人也？正是自4000年前后即在河西走廊地区充当西玉东输二传手作用的本土居民。根据民族学的判断，乌孙和月氏一样，不属于中原的华夏民族，即不属于后来的汉民族，而是活跃在西域地区的印欧民族后裔。是华夏国家玉石贸易的强烈需求和玉料运输的巨大利益，将不同民族和不同族群的人们链接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用体现儒家理想的和平主义价值观语汇，就叫作“化干戈为玉帛”。乌孙人为什么热衷玉石贸易而不再称王的问题，是需要今人好好思索的。在瓜州兔葫芦遗址、鹰窝树遗址等留下最早文化遗迹的四坝文化先民，很可能属于乌孙人的先祖吧。
晚上回到瓜州县城的榆林宾馆，刘馆长伸出自己的胳膊说，你们看，今天虽然是阴天，我的胳膊还是被晒得通红。
我照镜子看自己，进入沙漠前一日晚间特意到瓜州县城超市新买来长袖挡风衣，一天穿下来，在领口拉链稍微敞开的地方，居然也晒出一个红色三角区。沙漠啊沙漠，你是怎么聚焦紫外线，让看不见的阳光居然能够穿透“菩萨盖顶”之云层的呢？
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
万里黄河绕黑山。
——（唐）柳中庸《征怨》
熟悉中华古诗词的人无不知道玉门关。作为华夏边塞诗最常见的母题，玉门关又称玉关、玉关头、玉塞、玉门、玉门道、玉门山等。诗人墨客们大凡写到玉门关，不论自己是否来到过西域，大家都喜欢描述一批模式化的伴随意象，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原型表现传统，诸如羌笛、胡马、胡霜、胡烟、胡钩、单于、塞虏、长城、烽燧、戍楼、沙场、黄尘、瀚海、铁骑、刀剑、弓箭、旌旗……看过这一份边塞诗的常用意象清单，不难体会到玉门关对中原国家的重要性及国人的习惯性联想。至于玉门关为什么叫玉门关，则较少有人去追问和深思。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帝国在嘉峪关西北设立的“玉石障”这个名称。从这里的玉石障到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足足有400多公里，将近900里的路程，古人徒步要走上十天半个月时间。如果了解到后人所说的万里长城，在西汉时代的本来名称就叫作“遮虏障”，那么，玉石障莫非是用官修的关卡，管理源源不断通向中原的运送玉石者，并以国家名义向他们征税吗？
玉门关在何处？古今的考证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对于习惯非此即彼思维的人来说，答案应该是排他性的。2014年夏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历经河西走廊各个站点，排比不同时期的多个玉门关之称呼，以为用“游动的玉门关”理念来考虑问题，或可跳出历史的谜团。
考察团原计划于7月19日自瓜州出发去敦煌的玉门关。在印有团徽的蓝色旗帜上，计划中的往返路线图清晰可观，最远端的目标就是玉门关。7月18日，抵达瓜州的当晚，东道主宁瑞栋先生就告诉我们，他是安徽巢湖人，来瓜州从事田野调研工作几十年。近年来，借助于国家测绘局的遥感技术，已经在县境内找出60多座古城址，并找出可以辨认的玉门关有四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塔水库旁的唐代玉门关，如今正在开发成旅游景点；如果加上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以及瓜州以东100多公里的玉门市之玉门关，大体上可归纳出河西走廊西段就有六个玉门关。
7月21日，考察团从瓜州返嘉峪关，下榻国际大酒店，每个客房都配备有《嘉峪关志》和《嘉峪关宣传》2013年特刊，刊中有报道《探寻“最早的玉门关”之旅》，讲到2013年7月在嘉峪关召开的“寻找最早的玉门关”研讨会，围绕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教授《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一文的论点，展开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概括其会议主旨，嘉峪关石关峡成为六个已有的玉门关之外，新考证出的第七个玉门关。由此或可预期，七个玉门关不会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玉门关总数，随着田野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玉门关的总数或许还会缓慢地增长。理由很简单，西域的玉石资源是华夏国家4000年来所需的战略物资。仅《山海经》一书记述的出产玉石之山就多达140座。西玉东输的持久性文化现象白周穆王至康熙、乾隆，乃至末代皇帝，一直延续数千年，举世罕见，过去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从甘肃到新疆和青海，是否有昆仑山和田玉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玉石输送中原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会有多少处和田玉之外的西部玉石资源在古代就已经被发现和开采呢？这些不同地区的玉石资源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输送中原的？从近年来甘肃境内马鬃山地区新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的玉矿看，也许这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之一角，玉石之路的路线探索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换言之，玉石之路并不像当初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两端各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起始点和终点，只要确认了两端的位置，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就能呈现出来。新的田野发现表明，4000年来的玉石之路只是其大方向可以确认，具体的起点和终点则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甚至同一个时代里也会有多条路线并存的情况。就通往终点的人关路线而言，先秦时代至少有两条以上的路径，即第一条道为距今4000年以上的黄河道，沿着晋陕边界的黄河峡谷进入中原地区；第二条道为距今3000年的雁门关道，即沿着河套以外的草原之路，东向进入晋北的大同盆地，再通过万里长城第一关——雁门关，进入晋北的第二大盆地——忻定盆地，然后南下太原盆地，一马平川地直奔中原。
7月19日，玉帛之路考察团在瓜州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同志带领下，探查兔葫芦遗址。当天阴间多云的天气，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幸运，可以避免沙漠中的酷暑暴晒和身体脱水。经验丰富的李宏伟馆长将阴云天气戏称为“祥云盖菩萨”，不仅遮挡住盛夏的日光，而且能带来一种祥瑞和福分。他一再提示大家：进入沙漠一定随身携带饮用水，头带草帽或遮阳帽，穿长袖衣服；行进中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一定要瞄准目标——朝向最高的主沙丘前进。根据以往的考察经验，绕过主沙丘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作坊遗址。
考察团徒步跋涉4公里，来到主沙丘后，果然一路上俯拾即是的汉代灰陶片，渐渐置换成了史前四坝文化的夹砂红陶片。我拾起一块较大的红陶器口沿残片，从圆弧的弧度判断容器的直径，大约有40厘米以上。这样大件的四坝文化陶器，这一次考察中还是首次见到。大家把就近采集的红陶片堆放一起，大体上可以想见复原后的陶器形状。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沙漠中的古文化遗址被水流反复冲击后，文物残件的地表分布呈现出四散状。唯独体量较重的石器及原料半成品能够相对集中地堆积。我们在短短时间里不仅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大件石斧和石磨棒（其用途是配合石磨盘用来给农作物脱粒），还有不少颜色各异并被切割成形的玉石原料，甚至还有被切割为四方形的玉石料。难道这里有玉石加工作坊吗？其原料从何而来？为什么玉石原料是多种多样的呢？
考察团中的刘岐江馆长（定西众甫博物馆）悉心钻研古玉20年，练就鉴别玉石的好功夫。他判断说，深色和浅色的被切割为几何状的石料，其实都是古人认定的玉石材料。我们后来在返程的车上讨论出一个初步认识，玉石材料坚硬而沉重，不利于远距离输送。如果能够适当切割成形，可以减掉废弃的部分，大大降低运输对象的重量，提高运输效率。一个新问题油然而生：既然兔葫芦遗址的周围有四个不同时代的玉门关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西玉东输的中转站呢？ 必须全盘参照的新信息是：在瓜州东北方向约200公里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新发掘出战国至汉代的玉矿开采遗址，发现颜色各异的透闪石玉料。考察团这一次行程设计主要围绕河西走廊和齐家文化遗址，不能聚焦马鬃山，但是如果要从学术上全盘思考游动的玉门关问题，有必要把昆仑山系和祁连山系联系起来看，还要将和田、敦煌、瓜州和肃北马鬃山、嘉峪关玉石山、陇中的马衔山等联系成一个西部美玉资源的整体。
若大致描绘4000年以来中国西部玉矿资源整体情况，从临洮马衔山到敦煌玉门关的距离就超过1000公里，从肃北马鬃山到新疆和田的昆仑山白玉河距离是1500公里，加起来2500公里的玉矿分布带，几乎覆盖着祁连山、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几大山系。对照《尚书·禹贡》中最早记录的“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壬于”之资源输入记录，玉石之路源头地区的复杂多样实际情况，超出何止千百倍。
考察团这次采集并移交给瓜州县博物馆的各色陶片属于不同时代：四坝文化的、汉代的、唐代的，甚至还有一片元青花！同时采集到的还有史前的石器、青铜时代的铜片、铁器时代的铁剑残片、钙化的马骨等（马骨不慎被一位成员遗失在沙漠中）。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物遗迹说明兔葫芦遗址曾经长期充当玉石之路运输的要塞或中转站。那么，这些玉料究竟属于哪个时期呢？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从甘肃、青海等地齐家文化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其遗址和墓葬中不仅有玉器发现，还常常有玉料的发现。一般的解释是玉材难得，古人惜玉。哪怕是一点点下角料，也舍不得随意丢弃。这种情况相当于后代人对黄金的珍视。经济上的价值是派生的，信仰玉石或金属中蕴藏着通神的法力、灵力，其神话价值才是首屈一指的、原生性的。我们把玉石神话信仰简称为“玉教”，并将其视为华夏国家形成期的一种潜在的“国教”。在外来的佛教征服中国前，能够相对统一华夏国家版图和广大人民的共同信仰，目前看来只有玉教。其不成文的教义在文明时代以后的发挥有两大方面：一是如玉的人格精神，即“君子比德于玉”和“宁为玉碎”；二是和平主义的多元文化互惠理念，即“化干戈为玉帛”。
西玉东输的数千载文化运动就是玉教信仰驱动下的多米诺文化现象，需要探究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从比较文明史的国际视野，审视其凝聚和催生华夏文明特有的核心价值方面。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先生从北京经敦煌赶来瓜州加入考察团后，也一再强调这个方面。与德国的李希霍芬在19世纪后期命名的丝绸之路相比，玉石之路或玉帛之路的重新命名，才更加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也更符合本土立场的表达习惯。君不闻，唐代诗人王建《塞下曲》之一云：“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乌孙何许人也？正是自4000年前后即在河西走廊地区充当西玉东输二传手作用的本土居民。根据民族学的判断，乌孙和月氏一样，不属于中原的华夏民族，即不属于后来的汉民族，而是活跃在西域地区的印欧民族后裔。是华夏国家玉石贸易的强烈需求和玉料运输的巨大利益，将不同民族和不同族群的人们链接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用体现儒家理想的和平主义价值观语汇，就叫作“化干戈为玉帛”。乌孙人为什么热衷玉石贸易而不再称王的问题，是需要今人好好思索的。在瓜州兔葫芦遗址、鹰窝树遗址等留下最早文化遗迹的四坝文化先民，很可能属于乌孙人的先祖吧。
晚上回到瓜州县城的榆林宾馆，刘馆长伸出自己的胳膊说，你们看，今天虽然是阴天，我的胳膊还是被晒得通红。
我照镜子看自己，进入沙漠前一日晚间特意到瓜州县城超市新买来长袖挡风衣，一天穿下来，在领口拉链稍微敞开的地方，居然也晒出一个红色三角区。沙漠啊沙漠，你是怎么聚焦紫外线，让看不见的阳光居然能够穿透“菩萨盖顶”之云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