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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必须书写底层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一个缠绕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事实：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几乎在每一年代，都有给诗歌制定律令的人，他们总是以各种名义要求诗歌做什么、不做什么。笔者以为，这或许正是新诗“命运多舛”（冯至语）的根源之一。再健忘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忘记，半个世纪前在“古典＋民歌”指示下“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的那一幕，其结果是当代诗坛出现了一批“纯种中华诗歌”——那实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中的呓语”。诗歌由此所受到的戕害是可以想见的。